意義的追尋（修改版）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生活固然不是等待風暴而努力穿越，但是苦難是生命的議題，假如家國已然面臨深淵……。                                                                                         ——作者題記       舊歲新年更替伊始，死訊相繼傳來。去年底托爾斯泰百年祭期間，賓雁骨灰下葬，接著鐵生突然病故，然後司徒華先生辭世，今日仔細看看你的詩，力虹竟是死在刑期中，肌肉萎縮是奪小那種病。奪小是當年太行山裡一個九戶小村的農民。力大如牛，一條好漢。得病之後漸漸不能動彈，先是用剩下的一隻手臂拿鐵鍬翻水渠，後來一隻腳弄土擋水渠，再後來蹲靠牆根，用膝蓋頂住胳膊肘，端住碗吃飯，最後躺倒了。到太原城裡治病，已經不能起身，病床上看見當年插青到村的鄭義，已經不能言語，只是流淚。醫生確診後叫他回家等死。接著我從網上突然獲悉，波蘭當代作曲家，寫了第三交響樂（又名“悲歌交響曲”）而聞名於世的漢瑞克·格拉斯基（Henryk Gorecki）已於去年12月12日辭世了。   他等不及帶著他的悲歌到中國去布奠，先走了。        波蘭作曲家格拉斯基死後第四天是貝多芬的祭日，全美音樂電台反复播放貝多芬的作品。對格拉斯基死訊懵然無知的我，在上下班在車流中打開收音機聽貝多芬樂曲，關上收音機聽格拉斯基光碟。比起前者的英雄性、進取性、戰鬥性和行進性，後者的悲聖和堅韌、超拔和悲憫，優美和完整，更合適中國這片點綴著水泥叢林的道德精神與心靈文化廢墟。我總是聽得出神入勝，心沉意馳，如同沉沉如蓋的萬古黑雲終於傾天而落為雨，勒羈已久的歷史喉嚨緩緩地吐出活氣……。   這一年多來，我沒有把這個悲歌交響曲的賞析寫完，因為一個註釋的需要，中途不小心拐彎拐進“中國冥路”，傷氣傷肝；沒喘過氣來又被這個國族的“盛世譫語”糾纏，把自己再度折騰得鼻青臉腫；接下來我被“藏土出中國”的高遠迴聲感染，遂努力清算漢人對藏土犯下的罪孽；再接下來“民國最後一個背景”被迫出走，中國血禍為時已晚地襲擊了我的案頭……。   上一年在中國深淵中踉蹌沉浮時，我曾多次翹首地球另一端的歐洲，幻想着完成那篇擱置的樂曲賞析之後，我要到波蘭去見一見這位精神盟友。我甚至有點發愁，很具體：他不說英文，我不說波蘭語，我們如何溝通？我就唱他的樂曲中瑪麗亞在十字架下對兒子的悲訴、蓋世太保監獄裡16歲女孩行刑前對母親的寬慰，還有波蘭母親在戰亂大地上對失踪兒子的呼尋？我猜想，歌聲響起時我一定能看見格拉斯基的白髮從頭上紛紛飄起，眼中瀉出驚訝的光澤，那時他就一定明白，在遙遠的中國，他是一名期待已久姍姍來遲的莊嚴的祭司，如同抬著上帝約櫃的那個人，他注定要比在歐美更深得認同。一曲終了，他將大面積收穫中國觀眾震撼之後排山倒海的失語，或反應過來去之後如泣如訴的嘆息，那失語如同一個經年被禁的囚徒，一朝獲釋來到聖馬可廣場，旋即被陽光和鴿群所擊中，那嘆息如同一個溺水者被清空肺部之後，在加勒比海白色沙灘上的貪婪喘息……。      卡廷森林慘案重演，揭示波蘭民族不肯退去的夢魘，我心中那悲歌的節奏再度勒緊：在匆忙雜沓的日子裡，我不斷回看自己硯台裡漸漸化乾的墨痕，無數次告訴自己，下次絕不再留步於血污之地，我要用自己的文字描述這當代最偉大的交響曲，以此推開我封閉已久的大雅之門，與友人們分享我丟失已久的美麗家園。鐵生將再一次在他透析的病床上戴上耳機，這次聽見的是波蘭兄弟與他的心靈休戚相通；毛喻原將發現他畫筆下那玲瓏剔透、美麗超凡的天國之境早在1976年就成像於鐵幕後面波蘭人的心中；野夫江上的母親從此有了安魂之途，可以憑籍遠行了；徐星對惡俗的反抗將獲得深沉而高貴的表達，風格如同他內心本來的世界；老康在美國赤色峽谷中撼人心肺的悲聲，能夠化為朝聖途中那顆千年老樹，見證聖徒們悲愴堅韌的身影；一兄、盧兄鏡頭裡那些除了國罵簡直無法描述的美醜兩極的片子，將在這不需語言也沒有國界的旋律中找到最佳註腳；辛欣一定會從沙發上跳起來，再沉下去沉下去沉下去，從此她六彩的瞳仁將曾加一種色度，藍色；亭亭會將這首樂曲這張光碟每天取出、每天放回，取出來放入車的音響——但願這次她不會再聽得失神而把自己車庫撞個大窟窿——放回去必定讓它與亨德爾比肩而立……大清洗、大地震、大飢荒、大污染、大旱象、大洪水、礦難、圈地、假冒偽劣產品導致的無數徘徊在中國上空期待了半個多世紀的受難冤魂，終於有望超度，悲憫的淚水遂將率先沖洗國族身體和靈魂的污垢……。   我們等待這樣的音樂等得太久了！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六十年的心智劫持之後，中國真的再也沒有了能聽見哭泣、接納鐘聲、聚斂祈禱的耳朵；我不相信中國半個世紀的文化與精神廢墟上，沒有掩埋着能與美麗、仁愛、悲憫、聖潔同行的心靈。   未料，我沒從中國沉陸中抬起頭，在諸多死亡信息中，竟傳來了這位波蘭兄弟的死訊！一年來我被中國的苦難絆住了腳，硬是中途沒能走開，沒能讓他看見聽見中國的遙遠的迴聲與共鳴！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1/Feb/272011image001.jpg" alt="" width="191" border="0" height="234" />   圖1：波蘭作曲家漢瑞克·格拉斯基，在苦難的土地上釀造了堪為悲聖的樂曲，   鐵幕降落後傳遍歐美，經久不衰。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最怕的不是受苦，是承受苦難而沒有意義。這讀之嚼之讓人驚心動魄的句子，好像是多年之前說給中國的一道懺語！而西方人是如何鍥而不捨地尋找意義啊！   中國把第三代精神病學大師維克多 ·法蘭克（Viktor E.Frankl）九百萬暢銷著作《意義的追尋》（直譯應為“人類追尋意義”）翻譯為“追尋生命的意義”了，這是誤讀和誤解。我仔細看了兩個中譯本才發現，這位從四、五個集中營裡劫後餘生的醫生、作者，所言不僅是活著的意義和生命的意義，這意義包括幸福和苦難、生命與死亡。死亡、苦難、厄運均在他關照之中，他要追尋的意義是全方位的！超現實的！齊生死的！他尤其要在絕境中，在死亡面前尋找意義。他說：當你被剝奪到一無所有的時候，當你身上只剩下破爛不堪，長滿蝨子，掛在自己骨頭架子上的衣服時，你仍然擁有一種自由：如何面對苦難和死亡的自由，選擇尊嚴和道德的自由，也就是選擇用什麼態度對待厄運的自由。   在難友們奄奄一息的集中營的棚屋裡，那一天，因為有人不忍飢餓而偷了馬鈴薯不肯招供，導致全營2500名囚徒集體受罰挨餓。人們心情惡劣。格拉斯基作為一個精神治療醫生，被給予一個機會，講講如何繼續下去。他也奄奄一息，但他掙扎起來，告訴大家他的感受和思考，他回憶道：   “最後，我說到了犧牲。犧牲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有意義的。在正常的，以物質為成功標準的世界中，犧牲似乎毫無意義。但在現實中，我們的死確實具有意義。坦率地說，我們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毫無困難地理解這一點。我向他們提起，一位難友在到達集中營時，與他的上主簽訂了一個約，他的受難和死亡應當把他所愛的人從痛苦中解救出來。對於這個人來說，受難是有意義的。他是最深層意義上的犧牲者。”   他回憶說，他講話的目的在於從實際上毫無意義、毫無希望的環境中發現生活的全部意義。   當他結束時，當電燈在再度亮起來時，他看見他的難友們悲慘的身影正一瘸一拐地走向他，含淚向他道謝。   　——這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啊！這是何等令人感動的場面！至死也要尋找意義。       維克多·法蘭克證實說，意義的存在不是一種觀念，而是一個事實，是一個具體到每一個人生存現狀的事實。意思是說，意義不是絕望的人們為了活下去尋找的理由，意義之於人，是一種客觀存在。   　我想，無論意義是一種觀念還是一個事實，現實功利主義之輩是無此需要的。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1/Feb/272011image002.jpg" alt="" width="270" border="0" height="209" />   圖2：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維克多·法蘭克，在生命的極限追問意義，   堅信“整個世界為愛而旋轉”。        尼采說：不能將我打倒的就使我堅強。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尼采雖然把人凌空舉起，免於被打倒，他最後卻倒在了自我精神黑暗中。他的堅強和狂妄正是他的軟弱和渺小。而維克多·法蘭克在西方心裡醫學、人格缺陷學、精神病理學基礎上，引進了信仰，引進了愛，引進了道義，引進了意義。這是文藝復興“把世界還給人，把人還給他自己”以來，西方人文世界對人類存在的最大的推進：此舉降低了或否定了人本主義、人擇原理的狂妄，卻借助信仰的支點把人的力量、人的偉大提升起來了，同時校正了把人類靈性生命規約為技術處理的錯誤，也修正了以心理醫學臨床治療取代道德宗教的偏頗。   尼采僭越造物，自命主宰，卻經不住自我膨脹的戕害，但是維克多·法蘭克們卻從焚屍爐、毒氣室中尋找並發掘出死亡、苦難、厄運的意義，堅持到生命最後一刻，守護著人的尊嚴。   尼采的死，不僅有精神病理的原因，也涉及價值觀問題，是鄙薄天地，褻瀆神聖、失去敬畏之心的問題。此症弗洛伊德必定束手無策，而法蘭克一定有辦法。正如上個世紀兩次大戰之後，虛無主義世紀病蔓延，這片深層心理醫學無能為力的精神深淵，作為希望、信仰和愛的煉獄，正是法蘭克的意義治療大展身手的地方。     在上個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西方黑色焦土上，雖然只有埃利·維索因為首次向世界揭露集中營的種族屠殺而獲得諾貝和平獎，但是維索身前身後，有法蘭克、有朋霍費爾、有艾仁娜、有迪克-布朗德斯、有格拉斯基、哈維爾、瓦文薩、教宗保羅二世，還有萊比錫抗拒槍彈、漫過馬克思廣場的燭光……，最終有了勃蘭登堡門門前門後的音樂和狂歡，有了柏林牆牆上牆下無數的擁抱親吻和鮮花。   <a href="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ontagsdemonstration_in_Leipzig.jpg"><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1/Feb/272011image003.jpg" alt="" width="250" border="0" height="185" /></a>   圖3，漫過馬克思廣場的萊比錫“星期一燭光遊行”，緣起於有八百年歷史的聖·尼古拉教堂的   祈禱儀式。這場持續數周的燭光遊行，最終迎來了自由的凱旋。       我不願意在這裡重複下面的思想，因為在當代中國功利主義盛行的風潮中重複這一思想，有訴諸現實功利，玷污理想之光之虞。但是我不得不重複這一思想，因為這一思想包含一種對廢墟上重建文明與文化的啟示。這一思想是法蘭克對這個世界人類存在現象深刻洞察的結果：每個人都有自我實現的願望。但無數事實證明，人越是將此作為目標來追尋，越得不到它，甚至會客觀上遠離它。只有當它不是目標時，只有當人自我超越時，才可能作為副產品而獲得它。對於自我超越的人而言，世界和社會不是工具，不是他自我實現的場所，而是他自我奉獻和服務的對象。中文有“無意插柳柳成蔭”的現象描述，有“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的經驗表達，更有道家繼之儒家的“內聖外王”修身之論、治方之術及其二者本末之別的論爭。不過法蘭克自我超越之說用漢語詞彙表達，應當是強調內聖而不計外王。      這就與不計功利的信仰有了直接的關係。      在法西斯死亡營中就有這樣一些人，面對不可抗拒的滅頂之災，儘管他們被焚屍滅跡化為一縷青煙，但他們至死所秉持的愛與人類尊嚴，使他們實現了對肉體生命之超越，贏得了歷史和永生。他們成為人類尊嚴的象徵，從此載入人類史冊，活在後人之中。在我的理解中，對於那些因追詢意義而獻身的人們而言，焚屍爐、死亡營只能是一堆水泥和銅鐵。誠然，未必是因此，勃蘭登堡門才在關閉了28年之後轟然打開、柏林牆才站立了28年之後一舉坍塌，但是可以想像，即使再過十年、一百年、兩百年、三百年，勃蘭登堡門依然封閉，柏林牆依舊聳立，這些自我超越者們也不會被奴役打倒、不會被絕望湮滅、不會被苦難異化，而將依然挺立，拒絕投降，拒絕以暴易暴。他們肉體將一批批倒下，但他們的人格尊嚴，愛的光輝和悲憫情懷必將傳諸後世，一代一代，直到有一天春歸大地，審判的號角聲從歷史的深處升起。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1/Feb/272011image004.jpg" alt="" width="500" border="0" height="327" />   圖3：1989年11月9日的勃蘭登堡門和柏林牆，   文明與野蠻對峙的見證，和平超越暴力的見證。           人類自我超越的能力是黑暗中長明的燈火和戰勝絕望的力量，是歷史避免因因相襲，惡性循環宿命的基因，是文明得以在廢墟上重建的基石。而信仰和愛一樣，作為人類的珍貴品質和能力，是苦難中人類自我超越從而超越功利性、動物性、物質性的前提，是苦難和絕境中生命意義的起點，是人類生於憂患而為人，死於苦難亦為人（而非動物或魔鬼）的前提。   　　   這年開始相繼傳來死訊，走的都是文明陣營的人，受壓迫的而抗議的人或反對奴役的人。從剛剛逝去的司徒華、力虹、史鐵生，到一個月前去世的漢瑞克·格拉斯基，半年前去世的朱厚澤、三年前逝世的包遵信、四年前去世的何家棟、五年前逝世的劉賓雁、趙紫陽、七年前逝世的李慎之、九年前逝世的王若望、二十一年前去世的胡耀邦、四十一年前被殺害的遇羅克、四十三年前被殺害的林昭、三十六年前被殺害的張志新…… 我們仍然沒有勃蘭登堡門前人山人海的歡呼，沒有柏林牆下的沸騰，我們仍然面對監獄、軟禁、監控、迫害和欺凌，我們仍然前赴後繼地，以幾層、十幾層的飛行密度，實行着“柏林空運”般偉大的抗衡壯舉。八九至今二十年過去了，四五運動三十多年過去了，大飢荒四十年過去了，反右五十年過去了，吞併南韓未果也稱勝利的韓戰六十年過去了，我們的柏林空運尚未結束，犧牲卻已經開始。力虹先生追悼會上出席者的合影圖片顯示，人都過半百了……   我們生前如西方先哲那樣追問過意義嗎？我們甚而如自己先賢那樣強調過“內聖”嗎？   我們唯物主義的國度，連心理學都不發達，精神在哪裡萌芽呢？   如果心中沒有神聖，生存沒有信仰，我們的苦難在哪裡顯示救贖的意義？   漫長的黑夜即便是漫長的白夜，哪一方將會出現人之解放的曙光？   我們憑直覺反抗，摸著黑抗爭，與“跟著感覺走”、“摸著石頭過河”，有何不同？民國時期，連國軍的連長和士兵都使用“暴虎馮河”的詞語來談論接下來的絕境。   我們如何能夠克服“進去就投降，出來就張狂”的中國當代異議病症？   我們並藉什麼領悟艾仁娜們的人生境界，在庸常世界裡持有萬物靜觀皆自得的大自在與謙卑，同時在政治高壓中保持不屈的高貴和人之尊嚴？   ——我們總以為日常生活的尊妄與傲慢等於非常時期的偉大與堅強，而事實總是證明，在恐怖與威逼中拒絕下跪、在絕境與壓迫中恪守人之尊嚴者，往往是那些每每感恩、常懷敬畏、不以世俗價值自我標籤的謙卑者。       香港的華叔是在聖經誦讀與牧師祈禱中安然去世的，他不為成敗所動，成就了香港這個大陸唯一的良心基地；鐵生在精神上、行為方式上早已是耶穌的門徒，他在漫長的苦難中比健肢體全者更有尊嚴，抵達了人之存在所能抵達的意義高峰；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們三句話不離信望愛，他們留給人類精神殿堂的珍寶釀之於心，並非筆墨可及；其餘波蘭、德國上個世紀的我們的難兄難弟，不是扛著自己的十字架匍匐前行就是擯棄了俗界市場的價位招牌而只管耕耘，他們能夠功利主義所宰制，不被虛無主義所淹沒。只有我們自己真正是四顧蒼茫，一無憑籍。   　　洛杉磯時報評論說格拉斯基的悲歌交響曲現如今演為“一種文化現象”。這樣的樂曲和音響聽覺、這樣的感受方式和靈魂形式，在大陸早已不復存在。可是自上個世紀30年代抗戰這一民族存亡與精神事件始，中國就應該出現這樣的音樂了！二戰之後，西方世界出現了多少安魂悼亡、超度祭奠、悲憫世情、救贖靈魂的聖詠啊！而中國的噩運不能昇華民族精神，個人的苦難徒將受難者變成張牙舞爪的“正義”的魔鬼，連個像樣的美術作品、文學作品、音樂作品都出不來，我們死了這麼多人，加上改革三十年每年480萬非常死亡，將近一個半億，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是誰？我們固然有諸多思想資源可以借鑒，我們的精神資源來自何方？    　    寫得太多了。就勢而發。就此打住。你的詩寫得好，是無聲死亡的大陸上罕有的追溯靈魂高度和精神維度的祭奠之音，不幸的力虹先生有知應是欣慰的。       北明   寫於2011年1月16日        改於2011年2月1日除夕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