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1/Feb/2152011chang.jpg" width="451" height="564" vspace="8" hspace="8" align="left" alt="" /> </div><div><em>常振威先生近照</em></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培根说：“读史可以使人明智。”这句话自然是不错的，不过弄得不好，也会有陷阱。比如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不行。如果把这一类的“史”读多了，又无力分辨真伪，满脑壳里装的大概是浆糊，即使有“智”，也不可能“明”起来了。</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先生说：“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转引自《胡适选集》天津人民1991年版P246）从他的职业去判断，他说这句话应该是有所本的，也就是说，是他读了某些史书之后得出的结论。我虽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史书，但以此为鉴，也就明白读史同在当下购物一样，务必谨防假冒。</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鲁迅对读史是很讲究的。他一向的主张是于正史之外多读野史笔记。以下便是从明代冯梦龙所著《笑林》里抄出的一则故事：</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一人偶于露水桌上，以指戏画“我要做皇帝”五字。仇家见之，即掮桌赴府，首彼“谋反”。值官府未出，日光中露水已灭迹矣。众问：“汝掮桌至此何为？”答曰：“我有桌子一堂，特把这张来看样，不知老爷要买否？”</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毋须反驳，部长先生的那句话便成了泡沫。在这个“黄金世界”里，一句玩笑话是可以治罪的，而且是“十恶”之首的“谋反”。如果不是太阳晒干了露水，这位戏画“我要做皇帝”的老兄，则非人头落地不可。</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冯梦龙的创作，用以论史，有失牵强。不幸得很，在正史里也能找到类似的记载。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有《五代滥刑》一则：</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帝即传宣令付石敬瑭处置，敬瑭杀之。次日枢密使安童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洪迈注明：“此事见旧五代史”。此记载可翻译成一句白话：“公元928年，有两个拿竹竿逗打游戏的儿童，因被认定为操练军事（企图谋反）而被立即斩首。”</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以上是笔记与正史相参证。其结果是在一瞬间颠覆了宣传部长的“黄金世界”。并使我们有理由将宣传部长的高论更改为：“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以权力（皇权）为中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从扛桌子告发仇人的平民到皇帝左右操生杀大权的重臣，虽然地位悬殊，出发点不同（一为报复，一为尽忠），其思想基础是完全一样的。无外乎是：维护皇上的权威，防患于未然，在萌芽状态解决问题。于是扛桌子的平民无事生非，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于是操持大权的重臣不问青红皂白，从重从快，一杀了之。</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这就是细节的力量。</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很多历史的真相消失了，其实就是细节的被遗忘。档案尚待解禁，内幕尚待揭秘，而大量的细节却深藏于民间，深藏在每一个亲历者的记忆里。巴金老人倡建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杳若黄鹤，这更是对每一个亲历者记忆力的考验。</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常振威先生（1941—）自幼深为历次运动所害，是一位饱经沧桑的受害人。这使他的记忆构成了一座历史细节的宝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随着某些档案、内幕因人为的和自然的原因而消亡，民间记忆里的历史细节就更为珍贵。一种对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促使他一度冷藏的记忆力渐渐复苏，于是付诸文字，完成了这部三十余万言的回忆录—–《一个少年犯的回忆录》（以下简称《少年犯》）。其中的甘苦，自不待言。</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伏尔泰说：“所有时代因人心邪恶而彼此相似。”（《路易十四时代》）</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马克思说：“历史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法兰西内战》）</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当《少年犯》拉开序幕的时候，决定少年常振威一生命运的两个细节，居然与我上引的两段史料相差无几。其中有时间可征的那一段是“天成三年”，与少年常振威入狱的时间1958年，相距是一千又三十年！这种惊人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为什么如此漫长的时间不能消弭这种惊人的相似性呢？生物学因考察物种遗传的原因而发现基因，历史学是否也有它的“基因”呢？毛泽东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改造我们的学习》）发展不是摇身一变，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类似“基因”之类的东西是肯定存在的。由于历史学是科学与非科学参半的一门学问，对其“基因”的搜寻是相当困难的。话又要回到细节上。历史是由细节组成的，若干不同细节的有机组合，必将决定某一时段历史的面貌。</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这里，我在先睹为快之余，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于不经意中发现了《少年犯》对于当下的三大贡献：</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strong>一、对研究“庐山会议”的贡献。</strong></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目前，研究“庐山会议（1959）”的著作有多种，其中以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最为著名最为权威。即以该书而论，囿于预定的叙述范围，它只写了“山上”，而只字不提“山下”。 《少年犯》正好弥补了它的不足。在《少年犯》中，“山下”的“反右倾”要比“山上”的“反右倾”整整领先一年！历史总有一天会把这样两个“反革命（反党）集团”相提并论。这就是1958年在“山下”抓捕的以少年常振威为首的“反革命集团”；1959年在“山上”由毛泽东亲自命名定性的以元帅彭德怀为首的“军事俱乐部”。看似风马牛，却有一个共同点把二者联接在一起。因为两案的起因都是在于对1958年“大跃进”的评价。</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1958年是毛泽东所说的“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一年。人是很多的，议论并不多，经过1957年的那场“这是为什么”之后，真正实现了他所说的“我们就是要舆论一律”。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日报》上才长出了一颗重达500斤的白菜，稻谷和小麦的亩产更是节节攀升，达到十二万斤！尽管很多人对这些数据的真伪心知肚明，却一个个始终心照不宣。少年纪友武当时只是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却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了质疑。学校团委和教务处的第一反应是召开所谓的“大是大非辩论会”——这一项“知识产权”属于上一年的“反右”。辩论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揭发和批判，在教务处副主任关某某的鼓捣之下，终于挖出了一个以少年常振威为首的“反革命集团”。</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据《庐山会议实录》记载，刚上山时是准备开所谓“神仙会”的。在出现了彭德怀的《意见书》之后，由于毛泽东的强烈反应，才转而批彭、挖“军事俱乐部”、“反右倾”。如果对这两例案件作一番比较研究，最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有人对“大跃进”的“攻击”，一个小小教导处副主任作出的反应，竟然能与伟大领袖在一年后作出的反应英雄所见略同，这其中的奥秘在哪里呢？作这样的比较并不是亵渎毛泽东。“当蒙森写他的《罗马史》时，他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史家并且以一种新的近代的语调说话的。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要把那些古人从他们所居的虚幻的高台上拉到真实世界中来。这也就是执政官不得不变成一名镇长的原因。>”（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1986版P235）很明显，如果我们不敢于象蒙森那样作俯视性的观察，所谓研究就将存在坠入又一轮歌功颂德的危险。</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肯定《少年犯》的这一贡献，就在于它能拓宽“庐山会议”研究的视野，让研究者的目光从“山上”扫描到“山下”。这种研究方法的效果，有点象读萧红的《呼兰河传》和汪曾祺的《大淖纪事》；作家通过描写人物所处的环境来表现人物，研究者通过研究与会议相关的人和事来解释会议中的某些现象，这之中是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的。</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strong>二、对“鲁迅研究”的贡献。</strong></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近几年来，在学界对鲁迅提出质疑的很多。以谢泳的提问最为著名。他在《鲁迅研究之谜》一文中问道：“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呢？”“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为什么不学好呢？”（见《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2003年版P19-20）谢泳是青年一代的学人，少年常振威进监狱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应该说，他对“文革”前十七年学校的情况是知之不多的。在《少年犯》中，可以找到“这一切是从何而来”的答案。在弄清楚了“从何而来”之后，“读鲁迅的书”与“不学好”之间的因果关系便纯属子虚乌有了。</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在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中，权力的触角是无所不在的。1958年，冯梦龙笔下那位扛桌子的人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替身（并不一定都是要报复仇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少年常振威与同学闲聊中的一句话，先是被几个与他同龄的孩子演绎成要剌杀毛泽东，然后是为人师表的老师煞有介事地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是闻风而动，立即拿下了这位“刺客”，并于当天关进了看守所。这一切是那样富有戏剧性。这些孩子也读过鲁迅的书吗？俗话说：“说的风吹过”。然而在类似《1984》的环境中是吹不掉的，因为“咳嗽也会有人录音”（此为胡风语，见于毛泽东亲自点评的《材料》）。最令人不能释怀的是，在《少年犯》中，从事这种“录音”工作的居然是几个孩子。“狂人”的话于是萦绕耳际：“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鲁迅《狂人日记》）这“娘老子”就是整个社会，其中包括谢泳所说的那些被学生打死的老师。</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说它富有戏剧性一点也不冤枉。其一，当年报道毛泽东的行踪，出于安全考虑，都是事后的“回忆”，在“第一时间”的报道是没有的。等到孩子们议论时，它已成了“历史”。其二，毛泽东乘“江峡”（“文革”中更名为“东方红”）轮抵沙市时，只是召见了当地地委和市委的两个书记，并没有登岸。（《少年犯》说法有误。但它反映了当年的真实，孩子们出于崇敬和“引为骄傲”，是期盼他上岸的，这样他就“登岸”了。）这颇有点象鲁迅《铸剑》中的一个细节：因为出现了“眉间尺”，楚王改道了。出于安全的考虑，毛泽东也没有离开“江峡”轮。</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由于这只是一出“戏”，少年常振威获得“宽大”的机会是始终存在的。苦于《1984》这样的“场”中，扛桌子的人络绎不绝，少年常振威在1958、6、24入狱之后，又与另一位扛桌子的人遭遇了。这位扛桌子的人，就是书中提到的那位团干，此时是教导处副主任的关某某。</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在关副主任的主持下，在揭批纪友武的过程中，“山下”的孩子们和一年后“山上”的大人们用的是同一个“脚本”。孩子们挖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大人们挖出了一个“军事俱乐部”。其中少年常振威已因故离开这所学校一年（另一位被网罗进去的少年黄清川，也是早已离开了该校），只因为1956年进入该校时，曾与纪友武等几位同学经常在课余做一种名叫“打游击”的游戏，顽皮的孩子们在游戏之中相互又取了一些诨名；又因为少年常振威的诨名是“总统”，而“打游击”被定性为“军事训练”，诨名被定性为“反动职务”，甚至将他们学装的“矿石收音机”指控为是与台湾联系的“电台”，就这样，当年不满十七岁的少年常振威就成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如此这般，一千又三十年前的那一幕在1958年又重新上演！我们不能说历史没有进步，因为这一群罹难的孩子并没有被“立即斩首”。</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我们现在说起这些事情来难免不觉得有些滑稽，不是当事人就不会知道其中之苦。这些孩子先是进监狱，其中还有过戴脚镣手铐的经历，后来又送“劳教”，这一切都是在“暗箱”中操作，从未对其中的任何在押者宣告过。而“未庄”的舆论向来是“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鲁迅《阿Q正传》）“被送‘劳教’就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送‘劳教’呢？”这，决定了他们今后一生的人生轨迹。</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不论是这些不幸的孩子，还是那些“立场坚是”、“爱憎分明”的孩子，甚至包括那位关某某（当年他也只是刚刚从中师毕业不久的一名学生），他们都是陷入这个“场”中的受害者，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分别扮演了甲乙丙丁的角色。这就是当年学校教育的一个缩影。林贤治在与谢泳辩驳时，曾提及“教育的力量”，而教育的力量会有如此之巨，由于年龄的原因，怕也不是他所能想到的罢。</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这与读鲁迅的书有什么关系呢？</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作为当年的初中生，这群孩子读鲁迅，至多也不过是收入课本中的《故乡》、《社戏》、《一件小事》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至于那位教导处副主任，他大概会比他的学生多几篇收入中师课本的课文，再加上曾经作为“学习材料”印发过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孩子们的行为和这位副主任的行为，是鲁迅教的吗？</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揭批一个人而能挖出一个集团，乃是古已有之。这就是鲁迅在杂文中提到过的“瓜蔓抄”。这种做法早已渗入历史的“基因”，而为一代又一代的权力者所承袭。最著名的例子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批胡风，批着批着，一个集团便出来了。案发前，有很多“成员”甚至未曾谋面。女作家苏青只因写剧本《司马迁》曾致信向贾植芳求教，当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分子”之后，因为这封信，她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关了一年半。1957年“反右”之中，“瓜蔓抄”的普及程度则更高。而关某某早在“反右”之前就崭露头角。所以说，他能如法炮制出一个“集团”应归功于运动对他的“教育”和“培养”。</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至于此后学校的情况会怎样，在《少年犯》中是找不到了。但有一点可以代替别的千言万语，就是关某在经历了一茬又一茬运动之后，终于被培养成为二十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所高等院校的校长。</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如果谢泳和林贤治都能看到这本回忆录，争论起来可以省去很多话。把“文革”和鲁迅相提并论是有失偏颇的。这是一个大题目。为一本回忆录所写的序不能离题太远，也只好就此打住。归纳为一句话，谢泳提到的那些现象，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用鲁迅的话说，这叫做“治绩”。“文革”中那些血淋淋的场面，说到底，是五千年“治绩”与十七年“治绩”的交相辉映。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与此毫不相干。</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strong> 三、对“文革”研究的贡献。</strong></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当我在《少年犯》中寻找谢泳提问的答案时，实际上是同时又进入了另一个研究领域—–“文革”研究。少年常振威从1958年6月24日入狱到1979年9月拿到第二份经过修改的“复议结论”（日期为1979年8月1日），他的炼狱生涯长达21年，而“文革”十年又占了其中的一半，他对这十年的纪录为研究“文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尽管有关“文革”的回忆录已经出版了不少，如杨绛的《干校六记》、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等等，吴德的《风雨十年》、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录》等等；前者为作家和学者的文字，后者为中共党政要人的口述，均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但象常振威《少年犯》这样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记录，可以说是罕如凤毛麟角。在上述的回忆录中，我们难得见到市井百态。而最底层这一块是“十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毛泽东在肯定“形势大好”时有一句话：“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所以离开“市井百态”而谈“文革”是片面的，而且也很难见到称其为“大革命”的“大”的普及程度。在毛泽东的政治学中对基层的关注贯彻始终，如果没有这种关注，他也就不会那么频繁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文革”中有“最新最高指示”说：“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黄仁宇先生说：“毛泽东翻转社会上的低层机构。”（《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科1998年版P413）这是十分有见地的论断。</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欲观“文革”在最底层，请读《少年犯》。</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在社会最底层，具有常振威这样经历的人并不少，而类似《少年犯》这样的纪录为什么难得一见呢？因为能写出这样的纪录，除经历之外，还必须兼具一定的观察能力和叙述能力以及敢于笔录的胆识。作者在赠阅本的《后记》中说：“当年，我一踏进监狱的大门，即萌生了要记下这段历史的想法。”加之他得益于家学渊源，自幼喜好文史，致使他能集此三者于一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却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得天独厚。他的叙述朴实无华，平铺直叙，可以称得上是他所在单位及他本人的一部“文革”编年史。</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以往的“教科书”有这样两句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物质承担者。”（因久不看教科书，不知现在是如何说法。）这第一句肯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翻开历史一查，尽是大人物在创造，此说未免捉襟见肘；这样才有了第二句话，意思是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物质，而社会的物质财富是由人民创造的，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肯定了第一句的判断。看了《少年犯》，我才知道人民群众还真的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过它的内涵与“教科书”的不相同。我们以往只看到大人物们创造历史，却从来没有考虑大人物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原来“大人物”是由大人物与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出来的，然后“大人物”再去创造历史（其中包括把芸芸众生创造成“革命群众”），所以归根结底历史还是人民创造的。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div><div><br /></div><div> 谁能看到具体的“人民”呢？</div><div><br /></div><div> 诗人杨克在一首题为《人民》的诗中写道：那些讨薪的农民工/那些从大平煤窑里伸出的148双残损的手掌/卖血染上艾滋的李爱叶/黄土高坡放羊的光棍/沾了口水数钱的长舌妇/发廊妹/不合法的性工作者/跟城管打游击的小贩/需要桑那的小老板/那些骑自行车的上班族/让人一头雾水的学者/单位里头的丑角和配角。（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2005文学中国》）这就是当下的具体的“人民”。三、四十年前，“文革”中的“人民”是什么样子呢？《少年犯》为我们做了忠实的纪录。</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这里有随意带人抄家的一字不识的居民小组长；有打死“阶级敌人”罗传凤的红卫兵；有被武斗流弹击毙的纺织女工；有无缘无故敢于冲锋陷阵大打出手的陈石匠；有为了自己的隐情而向“阶级敌人”通风报信的支部委员张良科；有为泄私愤而“扛桌子”陷害他人的中共党员肖邦其；有为了站稳立场而临场发挥的刘炳文；有为了节省一元多钱车费，半夜启程徒步百里回家度周末的黄发生；有在大筛架上写“五字反标”的小男孩；有与丈母娘共享天伦之乐的复员军人刘某；有问顾客是什么成分的剃头佬；有“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紧，反应失常的陈保华；有在诊所内大声提醒病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陈护士；有把“四届人大”理解成“世界人大”的复员军人王正位；有手画“进餐券”捉弄复员军人的陈代一；有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将“旧苦”与“新苦”混为一谈的农村老姨妈；有以整人为职业的基层小干部王指导、黎头、蓝书记……</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此外，自然还有一时半会不能纳入“人民”之册，而必须纳入“另册”的：有怕挨打而下跪乞求的级别最低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英；有“两劳人员”、再度被揪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常振威；有因“特嫌”而被装在麻袋内惨遭毒打的“右派分子”赵永祥；有因儿时当过苦力而今升格为“汉奸”的龙兴云；有由县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变成“叛徒”的权乐采；有自称“中央特派员”而成功地捉弄了黎书记的邹传银；有用三角刮刀戳烂《毛主席语录》，坦白交待后获得“宽大”的共青团员高崇宣；有在批斗会上当众解溲的卫某某（女）；有自己给自己写大字报的陈荆安；有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最后据说是“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而死的运动对象……</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于此浑浑噩噩之中，“革命”是进行得那样轰轰烈烈。我们仅能找到些许微弱的亮点：张文德在大会上揭批常振威后于心不安，借着在厕所内相遇的机会，他说出了这样的大实话：“他们非要我发言，其实我也讲不出你有什么问题来，你千万别见怪呀！”还有一位被王指导相中，想动员他出来“作证”的王正位，背地里他也说出了大实话：“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想整你！我对他们说：‘我没有听到常振威说这话。’我就不相信你常振威这么精怪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是在恐怖的高压之下残存的一点人性！我们今天大言讲“诚信”，而“不诚信”从何而来，总算在这里找到它的源头了！</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在写这篇《序》之前，我是把《少年犯》仅仅当作史料来读的，为了写序，我又重读了几遍。真象汪曾祺在评论林斤澜的小说时所说的那样：“读到第四天，我好象有点明白了。而且也读出好来了。”通过仔细地阅读，我仿佛觉得是在读萧红的《呼兰河传》，满目所见皆是贫穷和愚昧。作者在写回忆录时，于无意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呼兰河传》的“文革”版。说是无意之中，是基于作者的写作条件。作者在写回忆录时，除单位退还给他的“交待材料”之外，没有任何文件资料可供参考。参考文件虽能激活记忆，而产生“望文生义”也实在是在所难免。作者全凭记忆为之，唯当年刻骨铭心之事，于今天才能历历在目。这样，写作条件的缺憾，在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则是真实，真实到了原汁原味。这也是本书优于某些回忆录的一大特点。</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从以上这些真人真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以整人为职业的几位小干部除外），他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发展的物质承担者”。他们修桥铺路，通过奉献体力和技能而谋取衣食。对于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真谛是不甚了了的，然而一但被“发动”起来，作为“动力”也不会全然没有“创造”。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悲剧”和“喜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语）</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在“文革”研究中，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文革”好象是法国大革命。读罢《少年犯》，一种滑稽之感不禁油然而生。“文革”从一开始就强调它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两百多年来，不知该有多少学者皓首穷经，却从未闻大革命是由某人发动和领导的！这种本质的不同，使二者之间的差异有别于霄壤。</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文革”从本质上讲是造神运动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历年的造神运动就不会有“文革”。 《少年犯》中有一段忠实于历史的纪录：“虽说社会上局面乱成一锅粥，但所有组织或个人，甚至连‘牛鬼蛇神’们，以及早就被定性的‘五类分子’，却没有一个人不说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作者是被政治关心过的，此时的他于政治是十二分的敏感，他的这个观察是相当准确的。</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当像章开始在社会上流行时，作者也从照相师那里弄到自制的像章，佩戴起来。作者在自己的工具箱上恭恭敬敬地写上了“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又将毛泽东诗词悬挂在自己的工作台前。他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来自于某种规定和指令。全社会都在这样做。今天说起“三忠于”、“四无限”、“红海洋”，很多青年人都会不知所云，而当时这类政治广告的泛滥程度，定会教今天的商业广告望尘莫及。作者不自觉地参与其中，应该是敬畏多于崇拜。当年有不少人是基于这样的心理。</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作者所在单位，是一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小单位，而出现有关毛泽东的“政治案件”就达三起之多。先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肖邦其诬陷作者出言不逊，侮辱像章；其二，大筛架上出现“五字反标”；其三，有人用三角刮刀戳烂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如果不是造神，这三起“案件”就不可能存在。特别是第二起“案件”，“作案者”居然是个刚刚上小学的儿童。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也与政治有关吗？儿童心理学家是会重视这个案例的。当年在这位小孩的眼里，处处看到的是“打倒某某某”；于是他一半是模仿，一半是标新立异，用粉笔写下了这条可以引来杀身之祸的标语。这符合儿童的猎奇心理。而在正常的情况下，象他这样的年龄，他应该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三毛流浪记》的读者。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了。所幸的是，王指导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够漂亮，没有无限上纲，只是就事论事；这也是因为姚司机的成份好，又是王指导的老部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年即有家长因此被判刑的例子。看来也不会记入姚司机的档案。如果记了，谚云：“一字入档案，九牛拉不出。”等这个孩子长大了，他要想参军、入党、提干、升学，那就不是一般地麻烦了。</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作者在“一打三反”的“大学习班”内，曾为赵洪运虚惊一场。原来是他那才上幼儿园的孩子在家中闯了祸：说是几个大孩子在一起看小人书，书上画有毛主席和刘少奇，爱憎分明的孩子们，都指着刘少奇说这个是坏人，站在一旁的他也跟着大孩子去指，他人小手短，哪能指得到位呢？恰好指到了毛主席，说这是坏的。这下还了得！这群觉悟特高的小学生不依不饶。他们七手八脚、边推边嚷的将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押到了居委会……于是就出现了民警将赵洪运从大学习班带走的那一幕。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1958年与常振威纠缠不清的是几个与他同龄的中学生，此时经过“文革”的革命洗礼，“扛桌子”告发一个幼儿的却是几个小学生了。“扛桌子”的人正在日益低龄化。如果不是因毛泽东于1976年死亡，“文革”嘎然而止，下一步将在幼儿中出现“扛桌子”的人实在是势所必然。“文革”中强化意识形态教育已经延伸到了幼儿园。报纸上的提法是：“从小粗知马列主义。”</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这一切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这个前提，神是造不出来的。英国史学家柏雷说过：“希腊人的外国知识，对于他们怀疑权威的态度大有影响。”（《思想自由史》罗家伦译岳麓书社1988）即使是为了节省一元多钱车费，半夜启程徒步百里回家度周末的黄发生，他也一定牢记着：“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相反，法国大革命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当年法国先贤们探讨的问题，比如：义务教育、教育的世俗化、废止死刑等等（见《孔多塞传》），为“文革”时的中国人闻所未闻。在我们国产的革命中，只有辛亥革命因性质相同有资格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较，“文革”与法国大革命的“貌合神离”是一清二楚的。如果“等量代换”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我们不妨来一句：“文革”好象是辛亥革命，则如此比附的不当便洞若观火了。</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这里，依然是细节的力量。</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历史的“基因”便蕴藏在大量的细节之中。《少年犯》以忠实地纪录历史见长，它对于现在和将来的意义，就在于它储存了大量的细节，必将为认识和研究这段历史的有心人所看重、利用、传播，从而彰显它历久弥新的传世价值。</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著名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评介启蒙运动时，他这样写道：“两个世纪以后的我们在某种方面，虽然取得了他们所无法比拟的进步；但是二十世纪却也见证了空前的愚昧、野蛮和残暴。能够说人类精神是在不断进步的吗？能够说这种进步就足以把人类逐步引入地上的天堂吗？假若是的，那立论也不能再仅仅是一种天真的信仰了。”（《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1994年版P182）常振威先生用他的回忆录现身说法，为何先生的论述作了生动的见证。韦伯说过：“‘魔鬼是位老者，要认识它，你们得变老。’——这句话所说的老，并不是指年龄上的老”。年轻的读者因此而会感激常先生，由于有了那么多言之凿凿的细节，使他们能在少年常振威罹难的年龄，就能获得清楚的认识。大而言之，这也是本书对于我们民族现代化进程的一分微薄的奉献。</div><div><br /></div><div><br /></div><div> 2007-4-30</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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