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百姓当阿斗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五四”、“四五”和“六四”构成了中国人在二十世纪追求民主的三连环轨迹。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五四”是反封建专制的学生运动，“四五”是反封建法西斯专制的群众运动，而“六四”则是“反革命暴乱”。其实所有这些概括，都试图淡化、掩盖、甚至否定贯穿三者始终的追求自由、民主和个人解放的主旋律。 在共产党的宣传体系下，所有的追求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民众运动，如果是可以为共产党所利用的，最多不过是爱国、爱社会主义运动；如果是针对自己的，就被打为一小撮人策划的反革命企图。在官方操演的“五四”纪念活动中，爱国和反帝的主题色调日益隆重，“德先生”和“赛先生”退居后台、甚至淡出。对“四五运动”，尽管官方定性为悼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群众自发运动，但由于“天安门事件”容易引起人们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联想，在官方的宣传话语体系中日渐淡薄下去。至于争民主、争自由的主题就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一定会记得《牛虻》的小说和在此基础上拍的苏联电影。我们的思维被引导进入官方的定势：这是一部歌颂国家独立和爱国主义的文艺作品。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谱写的不朽的小提琴浪漫曲也一直被斯大林政权作如此解释。作曲家的儿子后来来到西方后，明确澄清人们对他父亲的误读，让人们认识到，在斯大林的大清洗的红色恐怖下，只有对自由的渴望、个性解放的向往才会产生出如此伟大震撼的不朽之作。 用大历史来观之，“四五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不会主要来源于对“人民敬爱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爱”，也不会仅仅来源于中国民众对封建法西斯暴政的反抗，更多会来源于这样的结论：它是在中国人盲从迷信破灭后、理想精神尚存的特定历史阶段土生土长、自发汇成的争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社会运动。“快快实行人民民主吧！”是“四五运动”英雄韩志雄的肺腑之言。 据说邓颖超在日记中透露，周恩来逝世前说过如下的话：“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着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国家很不幸，建国二十六年，还有六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来自《争鸣》杂志）还带有“书生气”的周恩来的临终感悟指出的是“共产党败笔”，质疑的是整个体系的性质，同时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 周恩来逝世后引发的民间悼念活动和反抗当局行为发展成为后来的“四五运动”。对这一事件的历史叙述基本还停留在派系斗争的层面，亦即在不触及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前提下，讨论党内“四人帮”反党集团与坚持正确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冲突和斗争。这一定位有许多问题。首先，当时的党更多是控制在毛泽东、华国锋、江青手中的；他们的决定很难说是“反党”。第二，对“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曾说过：“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直接攻击党中央，”“很恶毒的”。（严家其、高皋：《中国文革十年史》，第589页）最后，采纳这一定位就没法认识人民对体制的挑战。“四五运动”中出现了下面的说法：“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中国人民是中国历史的主人”，“正义的人民，才是新中国的主宰”，“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誓把今日的秦始皇送上历史的断头台，让愚昧、专制、封建的专制制度一去不复返。”（见印红标， 《失踪者的足迹》， 453页；《民主中华》第156页；师东兵，《清明祭》，第151页）这些话语不只是针对所谓“四人帮”的，也是针对这个帮派（王、张、江、姚外还包括康生、汪东兴、吴德、毛远新、徐景贤之流）的总头目毛泽东的。天安门广场上贴出的“举手缚苍龙，横眉对秃鸦”诗句（《天安门诗抄》第11页），暗指毛、江夫妇，人们不难心领神会。华国锋也意识到，“他们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比喻成‘秦始皇’，是‘封建帝王’，是‘黑手遮天’，狂妄到了极点。”（《清明祭》，第157页）所以，与其说正义与邪恶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四人帮”之间划界，不如说是也在觉醒的人民和失败了26年的法西斯专政之间对立。 那么，谁是法西斯专政？在毛的指定接班人“英明领袖”华国锋看来，“万恶的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见《天安门诗抄》前言）。当然，如果把高岗、饶漱石、彭、罗、陆、杨都往“万恶的四人帮”身上扯，把“反右”和三年大饥荒算在他们的头上，显然过于牵强。当张志新、王申酋死在“两个凡是”的枪口下，华国锋的法西斯专政也显露峥嵘。江青是这样评述邓小平的：“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中国文革十年史》第553页）邓小平后来的天安门屠城事后证明江青对邓的看法未必全错。所以，法西斯不只是中共党内各派往敌手身上乱贴的标签，也是该贴在党国体制上的合适标签。在评价“四五运动”时，官方的阉割历史手法就是要把它降格处理为党内派系斗争的附属品，仅仅定格为对“四人帮”的反抗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拥护，完全避开对毛泽东和整个党国专制体系的评价和定位。因而，人民对抗专制体制的诉求就被官方历史所回避和遗忘了。 从陈尔晋、胡平、陈子明和王军涛身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文革红色恐怖统治下产生的民主和自由意识与后来的“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而“民主墙运动”与1986年学潮和1989年民主运动又有承继关系。最重要的是，“四五运动”与前面的“五四运动”和后来的“89民运”相比，是受到外国影响最少的，因而最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人民自发地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本土冲动。陈子明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中写道：“在四五运动前后，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控制空前严密，专制主义达到顶峰的时期，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民间组织生存的空间。”他还说：“就运动的自发性而言，四五运动超过了之前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甚至也超过了之后的八九民运。”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和诉求直接产生于专制暴政的滥施淫威。一个国家即使没有融入国际大家庭，也会独立产生民主运动并找到结束专制、实现民主的办法。 今天是“四五运动”三十五周年之际，胡温政权反民主的淫威升级。越来越多的争自由、争民主的中国公民被逮捕、被判刑和被折磨。面对人民的反抗，官方宣传要么把它污蔑为国际惊天黑网策划输出的外国阴谋，要么把它抹黑为一小撮无耻敌人的幕后操作。在党国官府的眼中，人民就是没有独立判断力的弱智阿斗；人民就只配生活在党国控制体系营造的组织化依附状态中。 民主哲学家杜威曾说过，每一个个人最能准确地感受到自己鞋子哪个地方夹脚。民主体制就是承认每一个公民最能准确地感受自己在何种体制下生活幸福或经受痛苦。民主体制同时也承认每一个公民都有选择公共政策和参与历史创造的平等机会。中国历史上无数次争民主、争自由的社会运动很不幸地都成了派系斗争的附属，最终被利用、被背叛和被抛弃。当下，如果中国人还想创造出新的民主机遇，就必须把人民的民主运动从党国体系的派系斗争中完全解脱出来，立足于民间，打造出强大的反对党，来引领民主社会运动，把现存体制内部的派系争斗和倾向于民主发展的派别变成为民主革命服务的附属物。这恐怕也是我们纪念和反思“四五运动” 的又一价值。 民主启蒙有一个特点：它可以不断被扼杀和压制，但自由和民主的魅力会不断被人们独立地再发现。今天，中国人民的心中又激荡着自由的精神、民主的渴求。二十世纪从“五四”到“四五”再到“六四”，这种精神薪火不灭，烈士的鲜血让它燃烧地更为炙热。尽管它受到许多的历史局限，从《天安门诗抄》我们依然可以获得重新发现“自由花”（第80页）、“自由宝剑”（第246页）和“人类解放路”（第133页）。下面的话语今天读起来还是非常贴近中国的现实： “好花人自爱，洁白且芬芳。清香已入万家心，笑看咒花人。清明来祭花，更有祭花人。哀思一曲祭花诗，我是护花神。 见花心自畏，咬牙臭气熏。高压难服万众心，倍恨献花人。清明来捣鬼，黑手四处伸。明取暗撤偷花鬼，焚花必自焚。”（第116页） “人民是自己真正的主人，人民是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我们不要那些漂亮的口号，不要把我们当阿斗！”（327页）。 “莫把百姓当阿斗，群众从来是英雄。”“首都群众何所惧，谁是阿斗再受骗？！”（37页） “小丑狂吠日，早晚自遭殃。人民非阿斗，沉默有主张。谁敢兴妖风，定叫他灭亡。”（18页）。  ——选自《天安门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