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的底气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处震不惊、临核不变 朋友力雄3月11日到第一次到日本，第二天下午即发生创日本有观察记录以来的历史之最大灾难–M9、0级特大地震。强震引发大海啸，瞬间吞噬宫城、岩手、福岛等东北三县的太平洋沿岸地区，至3月24日为止死亡9，523人，失踪者18，834人，避难者257，935人。注意不是大约或者约合多少人，而是具体到每个村镇市县的个位数字。CG影像合成技术制作的好莱坞灾难大片中的世纪性毁灭的冲击场面，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身边。地震大国日本坐落在全球最著名的火山和地震带上，经历过多次巨大的地震灾害，笔者本人就经历过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然而此次东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啸还是创下了日本灾难史上之最，日本称之为“国难”，再加上原子能发电站可能出现核泄漏，真是雪上加霜的复合式大难当头。 力雄和我原以为预定的讲座、对话交流、专访、观光等日程表会有较大的调整和改变，然而十几天的行程中除了东京的一次因计划片区停电之外，全都按部就班完成。 我们一路从大阪到京都，到静冈，到东京，所到之处，城市仿佛恢复以往的宁静与美丽，杯口虽狂风恶浪，杯底却波澜不惊，一切秩序井然。人们守法自制、淡定自如、冷静沉着，看不到人心惶惶、惊慌失措，为保性命狼突猪冲，四处躲避，形成一堆垛草一团乱麻，更不用说明火执仗、哄抢店铺、打家劫舍。日本媒体不失声，不失真，不煽情，不花边，实践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国民的知情权为重，成为迅速传播灾情、避难联系、亲人互报、人心定向的指南，避免了公共媒体的喧哗带来的“次伤害”。电话局、邮局等公共服务照常运作，各负其责，各行其事，政府和民间有效互动，敏捷迅速却有条不紊地救灾。在突发性大灾难当前之际，人们“处震不惊、临核不惧”，令世界为之瞩目。   地震来了，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大地震和大海啸之后，日本3-6级余震不断，到静冈的头一天晚上静冈发生地震，我家住的公寓和力雄的宾馆像喝多了酒的醉汉一样打摆子，没有人出来嚷嚷喊喊，乌里哗啦，而是安安静静，克制冷静。富士山为“休火山”，也就是正在休眠中却随时可能爆发的活火山，一些朋友奉劝我们不要往富士山近处行走了，到静冈，内蒙文革研究者杨老师来接我们，说声“没事”，还带我们去爬了东照神宫。到东京，虽然朋友的大背包里装着饮用水、手电筒、湿纸巾、常备药，以防余震或者停电不能回家的准备，但是街头人们或遛狗，或骑车，或走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社会秩序保持了极其稳定的状态。只有地铁的扶手电梯和部分自动售票机关闭，上面贴着一张小白纸条“对不起，震灾中节电，给您添麻烦了”。部分电车不通，交通封闭，却没有听到抱怨斗殴和扯皮打架，排队仍然是相互默契，有秩有序。笔者以为非常时期允许来点非常动作，乘坐出租车时，可否塞进五人稍拥挤一下，白发苍苍司机白手套轻轻飞扬，笑颌：“不”。   在靖国神社旁边的一日式家小茶馆小憩，老茶师有规有矩、慢条不紊一道道上茶，细微匠心地说明三月这个时节的茶叶和手工茶点的特征，“每次茶事之会，实为我一生一度之会”也。问何时开店，答曰：始于明治初年，仅仅百余年而已。因为地震节电，平时都关着灯，但是为我们观赏其茶点的颜色，亮灯。五色茶点果然凝涩、典雅、澄淡而精致，味佳品高。力雄感銘至深，既有大我的节制，又有个人的自豪，达到审美境界的均衡。   国会和议员们的办公室都自动节电节能，国会中的天皇休息室也可以随意参观，国会小卖部的面包货架也像外面一样匮乏，食堂进门处挂着几排高档衣服在卖，一看价格比外面便宜很多，我以为是国会的特权或者“给国家领导人特供品”，立刻跑过去，仔细一看，原来是商店街服装小贩轮流到国会卖二手旧货和清仓大甩卖。国会图书馆老楼遭到震灾，新楼照常开放。   3月19日傍晚在早稻田附近的居酒屋，发生较大的余震，桌子上的杯盘碗筷、墙壁上的挂钟什物都急剧摇晃，没有人惶恐地跑出去逃命，大家都在谈笑如旧，“割麦便割麦，春米便春米，撑船便撑船”，我自岿然不动。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者矢吹晋先生眯着眼说：“地震来了，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无盐以对”—拿日本护照，拍屁股走人   可是，灾难在日本，恐慌却在中国。人们争先恐后哄抢碘盐，导致盐价上涨，不仅内地城市，唯色说连拉萨都开始哄抢盐．平时一麻袋１５０元的盐竟然涨到１０００元；人们囤居酱油和醋，日本的奶粉和电器乃至化妆品都被抢购之列。据说碘盐防辐射，和当年非典时期抢购板蓝根与口罩的疯狂差不多。有网友云：“上联：日本是大核民族，下联：中国是盐荒子孙；横批：有碘意思 ”；上联:日本人在核辐射中等待碘盐下联:中国人抢碘盐以等待核辐射横批无盐以对“。真是无言以对。国之稳在于人心。日本的硬件遭毁，软件却依然理性和冷静地运作。难怪有人说地震对于日本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趔趄。 如果说大陆国人由于信息限制，信息忽悠，缺乏知识和理性，长期以来政府和信息缺乏诚信，不了解日本的情况，倒还情有可缘，比如2009年安徽就发生过水面上有大量青蛙和蛇聚集，并有越来越多人围观，“地震前兆”，忽悠得人们狼奔猪突，恐慌不定。然而居住在日本的中国教授们也呼吁“凡在京者,以去国为上策,南遁京阪为中策,留守为下策。”在日同胞迅速抛下工作和学习，抢购机票，纷纷回国避难，一张东京到北京到上海的机票涨价几倍，昂贵无比还供不应求, 于是人们取道往北取道札幌，往南取道大阪和福冈甚至邻国的首乌尔、釜山回国避难。 朋友老刘旅居东京凡25年，一向沉默寡言，温文尔雅，这次老刘一见到我们仿佛变成了一个气得要吐血的老愤青。老刘说，这些长居日本的中国同胞，很多都是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中国精英”，而且不少是理工科精英，在大公司好不容易谋到高层职位，而且不少都已经拿到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或者日本国籍，当初拿日本国籍的时候，没有人强逼你做日本国民，只由于日本护照可以免签证一百几十个国家，为旅游之便，为做生意赚钱之便，却在日本危难需要同心合力的时候连屁股灰都不拍，脚下开溜走人。一位拿日本护照的中国人到中国大使馆去拿回中国签证，使馆很奇怪，日本护照去中国15天之内免签呀，此姐云，要半年或者一年，或者永签，发誓不再回到这个倒霉的岛国。一些平时念佛读经的国人也失去了定心念力，全家慌慌张张出逃到自认为安全的地方。争先恐后，各显其能，只顾自己的活命，丝毫不考虑对周围人的心理影响，对提心吊胆的灾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够与身边的他人组成命运共同体，共赴患难，共度难关。老刘说，本以为无知胆大，谁知无知胆小。既然拿日本国籍，不说效忠国家，至少与日本国民一道在大灾大难面前就本是连理枝上的同命鸟，却大难临头各自飞，上演自以为聪明伶俐的逃命好戏。 老刘感慨，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求的是生命的“量”，日本人“赖活不如好死"，求的是生命的“质”，以前看到那么多“勇敢”保卫“圣火”、围追堵截热比娅的“爱国”精英们，却在大灾当前时，表现出的活命哲学的恐惧恐慌，缺乏知识和理性，立刻切断与日本的链条，跺脚划清界限，真是失望。不过日本社会讲信实，重视互助共同体，观察人的时间很长，一旦信任，终身为靠。老刘认为这些逃回去的“精英”即便回到日本社会，即便日本人嘴上不说，也很难再获得诚信。   <div>如何分辨抗辐假药？ </div> 地震海啸后的这十几天，笔者也被搅得焦头烂额，唇干舌燥。首先是东京的留学生和公司就职朋友们的巨大恐慌，虽然我只认识其中一位，但此公像气泡一样带出一串。尽管我一再耐心说服他们信任来自日本政府的信息，事实上余震前每隔几分钟手机就能接到日本政府的预报信息，但是他们仍然要求我立即不惜代价购买到回国机票，不少已经动身到取道大阪或到大阪避难。再就是来自他们父母的电话和电邮，要我确保他们孩子的人身安全，当重金重物酬谢。并一再询问，日本会不会出现假“神医”，如何辨别鱼龙混杂的假药，我听了一头雾水，假“神医”、假药是什么东东？就是传言中吃一粒就可以防止核辐射刀枪不入的假药。我理解这些父母对独生子女的疼爱，他们本人也是红卫兵造反有理的一代，慌乱无知加上中国整个社会道德下降和信用的缺失，不分真伪，盲信谣言，真是好笑又想哭。我想起来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中河南大灾荒中写道的有“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如果这种人工配制吃一天可以七天不饿的东西，中国千秋万代可保太平，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发生饿死人的事了。这件事说给远在美国流亡的高耀洁妈妈，高妈妈说：一点儿不奇怪，中国假医、假药为五花八门，医骗子多得像厕所的苍蝇一样，恶行遍地，不知害死多少病人，逃回国，回国就安全了吗？到处是人祸，毒奶粉、地沟油、化学火锅、三聚氰胺奶粉、毒大米、皮革奶，混浊肮脏的空气，不见得比日本的核辐射对人体负面影响小。   我们的精神底气缺什么？     人们纷纷离开东京往大阪、福冈避难时，力雄和我却相朝反的方向前行。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先生问力雄：“有不少中国朋友要我去香港或者大陆去避难，在危难的时刻，我不能离开现场，否则就没有发言权，我要是逃走了，就是怯懦的日本人。可是您为什么还逆行而来呢？不怕核辐射吗？”力雄半开玩笑地答：“这个时候我要逃走了，就是一个怯懦的中国人，如果说这是一个‘勇敢’的行为，那么生活在这里的几百万、几千万民众都是勇敢的人”。 力雄认为我们国人之所以缺乏冷静和理性，表现出如此神经质、歇斯底里地不顾一切求生的行为，不仅仅由于信息不通，政府与媒体以及公共机关的失信，在日本的中国人信息畅通、政府和公媒公力基本诚信，可是为什么却极度恐慌呢？更主要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机制的问题。我们的精神底气缺乏宗教的终极关怀、缺乏哲学的思辨与理性、缺乏传统的道德伦理和内在秩序，缺乏共同体的支撑。比如，在传统社会中尚有宗族、氏族、地域、社区、村落共同体的互助机制，今天已经荡然无存，变成了个人只顾保全个人的性命，儒、释、道三家中只剩下道家的养生，人们不去追求精神的升华，全部的精力和全部的焦虑都在于肉体、物质，在于身体的求生和养生，一点点疾病，就焦急万分，上穷碧落下黄泉，就是为了求医治病。这次恐惧核辐射，也是出于求生的本能，青海玉树地震的时候，也鲜见藏人哭天喊地、嚎啕欲绝，狂躁不安，因为藏传佛教蕴涵‘往生、轮回’思想”。 在座的日本朋友说，平时日本人很悲观，中国人很乐观；遇到危难的时候，日本人很乐观，中国人很悲观。那么是我们反应过冷、过少呢，还是中国人反应过热、过多呢，究竟哪种是正常的呢？力雄说，冷和少比热和多要好。不要让灾难引领我们。 人们转回头看笔者，力雄说，燕子连想都没想。确实如此。笔者脑子少一根筋。倒是记起“泰坦尼克号”不幸撞冰山下沉时，一位叫细野正文的日本人混乱中被人推上了最后一只救生艇的最后一个座位，幸免于难。在日本，这位“幸运的日本人”却背上苟且偷生的一世恶名，被人扔石子、吐口水：“那么多人死了，这个家伙在千钧一发之际却当了极不名誉的怕死鬼，丢尽了日本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