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有产民主”（上）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谢嘉相信，她刚刚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赢得了一次不大、但相当重要的胜利。这位41岁的家住重庆的化学教师是当地一个住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负责人。最近，该小区的业主们举行了一连串精心组织的选举，最终通过投票解雇了小区原来的物业管理公司。 整个过程是如此令人揪心，有位业主竟然被咬掉了一个手指。但谢嘉的态度很乐观：“这一路走来，我们确实遇到一些问题，但这是建设更高层次民主的一块基石。” 这次公民维权行动从规模上看，并不像受到中东民主浪潮鼓舞的一些中国博客作者们所希望的那么大。事实上，在学生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议活动22 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掀起一场茉莉花革命的网上呼吁，基本上没有得到响应，招来的只是当地维稳官员的强硬回应。在中国，并没有一大批对社会感到失望、迷上 Facebook的二十多岁年轻人渴望政权更替。 相反，未来十年中国政府在政治稳定上面临的一些最大威胁，却将源于房地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及伴随它产生的社会不满情绪。 在很大程度上，房地产是当代中国这个故事的焦点。过去十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由100多个走向工业化的城市中急剧膨胀的房地产业推动的。这也催生了已持续数年的一个明显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一些观察人士把房地产视为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因为泡沫可能正在堆积起来——用美国投资者吉姆•查诺斯(Jim Chanos)的话说，就是“一步一步奔向地狱”。 无论前景如何，房地产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事实证明，数千万中国人从公有住房迁至私人所有的公寓，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这为他们跻身城市中产阶级、摆脱伴随公有住房的社会管控和监督提供了机会。 然而，房地产也成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冲突的焦点。这些冲突既包括谢嘉那种温和而坚持的维权，也包括数量众多的暴力抗议活动，抗议者往往是那些为给新开发项目腾地而被强制拆迁的贫困农民、或被赶出居所的住户。 上个月，在大工业城市郑州郊区的一个满地瓦砾的巨大拆迁现场，当地居民看上去怒气冲冲。这个地方曾经坐落着一排排住房，但去年已被拆除，目的是为一个工业园区让地。有四名拆迁人员在与拒绝搬走的居民的对峙中丧生。 据下达拆迁命令的当地政府称，居民刘大孬故意撞死了那四名拆迁人员。但那些被赶出住所的住户却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他们说，拆迁人员用铁棒敲碎了刘大孬的窗户，而且那起事故是在刘大孬试图逃跑时发生的。 生于该村的72岁农民刘明秀（音译，非刘大孬亲属）表示，当时的场面相当可怕。他说：“当地政府的头头带来了好几十号人，包括武警和便衣，开着大卡车，车上装着成捆成捆的铁锹和铁棒。他们的粗暴让我们惊呆了。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住在这儿的居民。政府负责人只喊了一句‘第一组，上！第二组，上！’，然后他们就开始拆房子。” 刘明秀说，房子被拆六个月后，他仍未拿到拆迁补偿款。目前，他与妻子、儿子以及七岁的孙子一起蜗居在一个废弃的计划生育诊所里，房子里没有自来水。 在本世纪的头几年，随着城市发展的步伐逐渐加快，类似的故事也曾在北京和上海经常发生。一个曾轰动一时的事例是，2005年，上海两位退休老人顶住压力、拒绝从自己位于市中心的住所搬走，结果拆迁公司雇佣一伙歹徒放火点燃了他们的住房，将两位老人烧死在家中。 今天，强拆已成为一种全国现象。在2008年底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动下，过去十年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正从沿海向内陆推进，强拆引发的暴力对抗在过去两年迅速蔓延。中国社科院(CASS)的研究显示，农村地区多达65%的大规模抗议是由拆迁引发的。 “内陆地区的地方政府正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教授陶然表示。但是，人们“抵制强拆的力量也越来越大。在见证了过去十年房地产的繁荣后，他们意识到自己脚下的土地是可以用来换钱的。” 今年1月，河南省一位38岁的女子在抗议一个建设项目时被挖掘机轧死。去年11月，一位东北男子在与拆迁人员对峙时自焚。一为中国公民创办了一个名叫“血房地图”的网站，在地图上标注这些事件发生的地点。它使用谷歌(Google)地图来注出暴力拆迁的发生地，并提供相关背景资料和媒体链接。迄今该地图上已经标注近200起事件，并且还在增加中。 “就在此刻，在那些带血的土地上，新的楼房正在冒出来，你懂的，”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站创办人去年向中国媒体表示。“媒体的关注会逐渐消退，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遏制这个问题。” 今年1月，中央政府为减少强拆出台了新的规定。地方政府必须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替代居所，同时应在拆迁过程中保证安全。但地方政府是否会认真遵守这些规定，仍值得怀疑，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依赖房地产销售。江西省的一名官员去年以慧昌为笔名，在他的博客上撰文写道“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对这种情绪做出了总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