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一九三四年七月，鲁迅换用假名莫朕（不是我）写《算账》，开头冷冷讥讽学者梁启超、胡适等人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和评价：“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这话挖苦研究者，讥刺清代学术，自知无法否定，遂冷言讥刺，让人读上去不见观点，却感到一股阴气，疙疙瘩瘩不舒服。鲁迅说的“鬼蜮手段”，殆指此类文字？他毫无理由挖苦清代学术成就，时时以偏见排斥公正，根在祖父罪案和家庭没落引出的仇清情结。这正是他两个月前《一思而行》说的习性：“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br /><br /> 为什么呢？他扭扭捏捏，以袖掩面，装出怕挨打的小媳妇模样：“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们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div> <div><br /> 一语泄机。他对清代学术成就的讥刺出于仇清情结，他的胆怯和扭捏是怕露出这心思。他把清代学术成就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拉扯在一起，视为买卖和交易，硬作价格上的比较。这副腻腻歪歪、吞吞吐吐腔调，绝似后宫妃嫔枕边工谗。试看“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不提也好罢”，不是绝妙勾勒出这副后宫娥眉欲言又止之态麽？</div> <div><br /> 他说不愿听学者讲清代学术成就，是因为清人进关后对汉人的屠杀“这些小事情”在心中作梗，这恰恰是掩饰家仇之托辞。所谓“折了本”，所谓梁启超、胡适等学者见解“超然于得失之外”，纯属谬论。</div> <div><br /> 民族血案本可开怀畅谈，问题是态度和立场：是出于狭隘情绪和仇杀意图，鼓动民族仇恨、民族报复和民族屠杀呢，还是以公正和人道态度，批判历史罪人，使现代人走向道义和公正？鲁迅提到历史往事时显露的卑怯、躲闪态度和扭捏腔调，使人强烈感到他对这个话题缺乏光明磊落、理直气壮态度。</div> <div><br /> 鲁迅为何不谈清代学术成就，却跳到清初汉人惨遭屠戮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血腥话题上？难道出于他热爱汉族人或民族感麽？他痛恨、讥骂和诅咒汉族民众的话，多得簸箩盛不下。他是在转弯抹角呼唤汉族人的民族仇恨心理，让他们牢记血债，向满族人复仇。他的家仇会在民族仇杀中得到发泄。</div> <div> <br /> 心中横亘着对满人怀的家仇，使他不能以公正态度思考现实问题，也不能公正评价历史问题。他只知代代循环报仇，而没有历史公正和社会文明这类观念。 </div> <div> <br /> 在他看来，清朝的统治不过是中国人做奴隶的历史。这种简单的主奴观，不能解释历史，却把历史简单化、情绪化。他没有知识和能力作较深一层历史思考：明朝腐败得无法自救、崩溃于农民起义的漫天大火，而扫荡明朝统治的农民军李自成刚进京城就腐败内讧，在这种不可收拾的历史情势下，清军入关，取而代之。为什么满清能够如秋风扫落叶、轻而易举取得天下而治之？当时几支汉族势力或南方政权能否把中国引入较好的政治轨道、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清初康雍乾三世励精图治，在明末崩溃的经济体系、解体的政治秩序上恢复生产、稳定秩序，起到怎样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是怀着狭隘仇恨和主奴观点的鲁迅不可能看到的。他对他人的简单否定与他对民族、对历史的简单否定出于同一狭隘习性。</div> <div><br /> 鲁迅怎么看这段历史呢？他说：“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历史竟这么简单，只要尊孔崇儒就能够统治汉民族。汉代和明代都尊孔崇儒，何以要被民众推翻呢？如果没有清人入关后革除明朝诸多弊政，如果清人没有采取一系列适应民心举措，如果没有恢复社会生产和政治秩序的开明政策，只靠尊孔崇儒就能给全国人民当饭吃麽？鲁迅实在是历史的门外汉。</div> <div><br /> 清朝逊位廿三年，鲁迅还要算历史旧账：“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到底要算什么账？如何算账？目的何在？他却停笔，避而不谈。</div> <div><br /> 这篇《算账》小文，含着对清代和满人的很深偏见和仇恨，连学者们公正指出清代学术成就都要遭他无理挖苦。他屡屡拉扯清初屠城血案，实基于对辛亥革命时汉人没有种族仇杀而强烈不满。家仇私恨不得报复，使他怨恨辛亥革命，时时阴暗发泄。这种阴暗心理，与他一生对不同观点者仇恨、报复和“决不宽恕”心理一致。</div> <div> </div> <div>四 鲁迅报复图：扬州十日式狂杀、暴民式剜眼砍头<br /></div> <div> 鲁迅对辛亥革命深怀不满，一九二五年六月之《杂忆》有颇多流露。他自知心思罪恶，会受时人批判，因此用笔弯曲。他谈清末革命志士“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仇满情绪和翻印《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然后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暗讥辛亥革命没有仇杀满人。<br /><br /> 他谈辛亥革命：“待到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但那时的所谓文明，却确是洋文明，并不是国粹；所谓共和，也是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不是周召共和的共和。革命党人也大概竭力想给本族增光，所以兵队倒不大抢掠。”</div> <div><br /> 这里，他挑剔辛亥革命爆发时汉人“复仇思想”减退、没有“残酷的报复”，讥刺西方文明对这场革命的良好影响和这场革命的文明品格，讥刺汉人和革命党的文明和纪律（包括讥刺它的重要领导人黄兴为维护革命的文明性质和社会秩序而对士兵劫掠行为采取的严厉打击举动）。简而言之，他讥刺这场革命太文明，讥刺汉人不杀满人，讥刺西方文明（文明加引号）。</div> <div><br /> 这清楚透露他的政治和文化立场：反对西方式文明在中国出现，赞成东方式野蛮暴行继续存在，包括革命也不脱这种吃人、杀人行为。这种反现代文明立场，透露心中旧文化底色。他对传统文化的所谓“批判”，是以血还血、以暴易暴，而不是向往自由民主人道价值。</div> <div><br /> 他别有用意写道：“南京是革命政府所在地，当然格外文明。但我去一看先前的满人的驻在处，却是一片瓦砾；……我做学生时骑马经过，曾很被顽童骂詈和投石，－－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这是讥刺民国政府和辛亥革命领袖们太文明。他还牢记当初遭满人顽童骂这点小小旧仇。这一细节透露鲁迅锱铢必较、细仇必报的狭隘心性。</div> <div><br /> 清人驻在地“一片瓦砾”，这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说：“那麽，城破之时，汉人大大的发挥了复仇手段了麽？并不然。”这瓦砾，不是汉人报仇的结果，而是满人“自己动手，拆屋材自卖”“还给我们一片瓦砾场”。他的意思是，城破时，汉人革命军没向满人“大大发挥复仇手段”（对照他前面谈城破时满人对汉人采取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手段），不仅不屠杀他们，反而让他们自己拆房子出卖，我们倒落得个瓦砾场。鲁迅的种族仇杀心思和对辛亥革命不满的原因昭然若揭。</div> <div><br /> 他的冷嘲暴露其心：“看到这样的情形，即使你将《扬州十日记》挂在眼前，也不至于怎样愤怒了罢。”他恨怒于辛亥革命者忘却前仇，不疯狂仇杀满人，报以屠城手段。他在前面弯曲闪烁、不肯直说，这里露出真实心思。他至死念叨报复，根在家仇私恨，民族仇是幌子。他心中的仇杀样板，是清初满人残杀汉人那种屠城模式。他对辛亥革命的不满，就在革命者太文明，未以扬州、嘉定屠城方式报复满人，未把纸上诗文之“悲壮淋漓”化为辛亥革命中国大地之鲜血淋漓，未兴起民族大报复式南京屠城纪略、杭州绍兴屠城纪略、北京屠城纪略等等。</div> <div><br /> 对汉满民族和平相处，汉人和辛亥革命者对满人不记仇不报复，如此健忘，如此大度，鲁迅讥刺：“据我感得，民国成立以后，汉满的恶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轻淡了。”他恶毒咒骂中国人不死：“然而‘罪孽深重不自陨灭’的中国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转：有宗社党的活动和遗老的谬举而两族的旧史又令人忆起”。所谓宗社党，指满清贵族良弼、毓朗、铁良等人一九一一年成立的组织，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溥仪退位。鲁迅痛恨的是，中国人不记仇，不借辛亥革命把满人杀干净，因此留下祸患。他诅咒，中国人不报复满人，这是罪孽深重该死，似乎只有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深仇大恨而大杀满人，才是中国人得救的正道，才会使鲁迅叫好。</div> <div><br /> 鲁迅有没有人道情怀、社会公平、言论自由和人权观念，有没有政治民主和现代文明观念，是否走出专制文化牢笼，他的头脑和观点能否把中国引向文明、平等、自由和幸福，十分清楚。他后半生挑剔和敌对的，实际是人道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宽容等现代文明社会价值观（诸如对费厄泼赖观念的否定、对梁实秋和新月社人士自由观民主观人权观的讥刺、对第三种人独立和自由立场的谩骂）。他否定人类文明价值、坚持暴力迫害立场，在他一生言行中多有表露，例如主张残酷仇杀，反对公平待人，反对宽容，主张报复，主张“痛打落水狗”以对待不同观点者，主张苏联式专政，等等。他的心性和观念不脱俗人内斗仇杀旧习，包括民族间、集团间、文人间、兄弟间相斗；中国历史上的党锢之祸、文字狱之祸、阉党与清流屠杀之祸构成的恶劣遗产，演变为鲁迅的北京混斗、厦大内斗、中大纠纷、上海滩倾轧、左联内哄等等。他的文化劣根性及其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敌视，朗若白昼。</div> <div><br /> 他自知心性恶毒，透露这幅暴民狂杀式血淋淋报复图：“不知道我的性质特别坏，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之故，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div> <div><br /> 这话透露家仇私恨对他的影响（所谓往昔环境影响之故），把他最暴虐的心灵和不顾天理人道、为所欲为的暴民心性表露得淋漓尽致。他主张个人恣意报复，以剜眼砍头种种残酷方式报复，不管公平不公平，“自己裁判，自己执行”，这正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暴民暴奴心态。没有上帝，就可以为所欲为疯狂仇杀麽？“以目偿头，以头偿目”八字，见出一副血淋淋凶杀场景。这与张献忠式屠杀民众行为有何区别呢？中国古代酷刑中的剜眼砍头成为鲁迅报仇方式。为了一只眼，他要砍人家头。此辈若有权力，别人有活路麽？</div> <div><br /> 他把宽恕视为怯懦，不知宽仁和宽容是天下最大的智勇。鲁迅性格不宽恕，自然属于他说的勇士了；可是，辛亥革命前，他不敢执行革命任务去刺杀满人高官，辛亥革命时，他也没有勇气去杀哪怕一个满人官僚，却百般挑剔革命者不敢杀，怂恿别人去杀，这是不是懦夫言勇、别有用心、衍太太式怂人做恶？他把主张宽容的人骂成坏人。那么，到底谁是坏人：是宣扬民族仇杀的人呢，还是主张社会宽容的人？</div> <div><br /> 鲁迅上述话语，把心灵的黑暗和残酷和盘托出。他至死切齿仇恨，念念报复、决不宽恕，乃其一生杂文骨髓。他心里无一丝人道主义光亮，桎梏于野蛮仇杀构成的千年历史轮回死结，拒斥现代文明价值。两年后郭沫若撰《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斥他为“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焉知不是从鲁迅这类残酷观念中嗅出？</div> <div><br /> 鲁迅曾宣称反对吃人的文化、掀翻吃人的宴席、批判国粹、要肩着黑暗的闸门、给后代以光明云云，可是满脑子黑暗、暴虐的旧文化鬼魂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仇视，这样一颗剜眼砍头式野蛮“吃人”的心灵，不正是“吃人的文化”附体麽？那“吃人的宴席”，不正在他心中麽？</div> <div><br /> 鲁迅承认在观念和心态上落后现代人一百年：“我和现代人要相距一世纪的话，似乎有些确凿。”他很清楚自己在思想和道德上的落后性和黑暗性。他一生挟着残酷报仇心思，向社会报复、向满族报复、向批评过他的人和朋友报复、向他莫名其妙厌恶的人报复。这是他一生自戕、推动着自己做事写文的最强烈的黑色欲望之火。</div> <div> </div> <div>五 鲁迅革命观：铁血残杀和报仇、反对文明和人道<br /></div> <div> 对辛亥革命，鲁迅屡屡讥刺，因为没对满人实行种族灭绝式疯狂仇杀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式残酷报复，即所谓“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这暴露他的革命观：践踏人类文明和人道准则，无情施行铁血仇杀。这种性向与他对苏俄革命的企慕、对蒋介石北伐革命怀的热望、对农民革命怀的憧憬有内在联系。仇杀所恨之人，是其内心渴望。<br /><br /> 一九二五年七月廿九－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他批评辛亥革命“宽容”“文明”：“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现在用‘他妈的’来骂那些背着祖宗的木主以自傲的人们，夫岂太过也欤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即持此调。</div> <div><br /> 他反对社会进步中的文明和宽容，主张对人施行无情暴力和肉体消灭。他的观点不脱专制政治野蛮手段，即所谓“对旧的仍用旧法”。这与不择手段式道德观连袂，显露心灵和行为的残酷和卑鄙（例如散布谎言、政治诬陷等等）。他的“火与剑”，加上反对“宽容”“痛打落水狗”“一个都不宽恕”，构成怎样的社会文化性格，无须多言。</div> <div><br />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致萧军萧红信，他撇开用化名写文那种滑头曲笔和做作腔调，批评辛亥革命“太大度”，指责这场革命的文明和人道性质，坦言他憎恶人道主义者：“二十四年前，太大度了，受了所谓‘文明’这两个字的骗。到将来，也会有人道主义者来反对报复的罢，我憎恶他们。”</div> <div><br /> 鲁迅一直对辛亥革命耿耿于怀，渴望借机残酷仇杀满人，即使抛弃人类文明准则、践踏人道原则也在所不惜。为使这种野蛮仇杀行为具有合理性，他渺视人类文明准则，竟说这种文明和人道是骗人的，似乎放纵人的野蛮兽性和仇杀行为才对头。在他看来，如果不仇杀，不从肉体上消灭他所仇恨的人和民族，就不叫革命；如果把人当作人对待，讲人道原则，反对个人狭隘报复，就是中了西方文明的迷魂药，他就“憎恶”。很清楚，他的革命观，就是毫无人性地大规模杀人。</div> <div><br /> 正因为他的革命观始终不离以铁血手段报仇这一内容，所以，打着民族解放和光复旗帜也罢，打着消灭军阀割据势力旗帜也罢，打着阶级解放旗帜也罢（心灵虚无没有理念却有用世心机的鲁迅是否真信这些口号是另一回事），总之都离不开以革命的名义把私仇说成公仇，借革命的火与剑残杀心中仇恨的异族人、同族人、文人学者、君子教授等等。</div> <div> <br /> 晚年鲁迅反文明、反人道的倾向以及以笔为刀攻伐辱骂不同观点者、乃至发展到末年心灵崩溃地步，这些行为表现出来的偏执心态、野蛮性格和疯狂情绪，显示他对辛亥革命不满而泄露的仇杀欲望始终在疯长。这种迫害欲和仇杀欲，与他早年“射死八斤”、残害动物那种暴力心性行为相联。</div> <div><br /> 鲁迅临死前依然切齿“一个都不宽恕”。此言把他的革命目的及其对不同观点者怀的狭隘报复心显露无遗。他关心的不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前途，他念念不忘的是对私敌即不同观点者的永不消解的仇恨和报复。 </div> <div> <br /> 鲁迅对革命的理解，亦显示他对社会学和政治学无知，对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概念无知。他望文生义理解“革命”二字，即革人之命，俗世所谓有冤报冤、有仇报仇。那是主奴地位互换的朝代更迭模式，无关政治和社会进步。社会的进步，重要的文化标志是人文观念、道义观念、伦理规范诸方面的新价值观的确立。鲁迅没有人道关怀，没有对中国民族文明素质提高这种精神价值关怀，这不奇怪。他一生陷于狭小琐屑、好勇斗狠的文字纠缠、咬牙切齿报复私仇，也不奇怪。</div> <div><br /> 鲁迅渴望血腥的革命，自然对王金发执政绍兴不满。他嫌王氏太文明、太宽容，没在绍兴城里血洗一番，或许未采纳鲁迅关于杀仇人之类建议。鲁迅一生对故乡有恶感，特别是他祖父罪案使他家声名狼藉、为乡人诟骂。所谓王氏不杀谋害秋瑾的乡绅，实是借口。鲁迅的革命，就是杀人和报复。这种狭隘、血腥的理解，不脱阿Q心态和阿Q革命观。栖身土谷寺的阿Q的革命狂想，就是杀自己所恨之人，即报仇，诸如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小D等等全杀，一个不留！这是绍兴街头流痞心态。鲁迅的革命狂想，也是解恨和杀头，没有高级一些的文明理念或人道准则，没有任何关于社会文明重建、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文化层面的期望或探讨。</div> <div><br /> 重新研究和评价辛亥革命，这应当是政治学和历史学课题。研究者可以从各种文化角度透视和研究这场革命。但是，像鲁迅那样没有正面立论、一味阴阳怪气讥讽，不仅态度不正经（注七），而且思维不上路。他说辛亥革命受了“文明”欺骗，却说不出这文明是什么，如何欺骗了这场革命？他说辛亥革命教训在于“大度”和“文明”，却说不出这大度和文明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就不应当大度和文明？他更不敢说出为什么应当大规模屠杀满人和灭绝皇室？</div> <div><br /> 六十多年来被人们捧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到底有什么思想，伟大在哪里，需要画个大问号。他反对人类文明原则，憎恶人道原则，心无道路和理念，坚执仇恨和残杀，强烈显露黑色文化属性。他的言论行为貌似极左、极革命而实际极右、极黑暗。他那类躲在化名后面发出的毫不负责的言行，不会给现代中国带来文明和尊严，只能将它引向自私、狭隘、卑怯、内斗，只能将它引向野蛮、黑暗的深渊，永远走不出历史死结和循环仇杀，永远不会脱离罪恶渊薮而上升到民主、公正和自由境界。</div> <div><br /> 背离人类文明大道、不见世界文明趋势的人，决不会有远大精神视野、博大文化胸襟和终极价值关怀。鲁迅体现的争斗性、“革命性”，实即自私性、狭隘性、残酷性、低劣性，这是非常冷血和暴虐的东西，是中国两千年腐臭专制文化尸体上结出的一朵恶之花，是这个恶腐专制文化飘荡出来的女吊式阴魂。中国黑暗的专制文化、暴虐政治和民间社会底层的粗俗文化、野蛮习性，集中在一颗易恨善妒、狭隘暴虐、铁血报复的疯狂心灵里。鲁迅憎恶文明价值和人道观念，自称有下等脾气，讥笑君子风度，嘲弄费厄泼赖，赞美仇恨、报复和痛打，都与这种黑色文化根源相联。<br /> <br /><em>注一：《忽然想到》三、四。<br />注二：《〈自选集〉自序》。<br />注三：辛亥革命后，鉴于政权和平过渡、免除国家动荡，南京临时政府采取谈判方式，与清廷议决，对退位清室和清帝给以优待，保留皇帝称号；由于退位清室策动张勋复辟、发动政治叛乱等不法行为，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军队驱逐清室出宫<br />、北洋政府随之剥夺清室财产。<br />注四：1932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扶植下于长春成立，24岁的溥仪被扶植<br />为“满洲帝国”“皇帝”。<br />注五：《坚壁清野主义》。<br />注六：《晨凉漫记》）。</em><br /><em>注七：鲁迅在1927年7月11日写的《略谈香港》一文承认自己一向缺乏正经态度：<br />“我也确有这种的毛病，什么事都不能正正经经。”</em></div> <p><br />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