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外包——中国变化的真正动因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img border="0"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1/Aug/8262011xie.jpg" width="283" height="384" />　</div> <div> 　根据官方说法，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 年年末。然而，最大的变化并非发生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或80 年代，而是发生在90 年代初。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国政府从90 年代开始进行政策调整，政策调整又不折不扣地为中国带来了一场革命。</div> 　　这场革命源于中国政府在面临生存危机时采取的应对措施。那场危机事实上是在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初接踵而至的一系列危机，它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进行了10 年之时强烈冲击了这个国家。 　　当时，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义无反顾地参与到全球经济中去，这既是为了振兴本国委靡不振的经济，同时也是为了挽救其政治体系。然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正值全球经济进行革命性转型之时。因此，理解全球体系的转型与理解中国自身的转型同等重要，二者之间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事实上，中国的转型与全球生产革命齐头并进，本章的任务是分析这两场革命的实质，并揭示它们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全球化：不是你想的那样 　　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来说，全球化通常用来指贸易和竞争的几乎呈爆炸式的增长，实际上是市场在以超出它们理解和管理能力的速度急剧扩张。在目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中，人们到处在谈论国际资本流动、花样翻新的投资工具以及防不胜防的金融风险，表明这场危机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对于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如今从广义上指的是某种意义上的“解放”，即用无拘无束的创新、世界性交换和互动模式取代旧规则和旧限制。这些变化之所以能够发生，可以说是由新技术（比如互联网、电子邮件、手机、成本很低的远距离电话通信等）、新市场（比如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东欧等）和新思想（放松管制）促成的。所以，全球化指的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过去经常做的那些事，比如贸易、竞争、投资、购买和销售，但它们如今就像类固醇一样快速增长，蔓延到了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国家管制对它们经常是鞭长莫及。 　　对于许多人来说，要想传神地描绘全球化的模样，那就是托马斯· 弗里德曼所谓“平的世界”。根据这种观点，科学技术和放松管制宛若世界性的巨型均衡器，为此前的一无所有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工作、公司乃至整个工业都打破了长期的禁锢，到以前从未光顾过的地方开疆拓土。所以，对于发达工业国家来说，全球化就是向世界上的新兴经济体大规模地外包其核心生产活动。 　　上述有关“全球化”的观点虽然一再强调“新”，但有一点还是相当传统的，那就是仍然立足于国家和公司。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化的世界是这样的：各国在全球市场上激烈竞争，它们都有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经济实力始终处于兴衰沉浮中。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人们会不假思索地想到美国和日本汽车工业的相互竞争，软件产业则由美国向印度转移。而且，在这样的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成了引人注目的话题，贸易失衡则是其中的焦点。 　　以上所述就是全球化的大致模样，它无疑抓住了当今世界的一部分客观现实。贸易确实在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流动，书籍报刊上到处充斥着贸易盈余和赤字。人们也频繁地在不同地区之间变换工作，有时甚至到异国他乡求职和就业。 　　然而，上述观点没有抓住全球化中真正的“新”东西。从许多方面看，贸易、国际竞争以及世界的扁平化等现象久已存在，从来不曾出现过、真正算得上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新鲜事物的，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不同行业之间组织生产的能力。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说世界各地携起手来开展贸易，同时又胶着般地进行竞争，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全世界-包括那些曾被认为遥不可及的地方-都被纳入到一个错综复杂的等级制生产体系中，而这种等级制生产体系此前只存在于公司内部。 　　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贸易和资金流动早已上了一个台阶，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政府放松管制又为它们提供了更加显著的便利。然而，它们在另一个方面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使原全球化并不是说世界各地携起手来开展贸易，同时又胶着般地进行竞争，恰恰相反，它指的是全世界–包括那些曾被认为遥不可及的地方–都被纳入到一个错综复杂的等级制生产体系中，而这种等级制生产体系此前只存在于公司内部。 　　本只能在一个公司内部进行的生产流程得以分解开来，并在不同的公司和地域之间分散进行。过去，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生产活动只能在一家工厂内部开展、服从统一指挥，这些步骤紧密地协调起来才能设计、加工和生产出一件产品，但如今可以分散到众多相互依存的商业组织之间统筹进行了。在生产活动日趋分散的同时，等级制和控制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呈现进一步加强之势。世界非但没有“变平”，反而比以往更为等级分明。整个工业并没有变得像自成体系的巨型筒仓那样，向生产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自行流动，而是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而这种碎片化以过去的技术条件和组织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伴随着专业分工的细化和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创新，劳动分工形式日新月异。 　　生产过程中不断细分出新的工序，其中一些工序仍然紧密依托传统的企业和地域，另一些工序则延伸到新的组织中去，有时甚至在遥远的新地方扎下了根。 　　然而，新型劳动分工与任何劳动分工一样，它的全部生产环节最终必须整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成品。不论生产工序多么简单或多么复杂，都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并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将零部件组装为成品，中间不能出现任何差错。要想让上述生产过程顺利完成，必须广泛地进行协调、控制和监督。全球化使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碎片化，用传统的所有制术语来说，就是生产过程的“去垂直化”。但是，要让这种涉及多个企业的新型生产过程正常运转，就必须有一个垂直的权威体系进行协调和控制。如今，这种权威关系不能再局限于某个公司的范围内，而是必须在整个生产网络中畅通无阻。 　　所以，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生产活动日趋分散，但权力却不是这样。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生产活动分离出来，重新配置到了新的地方，这个世界看上去似乎是“平”的，但事实上一点也不“平”，因为分散的生产活动要想成功地生产出成品，仍然必须由一个等级体系发号施令。因此，在全球化大生产的网络世界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领头企业和从属企业，以及规则的制定者和接受者，从航空航天业到汽车制造业，从电信业再到饮料行业都是如此。在任何一个工业部门中，都有少数领头企业发号施令，其余企业则只能唯命是从。就拿如今我们每天都要用的“中国制造”小物品来说吧，比如苹果iPhone 手机、戴尔笔记本电脑和惠普打印机等，它们的设计和组装由中国大陆的台商企业进行，高科技元件却是在日本和韩国生产的，半导体又是由硅谷的无晶圆厂设计公司设计的，软件则是在西雅图编写、班加罗尔调试的。所有环节都必须保持高度协调一致，否则，这些东西要么根本到不了我们手里，要么就是在我们按键时无法正常运转。 　　中国在90 年代初融入的就是这样一个全球体系。中国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并不具有老谋深算的长远眼光，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建设工业并击败全球竞争者的雄心壮志。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当时中国参与全球体系是濒临困境，迫切需要尽快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一大堆问题急待解决，中国来不及同国际社会成员国优雅地握手。如果按照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说法去做，应当是由具有远见卓识的政府官员首先建立起所有完善的制度，包括私有产权制、商业法律规范、最低限度的关税壁垒、货币兑换机制，然后才是全球市场魔法般地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但中国的做法太特别、太复杂了，当中国在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并不具有老谋深算的长远眼光，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建设工业并击败全球竞争者的雄心壮志。时的人们根本无法予以解释。 　　中国在将自己的制度理顺之前，事实上是在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干脆勇往直前地向全球生产敞开了大门。更确切地说，中国向那些组织全球生产链的海外公司敞开了大门，允许它们将自己认为合适的生产活动带到中国来。中国不是致力于闭门造车去创造独特的生产体系，而是自愿成为现有全球体系的一分子。当时全球体系虽然处于快速变化中，但毕竟是受他人管制的。这种做法本身无可厚非，它并非一定要出卖权益或屈膝投降，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的胜利或其他任何国家的投降。事实上，从中国创造的长期较高的增长率来看，特别是与同时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做法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最佳战略。然而，就算这一战略能够获得成功，也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最终成为发号施令者，甚至连中国这样的大国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相反，它们仍然必须顺应各种生产链条中商业领头企业的号令。 　　如果按照教科书里的方法做，中国应当首先把屋子打扫干净，然后再参与到全球经济中去。但事实上，中国是先加入到全球经济中来，然后才步履蹒跚地回去打扫屋子。中国最终会建立起某种形式的秩序，但这种秩序既是中国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是全球商界促使它作出的选择。 　　所以，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中国的增长不是这个国家在改写经济发展规则，不是它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世界，也不是它自己在故步自封地发展。相反，这是中国在融入这个世界体系，一个由世界上的发达工业经济体（最主要是美国）创造和主宰的体系。通过按照西方发达工业世界的游戏规则进行全球一体化，中国的改革设计师们有意或无意地引发了一场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政治和社会转型。 　　如何定义中国 　　没有两个国家会在表象或行为上一模一样，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会说自己已经发展到头了。从一定程度上说，每个国家都处在一个持续过渡的状态，中国将永远不会比法国或英国更像美国。但是如果能够采取归纳分类的思维，这个世界其实也没那么难以解释。人们通常会用一个类别来概括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甚至是日本等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似：西方。同样，对于某些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鉴于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人们也会视之为上述类别里的新成员。 　　首先，一些学者坚定地认为现今落后国家要解决“迟发展”问题，就必须与传统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说再见。他们认为落后国家要实现发展，简单地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和精简政府是不够的，恰恰相反，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积极地参与到发展大计中去并且有意识地介入市场管理。从这一点来看，市场是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至少对于落后国家来说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中国与常规发展模式的决裂，即市场经济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的结合，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取得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功。 　　在这一点上，更为偏激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得益于强大的宏观调控，更是由于对民主化进程的推延。中国在这些人眼里，俨然是一个“另类国家”。 　　其次，还有一类学者认为中国与常规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决裂并不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是让中国从全球公平竞争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中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促进了经济发展。对于这些学者来说，通过市场化和减少政府干预，发展自然会到来，而中国的这种高速发展（或者是日本在20 世纪80 年代所经历的高速发展）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政府操控市场，也就是说，利用经济手腕操控市场来增强国家实力。该观点视中国为“中国公司”，“不断上升的威胁”，以及“现代重商主义者”。 　　然而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并非止于此，对中国政治经济独特现状的认识有可能会得出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些观点认为中国也存在缺点和劣势。许多秉持这种观点的观察家都倾向于从新古典主义角度来看待发展，认为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也需要基本的市场条件：良好的产权保护、独立法院，以及一个只提供基本的监管和社会福利却避免任何过多的市场干预和对生产性资产占有的政府。尽管他们承认中国正在经历发展，但同时也指出中国并没有实现理想市场，他们也因此质疑中国的这种模式能否在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他们断言，中国将不足以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所要求的各种体制。他们还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发展在本质上都是不堪一击的。换言之，中国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得很好，但还可以表现得更好，除非中国在政治上有所改变，否则很快就会遇到巨大的阻碍。这部分观点所描述的中国是“一个执拗的社会主义者”，“不彻底的改革者”，以及“夹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国家”。 　　有关这个主题，还有一个与上述观点稍有出入的论点，该论点认为“无论政治是否限制了经济，前者始终落后于后者”。持该观点的学者指出无论在什么国家，高速发展都势必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错位、紧张和潜在的冲突；要避免社会陷入彻底的无序状态，就需要一个公平、公正、反应迅速的政治体系来应对这一系列挑战，而他们认为所有这些特质都不存在于当前的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对中国的描述-东亚发展型国家、另类分子、崛起的重商主义者、有缺陷的市场经济体系、即将来临的社会崩溃，都建立在一个从全球化角度出发的扁平世界观上，该世界观强调的是贸易而非生产。这些描述所共有的一个理论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拥有一个特殊、独立的体制构造，这些国家在自己的国界范围内可以制定它们喜欢的任何规则，采取它们选择的任意措施。因此，中国是一个样，日本可以是另一个样，美国还可以跟这两个国家都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如此不一样的体制构造并不影响它们开展相互贸易，毕竟贸易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不需要多少协调的交换罢了。贸易的发生仅仅是对最基本的信号-价格的一种反应，只要价格合适且交易双方达成一致，商品就能够跨越国界，从卖方流向买方。在这种设定中，对中国的一个描述是：且不论好坏，中国是一个维持本国经济面和政治面之间非常态的国家，即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贸易伙伴。 　　但是如果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事情会变得很不一样。在这里，国家间最主要的互动不是那种欠协调的、基于各自利益的交换，而是高度一致、精密安排的联合生产。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随心所欲的市场水平状态，而在于一个多层级、多公司的全球化生产链。 　　一个发展中国家若想深度整合到这个体系中，就必须要让国内的经济体制与生产链上游的领头公司所处的经济体制相一致。这种体制调和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全面铺开，也不需要非常正式，但必须在生产过程中的关键领域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些领域中有绝大部分都涉及政治和经济的各个方面，甚至跨越了国界-这才是全球化所塑造的世界。如果没有进行过一系列卓越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中国根本不可能成为融合度如此之高的全球参与者，也不可能成为全球化生产和制造中心。简言之，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前文提到的“政治和经济在发展水平上的分离”这个观点是不准确的。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为准确的生产角度来理解全球化，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摒弃此前提到的“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经济隔离式发展”的观点，认为今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正在以一种互联、有机的方式演化发展，那么中国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答案包含了一系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呈现的事实。 　　第一，中国成为“全球主义的支持者”，为了应对20 世纪90 年代的危机，中国通过参与新兴的全球生产体系来对自己进行重新定位，“与全球接轨”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口号，更成为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社会使命。正是这种使命感激发了公民的自我价值意识，阐释了他们如暴风雨般疾速变化的生活，并且给予了整个社会一个可以共同奋斗的目标。 　　第二，中国是 “国际化的推进者”。中国没有遵循西方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标准方案，在进入全球化生产之前准备好完善的体制，而是大步迈向全球化，向供应链的整合者开放自己，外国公司得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将中国工业连接到全球化生产中去。当然，中国的工业重置是有条件的，是基于那些外国公司的需求以及管理层的决策展开的，他们会决定生产过程中的哪些部分设如果我们摒弃此前提到的“中国拥有独特的政治经济隔离式发展”的观点，认为今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正在以一种互联、有机的方式演化发展，那么中国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 　　在中国，因此，我们看到的中国是一个为适应全球劳动分工而建设的国家，而非一个与世隔绝的崛起巨人的形象。 　　第三，中国是“制度性外包者”。中国将自己安置在全球化生产中，遵循全球化生产的商业需求逻辑，一步一步与国际接轨。在一些情况下（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支柱企业进行海外上市等），中国直接将自己与国际规则以及制定规则的机构捆绑在了一起。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比如货币管理、企业法、劳工法、环境保护等），中国将借鉴来的国外经验和做法进行了内化。但是在以上所有的情况下，中国都需要从海外引进新人才来为这些全新的体制引航。 　　在过去20 年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刻，面对抉择，中国政府是选择继续前进，还是固守自己原来的政治路线？推动还是抵制法治社会的建设？正式承认私有经济的地位还是让其隐身？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还是让政府对它们进行严厉的监管？在政府内部引入专家还是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最终都还是选择了进步的一面，他们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一个信念，那就是所有这些与西方的整合都是一个吸纳的过程，中国所接受的任何新鲜事物最终都会处于政府的掌握和控制之中。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模式包含了一次又一次的赌博-不断地掷色子、不断地加筹码。 　　一方面，这些赌博并非不值得，毕竟政府得以继续领导中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赌博的成果要比想象中的更为复杂。中国政府在官方言论中越来越多地加入现代政治元素和概念，比如人民主权论、政府责任、法治、权利和民主。这些内容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尊重，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核心内容。这些人不是革命分子，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要设置路障，与之相反，他们今天在系统内安静、勤勉地工作，就是为了明天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第四，一个改革的追随者。无须多言，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时刻保证自己的执政权。历史学家本杰明· 史华兹（BenjaminSchwartz）在评价清政府在19 世纪末的改革时说，不仅仅是防御工事的外墙遭到了破坏，中国的“内部密室”也被打开了。 　　尽管中国的围墙还在，但是到底谁被拒之于墙外、谁被束缚于墙内却日益模糊起来。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化来获得经济上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管理层的人员组成和利益都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作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承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所走的这条路跟自己在历史上的死对头-国民党逃往台湾后走的路并非完全不同。两个政党都是出于生存的考虑制定了发展经济的目标。这些目标的达成促使政府将先前不受欢迎的社会参与者吸纳进体系内，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政党在试图管理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时也不得不设法容纳所在社会范畴里的各种矛盾。结果是，执政党与内部的精英阶层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尽管两个党派在各自的执政过程中一直都把如何确保领导地位放在议事日程的首位，但是这个议程也逐渐被其他内容填满，其中有一些刻不容缓，还有一些内容在那部分新加入管理层的精英们看来其重要性不可小觑。 　　我们今天更需要做的是去理解那些已经在中国发生了的变化，而不是去极力争辩它们是否构成了真正的变化，接下来的章节将会着重探讨这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