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在大陸影響力之隨機調查兼議兩岸統一後國號的選擇

引言     這是筆者將近五年前所做的一項專題隨機調查。期間，數次整理，未能完稿，延宕至今。不覺之間，庚寅將過，辛卯將到。從一九一一到二零一一，海內外華夏兒女迎來了最神聖的日子——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慶祝大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在此時刻，筆者無可繼續拖延，縱然非專業規範之作，但因實地採集，亦或有些參酌之用。倘若又作芹獻祖國，則無上光榮也。     為何要做這項隨機調查呢？首先是因為自己作為一名留在中國大陸的國軍子弟，對經歷了種種苦難和風霜、又像那出污泥而不染千年不死的荷花一樣，亭亭玉立的我們唯一的祖國——中華文化的真正代表——大中華民國，充滿了敬愛之情。中共在蘇俄一手策劃支持之下，武裝割據，叛亂竊國。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億萬中華兒女慘遭綁架，盡受奴役。中共依靠暴力加欺騙建立了一個自稱是“是大國，是中國” 【1】的所謂“新中國”（實為偽中國）。一時之間，“假作真來真亦假”，海內外輿論幾為中共喉舌所蠱惑。而國際資本主義各國也唯求利益至上，丟棄公理，養虎為患。然，假的總歸是假的。當中共下令坦克開上北京的大街時，它偽裝了數十年的迷惑人的面具被它自己徹底撕下了。與人民為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已為大多數大陸人民所唾棄。這樣，中國大陸內部實際上就出現了一個具備民意和法理基礎的國家名號上的政治空白，也即誰是中國人民的國家代表？於是，被中共惡毒攻擊極盡醜化了數十年的中華民國就再次回到了大陸人民的視線中。於民國三十八年播遷至寶島臺灣的中華民國，仍然遵守著始創于祖國大陸的《中華民國憲法》。經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建設，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先後創造了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被稱作亞洲和全世界民主的燈塔【2】。那麼，大陸人民對此有多少認知？中華民國是否為大陸普通民眾所認同？在資訊日漸開放的大環境下，中華民國在大陸有多少民意基礎？現實的民意情況究竟如何？這樣，進行一次隨機調查也就很有必要的了。     還需說明，筆者本擬設計成問卷調查，但考慮到安全與方便性，就決定全部以街頭隨機口頭問答，或者調查者認為方便適宜的（如輔以電話、電郵等）方式進行。如此，倒也增強了現場性與真實性。      一、調查的時間、地點、對象、範圍、次數、方式等     時間起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至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跨越兩個年度，歷時約一年。調查地點包括浙江、山東、遼寧三省四市（杭州、青島、瀋陽、大連），但主要是在杭州市內進行。被調查者來自中國大陸十餘省、市、區。調查方式以隨機現場訪談為主，另輔以電話、電郵問答方式。還有一次是在列車上進行的。     調查共進行了二十四次，人數六十九人。其中，大中學生六十四人，大學生和中學生各三十二人；在讀研究生三人；應屆大專畢業生三人；進城打工者一人；個體從業者一人；大學旁聽生一人（與個體從業者為一人）；獨立作家（雜文作者）一人；退休職工（國軍抗日老戰士）一人；中共省級黨校教授（離休老幹部）一人。     可以看出，本調查主要集中在大中學生群體。      二、調查的內容     基本問題三個：（一），你知道每年陽歷十月一日是什麼日子嗎？（二），你知道每年陽歷十月十日是什麼日子嗎？（三），若未來海峽兩岸實現了和平統一，你贊成採用哪一個國號？     附帶問題一個：你是否讀過文學經典《石頭記》？     三、知道雙十節的約占三成     明確知道“十月一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日”的，幾乎達到百分之百，但有個別初中生（女生）同學說不出國名的全稱。還有部分同學不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身”和來源。     明確知道“十月十日”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的，有二十人，約占百分之二十九。在大中學生中，知道“十月十日”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的，約占百分之二十八。中學生中，知道“十月十日”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的，不到百分之十六。而大學生中，知道“十月十日”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的，超過了百分之三十，是中學生的一倍以上。這顯示，大陸的大學生的知識面、閱讀面均有所拓寬，而大陸中學教育的封閉性仍極強，學生閱讀面窄，學生大都深陷在應試教育和党文化宣傳的泥潭裏，視野被遮蔽，靈性被扼殺。     至於非學生的五人，知道雙十節的，占到了百分之八十。顯示，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影響力，主要是在校外，而不是在校內。大中學校之內，早已為北京的中宣部、教育部等中共的意識形態部門幾十年間所嚴密控制。但儘管如此，在大中學生中，仍有二成多的同學知道雙十節，甚至知道中華民國的基本情況，顯示出這些同學已有了獨立思考和正確判斷的能力。同時，也證明了中共的意識形態控制正在破產。     對於第三個問題，即：若未來海峽兩岸實現了和平統一，你贊成採用哪一個國號？贊成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三十六人，約占百分之五十二。這是可以理解的，調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直接統治的大陸上進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絕對的宣傳和資源優勢，所以，這並不令人奇怪。相反的，是那多達四成八的被調查者竟不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作未來統一後中國的“國號”，這倒令人驚奇的。想必這不止讓調查者意外，也必會令北京當局意外。這也顯示，中國大陸人民正在極力擺脫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党文化宣傳的強力控制，而願以個人判斷做出選擇。最近十年間，互聯網在大陸迅速普及，訪臺大陸遊客也日漸增多，人民獲得資訊的管道多樣化，北京當局不再是居高臨下的唯一的資訊壟斷者和發佈者，人民對資訊有了分辨的能力和處理的能力。可以設想，假以時日，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作未來統一後中國“國號”的必然會更少。     調查中，有三人選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可以”，占百分之四多。有十一人選擇“不知道”或“不清楚”，約占百分之十七。這至少可以顯示出，在未獲較充分的資訊情況下，有相當多的大陸人民不再人云亦云。也說明，揭露歷史真相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是多麼重要。     選擇“中華民國”或“可以接受”以“中華民國”來作未來統一後中國的“國號”的，有十人，約占百分之十六。其中，大中學生有八人，約占百分之十二多。如果加上前面的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可以”的三人，則有十三人選擇“中華民國”作未來統一後的“國號”，約占百分之十九，人數近二成。與五成二的人選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作未來統一後國號的相比，這約百分之十九近二成人的數字卻是個更實成的數字，前者倒是個虛數啦！要知道，一旦歷史的真相在中國大陸全面曝露，虛的將會成倍縮小，實的將會成倍增加。去假歸真，棄共選民，這將是中國大陸二十一世紀的基本政治生態。     在調查中，有十人（都是大中學生）選擇了以“中國”來作未來統一後的“國號”。杭二中高一女生馮越同學就認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後，就應該成為“中國”了。浙大政治學專業大四男生祝同學、浙江財經學院財經新聞與文秘專業大二女生于同學認為，以“中國”作國號，可避免國共雙方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而突出中國文化的特性，使國號更簡潔明確。從這幾位同學的理解與分析來看，中國大陸的大中學生已具有了一定的理性分析能力，試圖在政治現實中尋求各方均能接受的妥協與折中點，其認識與判斷並不亞于專家學者。     的確，從字面上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中，可求得一個公約數即“中國”，這也是目前海峽兩岸政府方面公開表態的，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可以窺測出，北京當局在保證自己一黨專政和既得利益不受損失的前提下是可以“犧牲”掉“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號”的。然而，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一切都不會照中共料想的發生。事實上，一九八九年，中共自我放棄了啟動政改的最後的“機會天窗”，到進入二零零年後互聯網在中國大陸的迅速普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過去的事物”、“一種落伍的現象”，它除了自我崩解之外已無它途可“自救”。      四、亟需信息量的大陸大中學生群體     在將近一年的隨機調查期間，數十位被調查的大中學生是筆者最難忘懷的。他們中有的明顯是被中共党文化洗了腦，有的模糊不清，但有的頭腦還算清醒，意志還夠堅定，甚至見解不凡，一語中的。有的已具有了一定的民主理念，如對於選擇“國號”這樣的重大問題，贊成由全民投票來決定。不過，總括來看，他們普遍缺乏信息量，知識的接收比較雜亂，大多數同學為中共党文化宣傳所蒙蔽，在應試教育的“牢籠”裏，有相當多的同學都不怎麼上網，其資訊的貧乏就可想而知了。儘管如此，這個群體仍然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群體，更是最活躍和最具能動性的群體，他們代表了中國大陸的現狀與未來，很可能，未來兩岸統一的基本框架是經他們的手而搭建。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早上，筆者開始第二次隨機調查，地點是在杭州城站附近，江城路、公交六十二路車站、建國路杭二中分校門口附近、杭七中門口這一帶，筆者問到了四所中學的五名同學，其中，杭州旅遊職高的高二男生應同學給筆者留下深的印象。當時，應同學已答復了前兩個問題，筆者就向正在等公車的應同學問道：“如果將來有一天海峽兩岸臺灣和大陸實現了統一，你認為應該用哪一個‘國號’來作為統一後我們國家的‘國號’？是‘前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後者’（中華民國），或者……？”應同學稍想了一下，立即堅定地回答道：“後者！”然後，就跳上公車走了。這是在建國路上。筆者與應同學相遇交談也就一二分鐘，但他留給筆者的印象卻永不會抹掉。毫無疑問地，應同學留下了他最真實的身影。     第三次隨機調查仍然是在杭州城站及附近一帶。時間是第二次的次日早上，這次遇到的杭七中高三十二班的徐同學，與其雙胞胎的姐姐都是美術特長生，她對於筆者所問到的問題感到好奇，並且願意與筆者作進一步交談。她說，上初中時，老師講過武昌起義，但“中華民國”已是老的、舊的、腐朽的，所以她當然要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來作未來統一後的“國號”了。筆者與徐同學交談的地點是在清泰立交橋下，與頭一天與應同學問答的地點相距不過數百米，兩位同學雖不同校但差不多應是同齡同年級，對於同一個問題卻有截然相反的認知和選擇，不知北京的中共教育部該負什麼樣的責任？或者，它根本就不打算負什麼責任！     相對于中學生的封閉，大學生們就有些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了。筆者第四次隨機調查是在杭州的文三街上進行的。時間是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筆者問到了幾位來自浙大紫金港校區的大一男生，來自陝西西安的劉同學，他對“十月十日”是(中華民國的) 雙十節非常熟悉，他選擇了“中華民國”來作未來兩岸統一後的“國號”，顯得很有信心。另一位周同學，雖然他也選擇了以“中華民國”來作未來兩岸統一後的“國號”，他說這只是他個人的希望。他告訴筆者，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為什麼？“大陸還算強大，臺灣太小了，又不被國際社會承認。”這位同學把他的理想與現實做了平衡與銜接，不愧是學自動化專業的。     第五次，筆者來到了浙江圖書館二樓報告廳，時間是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日傍晚，坐在筆者身邊的兩位男生李同學和翟同學均來自山東，也都是浙大的在讀研究生，他們是特地來聽這天晚上的“浙江人文大講堂”講座，是杜維明教授講《儒家“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浙江人文大講堂”是由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管控、浙江省社聯組織的新式党文化宣傳工具，採取較靈活與親民的方式宣講中共高層的政策和意識形態，具有一定的欺騙性。李同學和翟同學都是中共黨員，李同學來自山東曲阜；翟同學來自山東淄博，大人族的後裔，專業竟是日語。李同學是浙大中共黨史專業研二生，許是自己所學專業與筆者所問相近相關，在聽到筆者的問題後，隨口就道：“啊，十月十號，雙十節啊！武昌起義，是中華民國的國慶日啊！”他還知道，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前，中共的“國號之爭”，當時何香凝、宋慶齡建議保留“中華民國”國號，但毛澤東聽信了那位姓周的前清遺老的諫言，要做毛太祖，結果後悔不迭。李同學還告訴筆者，昨天他們同學爬山時，還爭論過統一後的國號問題呢！經過進一步交談，才知道這李同學並未上海外網，對於二十世紀國共歷史也並不很清楚。比如，他不知道臺灣現行的憲法正是民國三十六年在大陸行憲的《中華民國憲法》；也不知旅英的張戎女士有一部在海內外引起轟動的新著出版。不過，他也能看到一些教科書之外的資料，他說他正在看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由於他所讀的是中共黨史專業，雖然社科知識面要比一般同學多一些，但他受中共党文化的毒害又要比一般同學多一些。比如，當筆者說中共黨史就是一部謊言史時，他似乎無法接受，道：“得有證據！”總的說來，李同學的觀念並不保守，有一種開放的姿態，唯一缺乏的就是信息量，這也是大陸大中學生的通病。當然，原因不在同學這裏。對於筆者的第三個問題，李同學的答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可以”。這個答案顯然有辱他的專業出身，但他能夠獨立作出選擇也是不簡單的事情。     還有一位浙大的殷同學，留給了筆者深刻的印象。儘管他接受的資訊尚顯雜亂，未成系統，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獨立且明確的是非標準和價值觀，但他顯然具備了這樣的潛質，在信息量充足的情況下，明辨是非將是必然的。筆者是在第十五次隨機調查時認識殷同學的，時間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九日中午前後，地點在浙大西溪校區。殷同學是社會學大四生，來自天津。他們同宿舍的幾位男生比較關心時政，經常議論時事，對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均有不滿。對於未來統一後的“國號”選擇，殷同學未加思索，立刻就選擇了“中華民國”。聊天中，殷同學說，他也看過《大紀元時報》，但對《九評》他還不能認同其觀點，認為是“胡說八道”。（這可以理解，他未經歷過中共早期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從小受的又是中共党文化洗腦教育，對於《九評共產黨》這樣的顛覆性政治巨著，他一時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事實上，筆者也接觸到不少這樣的大學生。）為進一步溝通，筆者第二天午後，再去西溪校區。在學生食堂裏，殷同學談了一些他個人的“觀點”：“國共兩黨，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都屬於中華民國，都是孫中山的繼承者，”“孫中山開創的中華民國是具有最重要地位的，是主導了東亞歷史進程的，”“中共在延安也種過鴉片，幹過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現在，也就從中央電視臺上可以看到‘祖國形勢一片大好’。”殷同學還告訴筆者，他們同學中就有線民，給他們上課的馮鋼教授就曾被告發過一次，只是按浙大的規定，被告發三次才會被處理（不像盧雪松老師所在的吉林藝術學院那麼嚴厲）。     也許是為了讓筆者體驗一下，中共統治下的大學校園仍然是這個員警國家的一部分，幾天後，筆者又去西溪校區，就在殷同學的宿舍傳達室，筆者被負有監視同學的傳達人員盯上了，他反復盤問，最後他招來了學校保安，要把事情鬧嚴重。情急之下，筆者一句“要不要我給王書記打個電話？”竟得以脫身。中共這個政權自吹是“先進代表”，卻分明是最落後的犯罪團夥，實行的是批示文化，聽命的是上一級領導的指示，這也算是“無法無天”的毛澤東所“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大特色”。     殷同學所學的專業是社會學，這使筆者想到一九五零年代初，中共大規模調整高校院系，其中對人文社科類專業進行了大規模裁撤，尤其是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被取消專業、停止招生。當時，毛澤東態度堅決，對於這些學科專業，表示堅決不留，“堅決斷子絕孫”【3】。毛為何如此堅決？乃他要堅決維持他毛氏政權之穩定也！這就要消滅一切可能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所謂“斬草除根”、“以絕後患”，其原因在此也。     在杭州，有兩所大學是最不能忽視的，除浙江大學外，就是中國美術學院了。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這是筆者第十七次隨機調查。早上，天還沒有全亮時，先在建國路上遇到了杭二中高一女生馮越同學。她說，老師告訴他們，現在的教科書都是亂編的，書是越舊的越好。此言甚是，學校也是如此，老校的魅力總是勝過新校。這天上午，筆者經建國中路，惠民路，杭四中校門口，最後來到了南山路中國美術學院老校區（可惜這個老校區前幾年重新翻建外貌大變），一進校門，就遇上了美術史論專業廣西來的大一男生徐同學，他也選擇以“中國”來作未來統一後的“國號”。徐同學的觀點是，台海兩岸目前的狀況是誰也不想被對方統一掉，“中華民國”不想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反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願被“中華民國”統一，在此狀況下，“中國”應該就是雙方都能接受的選擇了。聽了大一男生的見解之後，筆者就在校門口的書店裏遇上了旁聽生“泮豪傑”，他來自台州仙居，在山水專業大三班旁聽。對於筆者的幾個問題，他對答如流，對辛亥革命，中華民國，瞭解甚詳，見解透徹。也許這與他的年紀稍大（已三十五歲）、社會經驗較多有關。他選擇了“中華民國”或“中國”（兩個都可以）來作未來統一後的“國號”。他特別向筆者表達了他心中想說的話：“將來要是統一，希望能統一在臺灣那樣的政治制度之下。”他並不是一開始就向筆者打開心扉的，而是先交談了幾分鐘後，他才慢慢曝露了他內心真實所想，但仍有所顧忌。比如，他一直不告訴筆者他真實的姓名，筆者反復請求，他先寫了“泮豪傑”，後寫的是“李衛民”。顯然，這兩個都是化名。他說：“千萬不要寫上我，環境很惡劣，政治是很殘酷的！”在筆者與他交談的過程中（我們後來轉移到西湖邊坐著交談了，周圍有協警轉來轉去），他不斷說著“害怕，害怕！”使筆者的這項調查打上了深刻的時空印記。他告訴筆者，他的感受是，從小到大都處在“被限制”中，從上學開始就被限制被侵害，到了社會上，生活的壓力又增大了，經濟上不行，至今未婚，自己的個性與環境不合，所以就一直想在藝術、書畫上有所突破。他說：“書畫是靈魂的藝術，要有扎實的功底，不能輕浮！”     顯然，筆者遇到這位“泮豪傑”（“李衛民”），是一位有理想、有志向、有抱負、也有真才實學的藝術青年，在艱困惡劣的環境中，他苦苦掙扎在尋求藝術的山道上。但願政治的清明能早日來到，使許多像“泮豪傑”（“李衛民”）這樣的優秀青年實現他們的美好願景。     五、需要另起“國號”嗎？     在調查中，只有一人選擇了另起國號。時旅居大連的山西雜文作家蘇中傑先生，他選擇了另起國號“中華聯邦共和國”來作為未來統一後的中國的“國號”（蘇先生是用電子郵件回復筆者的提問）。這與一年多後互聯網上發布的改良派的政綱《零八憲章》觀點一致。就筆者所觀察到的，一般大陸的（包括流亡海外的）自由派學者較贊同另起國號，或者國號中，加上“聯邦”、“邦聯”等。也有相當多的大陸網友贊成“中華共和國”這個“國號”（如果譯作英文又與“中華民國”的英譯一樣了）。這似乎是借鑒了前蘇東一些國家在共產政權瓦解後取“國號”的做法。此外，也有大陸的民間學者提出以“中華民族共和國”作未來統一後的“國號”【4】。     縱觀海內外各界人士所另起的這些“國號”，似乎過多賦予了個人化和團體化色彩，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尤其是辛亥革命的百年進程缺乏足夠的瞭解與認識，關注不夠，體認不深。如果我們將所有另起的這些“國號”，一一排列下來，它們的開頭無一不是以“中華”打頭。這說明什麼？說明中國是中華民族的國家，“中華”是我們民族的“旗號”，而“國號”（簡稱）就是“中國”。     六、沿用“中華民國”國號的可行性     調查中，有一位老先生，他就是中共遼寧省委黨校教授、九一八戰爭研究會名譽會長張一波先生，時年八十歲。他是一位抗日老戰士，一九四零年他十三歲時，就在老家山東泰安參加了兒童團。抗戰勝利後，他隨共軍部隊入東北，其後經歷了反右、下放勞動、平反波折，以及家庭親情的崩解（他與自己的親兄弟及三個兒子已多年互不上門走動）。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及海峽兩岸的未來走向十分關心，也有自己的期待與見解。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早上，張一波老先生在瀋陽和平區五裏河街他的住所裏，親筆為筆者寫下了一份書面聲明【5】，他贊成大陸“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他還贊成“恢復孫中山時期的國旗”、“恢復民國年號紀年”。他向筆者表示，自己的童年就是在中華民國的國旗下，聽著中華民國的國歌長大的，他對中華民國是有感情的。他說，為了海峽兩岸的統一，為了不再打仗，他非常贊成大陸改（恢復）國號為中華民國。     顯然，張一波老先生的觀點在中國大陸的中共老幹部中尚屬少數，（贊成這個觀點最多的，是在大陸的中華民國國軍遺族和子弟中），但他敢於表逹出自己的內心看法，實屬難得。其實，從歷史正當性與國家繼承的法理上來看，以“中華民國”作為未來統一後的國號是代價最小的一種方案。誠如臺灣政治人士林正傑先生所言：“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是打開統一大門的一把鑰匙！     早在一九九零年代末至二零零零年代初，流亡海外的資深民運領袖王炳章博士就對國號問題有過深入而細緻的思考，他認為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和憲法是“一個簡便而具體的方案”。當然，他也強調，“（在）中共政權之後，國號、國旗、憲法這些問題，必須由全中國人民來決定。”【6】     根據筆者的調查分析，未來海峽兩岸統一後，以“中華民國”為“國號”，這個可行性確是存在的。首先，她具有法理的基礎；其次，她擁有一定的民意基礎。如果大陸的社會環境繼續寬鬆，資訊繼續開放，歷史的真相不斷向基層民間曝露，那麼，這個可行性就會增強擴大。而如果北京當局高層內部發生有利於大陸民主化的政治變動，則這個可行性就趨向現實了。     梁啟超先生曾撰有《正統論》，列舉了中國古代判定國家為正統的六大條件：得地多；居位久；繼血胤；傳後代；居舊都；中國種。按照中國的歷史傳統，中華民國顯然是中華民族正統的國家，具有正當性與唯一性【7】。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前身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來路不正，缺乏正當性與合法性。所以，中共再次回歸中華民國（上次是民國二十六年）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七、讀經典有研判     筆者在進行調查中，還附帶向被調查者問了一個“你是否讀過文學經典《石頭記》？”這樣的問題。筆者認為，《石頭記》作為一部雅俗共賞的中華文學經典，是否讀過原版書而不是只看過影視劇，這是可以作為衡量檢驗一般中國人尤其是大中學生文學修養的基本標準。     調查中，表示讀過或部分讀過的有二十人以上，不到總人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大中學生中讀過或部分讀過的約百分之三十，其中大學生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大約一九三五年前後，趙景琛先生曾在他任教的上海復旦大學做過一次課堂現場隨機調查，結果他教課的那個班上，讀過《石頭記》的同學達到了七成以上，大多數同學都讀過。不想七十年後，讀過《石頭記》的大陸大學生竟不過三四成，令人感歎！     很有意味的是，在讀過或部分讀過《石頭記》的被調查者中，有十二人選擇了“中華民國”或“中國”，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國號”，占到了將近五成。相反，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表示“不知道”“不清楚”的，則大多數沒有未讀過《石頭記》。似乎印證了“能讀書會思考”、“讀經典有研判”這個古今中外的一般規律。      （初次整理撰稿於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最後整理完稿於民國一〇〇年一月，旅次。）          注釋：     【1】一九五四年，御用畫家董希文受命繪製的油畫《開國大典》發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共最高領導在中南海集體觀賞此畫並接見作者。毛澤東看畫後說：“是大國，是中國。”詳見石甯、石秋勵撰寫的《悲壯的歷史烙印——董一沙憶父親董希文和他的〈開國大典〉》，載《名人傳記》，一九九九年第十期。轉引自上海《文匯讀書週報》，一九九九年十月二日，第十六版。     【2】此為二零零八年臺灣大選期間，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什給臺灣的祝賀聲明電文中所言。聲明全文為：“我祝賀臺灣人民於三月二十二日舉行的總統選舉獲得成功。臺灣再一次顯示了其民主的力量和生命力。我也祝賀馬英九先生獲勝。臺灣是亞洲和全世界的民主燈塔。我相信臺灣舉行的選舉及其體現的民主進程將增進臺灣社會的繁榮、安全和良好治理。臺灣和北京有責任通過一切可利用的方式尋求對話，避免採取會改變台海現狀的單方面步驟，從而為和平與穩定奠定必要的基礎。我相信這次選舉為雙方積極交往和相互接觸，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相互間的分歧提供了新的契機。維護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並保障臺灣人民的福祉對美國依然至關重要。我們將繼續遵循我們一貫的一個中國政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定的三個聯合公報、以及《臺灣關係法》，通過美國在台協會與臺灣人民保持密切的非官方關係。”     【3】一九五二年，大陸高校院系大調整期間，費孝通在中南海的一次會議上，發言希望保留幾個社會學類學科專業，結果毛澤東當場表態，“認為不能留，堅決斷子絕孫。”詳見宋妮撰寫的文章，載《文史參考》，二零一零年第六期。     【4】此為大陸北京民間學者王紅旗先生的說法。二零零五年，王紅旗先生發表網文《統一後要做九件事》，認為統一後應“使用新國號：中華民族共和國，簡稱中國。新國號既可涵蓋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可涵蓋中華民國。”     【5】聲明全文是：趙子：我非常贊成你兩岸統一的策劃設想。改國號為中華民國。改國旗，恢復孫中山時期的國旗。我贊成的理由：1，毛主席一九四九年首先考慮使用中華民國（國號）；2，一九六零年代毛主席後悔改了國號；3，改了國號就不存在臺灣問題了；4，國家就永遠安定不打仗了。我建議還改年號（紀年），恢復中華民國年號紀年。改憲法。這叫四改。最好直接給胡、溫、陳寫信。也可上網討論。然後發動“兩會”提案。中共遼寧省委黨校教授、九一八戰爭研究會名譽會長張一波（八十歲）丁亥八月十七日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七時。     【6】王炳章博士的觀點可在網上查閱他的系列文章。     【7】一九四零年一月，在香港千歲旅館內，時為國民政府鐵道部高級幹部的張競立先生與當時受託為日本作專職對華秘密外交工作的日人西義顯，兩人有過一場關於中國人正統觀念的討論。張競立先生告訴西義顯，中國人的心目中，正統政府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正統”這兩個字中包含著無條件這一絕對性意義，其存在也是天經地義的。民族主義在漢族的傳統中，有一個基本的觀念，即統治漢族的政府只能有一個，並且以她作為正統的政府。而如果出現了兩個以上的政府，那就要肯定一個而否定另一個。正統政府除由本國人民革命以外，是不能顛覆的。因此，倘未在正統政府滅亡之前，又出現政府的話，它只能稱為非正統政府，即偽政府。如果是通過敵人而成立的偽政府，則為逆政府。一旦偽政府掛出自己的牌匾，那麼，它成立的瞬間，舊有的政府便獲得了正統政府的資格。詳見西義顯著《日華“和平工作”秘史》，日本文獻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