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新年伊始，我在蘋果日報的文章結集成書，《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已出版（文化藝術出版社，香港各書局有售）。我為《蘋果日報》寫專欄，不覺已邁入第七個年頭。記得六年前赴港，羅孚前輩請吃飯，客人有李怡。我和羅家頗有淵源，卻初識李怡，他邀我為論壇版寫稿，我姑且一試，回美後投稿都獲采用，便就此寫下去，一晃多年。</div><div> </div><div></div><div>卻沒想到在香港找到了自己的讀者群，〇九年參加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國際文學研討會，有香港讀者持我的《血路一九八九》新書要求簽名；次年參加友人羅海星葬禮，也有素不相識的讀者說喜歡我的蘋果雜文專欄，希望我結集出版。我供職的公司在香港有分部，香港同事對我開玩笑說，在《蘋果日報》寫稿“很容易紅”。謝過此言，真要感激《蘋果日報》給一個失去故國文化土壤的流亡作家提供了耕耘園地。</div><div> </div><div></div><div>二十多年前的六四，我懷著劇痛，抱定與極權主義決裂之心投奔怒海，登岸於香港這片熱土，是香港市民的捐款營救了我和其他逃亡者。我為之感恩，更與香港有某種命定的聯系。其後我到了異邦，孑然一身，卻帶著母語和難釋的文化情懷，這是我全部所有。進入另一種語境和價值系統，助我一點點清除專制植入的思維和話語，於是有了全新的視點去觀照自己和群體中國人所走過的歲月和道路。越是如此，我越懷戀祖國，越對她的人民懷著同胞手足之情，因為我深知，他們可以而且理應過上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div><div> </div><div></div><div>專制主義壟斷著“國家”和“人民”這類詞語，進而把權力圖騰化。別人批評專制就是不愛國和“反華”。然而只有對國家有真愛，才會對發生在這個國家里的一切不義痛心疾首。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寫道，包括波蘭在內的五個共產國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那天，就是他成爲民族主義者的紀念日，他說，“爲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一個人的民族認同，在於他是否對自己國家的失仁缺德感到羞恥。</div><div> </div><div></div><div>近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調查結果，只有百分之十六點六的受訪者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為十二年來新低，這是一個反證。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那部分受訪者，他們絕非數典忘祖，而是對頂戴著“國家”的峨冠博帶所行之不公不義、失仁失德深感折辱。</div><div> </div><div></div><div>在我的《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一書中，或對歷史的沉痛反思，或對現狀的尖刻嘲諷，都是出於對自己民族的愛，希望她有更具尊嚴的面孔，有更健全的心智，有更美好的未來。只要這一天還未到來，作為這個民族的子孫，我都感到羞愧。</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