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之后是一九八九——读韩寒《一九八八：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我一直以为，韩寒的博文比小说要好，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却是一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好手。不过，我认为《一九八八》是韩寒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小说。一部好的小说，必然能为读者提供开放性的阐释方式。有人说这是公路小说，有人说这青春小说，有人说这是妓女小说，有人说这是爱情小说，有人说这是寓言小说，都像，却又都不是。  一九八八之后是哪一年？ 越是专制肆虐的地方，文学和艺术就越是依靠隐喻，比如拉美和东欧的文学，比如姜文的那部被过度解读的电影《让子弹飞》。隐喻，犹如龚自珍《病梅馆记》中的病梅一样，是一种扭曲的表达，却指向健康与自由。《一九八八》也是如此，从书名到内文的字里行间，处处充满了隐喻。“一九八八”是故事中主人公那台破旧的旅行车的名字。表面上看，是因为旧车大梁上铭刻的出厂日期是一九八八；然而，韩寒在与梁文道的一次对话中道破了天机：“事实上为什么叫‘一九八八’，大家都可以去想，但我一定不能在它出版之前说，说了之后又要改名字了。”显而易见，一九八八之后是一九八九，而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一九八九是个众所周知的禁忌。在当代中国的历书中，“一九八九”是一个空缺的年份。高明的屠夫不仅杀戮无辜的生命，还要消灭杀人的证据——首先便是抹去杀人的时间。杀死时间的凶手才是最冷血的凶手。韩寒清醒地知道，要让自己进监狱，多弄两篇文章就够了。酷爱赛车的他当然不愿进监狱，所以用一九八八替代一九八九，这就叫“欲练神功，挥刀自宫”——在现实生活中，“无须自宫，亦能成功”是不可能性的。许知远对韩寒的批评当然有道理：“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但这种批评却失之于苛刻。不能拿刘晓波的标准去要求韩寒。韩寒毕竟用一九八八勾起部分读者对一九八九的记忆，而某些参加过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的人却开公司接“金盾工程”的的单子。故事就发生在主人公路子野开着一九八八去领取一位朋友的骨灰的路上。而那个朋友正是当年变废为宝、修复了一九八八的人。这个心灵手巧的修车高手曾经对路子野说过，一九八八的机油尺是错的，那是从一台报废的苏联产拉达车上拆下来的，加油的时候不能照着这个刻度来，否则你就等着爆缸吧。这台发动机太老了，爆了就不好修了。有一个由来已久的笑话：东德的昂纳克打左灯往左转，结果车翻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打右灯往右转，结果车也翻了；于是，中国的邓小平下令说，打左灯往右转，结果车继续向前行驶。在这个意义上，一九八八不是一辆破车，而是一九八九之后的中国的隐喻。虽然中共政权在一九八九年之后靠着屠杀、暴力和谎言换取了二十多年的稳定，但发动机与骨架不匹配的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爆缸是迟早的事情。而一旦爆缸，陈旧不堪的发动机便再也修不好了。  那个暂时名叫娜娜的少女 在一个小镇上的洗浴城里，路子野遇到了一名“性工作者”，她的名字一日三变，暂时就叫娜娜吧。因为“不好意思”拒绝，路子野接受了这个长相普通的少女的全套服务，之后才发现她已经怀孕了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第二天早上，他们一同遭遇身穿制服的执法者道貌岸然的洗劫。然后，出于同情，路子野带着娜娜一同上路了。一路上，娜娜都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她不像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妓女，倒像是易卜生小说和鲁迅杂文中的那个娜娜。娜娜出走了一百多年，依然没有找到归属。而对于这个世界的残酷与惨淡，她却比曾经当作失败的小记者的小知识分子的路子野更清醒，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袭人的生存能力比贾宝玉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吧。中国进入了“羊脂球”的时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的数量，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娜娜就是这个庞大群体的一员，她的生活是一个悲剧，她自己却以喜剧的方式活着：一个谎称是音乐制作人的嫖客，骗取了喜欢唱歌的娜娜的梦想；一个谎称以高科技治疗性病的医生，恰恰就是将性病传染给娜娜的客人……而警察、城管以及他们背后的权力集团，对作为无权者的娜娜构成了更加严酷的凌辱与侵犯。娜娜说：“我刚干这个，攒了两万，想回老家干服装生意，干最后一票的时候，可能也不是最后一票，反正就是最后那么几票的时候给抓了，罚了两万才出来，这次我又攒了两万，这帮人是不是和银行串通了啊，天天查我卡里有多少钱啊，到了两万就来抓我？”这段话揭示了“中国崛起”背后的秘密，比《新闻联播》和《环球日报》描述的中国来，“性工作者”所体验到的中国，要真实千百倍。这个时代，人人都会向妓女吐唾沫，却不敢向权势者抛白眼。实际上，最卑贱的并不是出卖身体，而是出卖灵魂。当知识分子争先恐后地将灵魂卖给魔鬼的时候，出卖身体的娜娜比他们都干净。娜娜从事这项人类最古老的买卖，已经成了一种惯性，她说：“干我们这行的，换一个城市也就是重操旧业，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缺钱，也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干这一行，就觉得我们只会干这个，可能我有一阵子不缺钱，但我还得干，我只觉得这样最有安全感，哪怕完事以后人家嫖客跑了，都要比在家里停工一天觉得踏实。”可以想像，那些文学评论家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一定是皱着眉头给这部小说贴上“少儿不宜”的标签。其实，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正是他们啊。  那个外号叫“反革命”的少年 主人公路子野的身上有几分韩寒自己的影子，那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小城青少年成长的履历。其中，有三个小故事最吸引我。第一个是收听敌台：电台里能收到各种各样的节目，在一些非常奇怪的频率里，他断断续续地听到很多其他国家之声的节目，但奇怪的是，他们都是中文的。节目里说的是和课本上不一样的话。当他告诉爷爷的时候，爷爷神色大变，立即将收音机上交给组织上。后来，收音机发回，敌台的那几个频率上都被嵌进了铁钉，他再也不能停留在那个频率上，这样就彻底杜绝了他的耳朵落入敌人的手中。第二个是戴红领巾。在路子野的小学时光里，戴上红领巾是一件让他真正发自心底流泪的事情。为什么会流泪呢？那天，高年级的大姐姐对他说，同学，你现在就是少年先锋队员了，你知道吗，红领巾是烈士的献血染红的。路子野将这个比喻句当成了陈述句，在他的想像中，红领巾工厂里，每天都用血给大家戴的红领巾上色。那么多的鲜血，能不让人感动得流泪吗？第三件是绰号“反革命”的典故。在学校里，每个同学都有绰号。路子野的绰号是这样得来的：有一次，到了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学校的喇叭坏了，路子野就说，我来喊，你们要听我的节奏，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突然，一个女孩子站起来，说道，你错了。应该是，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你漏了三个字，为革命。于是，班级里的男生大喊道，你是反革命，你是反革命。从此以后，路子野再也没有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个学校里，他的名字就叫反革命。我比韩寒痴长几岁，也有过相似的阳光并不灿烂的少年岁月。读到这些段落时，我并不觉得是幽默，却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感。德国学者古多•克诺普写过一本名为《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的书，研究那一代德国的年轻人为何心甘情愿地去战场上充当希特勒的炮灰。希特勒说过：“他们的一生都不再有自由。”那是洗脑教育和宣传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都是希特勒的孩子。我的同龄人，韩寒的同龄人，有多少人仍然像戴着紧箍咒一样戴着红领巾呢？有多少人敢于以“反革命”的绰号为荣呢？  那个消失在春天里的丁丁哥哥 “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多次跟我谈到她的生命定格在一九八九年的孩子蒋捷连。那年蒋捷连十七岁，那年我十六岁。母亲把孩子锁在家里，他却从阳台翻了出去，跑到广场去声援那些“想跟这个世界谈谈”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结果他再也没有回来。读到《一九八八》中的丁丁哥哥，我立即想起了蒋捷连。丁丁哥哥就是蒋捷连啊。每一个少年的成长经历中，都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大哥哥。也许并不是血缘关系上的哥哥，比如小说中的丁丁哥哥，只是邻居而已。丁丁哥哥是一个大学生，英俊而聪明，浑身散发着光芒，是左邻右舍的家长教育孩子们的榜样。丁丁哥哥考取大学以后回来的第一周，好多周围的职业和技校生都围着他，看他的课本，想知道他都学了什么，大学和技校有什么区别。丁丁哥哥只拿出了两本书，一本《八月之光》，一本《愤怒的葡萄》。丁丁哥哥也有出轨的时候，曾经带着路子野去偷了一辆摩托车，载着他奔驰在旷野中。那一刻，他们体验到了什么是自由。这是全书中最让人忧伤的一句话：“丁丁哥哥扬起的尘土还未洒落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他变成了骨灰回到我们身边。”不是控诉却胜似控诉，不是谴责却胜似谴责，这就是孔子说的“哀而不伤”吧。丁丁哥哥跟路子野最后的一次对话堪称点睛之笔：“丁丁哥哥在春天收拾好所有的行囊，握着一张火车票向我告别。我说，丁丁哥哥，你要去南方还是北方啊。丁丁哥哥说，我要去北方。我说，丁丁哥哥，你去做什么啊？丁丁哥哥说，我去和他们谈谈。我说，你去和谁谈谈啊？丁丁哥哥唇边露出微笑，急切地说，这个世界。”路子野还唱着丁丁哥哥教他的歌曲《尘缘》——那是一九八八年播放的香港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八月桂花香》也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的电视剧——丁丁哥哥却一去不返。以前，丁丁哥哥不必通过打架，只是“谈谈”，就从小流氓那里为孩子们讨回被抢走的弹子；但他跟“这个世界”却没得谈，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给他谈谈的机会——因为掌握“这个世界”的权柄的，是那个自称“中国人民的儿子”、却强迫所有人都喝一碗“坚硬的稀粥”的老爷子。“六四”是我的成年礼，比我年少的韩寒也许并没有我这么深切的“六四”情结。但“六四”在他的生命中肯定留下了一道伤痕。他在书中举重若轻地提到了娄烨被禁的电影《颐和园》——在《颐和园》中，“六四”不仅仅是一个淡淡的背景，可惜却没有《悲情城市》昔日在台湾的冲击波。韩寒说：“丁丁哥哥以前就是我的词典，自从丁丁哥哥走后，我只能从书中寻找问题的答案。丁丁哥哥说，你懂得越多，你就越像这个世界的孤儿。”经历了“二二八”的台湾是亚细亚的孤儿，经历了“六四”的中国何尝不是呢？  尽管我们都是温水中的青蛙，但我们依然要拼死一跳 与写《在路上》的凯鲁阿克和写《麦田的守望者》的塞林格一样，《一九八八》中作为叙事者的“我”也是一个悲悯的路人。否则他不会与陌生的娜娜同行那么长时间，否则他不会带着娜娜生下的婴孩继续上路。有评论者指出：“他的慈悲心肠源于他生命中这些热血挚友们的精神供养，有的供养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而他其实不属于任何地方。他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如果有的话，故乡也只是在梦幻之中，从来没有真实出现过，那些出生地，根本就不是他的故乡，所以他注定没有归宿，注定会死在路上。”在我看来，韩寒写作《一九八八》时候的心境，正如同当年的李叔同向弘一法师蜕变时候的心境，是虚无而焦灼，是多余人和异乡人。无疑，韩寒是一个悲观的人，尽管他已经拥有了若干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有宝马香车，甚至也意外地被视为“公共知识分子”和“青年意见领袖”。但他内心深处视自己为失败者而非成功者。《一九八八》无疑是一本色调晦暗的小说，它比那些妙趣横生的杂文更多地透露出作者本人幽微的心迹。路子野当过记者，希望“以笔为旗”，却屡屡碰壁。有一次，刊登了他采写的批评稿件的报纸已经付印了，对方却有能耐将报纸在印刷厂里销毁掉。路子野说，我坚信邪恶不能压倒正义。而他的一名资深同事回答说，嗯，但是他们可以定义正义和邪恶。就像书中路子野和女朋友亲自实验的那个经典的“温水煮青蛙”理论——实际情况是青蛙在水有一定温度时候仍然会跳出来，但是现实就是那个锅盖，在它要跳出来时盖上、把青蛙煮死——谁是那个拿锅盖的人呢？那些拿锅盖的人的强大与残暴，远远超乎我们的想像。他们说杀人是为了稳定，他们说杀人是中国的内政，他们说有一种杀人是“激情杀人”，他们还说“我的爸爸叫李刚”。尽管如此，韩寒悲观却不绝望。娜娜消失了，路子野带着娜娜的婴孩又上路了——这个熟睡的、没有哭泣的孩子，是否像鲁迅《药》的结尾处出现的花环一样，隐喻着阳光灿烂的明天呢？虽然丁丁哥哥以及其他的那些哥哥们“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成了没有跳出去的青蛙，但跳过跟没有跳过一生绝对是不一样的。在《一九八八》的结尾处，韩寒这样写道：“他们先行，我始终跑在他们划破的气流里，不过我也不曾觉得风阻会减小一些，只是他们替我撞过了每一堵我可能要撞的高墙，摔落了每一道我可能要落进的沟壑，然后告诉我，这条路没有错，继续前行吧。”是的，热爱自由的生命永远不会屈服，就像古龙的酒后真言："歌女的歌，舞者的舞，剑客的剑，文人的笔，英雄的斗志，都是这样子的，只要是不死，就不能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