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第九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f !mso]> <![endif]–> 现行反革命专号   卷首文—— 奉毛的名胡来    焦国标   编辑《黑五类忆旧》，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是在午夜之后完成的。根据阴阳学说，此乃一日之内阴气最重的时期。在这个时段编稿子，有时我恍然觉得身后围满了一个个屈死的鬼魂，他们争相伸着脖子，甚至超过我的肩膀，想看看电脑屏幕上我编裁出来的关于他们的血泪故事。奇怪的是，每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里升起的竟不是恐惧，而是有这些鬼魂围在背后，反倒觉得可靠、踏实、安全。 本期“忆旧”，是现行反革命专号，故事绝大部分发生在文革期间，其中一些故事与“毛泽东侵权”有关。这些“侵权”行为千奇百怪，比如有人在童话作品里写了一个唇边长个小黑点的毛毛虫，于是被指控影射下巴长有黑疣的毛；有人在集体厨房里边切菜边高唱毛“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于是被指控“一个万寿无疆切一刀”，分明是对伟大领袖发泄刻骨仇恨；有人生来口齿不清，跟着大家喊“万寿无疆”，被指控喊的不是“万寿无疆”，而是“万臭无香”；有人应命在五个山头上写“毛主席万岁”，被指控“岁”字上面的三小竖歪在一旁，写的不是“毛主席万岁”，而是“毛主席万歹”。许多现行反革命分子，就因为诸如此类荒谬绝伦的犯罪指控被剥夺了生命，或自行了断性命，成为冤魂。 今天回首看来，或在今天的年青人看来，彼时的中国人何以如此野蛮愚昧，何以那些人只要奉毛泽东的名就可以胡来。实际上，不止是彼时，也不止是奉毛的名，历史上不乏奉任何东西的名胡来的任何先例，君不见民间奉黄大仙（黄鼠狼精）的名或奉小白龙（蛇精）的名也可以胡来吗？人本质上只是一个电脑硬件，究竟能“显示”什么，端看脑子里装了什么软件。现在有人还想往中国人脑子里装毛字号的红色软件，好，鄙人乐观其成。只是我想提醒一句：当初凡奉毛名胡来的人，后来皆被人胡来。 差不多一百年前，梁启超先生说：“要而言之，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中国人现在最大的病根，就是没有信仰；因为没有信仰，或者假借信仰来做手段……所以和尚庙里会供关帝、供财神，吕祖、济公的乩坛日日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来降乩说法，像这样的国民，说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实在不能不怀疑。我说，现在想给我们国民一种防腐剂，最要紧的是确立信仰。” 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病根没去，中国人仍然是信仰真空。不过，我要纠正梁任公先生的是，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不是确立信仰，而是确立什么信仰。黄大仙也是信仰，它不是元气，是妖气；毛主席也是信仰，它不是元气，是邪气。                                                      目    录   驶进校园的囚车…………………………………………童 话（05） 迷人的霜花………………………………………………孔庆西（07） 刘处长的发现……………………………………………佟舒颂（08） 切菜切出反革命…………………………………………淞 民（10） 退休的同事………………………………………………阿 啃（11） 父母琐忆…………………………………………………冷 明（13） 周有光逸事………………………………………………春 红（14） 口号岁月…………………………………………………李六和（17） 妻子因此嫁我……………………………………………易 平（19） 一封匿名信………………………………………………顾启明（20） 南京小屠杀………………………………………………使 者（25） 侥幸的愣小子……………………………………………李 汉（27） 透视看大样的由来………………………………………李振盛（28） 当年贴反标………………………………………………郑植河（35） 吴风琴，吴献忠…………………………………………青 苗（38） 绅士杀人犯………………………………………………孟昭民（43） 变态的胡老师……………………………………………王 匡（50） 一组行刑照的由来………………………………………李振盛（53） 智斗会计…………………………………………………晓 相（55） 益阳迎丰事件……………………………………………湘 君（57） 六个字的恶果……………………………………………严建设（61） 王家滩的严打……………………………………………泯  民（63） 同号五犯人………………………………………………亦 然（65） 我的老师和同学…………………………………………怀 人（66） 云南Ｇ市那个女孩………………………………………马 驰（68） 小学同学郑成功…………………………………………刘 颖（74） 冬瓜反标…………………………………………………江 南（75） 农场里的故事……………………………………………汪 辉（66） 赶形势的牛老师…………………………………………旷 夫（77） 工宣队员的讲话…………………………………………草 庵（78） 刘少太可案………………………………………………福 生（80） 银川冤狱…………………………………………………宁 屯（81） 消声行刑…………………………………………………金正月（82） 他们因刘少奇而死………………………………………佚 名（83） 搞雕塑的蔡大哥…………………………………………曹白瑞（84） 月亮惹的祸………………………………………………蔡勋建（87） 白老师的师道……………………………………………马 克（89） 三十年的上访……………………………………………汉 风（91） 大墙内血案………………………………………………俞加深（92） 作协里的反革命…………………………………………刘亚伟（94） 杨继年奇冤………………………………………………廖亦武（96） ———————————————————————————— <img src="file:///C:/Users/AJF/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alt="" height="235" hspace="12" width="227" align="left" />补白：一位退休教师在街道与人聊天，曾说过以前夜晚的天比当今蓝，星星比当今亮，月亮也比当今明净得多，被人揭发，说是公然诬蔑社会主义的月亮没有封建主义月亮好，被打为现行反革命。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明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主持会议，将该女医生                          北岛语    国标书                        判处死刑。 ————————————————————————————     驶进校园的囚车    童 话   一九六九年底，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操场上举行一次震慑群众的“镇压反革命大会”。囚车是一辆人们俗称为“闷子车”的庞然大物，车身玄青，不带窗子，驶入五十七中后，停在校门里侧。车里囚禁着六七个即将批斗示众的犯人，其中有一位戴着镣铐的女性重囚犯。 那是一个午后，日光毫无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师生和附近的翠微路中学、玉渊潭中学、羊坊店中心小学、铁路七小、铁路五小等校数千名中、小学生，列队进入会场，在严寒中席地而坐。现场观众还有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职工，北京铁路局职工，以及羊坊店地区的街道居民，人数多达万余。 五十七中的语文教师杨秀媛，那时二十八岁，上午得知被批斗的女性重犯是班上的学生张大圃的妈妈。“镇压反革命大会”时常举行，她熟悉其阵势，痛苦便袭上心来：大圃聪明懂事，处处要强，他还不到十五岁，怎能目睹那种现场？又怎能那样与母亲生离死别？慈悲的杨老师决定，由同班的两个男孩子陪伴大圃，下午留在家里“复习功课”。 可是，在进入会场的小学生队列里却有大圃的妹妹张可心。可心才十二岁，是铁路五小的学生。那天上午第四节课，老师没有让她上，在教师预备室里，她得到了专门针对她的通知：“下午在五十七中开会批斗你妈妈，全年级都去参加，你也要去，要站稳立场，跟你妈妈划清界限。”这位中年女教师，是可心的班主任。 世界在可心的眼前土崩瓦解！为什么老师这样冷酷？为什么召开可怖的大会？妈妈，你在哪里？为什么他们给你加上反革命罪？ 大圃和可心的妈妈叫王佩英，曾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工作。在五十七中会场上，不少孩子认识这位身材不高，面容和善的邻居、阿姨。初一的小瑜（化名）记得，妈妈与王阿姨常来常往，“三年困难时期”自己还吃过王阿姨给的包着玻璃纸的牛奶糖，家里还有一件王阿姨送的礼物，是个漂亮的纸制小手风琴。 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犯人们都被押上来，会场秩序森严，杀气熏天。大圃和可心的妈妈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军警扭着、拖着。她胸前挂着大牌子，写有名字，名字上打着血红的叉子。她不服，被强摁着头与其他犯人排成一溜。发言人宣布他们的“罪状”，喊到“王佩英”时，押她的两个人突然从身后凶狠地揪住她的头发，猛地将她的头扯起，向观众扬了一下。 杨老师看清了大圃的妈妈那张惨白、消瘦的脸。一条肮脏的宽带子紧紧地勒着她的下颌，把被蒙住的嘴勒得现出凹陷。她不肯低头，分明是在抗议，挣扎着要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镣铐“哗啦”一响，杨老师的目光又落在她的脚上，一只脚上没有鞋，冻得通红。 恐怖大戏就这样在众多中小学生眼前继续。会场上口号震天。犯人们被押下去时，镣铐“哗啦、哗啦”的声音令人闻之悚然，全场突然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可心抱住双膝埋着头，一直在屏息静气地忍耐。听见镣铐的声音，她知道亲爱的妈妈走了，越走越远，她再也不可能见到她了。这纤弱的女孩一动没动，悄无声息的泪滴滴落在地上。 散场时，五十七中的学生们排队返回教学楼，外校的学生们也都排队走回自己的学校。那辆囚车从校门里驶出，在他们身边扬起一路烟尘，消失在街道尽头。 元旦过后不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羊坊店铁道部宿舍一带贴出了毛泽东语录打头的布告：王佩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年后，这一冤案得到平反。         迷人的霜花    孔庆西   那天晚饭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六团四营十四连召开班长以上干部会。由于天气寒冷，连部窗户玻璃上结满霜花。靠窗坐的一个排长，大约对会议内容没什么兴趣，下意识地用手指甲在那玻璃霜花上乱写，不知觉间写了“毛主席”三字，又在下面写了“大坏蛋”三字，连起来念就成了“毛主席大坏蛋”。坐在旁边的人发现了，突然大喊起来：“有人写反标！” 会场顿时炸了锅，如临大敌。那排长立即被控制起来，军务股连夜来人把他拷走。审查几天，那排长被押解回来开现场批判会，身份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该排长原本是个很有前途的知青，下乡前就入了团，很能干，文笔口才也很好，听说不久就要入党了，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无论他如何辩解都没用，没人同情他，也没人敢同情他，昨天还是令人尊重的排长，现在却没人敢和他说话。 有一天趁人不备，那排长自己跑到离连队很远的阿伦河边，在一个废弃的渔房子里上吊自杀了。大家得知他自杀的消息后，也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可怜他，还给他加上自绝于人民和畏罪自杀的恶名。团里通知他的家人，他父亲来处理后事，草草埋了儿子的尸体就走了，也没敢说什么。听说他父亲是一个国营大厂的总工程师，可是又有什么办法！ ————————————————————————————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补白：宁夏综合地质大队物探技术员余渭国，一九七○年写了一篇文章，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因为这句话，余渭国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 </div>       刘处长的发现    佟舒颂   刘处长文革前是市直机关负责政工的干部，老实、厚道甚至有些木纳。处在那样的年代，又负责这样的工作，虽然是个老实人，如果不按阶级斗争的节拍去整人，自己也要被人整。在长期的运动磨练下，刘处长原本敦厚的个性开始变得有棱角，政治嗅觉也一天天变得灵敏。终于有一天，刘处长下乡做“五七战士”时，挖出一个真正的历史反革命。 刘处长下乡的那个村子，非常贫穷，多年一直靠政府的返销粮解决吃饭问题。那村有点像世外桃源，外面轰轰烈烈地闹文革，它那里却看不到标语口号，更不见批斗会。公社、大队称它是“小台湾”，那时台湾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该村不到30户人家，有两大姓，林姓和高姓。刘处长一到该村就嗅出了问题：30户人家竟然没有一户地主、富农，中农也只有一户，而且是外来的独姓（高）。高姓早先靠织土布袜子挣点儿小钱，勉强划为中农。至于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村里更是一个没有。按照阶级斗争理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都有阶级斗争，刘处长暗中告诫自己：当心，这里很可能有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 一天，在田间地头休息时，刘处长与一位林姓青年村民闲聊，问道：“你们姓林的，你这一辈应该是玉字辈，你们家兄弟几个怎么都是兴辈？”这位青年村民支支吾吾说是他父亲定的，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抛开既定的辈分字不用，另用其他字，在一个依靠辈分标识身份地位的家族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刘处长想，其中必有重大问题。从这一天起，刘处长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并向其他村民询问，但村民的回答是超级一致，都是“不知道”。这越发激起刘处长要弄个水落石出的好奇心。最后，刘处长做出一个决定：直接到高家查访。 刘处长是在一天晚饭后去的，这个时间全家人都在，这样就可以多了解一些信息。他了解到，高家老两口有六个儿子，老大、老二在队里干活，其他三个在读书，小六还很小，别的也没了解到什么。刘处长回家与老伴说起此事，老伴说他神经过敏：“你是干政工干出了毛病，看谁都可疑，都有问题。” 一天，又到村民领返销粮的日子，刘处长帮着念花名册。待念到这一家时，刘处长仔细看这家人所有人的名字，觉得有点儿蹊跷。过后，刘处长又把这家人的名字按花名册上的顺序自上而下写了一遍，猛然发现，这家六个儿子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中、华、民、国、东、州。谜团一下子打开，原来六兄弟的父亲是要“兴”中华民国东州。当地人早年称日本为东州。显而易见，这六个儿子的父亲一定有历史问题。刘处长连夜赶到公社，向领导报告他的重大发现。 第二天，调查开始。原来，此人在日伪统治期间当过某县监狱的监狱长，日本战败后又成为某县的警察局副局长，但是不知为何，解放后此人仅被关几个月就被遣送回乡。现在这一发现充分说明“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于是立即将其打成历史反革命，挂上牌子，用拖拉机拉着到全公社各大队游斗。他的已上初中的老四、老五两个儿子也被从学校赶回了家。 ————————————————————————————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补白：甘肃静宁县农牧站的女技术员毛应星，一九五七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定为右派，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年后回到兰州。当局认为她不配再当教师，便将她送到静宁县。文革中，毛应星议论说，现在有一些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于是被判处五年徒刑。一九七○年四月三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九天之后，毛应星倒在城外的一块麦田里。 </div>       切菜切出反革命    淞 民       今天和一群离休的老伯伯一起参观淞沪抗战纪念馆，他们大多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七八十岁的年纪，有的胸前还挂着奖章。参观后是座谈会，座谈之后闲聊，一个老伯伯不经意间说道：“我是什么都经历过的，打仗，挨饿，差点当烈士，走资派，现行反革命……”旁边一位老者随口问道：“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怎么 戴上的？”那老伯悠然一笑，道出原委。 在奉贤五七干校期间，老伯伯与其他两人被派到厨房里帮厨。一天，老伯伯正在案板上切菜，造反派在外面唱歌。听到歌声，老伯伯不禁随口跟着唱起来，组成歌曲与切菜的洪亮交响。 一曲未了，突然冲进四个造反派，直斥道：“XXX，你这个现行反革命，竟敢对毛主席怀有深仇大恨！”不由分说，将他揪出去批斗殴打。怎么回事呢？造反派说，他唱最后几个连续的“万寿无疆”时，每个“万寿无疆”后面都跟着一菜刀，这是在发泄对伟大领袖的刻骨仇恨。 造反派通知警备区，说是抓住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让他们带走。警备区带走了老伯伯，通知老伯伯的妻子时，只说XXX是现行反革命，现已拘捕。至于原因，一字未提。 警备区立即派人来调查，证人们都说这老兄生来喜欢唱歌，想来不过是随口乱唱，早年也是出生入死，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关了三个月，证据不足，被放出来。             退休的同事    阿 啃   刚毕业教书时，经常在学校里听人讲一个故事。五七年反右，上面规定每个单位必须划几个右派，有明确的指标，跟现在生孩子指标一样。不过，领导最初表达的意思似乎是：只给你这么一个右派称号，不影响其他，比如工资待遇什么的。学校里通过做广大教工的工作，总算划出了几个右派，但还缺一个不达标。怎么办？校长召开全校教工大会，鼓励大家发扬民主，提名推选。大家都不说话，耗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某年轻教师内急，憋不住，去尿个尿，回来发现自己已被选为右派。 我一直以为故事里的这个年轻教师是我校的一位退休教师。此人在我开始工作时就已退休，现在70多岁了，慈眉善目，酷似弥勒佛，笑起来找不到眼睛，和善得很。如今年老无事，有事没事总喜欢往学校跑，聚在教师中间讲故事，主要是臧否人物穷开心。有一次他嘲笑英语教师水平低，说80年代有美国友人访问我校，其中一男友人想小便，问厕所，可他用的不是WC，也不是Toilet，而是一个美国土词，全校英语教师没有一个听懂的，茫然无措。实在沟通不了，美国朋友只得动用人类共通的手势语，捏着裤裆嗷嗷直叫，大伙这才恍然大悟。     现在此老没事儿喜欢在街上闲逛，找错别字，尤其喜欢找《绍兴晚报》的错儿，找到就去跟报社理论。人家都不理他，当他吃饱了撑的。他不屈不挠，一而再再而三打电话。有一次，他来我们办公室打电话，晚报接电话那人一听是他，没好气，出语不逊，双方在电话上吵起来，老人家满脸涨红，对着话筒咆哮。 我是语文老师，有时候他也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一来二去，彼此熟悉起来，我这才知道，当初他并不是右派，而是现行反革命。因此即便后来出狱，他也不能教语数外等主课，叫他教地理，也不给评职称，最后是中学中级职称退休的。 事情是这样的。文革期间，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东方红》和《国际歌》有矛盾——《东方红》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说起来，这个发现没什么伟大的地方，很多人都发现了，只是人家都是聪明人，憋在肚子里不说。这位先生天真得可以，把这个当作天大的发现四处宣扬：“喂，朋友，我发现《东方红》和《国际歌》有矛盾呢！” 革委会把他抓了起来，劳教，受了不少苦，还连累他的孩子。老爹是反革命，儿子当然是狗崽子，无产阶级要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话不是比喻，是写实。文印室刻钢板的一个教工，出身好，有一次真的用皮鞋踩他的小儿子，踩到往外吐食物。 当时去抓他的那个人，现在还健在，二人相安无事，他也不记仇，只是对踩他小儿子的那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老人至今耿耿于怀。改革开放初，冤假错案都平反了，可是这位老人说，他的现行反革命案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有一天，他把当初判决书的复印件拿给我看，上面某某革委会的公章赫然在目。我问他正本在哪里，他说那是不能给人看的，他要藏起来。 这老反革命多才多艺，会书法、篆刻，还作古体诗。他把整理成册的狱中诗集拿给我看，新近写的诗自署“退思居士”。很多人都把这位老人当个笑料，但我知道他不是。我记下他，不是因为他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乃因为他是一个曾经受苦的人，可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部门来承担这个责任。 ———————————————————————————— 补白：一个同学打靶挖回不少子弹头，把里面的铅烧化，用自制的模具浇注毛像章。铸的像章不少，但个个呲牙咧嘴，便想赶紧处理掉，不然会惹麻烦。他找来锤子，一个个砸平，以为别人看不见就没事了。不料还没砸完，被邻居发现，举报了，他成了反革命。 ————————————————————————————     父母琐忆    冷 明   1968年8月我到锡盟草原插队，次年10月第一次匆忙赶回家，因为我的反革命父亲与我母亲、16岁的弟弟和14岁的妹妹，即将一同被遣回四川老家。草原没有车，我步行十天到达北京，可是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离京。我只得冒着严寒返回草原，路上险些冻死。 父母落户在荒山野岭中，房无一间，地无一垅，没吃没烧，陷入前所未有的绝境。弟弟上山打柴，掉下万丈悬崖，幸被一棵树挡在半山腰，折断一条胳膊。妹妹多病，数次病危，乡民用滑竿抬几十里山路到乡村卫生院抢救。生活如此无望，母亲数次自杀未果。 父亲曾是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送情报，策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母亲跟着没少担惊受怕。建国不久，父亲从地下走到地上，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反间谍公安战士，破获不少大案，美蒋特务一个个落网。母亲本以为父亲会飞黄腾达，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副冰冷的手铐。有人诬父亲贪污、通敌，经调查，纯属子虚乌有。领导以父亲有历史问题为由，迫其退出公安队伍，自谋生路。 父亲开了一家铁工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久公私合营，父亲被分到一个濒临倒闭的残疾人福利厂当工人。他自告奋勇搞革新，搞销售，福利厂起死回生。厂子有了油水，上级开始安插亲信，派个女厂长瞎指挥，厂子迅速陷入亏损。父亲看不过，跟厂长吵了几架。此人的丈夫是宣武区公安分局局长，于是轻而易举地把父亲打成双料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锒铛入狱。 父亲在团河、清河、天堂河、新都暖气机械厂等几个臭名昭著的劳改场辗转劳改。大饥荒的三年，母亲一人靠加工零活、干临时工维持生计。五个孩子要交学费，要穿棉衣，实在没辙了，母亲就去偷着卖血，养活一家八口。     周有光逸事    春 红   有一次，专政队的人问周有光对倪海曙讲了什么。周想，平时与倪讲的话多了，没什么反动的呀。两三个月过去了，周对老伴张允和说，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没交代的。张允和说，你好好想想，平时有没有跟人讲过不合适的话。“不合适的话”提醒了周，有一年和倪海曙对对子，倪出上联“伊凡彼得斯大林”，周脱口对曰“秦皇汉武毛泽东”。谈笑之后，早忘到九霄云外，从没想过是对是错，合不合适。 这算不算反革命呢？第二天，周有关带着满腹狐疑，早早到牛棚把写好的交代材料送上去。管事的人看了说：“就是要你的这个‘秦皇汉武毛泽东’。倪海曙已经承认上联，你不交代下联，行吗？你们这是反革命语言，是反对伟大领袖，你们两个是现行反革命。”从此，大字报上周有光、倪海曙的名字旁边又增加“现行反革命分子”头衔。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周的一项工作是捡骆驼粪和野驴粪。荒郊野岭，一丛一丛的节节草，大的有筷子粗，一两丈长，瘦小的和牙签一般细。当地人拿这粗的、长的造屋顶，编帘子、席子，细小短的当柴烧。周有光捡几根细的节节草带回来，把包在外边的一层衣皮剥掉，露出象牙一样洁白而润滑的芯子。用剪刀先平剪截断，再斜着剪，一平一斜两剪刀，就做成一个精美的牙签。节节草做成的牙签，不像竹子的偶尔有刺，会刺嘴，也不像木头的，到嘴里容易变软。那段日子，业余做牙签成为周有光的一大乐事，自己做，自己用，也送朋友。他至今认为，当地可以建一个节节草牙签厂。 平罗的蚊子不是天黑出来，而是白天出来。上午十点一过，蚊子就多起来，空中伸手一抓一大把，往腿上一拍，满手掌都是蚊尸。过了晌午，天稍晚一点，蚊子还没退去，小咬的就随着风像雾一样地上来了，真是“小咬如雾蚊如烟”。 快到秋收时，周有光和林汉达被派到十几里外的土岗子看高粱。看高粱有规矩：不许坐下，不许站立不动，要走来走去，不许聊天，要一人在东，一人在西。土岗子地势较高，四下望去，清清楚楚。周围没有人家，没有人影儿，没有人来偷庄稼，也没人来看守这两个“看秋”的老头儿。一连三天，他们规规矩矩，到第四天就不规矩了，走一走，停一停，还坐下聊天，聊着聊着，两个语言专家还放胆躺下了。 林汉达仰望长空，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成‘拔苗助长’，‘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过一会，林又问周：“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周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林讲了一个故事：解放初期，他问扫盲班的学员什么叫遗孀，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像白玉霜、蝶霜什么的。那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周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林说，普通词典里都没有遗孀这个词，查了几种都没有，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谈得兴起，二人坐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仿佛对着上万棵高粱讲演。天上没有云，地上没有风，宇宙之间只有他们二人。 宁夏人烟稀少，秋天，常有西伯利亚飞往印度洋越冬的大雁，一个雁群至少2万只。距干校三十里，有一个很大的芦苇塘，是大雁迁徙的中间站，有的雁群直接从这里飞过，有的就落在这个芦苇塘休息几天再起飞。那时局势紧张，干校夜间要值班巡逻。巡逻队员讲，大雁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夜晚的守卫有三道防线。一旦有人闯入警戒线，第一道守卫先发出叫声，声音不很大，大概有十来只的样子；你再走近一点，第二道守卫也开始叫，好像有上百只；你更靠近时，就有千八百只一起鸣叫，叫声吓人。巡逻队员打开强光电筒照它们，这一照不得了，大雁起飞了，雁群拍打翅膀的声音惊天动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巡逻队员吓坏了，赶快离开。 有一天，干校正在广场开大会，一群大雁密密麻麻，铺天盖地飞来了。周有光回忆说：“飞到我们头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头雁一声怪叫，倾刻间大雁集体排泄，粪便就像雨一样落到我们头上、肩膀上。雁便黏糊糊的，弄到头发里洗也洗不净。”   ———————————————————————————— 补白：朱某的老家河北，抗战胜利后成为解放区，他和同伴白某同时加入了共青团。那时虽曰解放，但国民党军队常来搔忧，形成拉锯区。有一次国民党来了，把他们几个青年抓去，问谁是共产党，有的说了，有的没说。朱和白当时都非常年轻，敌人一打，便都说了出去。共产党一回来，他们照样当兵、南下。解放后，朱、白都转业在南昌工作。审干时，朱向组织交待了拉锯区的一些情况，并没有把那时的那些做法理解成是变节行为。文革中，组织审查，认定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根据就是朱当初的交代。朱某不服，给当时已身任要职的早年同伴白某写信，要他证明自己的清白。事情反反复复多次调查，白某从未承认有朱某交代的拉锯区发生的那种行为。文革后期三结合，白某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领导干部，朱某成了阶下囚。这一正一反的结局令朱某很揪心，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坦白向党交代却成了坏人，而蓄意隐瞒历史的却成了革命领导干部。文革结束后，朱某经组织审查，被定为一般历史问题，摘掉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然后三番五次去找过白某，白拒不接见，当革命领导干部当到离休。                       南 山 ————————————————————————————         口号岁月    李六和   文革初，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举国欢腾。这一天，建筑学院召开庆祝大会，主持会议的谢要武振臂领呼口号：“热烈欢呼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爆炸成功！”全场群众也跟着喊，可是喊至“卫星爆炸”，觉得不对，只有阶级敌人才希望我们卫星爆炸，于是谢要武当场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进牛鬼蛇神队伍。 谢要武的儿子谢红兵，在学院的附属学校读书。红小兵头头找到他，要他和反革命爸爸划清界线。谢红兵在会上无情揭发和彻底批判爸爸的反革命罪行，举起小拳头喊“打倒我爸爸”，全场不懂事的小学生也跟着高呼“打倒我爸爸”。这下完了，学校的红小兵头头说他“哄骗广大红小兵战士称现行反革命分子为爸爸，恶毒之极，真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勒令谢红兵当场脱掉“红小兵”袖标，命他天天打扫学校卫生。 丈夫和儿子都因喊口号被关，急坏了谢要武的妻子冷梅，四下求人说情。学校工宣队里有位队员，是冷梅的同学，上学追求过她，那时她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人家是有权有势的工宣队员，冷梅只好硬着头皮去见他，求他放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一马。 这位同学见昔日的梦中情人求到自己脚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事不好办。不过看在过去同学的份上，我试试吧。”此后，他总往冷梅家跑，冷敢怒不敢言，为了丈夫和儿子，有泪只能往肚里流。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工宣队发现此事，要开他的批斗会，让冷梅上台揭发。工宣队长说，只要冷梅揭发得好，就可以解除对其丈夫和儿子的专政。冷梅又羞又恨，上台后光张嘴不知该说什么，工宣队长急了：“不发言喊句口号也行。”受此启发，冷梅突然举起右手，喊“打倒工……”，后面的“宣队员”三字还没出口，冷梅就停住了，头上冷汗直冒，心想，好险呀，我也差点成了反革命。 工宣队长见状，问：“你要喊什么口号？”“打倒工贼。”冷梅急中生智。“对，他就是工贼。”然后工宣队长带头高呼：“打倒工贼！”全场群众跟着高喊：“打倒工贼！”工宣队长意犹未尽，又问冷梅：“工贼还跟你说过啥？”“他说过要给俺买一件的确良花衬衣。”队长气愤地攥起拳头喊：“要他买！”台下的群众也亦步亦趋跟着喊：“要他买！”   ———————————————————————————— 补白：一天早晨，突闻高年级一个叫梁梦溪的同学昨天半夜被县革委会抓走了。几天后，学校召开公审大会，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梁梦溪有期徒刑15年。梁平时学习特别好，其他各方面表现也很好，因动手能力强，尤得物理老师刘的赏识，是刘老师组织的无线电兴趣小组的成员。他们这个小组的成员，个个都能自己组装收音机，还经常帮邻居、同学修理各种小电器、有线广播喇叭等等，是个很受欢迎的小集体。因接触收音机较多，梁梦溪无意间听到了美国之音、ＢＢＣ、莫斯科的广播。若是自己偷偷听，可能还不会惹那么大的麻烦，梦溪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按照广播里提供的地址，给美国之音发信索要节目时间表！梁梦溪至少被关了5年，后来我上大学，他得到平反。他不属于文革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复查的时间相对较晚。出狱后，梁梦溪还是用自己的专长开了一家电器修理部，赖以为生。 ———————————————————————————— 补白：上海一个作曲家，采用越剧曲调谱写一首歌，歌颂江青，可是江青不喜欢越剧，曾说过越剧是靡靡之音。该作曲家马屁没拍成，反被打成反革命，因为“用江青反对的曲调歌颂江青，就是污辱江青，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     妻子因此嫁我    易 平   一位转业军医，因其父曾是国民党的上校团长，又因酒后失言，被同事送进监狱。为了将此人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造反派又指控他年仅六岁的女儿在厕所写了“打倒毛主席”。公安部门配合造反派，成立专案组，将这个六岁的孩子隔离审查。 几经转移审查地点，这个不懂人事的小女孩早已吓得魂不附体，面对警察和造反派提出的种种问题，除了茫然就是哭着要找爸爸。一个女公安柔声说：“小妹妹乖，小妹妹不撒谎，你只要承认厕所里的反动标语是你爸爸叫你写的，我就带你去见爸爸。你爸爸叫我告诉你，快点承认，承认了你就是好孩子，我还会给你买好多好多的糖糖。” 在好多糖糖的诱惑下，小女孩终于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我、我写不来字。”审讯她的人一下乱了套，可是一个姓朱的造反派足智多谋：“没关系，叔叔来教你，你好聪明哟，一定学得会。”关押半个月，在这位朱叔叔耐心教导下，小女孩终于一笔一画地写出了“打倒毛主席”。拿到如此铁证，造反派心花怒放。 一年后，到了读书的年龄，老师告诉她说：“你是现行反革命，没有资格读书。”万般无奈，小姑娘只好随亲人远走他乡入学，直到文革结束才回乡。这个小女孩后来长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再以后成了我的妻子。她嫁我的唯一理由是，虽然我长得很丑，蛮格格的，黑麻黢黢的，极像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但她认定，一旦嫁给我，任何人就不再敢欺负她。她知道我一身正气，浑身是胆，亲见我把好整人的某院长打得满地找牙。 当年小姑娘失去了十五天的自由，后来那个朱叔叔因犯重罪，刚好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一封匿名信    顾启明   我原在常熟县卫生局担任秘书，文革开始后被推为文革小组长。下面各公社卫生院的年青医生常常离开工作岗位，到县城闹革命，我多次接待他们。我一面欢迎他们送来的大字报，一面又劝他们回原单位闹革命，不要耽误医疗工作，但是劝说不仅无效，反被指控为压制革命。为此，我曾以卫生局文革小组的名义，到邮电局打电报，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上述情况，请示怎么办，但没有回音。 文革继续迅猛发展，县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围攻、游街，党组织瘫痪了，政府机关无法工作，学校停课，有些工厂停产，听说外地已发生斗死人的事。如此混乱下去，怎样收场？至年底，我化名王伟东，愤然命笔，写信给毛主席，严词直陈混乱情况，强烈要求立即下令停止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秩序。信的内容如下：   毛主席： 惊悉无锡发生“一二.四”武斗事件，死伤数百人。消息传来，惊心动魄！近来，各地都发生了武斗事件，难道是形势大好？！ 现在某些方面，各级党委都受到炮轰、围攻，领导人被游街、批斗，机关瘫痪，学校停课。难道只要保卫你一个人？！ 为此，向你提出强烈要求： 一、向人民请罪； 二、立即下令停止文化大革命； 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四、对杀人凶手要严加惩处； 五、对死难家属要适当安置； 六、解放军要进驻重要单位和学校，加以保护； 七、文化大革命要结合四清搞； 八、要提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各级党委”、“保卫人民”等口号。 常熟人民 王伟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   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至1967年春，县委和县政府完全瘫痪，军管会成立，但混乱局面并未好转，反而越加严重。10月15日那天，常熟发生两派持枪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22人，震惊全县。1968年春，经军管会努力，两派达成联合协议，成立了三结合的常熟县革命委员会，局势渐渐平稳。 6月，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7月，县军管会、公检法公布了几个已列入侦查范围的重大反革命案件，第一号就是王伟东反革命匿名信案。我大吃一惊，恐慌异常，自杀，未成，只好听天由命，期望侥幸得脱。种种迹象表明，我已被怀疑上。11月初，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顶不住，承认了这封匿名信，于是我立即失去自由，家被查抄，个人信件和日记本全被抄走，一支金笔作为作案工具被没收，一张千元储蓄存单被冻结。 我被反复批斗，指控我立场反动，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鸣冤叫屈，还逼我交待写此信是受何人指使。他们点了几个领导干部的名，要我指认，劝我何苦一个人担责，要反戈一击，交待出首恶，争取从宽。我反复说明，无人指使，我就是首恶，不会诬谄他人。 不久，我被押到县工人纠察队关押，工纠队员上来对我痛打一顿耳光，眼镜被打坏落地，罚我手捧红宝书低头站立，早晚请罪，有时寒夜里喝令我站起来恭听最新指示，有时在我面前殴打其他人以示警惩。 一位后押进来的人告诉我，县城各条大街都贴有打倒我的横幅和揭发批判我的大字报，有的还贴上我的照片，报纸刊登着揭批我的长篇报导，县广播站两次广播了这篇报道。满城风雨，名誉扫地。 1969年1月30日上午，工纠把我押到工人文化宫批斗，县革委会领导宣布处理决定：永远开除出党，永远开除出干部队伍。县军管会、公检法的干部宣布了对我的判决：猖狂叫嚣要“保刘少奇和各地代理人”，“百般污蔑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就地服刑。宣布后，我被戴上手铐。 1969年2月27日，我被押送老家支塘公社“就地服刑”。那天上午，雪后阴天，天气寒冷，上了汽车，我回头望望虞山，山上白雪皑皑，阴云浓重，显得无限凄凉。届指算来，在虞山脚下的虞山镇我已工作生活了十八个年头。虞山，别了！今日一别难再见！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汽车先到支塘公社，再到十九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大会批斗。批斗结束，带到第五生产队，把我安排在一间草房里住下。夜幕降临，室内无灯，眼前一团漆黑，我倒在稻草铺上，大哭一场。自第二天起，我天天参加劳动，或田间，或养猪场，不离生产队一步。 我妻已成为二十二种人的一种——反革命家属，被赶出工厂，到农村和我一起务农。我领养的女儿，初中毕业了，也插队来农村和我在一起。一家三口，算是“团聚”了。生产队要到麦熟才分口粮，我们只能自己出钱凭粮票买粮度日。我在镇上的五间住房被拆去，在生产队造了三间房，多余的材料归队里，还要我付五百元的建造费。 5月，县军管会、公检法来了孙、陈两个干部，会同大小队干部，在生产队办公室厉声问我：“到农村后，是否有人寄钱给你？是否有人写信给你？你是否写了信给别人？”我回答都没有。他们又对我说：“对你已作了宽大处理。按照你的罪状，可以判刑十年十五年！”我心想，莫非判死刑也可以？之后，生产队对我的压力加重了，要我早出工晚收工，当中不能松，不许“乱说乱动”。有时大队干部来，看到我就当众无端呵斥，甚至打我一拳。 在公社的大喇叭广播里，经常听到公社通知各大小队和社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注意阶级敌人的新动向”。每逢节日或阶级斗争需要，我便被押到大小队社员大会上，低头弯腰，乱批一通，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妄想停止文化大革命，要刘少奇上台，要走资派上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吾俚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吾俚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要斗争到底。有一次，批斗后挂黑牌到镇上游街，黑牌上写着“反革命分子顾启明”，并逼我高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顾启明！”还有一次，我被押到支塘小学，由贫下中农宣传队主持大会，天真烂漫的红小兵（小学生）用娇嫩的小手举起红缨枪，对着我的后背一阵乱打。 此时，我妻患了腰椎结核等多种疾病，不能劳动，经常服药打针，领养的女儿为避免受牵连，和我划清界线，由生父母领回，和我们脱离了关系。我每天出工劳动，上面规定，不给计工分。年终分配时，队里只给我平均口粮、柴草和二十元钱。我妻有病，很少劳动，所得工分更少，拿到口粮、柴草后，成为透支户。 有一天，听到社员在讲，附近生产队有一个南京来的姓范的右派分子投河自杀了，我大受震动。范某是我的小学同学，竟先我而去！我强自镇定，反复告诫自己：切不可步其后尘，除非劳瘁病死！ 我忍辱偷生，年复一年，到1972年1月30日，三年“就地服刑”期满了，可是没有上面干部来宣布。我天天盼望，焦急万分，在田间劳动，时常偷看大路上有没有县里来的人。我害怕起来：莫非此刑无期？一天天，一月月，挨过整整四个月，一天早上，队里通知我到仓库场上开会。我赶快到会场，一位大队干部叫我听好，当众宣读了县军管会、公检法文件，宣布将我刑满释放，不戴“帽子”。读完后，那干部对我说：“你当社员了，不能翘尾巴，‘帽子’还在群众手里！”我心想，刑期不明不白延长了四个月，还留下一条不能翘的尾巴，又要当心被再次戴上帽子。后来，有的社员称我是二等社员。 我妻病了七年，就医服药，到县城住院看病，做手术治疗，过去积蓄的钱都用完了，就陆续变卖家具、用品、衣服等，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我想起了这句最高指示，就多次到县革委信访科和县公安局，要求“给出路”，给我安排一份适当的工作，但都没有得到解决。有一次在县公安局接待室还被训斥了一顿：“刑释分子，要老实改造自己！” 1975年冬，听说69、70年下放农村的工人可以回厂或办理退休、退职，县里还成立了临时机构五人小组专管此事，我妻便拿了当时厂方所写的介绍到农村务农的信件，多次到原来做工的工厂要求对她作下放工人处理，但遭到厂方的拒绝。厂方说：“当时县级机关学习班电话通知厂方，你是随夫就地服刑，到农村务农，不属下放。”我也多次到五人小组提出要求，但小组负责人不详察情由，以冷酷的态度拒绝受理。 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1977年初，五人小组因工作结束而撤销。我妻以及公社、大队干部，分别多次向妻子原单位主管部门要求解决这一问题。她的退职手续终于办理下来了，月领保养费15元。当年下半年，县卫生局李如宝局长出力疏通，介绍我进支塘公社卫生院当临时工，月工资30元，其中百分之八十交生产队记工分。 1978年6月2日，支塘卫生院通知我到当地派出所，我去后见到县人民法院苏宗德院长和陶高欣、周大钧两位干部，他们请我坐下，喝开水，我一时很感意外。他们对我说：“关于你的问题，你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经复查认为，现在决定撤销原判，恢复名誉，恢复原干部待遇，补发工资，还要恢复党籍，即将在县里开大会宣布。暂勿外传，等待通知。” 过了六天，通知我上城。在县委第三会议室，在由县级机关和卫生系统各单位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县人民法院和县委组织部领导干部分别宣读了上述复查判决和复查决定。会议结束，卫生局会计叫我到局先领取当月工资，后再补发。我赶快乘车到支塘，下车后飞快奔回家中，把此事一五一十告诉了我同难共苦的妻子。     南京小屠杀    使 者   1970年3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判处1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另有几十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 是日下午，南京全城戒严，交通中断，商店停业，上百万人被组织集中到主要干道两旁，列队观看十几辆刑车、警车和军车押解这些反革命游街示众。所有犯人都被揪住头发，仰起面孔，让广大革命群众认清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车队出体育场北大门，沿广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东路、大行宫、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升州路、水西门等路段，驰往凤凰西街尽头的刑场。11位死者，其家属事先未获任何信息，他们的骨灰后来也全都不知去向。 继“三•六公判”之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相继又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4月28日杀12人，7月30日杀24人，12月10日杀10人。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在同一日（12月10日）双双被判死刑，同乘一辆刑车游街示众，同在一个刑场被杀害。 以上四批惨遭处决的57人，罪名几乎完全一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980年前后，57名“现反”全部获平反，被判其他刑的人也全部被确认为冤案，冤案率100％。 中国近代史上，南京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曾发生过多起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血腥事件，最有名的当数1937年日寇占领南京后的南京大屠杀。如今，每年的12月13日，中国人都在沉痛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寇屠杀的数十万同胞，然而1970年几次南京小屠杀中死难的人们却被彻底遗忘。这是为什么？难道外国人杀中国人不可遗忘，中国人杀本国无辜百姓就应该忘记吗？ 作为当年在“三•六公判”大会上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我今生今世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就是1970年3月6日，它已牢牢嵌进我的记忆神经。四十年来每到这一天，那天亲历的场景总会自动浮现： 在公判大会主席台上，主持人宣读死刑判决后，我身旁那11位被绑得面孔紫黑的受难者，脸上的那种愤懑、绝望、恐惧、无奈、痛苦的神色； 从主席台押往刑车停放处的通道上，受难者们因为捆绑过紧、难以呼吸而发出的那种不忍听闻的呻吟，那已经不属于人的声音，完全是一种动物宰杀前从喉咙里挤出的凄惨低嚎； 刑车缓缓行进游街示众途中，街道上空回荡的那凄厉的警笛，正在向整个城市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个听者脆弱的神经； 那插入受难者颈背高高竖起的11支白色亡命标牌，随着车辆的晃动在缓缓摇曳，就象地狱中伸出来的天线一样，向广袤的人世空间发射死亡的讯息； 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脸上那种混合着惊悸、恐怖、疑虑的神情，刑车经过之处人群中发出的的那种由惊呼、叹息、窃窃私语汇成的低频声浪； …… 那时我就在第七部刑车上，这些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可怕场景伴随我一直走到今天，走了四十个年头！             侥幸的愣小子    李 汉   1968年初，有一次早请示，全体同学循例挥动红宝书齐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俺班一个平时二二乎乎的小子，这时忽然神经错乱，大声说：“祝蒋委员长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冈村宁次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全班愕然，一下子谁都不说话。那傻小子自己愣神儿半分钟，忽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肯定是被自己的胡言乱语吓哭了。在场没有老师，都是同学，谁都不敢说话，都楞在那里。过了一会儿，那小子自己突然喊道：“我是反革命！我是现行反革命！我去自首！”说着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 我们都觉得，这小子肯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大家在教室里等候结果，议论纷纷。过了两三个小时，校革委会副主任（原是珠算老师）来了，说：某某同学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他的家庭出身是小资本家，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团结的对象，他不可能对人民公敌蒋介石有什么感情，更不会对侵华日军司令有好感。他的错误属于口误，而且事发之后立刻主动投案自首，认错态度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假如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出身的，那就另当别论。所以经学校革委会讨论，并请示上级南开区教育局革委会领导和驻局军代表，决定责令该同学作出深刻检查，并通报全校批评，如有再犯，从严处理。另外特别警告，出身于地主、官僚资本家、走资派家庭的同学，由于你们的家庭出身背景，你们如果犯了同类错误，将加重处理，给予记过处分！ 这事儿，居然就这么过去了。         透视看大样的由来    李振盛   1966年8月22日，星期一，天色阴沉，气候燥热。我像往日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多年来，黑龙江日报编辑部形成一个习惯：编辑、记者上班后，第一件事是浏览一遍当天的报纸，既了解国内外新闻，也找报纸上存在的问题，如有发现，就写到评报栏上。我拿起散发着油墨味的当天报纸，看着第6版上由我拍摄的一整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图片，心里美滋滋的。 哈夏音乐会是在“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开幕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猛烈开火”是这届音乐会的主旋律。报社为突出宣传这届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音乐会，特地从编辑部各部门抽调记者，组成一个哈夏报道组。我被指派参加该报道组，负责摄影采访。报纸每天刊发我拍摄的单幅新闻照片，我希望在音乐会闭幕前发个整版的图片专刊，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一整版照片，版面大方，图片清晰，效果很好。 文革开始不久，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报纸取消了记者的署名，文字记者一律署“本报记者报道”，摄影记者则署“本报记者摄影”。说实话，我从小成名成家思想浓厚，信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为一个刚刚走上新闻岗位的年轻人，我心里整天想的就是尽早成为名记者。现在报纸突然取消记者署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了外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怎么实现我当名记者的梦想呢？心里虽这么嘀咕，却不敢说出口。 看着自己所拍照片赫然印满整整一块版，虽然只署“本报记者摄影”，但社内和外界一些知情人看到了，都知道这是我李振盛拍摄的作品。想到这一点，也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和幼稚的成就感。 编辑部的评报栏上很快贴出了第6版的图片专刊，评报者在报纸上用红笔写出评语，建议给这个照片专版评为“好稿”。 就在这时，有人跑进3楼摄影组办公室，慌慌张张地对我说：“不好了，哈军工的红卫兵把咱们报社包围了，揭发今天报纸上的哈夏音乐会图片专刊中有反革命事件。他们要求揪出肇事的摄影记者，还要揪出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总编辑让你先到楼顶平台上去躲一躲，免得他们冲上楼来把你揪走。” 我还没弄清今天的报纸上到底出了什么反革命事件，就被人连推带拽地弄到楼顶平台上。躲在楼顶，仍能听到报社大门口传上来的喧嚷吵闹声。我在楼顶探头下看，但见黑压压的数百名身穿草绿军装的红卫兵，挤满了报社门前的人行道和那块不大的绿草地，花草被践踏得一片狼藉。看起来，红卫兵们群情激愤，有的挥动着《黑龙江日报》，比比划划地在向过往的行人宣讲着什么，有的又吵又嚷，在与报社职工争论着什么。 我独自一人在楼顶平台上转来转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过了许久，有位同事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我说：“那些红卫兵太不讲理了，非要让摄影记者出面交待问题不可，总编辑怎么解释，他们都听不进去，说今天这块图片专刊版面的摄影记者不露面，就决不收兵。总编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你下楼去对红卫兵讲一讲发稿的过程。”我问同事，他们究竟抓到了图片专刊什么问题，这时才从同事口中得知事件的原委。 那时我们的报纸每天4块版，有重要报道时才临时增版。8月22日的报纸，为突出对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哈夏音乐会的宣传，增版两块，共出6版。我拍摄的9幅音乐会舞台照片，发在第6版，通栏大标题是“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左上角是革命职工高唱《东方红》的大合唱照片，其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红旗，旗杆顶上有一个锋利的枪头。背面的第5版，是有关音乐会的文字报道，右上角那篇文章《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劲》，配有哈夏音乐会会徽——毛泽东侧面浮雕像。单独看这两块增版，翻来覆去怎么看都找不出丝毫反革命事件的痕迹，反而会称赞这一天报纸对哈夏音乐会的宣传报道实在是非常成功，效果极好。 然而那时不知是谁发明了“透视看报纸”这一损招儿，一些红卫兵常拿着报纸对着太阳透亮看，总想从中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8月22日的报纸，对着阳光一看就发现问题了：第6版那面红旗旗杆顶上的枪头，正巧从第5版毛泽东侧面像的下巴部位刺进去，斜着穿透脑壳，在头顶上刺出。这样，“掩藏着的反革命意图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红卫兵愤怒地指出：“更为恶毒的是，在这个掩藏的反动图案旁边，还故意安排一行大字标题——‘越看越有劲’，真是何其毒也！这种反动气焰何其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把此事定性为：“这是以极其险恶的用心来发泄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这是有意制造的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一旦罪名成立，这可是滔天大罪，依法当诛，罪在不赦! 我听了同事的介绍，仍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等凑巧的事，急忙跑回办公室，拿起报纸对着窗外的阳光仔细看。天啊!那红旗的枪头真的是不偏不斜，正从毛泽东头像顶上穿过。心中不仅暗暗叫苦：这种倒霉的事儿，怎么偏偏叫我碰上了？ 在那指鹿为马的荒唐岁月里，曾听说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反革命事件”。《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一幅《你追我赶》油画，有的人疑神疑鬼，从油画前景的芦苇丛中硬是发现了“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有的人从八大山人的国画珍品中，竟看出了“白眼望青天”的反动内涵。国画大师李苦禅画的泼墨大写意《八朵荷花》，被批判是“恶毒污蔑八个革命样板戏”。这些传世之作，都被宣判为黑画，横遭批判。 我怀着极为愤懑的情绪走向一楼大厅，想与那些缺乏常识的红卫兵理论一番。大厅里挤满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其他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报社的许多职工也闻讯赶来，与红卫兵们争论着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昨天晚上值夜班的副总编王庆功被红卫兵团团围住，逼迫他交出与这起反革命事件有关的摄影记者及幕后策划人。 “这就是拍摄这一版图片专刊的摄影记者李振盛同志，请他介绍一下哈夏音乐会照片的发稿过程吧。”王副总编见我来到一楼大厅，便向红卫兵介绍。 红卫兵一看我是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没等我对发稿情况做出解释，就七嘴八舌地盘问起来。我如实介绍了这一版图片选片定稿、版面设计、制版、付印的全过程。他们大概也听不太懂，仍然不着边际地问这问那。我有点不耐烦，说话时带着很不服气的腔调。 “你就是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制造者之一，你还敢嘴硬？！”他们大叫起来。“你们没有调查，不了解情况，凭什么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你们有什么证据？天底下有你们这样看报纸的吗？纯粹是没事硬找茬儿！无事生非！” “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你们这起反革命事件的证据全都印在报纸上了，这种反革命的伎俩，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一看就明白，还用去调查吗?”他们振振有词地嚷着。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一个红卫兵头头号令在场的红卫兵，一起打开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集体朗读了一段“最高指示”。这分明是把我们报社的编辑、记者都当成是“不拿枪的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结论是产生在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也不示弱，你们是红卫兵，咱也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难道还怕你们不成！就顺口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红卫兵看我竟敢用最高指示顶撞他们，跟他们打语录仗，更是恼怒，威胁说：“你再不老实，就揪斗你!”一名小个子红卫兵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说要拽我到他们造反团总部交待罪行。 “我们报社就他这一个年轻的摄影记者，你们要是把他带走了，你们明天在哈工大操场上举行的造反点火大会，我们就派不出记者去采访了。”在这关键时刻，王庆功副总编拨开人群，从容地走到我的身边，用他那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语气，对那位揪着我衣领的红卫兵说。明天的造反点火大会要首次揪斗省委领导干部，如果省报没有记者到场采访报道，岂不缺少权威性？红卫兵头头一听王总编这话，就说：“先不用带走他，让他戴罪立功!”那小个子红卫兵极不情愿地松开手，狠狠地用力一搡，咬牙切齿地说：“你听见没有?今天暂时不揪你，是让你戴罪立功!” “好汉不吃眼前亏，算了吧，别跟他们这帮小孩子们一般见识。”站在旁边的报社经理部的小鲍轻声劝我。 假如我被红卫兵拉到他们的造反总部，肯定没好果子吃，不管是坦白，还是抗拒，都会受皮肉之苦。那时红卫兵打人最常见的招数是抡起军用皮带，用那铁扣子没头没脑地乱抽一顿，不少人就这样被打伤致残，有的被打致死。哈尔滨三中的老校长，就被该校的鬼见愁红色造反团用皮带扣活活打死在地下室里。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向社会大量印发传单，揭发《黑龙江日报》发生的这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时轰动全省、全国。一位在另一家省报当记者的老同学来信说，当时他看到了红卫兵邮寄的传单，说“这是一起公然利用党报制造的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还点了摄影记者的名字，很替我担忧。 经协商，由前来包围报社的哈军工等3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和报社印刷厂的工人赤卫队组成联合调查组，负责调查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始末，然后做出结论，公诸社会。 调查半个多月，9月10日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由报社印刷成传单，有好几万张，送各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散发全省各地市县，还邮寄到北京及各省兄弟报社，以消除起先红卫兵广为散发的透视看报纸发现反革命事件的传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心想，应当保留一张调查报告原件，作为这次痛苦经历的历史凭证。几万张调查报告传单都散发、张贴光了，我把报社大门前墙上的一张揭了下来。这张四角有粘贴痕迹的传单，与一张增刊报纸一起，被我完好地保存了将近40年。这份调查报告传单如今大概仅存世这一张。 现在读这份调查报告，觉得十分好笑，一个本来明明白白的事儿，却兴师动众地去“认真调查，反复核实”，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玩笑。 调查报告对红卫兵围攻报社、揭发反革命事件的革命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广大革命学生对两个版面提出质问，是出于对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也是出于对党报的高度的关心。《黑龙江日报》的革命职工，对提出质问的革命群众表示敬佩和谢意。热烈希望广大革命群众对报纸工作继续加强监督，经常提出改进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今后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政治责任，认真改进报纸的编排校印等工作。”折腾了半个多月的闹剧总算结束了。 这张传单的落款是“联合调查组”，其成员是哈尔滨电机厂四车间红卫兵、哈尔滨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哈尔滨建筑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团和黑龙江日报社赤卫队。在这4个造反组织中，有两个造反组织用了“毛泽东主义”，而不是“毛泽东思想”。当时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北京，红卫兵们觉得，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都可称为“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被称为“思想”，这不公平！他们发出一个倡议：要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全国红卫兵纷纷响应这个“伟大倡议”，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据说周恩来曾为此专门请示毛泽东，最后确定还是称“毛泽东思想”，这场毛泽东思想升格闹剧最终平息。 调查报告总结的教训之一是：“过去出版报纸没有隔纸相望检查的习惯。因此，在报纸的各个环节上，也就没有用透视的方法去检查报纸。所以，在《黑龙江日报》1966年8月22日五、六版上出现了这种情况。”鉴于此，报社领导立即整改，总编辑通知经理部，让木工房加班赶制几张灯光台。灯光台有普通办公桌那么大，台面是一块透光磨砂玻璃，下面装4支日光灯。一开灯，整个台面通明透亮，把报纸大样放在上面，就像医生看X光片那样，能看到“透视效果”。各版大样合到一起，放在灯光台上隔纸相望，反复透视检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让排版车间改版，调整版面位置。 那时，报纸的第一版经常有整版或大半版的毛泽东照片，其他各版通常都是各种批斗会的报道或大批判文章。刚开始的时候，要求不得在毛泽东像的背面出现含有“反面内容”的文字，而且不管是大标题，还是正文中的小号字。这种严苛的要求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实在没有办法，后来又退了一步，改为不准有“反面意义的大字标题”印在毛泽东像背面，譬如当时批判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工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大批判中还常用“修正主义，反革命，走资派”等等，这些字眼决不允许叠印在毛泽东像的背面。值夜班的编辑，人人神经高度紧张，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惟恐惹出政治麻烦。 报纸大样放在灯光台上，反复透视看几遍，改来改去，没完没了,如此“整改”，给排版车间额外增加许多麻烦，排版工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改动重排，到下班时间也无法下班，苦不堪言。 据说黑龙江日报社是最早制作灯光台透视检查报纸大样的报社，后来中央各大报社以及全国各地方报社也都先后增设了灯光台，供夜班编辑透视看大样。             当年贴反标    郑植河   我初高中都在韶关北江中学度过。文革开始，中学停课，学生造反，1972年后教育秩序一度恢复正常。记得读初一、二年级时，所有考试都是开卷，到初三年和高中，就实行闭卷考试了。1973年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我们这些想读书的人都绝望了。 同学李小益，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初二时随父母调到韶关。他音乐、数学、英文都很不错，诗词写得特别好。我俩和另一位同学原满韶，三人关系很好，喜欢看书，经常互相借书看，其中有些是受批判的禁书，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家巷》等。那时因反苏修，《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让唱，但我们偷着学唱，成为我们高中时代的流行歌曲。 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变得很叛逆，总想干点什么出格的事情，我们三个就特愤青。1975年，我们高中毕业，想考大学根本不可能。那时，想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要工作几年后由组织推荐。我被分到韶关耐火材料厂，原满韶去了韶关柴油机厂，李小益去曲江县大塘公社一个知青点务农。虽然分开了，三个人还经常聚在一起。 1976年，大约是4月7日，我们从广播里听到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四五运动。8日，李小益从知青农场回来找我，说起四五运动，明明是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却被诬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非常气愤，觉得要做点什么，表示对北京的支持。 4月11日晚上10点多，我和李小益骑着单车出来。天下着雨，街上行人很少。在韶关市区几个人流较多的地方，我俩一人迅速往墙上贴标语，一个人用雨衣遮挡，一个半小时内贴出20多张标语， 内容有“伸出医国的手，重整山河”，“XX反动命难逃，挣扎徒劳，革命巨浪比天高，试看江南与江北，滚滚波涛”等。 第二天一早，这些言辞大胆的标语立即引起巨大轰动，有关方面迅速开展全市摸查。事发一个月后，我们被捕，三人以“张贴反动标语，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罪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街头批斗二十多天后入狱。李小益被判处死缓，我被判有期徒刑20年。贴标语的仅是我和小益二人，原满韶只参与了议论，但有关部门硬要做成“集团案”，我们三人的一些同学、亲友也受到牵连。   在韶关监狱仅关5个月，就传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进监狱不久，狱方就把我调入医训班，医训班结业后干脆不再让我去劳动，专心写申诉材料。1978年11月的一天，狱警通知我：“你可以出狱了。” 整整坐牢两年半（30个月），走出监狱那一刻，没什么大喜大悲，只是很开心。韶关市为我们三个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平反大会。我们回原厂上班，省里领导来韶关看望我们，问我们对今后的想法：如果想工作，可以安排条件好一点的工厂，如有别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三个想都没想，立即要求：上大学。当初在狱中听说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很激动，可是根本没可能去考试。出狱时，1978年夏天第二次高考的机会已经错过。 省领导谈话几天后，有关方面通知我们：可以参加高考。考前填报志愿，我们三个都选择中山大学，出于政治抱负，而且都选择了文科，我填报的是中文系，李小益是哲学系，原满韶是历史系。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关在家拼命复习。 考试安排在韶关市委招待所，一人一个房间，卷子是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考副题。我现在唯一记得的一道题是“郑和下西洋”名词解释。总体感觉，对我而言，考题不算太难。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三年没碰过课本。幸好，中学基础还算扎实，在监狱里我也经常看书看报。大概过了一周，我们就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考试分数没有告诉我们，我知道这个并不重要。 1978年11月30日，《南方日报》报道，郑植河等四位青年，因支持“四五运动”入狱，平反后被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进入中山大学学习。报道中说，他们的文化基础知识掌握得较好，有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被破格录取到中山大学深造。 1978级中山大学中文系约100名学生，分甲乙丙三个班，我在丙班。我是班上唯一被破格录取的，同学们大多知道我被捕入狱的事情。当年的报纸把我、李小益、原满韶写成是“四五英雄”，但同学们并没有把我当英雄看待，大家关系平等，互相尊重，文革中那种盲目的迷信崇拜已经逐渐在改变。 经过韶关之劫，我在大学里比较沉默，但骨子里依然是个愤青，依然很关心时事，有时会为某个政治问题与持不同看法的同学争个你死我活。班上有不少愤青，当时我们中文系的教材还是很“左”的，像张爱玲、钱钟书这些大家，基本不在视野，徐志摩、胡适等是反面批判对象，重点则是鲁郭茅巴老曹。记得有一次现代文学课，有个观点比较激进的同学对老师说，孙犁不能算作家，他根本没写出什么好作品。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韶钢，负责宣传报道。深圳、珠海的活力吸引了我，1987年，我决意离开国企，到深圳一家报社当记者。80年代末，我又调到深圳旅游局，成为中国第一批星级酒店检查员。2005年，我自己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我的同班同学，有从政、从商、从文的，不少是知名的成功人士，我经历过种种挫折，现在算是半成功吧。我经常对部下和朋友们说：“如果与发财的同学比，我要跳右边的河；与升官的同学比，我要跳左边的河。所以，千万别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走好自己的路就是了。”其实，大家的处境不同，与大学毕业后各自选择的人生道路有关，这恰恰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三十年来在日趋多元化。       吴风琴，吴献忠    青 苗   吴献忠原名吴风琴，抚顺市第十中学学生，品学兼优，能歌善舞，是班长、校革委会副主任。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她二话没说，扛起行李，毅然到锦州市黑山县耿屯一队插队，并改名吴献忠——向广阔天地献忠心。在那里，一年之内，吴献忠学会扶犁、点种、收割等农活，闷着头扬场，一口气能扬1万公斤，扬得农村小伙子直咋舌。 1970年秋，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耿屯的贫下中农和知青一致推荐吴献忠，她却回答得很干脆：“我不走!”有人说她眼界高，想上大学。不久，大学招生名额下来，全体知青又一致推荐她，她仍然说“我愿意留在农村”，把机会让给别的同学。后来北大、清华也来招生，县、社领导根据贫下中农的强烈呼吁，把吴献忠推荐上去，除了个人申请书，其他所有手续全为她办好了，吴献忠仍然不走。在日记里，吴写下誓言：“铁下一条心，扎根在农村，甘愿吃尽天下苦，乐把青春献人民。” 一连9个春节，吴献忠没有回家跟亲人团聚，调她去市、县做专职团委书记，她不去。她说：“如果有人把农村比做荒山，把城市比做花园，那么，我愿做荒山的开拓者，决不做花园的享乐人。”作为全国19位知青典型中的典型，吴献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决扎根农村的倡议书，一时名扬全国，成为上山下乡时代第一号骄女。她的事迹见诸全国各大报，名气越来越大，荣誉越来越多，可她仍然穿着农田鞋、补丁衣。 作为辽宁知青的唯一代表，吴献忠坐过三叉戟飞机，到北京参加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不知不觉，吴献忠的爱情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萌芽。他是吴的知青同学，也是她的助手——吴是耿屯大队党支部书记，他是副书记，二人志同道合。寒风刺骨的冬天，吴献忠率领社员兴修水利，需要有人跳到水里作业，她只须向他瞟一眼，他就二话不说，跳进齐腰深的冰水里。秋天打场，他包的活儿干完了，看到吴献忠还没干完，不管多晚，他都过来帮忙。吴献忠忙，没时间洗衣服，他拿过来就洗。吴献忠出差，他细心地帮她收拾行装。吴献忠回来晚了，他守候在灶口，将饭菜热了又热。那段日子，吴献忠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正当二人牵手准备共筑爱巢的时候，她出事了。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华国锋当上党主席。在县里的一次会议上，吴献忠说：“新一代领导人能否像毛主席一样受到人民爱戴，那就要看他的行动了。”1977年，吴献忠以现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起初，办案人员以为吴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重要骨干，对她批斗的力度很大，挂着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到处游斗，每天上午批斗4小时，下午批斗4小时，一批就是两个月。为了取得突破，他们决定把吴献忠拉到她所在的公社揭发批判。 那天本来下着瓢泼大雨，可当吴献忠被带到贴满“打倒吴献忠”标语的大台子前时，雨却停了，一束阳光穿过乌云，照耀大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全是她熟悉的乡亲、同学。他们轮流上台批判发言，可没有狂热和激愤，只是冷静地念批判稿。大会进行了3个多小时，没有人向她吐口水，也没有人动她一个手指头，反而有人细心地把她的衣领垫在挂牌的铁丝下…… 直到批判大会结束，吴献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他拒绝对吴献忠作批判发言——他的沉默给苦难中的吴献忠莫大的安慰。 审查了3年多，没有发现吴献忠与四人帮有任何瓜葛。1981年春，吴献忠被释放。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找到他，马上见他，扑到他的怀里痛哭一场，哭出自己这3年多磨难里对他的无穷无尽的思念。通过一位同学，吴献忠得到了他的确切消息：“他等了你3年，实在受不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就是在这个春天，刚刚经人介绍找了一个女朋友。他请你多多保重。” 在同学的安排下，二人见了最后一面。她对脸色灰白、面带愧意的他说：“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没有批判我，没有落井下石，这已经对得起我。作为朋友，我希望你能坦然走好未来的路，祝你生活幸福。” 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就此结束。吴献忠跌跌撞撞回到家，兄弟姐妹们与她抱头痛哭。家人想把吴献忠留在身边，试图用亲情温暖她那颗冰冷的心。他们问她：“为了扎根农村，你已坐了一回牢，你还想回到那里吗？”吴献忠说：“扎根农村是我的青春誓言，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都要坚持。”姐姐说：“连许多伟大人物都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改口，你一个小小人物的誓言值多少钱？再说，现在知青大多已返城，你回农村已毫无意义。”吴献忠说：“我怎么说就怎么做。”全家人不再说什么。 锦州市有关部门根据吴的意愿，将她安排到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工。经历大波大折后，吴献忠沉寂下来了，渴望过上普通人平静的日子。然而，作为当年全国最有影响的知青典型，她留给人们的印象并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彻底消失，她的遭际和人格仍然在一些人心中产生影响。这时的吴献忠，除了接到一些朋友的问候书信外，还陆续收到黑山县一位农村青年发来的几十封情书，其中一句话令她无比感动：“我追求吴献忠，只是想用一颗滚烫的心去温暖另一颗受伤的冰冷的心。”吴说：“我是政治犯，将来有可能再蹲监狱。”那青年说：“我主动求婚，就说明我不怕。我相信你是好人，你就是再蹲20年监狱，我也等你。”“我比你大4岁半。”“农村有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别说相差4岁半，就是相差10岁，只要真心相爱就是幸福的。”“我是没有前途的人，你家里人没有意见吗？”“我与你搞对象，不是我家人与你搞对象。你要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他们结婚了，次年有了一个儿子。农科所为了解决他们婚后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特地出面把吴献忠丈夫的户口从黑山县转到锦州近郊农村。随着环境的变化，他产生了新的企求：借助吴献忠的关系，把自己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吴告诉他，自己要的是农民丈夫。他不甘心，四处奔走，偷偷找吴献忠的老朋友、老熟人帮忙。吴献忠知道后，火了，要他死了这个念头。从此，他露出了性格中丑陋的一面，对吴献忠三天两头非打即骂，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干脆什么也不干。 1988年，小叔子一家4口因生活无着，投奔吴献忠家。8口人挤在一间半房里，8张嘴全靠吴献忠那一点点微薄的工资维持。吴献忠每天早晨做好饭才上班，穿的是好多男人也不屑穿的蓝色中山装，每天午饭带的是窝头咸菜，下班回来又拖着疲惫的身子再做好晚饭摆上桌子。尽管这样，她毫无怨言，只要全家人和和睦睦。工会主席一次又一次把困难补助送到她手里，她都拒绝了：“我现在生活得挺好，不用组织照顾。” 吴献忠已经无法与丈夫沟通。她做好饭让他洗过手再吃，他怒火中烧，说她嫌他脏，伸手把桌子掀翻。工会给的补助她不要，他骂她太傻。过春节回娘家，她千嘱咐万叮咛，要他吃饭说话讲文明，他满口答应，可是一上饭桌喝上酒就原形毕露，知识不多，话头不少，吆五喝六，喝得酩酊大醉，将灌到肚子里的酒全呕出来，从屋里喷到屋外。1989年1月4日，吴献忠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起诉书。她说，这次婚姻给她的精神肉体折磨，超过监狱里那3年多。她的精神有些失常，老忘事儿，身体也彻底垮了，体重从60公斤降到40公斤，风一吹人打晃。吴献忠已经无法工作，需要将养身体，不得不离开这触景生情的伤心地，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抚顺。 家乡人向她伸出了热情的手，告诉她，她可以重新选择工作。她说，我大半生都给了农业，我已离不开它。吴献忠被分配到抚顺肉鸡联营公司当保管员，先后又在抚顺饲料公司当办公室主任，在抚顺鸵鸟养殖中心当副经理，在沈阳高楼香鸡公司任经营经理。 1998年6月，吴献忠辞去公职，拿出多年积蓄，办起了自己的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9月28日，沈阳柳湖宾馆宴会厅，沉寂了20多年的吴献忠出现在公众面前，身份是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一天，与吴献忠当年下乡插队的日子——1968年9月28日，整整相距30年。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吴献忠亲身经历了大多数同代人的“无奈三部曲”：想读书赶上下乡；想工作赶上下岗；40多岁家庭刚刚稳定，又遇上各种变故。如今，吴献忠已年过半百，她惟一安慰的就是有一个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惟一的乐趣就是工作，惟一的追求就是建一座知青大厦，让老知青能在那里愉快地工作、生活，为自己的同代人真正做点什么。   </div>     补白：今天我在姐姐家平生第一次吃到芒果，一连吃了3个。吃过芒果，坐在沙发里，联想起发生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荒诞但绝对真实的故事。1968年夏，非洲朋友送给毛泽东两筐芒果，毛转手送给驻清华和北大的工人宣传队，轰动全国。我所在的兵团2师13团有个北京女知青，其父是工宣队员，为了让北京知青也分享毛主席对工人阶级的厚爱，他把一个腊制的芒果模型送到我团，供全团指战员、家属瞻仰。当时我也去了，颇有幸福感。一个副连长瞻仰回来，对人说，他在云南当过兵，驻地产芒果，吃过，不是什么好东西。此言一出，遭人上报团部，副连长被撤职，受到严厉批评，成了反革命分子，理由是：非洲朋友送的芒果，一定是稀世珍果，普通水果毛主席怎么会送给工人阶级？再者，这副连长说自己吃过芒果，还说芒果不是好东西，是对伟大领袖的污蔑。今天我撰写此文，目的很简单，让国人、今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这个黑色幽默故事，警醒人们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自己的言论自由。否则，苦涩荒诞的的黑暗故事就会重演。     高洪明 ————————————————————————————       绅士杀人犯    孟昭民   运城县看守所有一条老规矩，每隔两个月来一次调监，就是把关在各个牢房的犯人们调换一下监房，以防他们在一起待久了阴谋越狱逃跑，或搞什么反革命暴动。调监一般安排在单月的第一天。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是一个调监日，同牢的其他人全调了，只我一人未调，仍关在坐北朝南的第12号牢房，因为我已充当一年多的牢房记录员（一个牢房中的犯人头头）。 新来12号的反革命杀人犯薛明最引人注意。薛的犯罪事实，我早有所闻，没想到这次调监竟调到同一牢房。我是个“老犯”，调换过多次监房，与许多纵火、强奸、鸡奸、贪污、偷盗、诈骗、赌博、杀人、教唆、传播封建迷信等各色犯人同过牢，但和反革命杀人犯还没打过交道。 调监一结束，看守就把我叫到犯人训话室，一脸严肃地说：“你是国家干部，又是共产党员，这次把反革命杀人犯薛明调到你12号监房，就是要保证他执行前的安全。你要以党性作保证，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确保即将召开的公判大会圆满成功！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你应该知道！”那时真是一个人妖颠倒、滑稽可笑的年代，我的公职、党籍都在，只因抵制了极左路线，就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关进监狱，更为可笑的是，看守员还要我这个犯人以党性作保证。 为了照拂好这位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反革命杀人犯，我特意把他安排在我的身旁，一来易于监督和了解他的行为和思想，二来可以给他一点宽慰。在我们的印象中，反革命杀人犯都是满脸横肉、膀大腰圆、蛮横无理、凶神恶煞，而我身边的薛明却是眉清目秀，温文尔雅，衣着整洁，言谈举止透着一种现代文明气息，虽年近六旬，却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可以想见，年轻时肯定是一位帅哥。如果不知根底，你绝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普通农民（运城县泓芝驿公社），反倒可能以为是县上哪个部门的负责干部。 薛明安置好自己的床铺，就向大家作自我介绍，并说：“我虽然是个杀人犯，活在世上的日子也没几天了，但我绝不会给大家带来任何一点不愉快，现在我只能以与各位的和睦相处来消愆赎罪。” 大概是调监后的第八天，岗楼上传来“提反革命杀人犯薛明”的厉声高叫，紧接着牢房铁门被打开，两位狱警进来给薛明带上手铐，架着他就出去了。牢内的犯人不约而同地说，这回老薛去领取地狱通行证了。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薛明回来了，除了戴着手铐，还被砸上脚镣。他颓唐地坐在炕沿，脸色灰白，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刚才我领了判决书，是死刑，立即执行。我不上诉，已经签了字画了押。老天爷只给我十天的活命了……”话未说完，两行老泪顺着白皙的面颊流了下来。 此时此刻我能说些什么呢，只是说：“老薛，想开点，就是十天也要活好，活滋润。”同牢的犯人们纷纷用最温馨的话语来宽慰这位面临死神的反革命杀人犯。   薛明有三子一女，三儿媳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和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再加两条油亮油亮的大辫子，就像电影演员一样，小女儿薛雯长得比三嫂更胜几分。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刘诚一直觊觎这姑嫂俩，使尽百般手段都未得逞。有一天晚上，开完社员大会，刘诚点名让薛家三儿媳和其他几位社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留下，他要对他们谈话。薛家三儿媳被安排在最后一位谈话，就在这天晚上，刘诚强奸了她。 受到污辱的薛家三儿媳，当晚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她决心以死来表示对丈夫的忠贞，黎明时分饮下一瓶农药，顿时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没过一顿饭工夫，便撇下自己的丈夫和未满周岁的儿子，撒手西去。悲愤至极的薛家三儿子埋了妻子之后，先后到泓芝驿公社、运城县和运城地区公安处告状。公安人员听完受害人的血泪诉说，不但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同情，反而极其淡漠地说：你是地主子弟，可别乱咬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弄不好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冤比天大却状告无门，老三万般无奈，向父亲诉说了实情。他说，既然政府不受理他的案子，还说他是阶级报复，不如拼着一死，除了这一害，为己出气，为民伸冤！薛明厉声阻止儿子：绝对不能干这样的蠢事，我托人想想办法。实际上老薛是怕儿子闯祸，陪了性命，他自己却暗下决心，以老命换取刘诚的狗命。 真是火上浇油，鬼使神差，党支部书记刘诚不知死之将至，竟然兽性大发，不久又在秋夜天幕的掩饰下强奸了薛明的爱女薛雯！ 得此噩耗，薛明怒火满腔，血脉贲张，决定立即动手除掉这个孽障。那天一早，薛明亲自登门找到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刘诚，说：老大老二媳妇闹分家，闹了一夏一秋，看来过不到一起了。昨天我到娃他舅家，大舅二舅都同意，让他们各立门户，大家都安生。今天晚上他俩舅舅都来，你是一队之长，一定过来帮助解决一下家务事，拜托了。刘诚对薛家闹分家的事早有耳闻，依照惯例，村里这类家务事少不了他这位支书兼队长的大人物莅临指导。他欣然应允，顺手掏了一支纸烟递给老薛，说：没问题，吃了晚饭我准去！ 薛家住在村子的最西头，五十年代初搭起的七间土坯房已经墙斜顶漏，四壁透风，一家三代十几口就拥挤在这座破败不堪的宅院里。二十几年前的薛家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薛家是这一带头号大地主，广有土地，宅院连片，骡马成群，牛羊满圈。1941年，22岁的薛明从西北大学毕业后，随父在西安城经营一座纺织印染厂，1948年因战乱回到运城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土改中，薛家的土地、房产、农具、车马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薛明也被政府辞退，回乡务农，没有住房的薛明在村子最西头搭起了这几间土坯房。 且说吃过晚饭，天黑下来，大队支书刘诚换了一件新上衣，蹬上那双能显示身份地位的翻毛皮鞋，骑上永久牌自行车，朝薛家驶去。薛家大门紧闭，刘诚揿动车铃，大声叫喊：老薛，开门！手持镢头藏在门背后的薛明，听清楚是刘诚的声音，拉开门闩，就在刘诚进门的刹那，老薛抡起镢头，死命朝他头上砸去，刘诚连人带车倒在血泊之中。 确认刘诚已经呜呼，薛明径直奔到大队部，一面用力敲击生产队的大铁钟，一面大声叫喊：“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杀人了！”然后快步回家，取了铺盖、衣物，让人用麻绳缚住自己的双手，迅速返回大队部。当天晚上，薛明被关进运城县看守所。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法院不看任何具体因果，只以出身论罪（地主出身的人杀了基层党支部书记），判定薛明搞阶级仇杀，是反革命杀人犯。     自从戴上脚镣，薛明的精神显然萎靡了一大截，但他仍一步一步在地板上走动。每走一步，脚镣上的铁链就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薛明说，很抱歉，打扰各位了，我坐不下来，蹲在床边更着急。大家都说，不用考虑我们，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天晚上，薛明彻夜未合眼，我也陪他一直熬到天亮。薛明对我说：政府判我死刑，我早有思想准备，也毫无怨言。刘诚这个畜牲，犯的是国法，我砸死他，出了气，解了恨，杀人偿命，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我死而无怨。仔细想来，我对不起刘诚一家老少，你以后出去了，一定找到他的妻儿，转达我的悔意，我到阴间也要向他的家人赔罪。我这个杀人犯，理应偿命，但我绝不是反革命杀人犯。解放这么多年，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刘诚这个东西害得我家破人亡。我虽然是地主出身，但我和他是单个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不是地主阶级对共产党的仇恨。判决书上说我是反革命杀人犯，我不服，我只服“杀人犯”三个字。日后你出了监，掌了权（我曾是地委书记的秘书），一定要替我把这个案子中“反革命”三字抹掉，要不然，我这个地主成分，再加上反革命，子孙后辈世世代代都不得翻身。我自己赴死并不可惜，我悔恨的是给后辈儿孙带来无尽无穷的灾难，当兵、上学、入团、入党，都不会有他们的份儿了。 薛明说着，流出两行老泪。我用手帕为他拭泪，问：“那你怎么不上诉呢？”“上诉又会有什么结果，我是地主成分呀！”“我对自己的未来也捉摸不准，只要有机会，我会替你说清楚你的意思的，让你的子孙后代不要因此受到连累。”“那我就感激不尽了。”他伸出带铐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从头天中午到第二天晚上，整整一天半，薛明水米不沾。犯人们都劝他，哪怕少吃点，吃上一口也行，你不吃饭，所里会惩罚我们的。薛明说，我的胃翻腾得厉害，一口也吃不下去，我不会绝食的，我绝不会为难你们。 第三天一早，薛明开始进食，整个监房都活跃了起来。中午时分，薛明明显地振作了许多。他说，我从小在西安长大，也很喜欢秦腔，大家这两天为我操心，喂我吃饭，为我解裤带系裤带，擦屁股，为了报答各位的相助之情，现在我给大家唱几段秦腔。说罢，他哼了一段过门，唱起了《火焰驹》、《大登殿》的须生戏。老薛的嗓门真好，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唱得满牢的犯人都鼓起掌来。薛明说：“年轻时我是秦腔的票友，能唱也能拉，可惜这多年不唱，有些词都忘了。我这是不是死鬼作乐？” 老薛一开头，几个蒲剧戏迷也唱起了《徐策跑城》、《蝴蝶杯》、《回荆州》、《九江口》，杀人未遂犯老赵也即兴唱了几段京剧《十五贯》和《盗御马》，本来死气沉沉的牢房，一下子生气勃勃，活跃异常。 此后一连两三天，老薛异常兴奋，讲自己在西安求学时参加反日大游行的故事，讲如何抵制日货，如何报名参军抗日，讲参加反内战、反饥饿活动，并且讲到解放后他在运城师范教学时，用英语翻译了《东方红》歌词，亲自教同学们学唱，说着用英语唱了起来。尽管大家都不懂英语，却用汉语和着他唱到曲终。 第六天下午，老薛的左眼突然斜了起来，左脸歪向一边，嘴也歪了。同牢的原县医院中医科大夫、奸污病妇犯张纯德说，老薛患的是中风，要赶快治疗。晚上查监时，我向看守报告了薛明的病情。 次日中午来了一名法医，带着听诊器、血压计，听了听薛明的脏腑，量了血压，又号了一回脉，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是急性中风，无大妨碍。他让犯人们把薛明的裤带解开，在臀部注射了一针，又留下一些丸药和片剂，嘱咐了服药的时间和办法，并要张纯德大夫按摩治疗，说完就起身离去了。 服药和按摩都不见效，薛明的口、眼、脸歪斜得越来越严重了，上下牙齿咬不到一起，饭食从嘴角里流了出来，吐字发音也越来越含糊不清。所方非常着急，请来地区医院的几位大夫会诊，经过一番讨论，议定了治疗方案。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死刑执行的前一天，老薛的中风症奇迹般地痊愈了，耳鼻口眼都归了原位。疾病陡消、五官端正的老薛，吐字清晰，嗓音洪亮。他开玩笑说，可能阎王爷也不爱见嘴眼歪斜、话语不清的死鬼，所以赴刑场之前全好了。老薛满含酸楚的玩笑话，激起了大家的话头，纷纷向他表示慰问，祝贺他神奇康复。 这一夜，是老薛的最后一夜，他未曾合眼，我也同样陪他一直熬到东方露出鱼肚白。老薛说：“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里，在许多空白处都写着给家人和儿孙们的留言。这个本子留给你，以后有机会，一定送到我家，让他们仔细看看，以我为鉴，不再做违法乱纪的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对大众有益的人。另外，请你转告我的家属，我的尸骨就埋在北坡梁上，绝对不能进祖茔，因为我是因杀人害命而被政府处决的，是暴死，属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之列，进了祖坟就玷污了先祖。我要永世做野鬼游魂，以保持薛家坟茔清白。这两件加上前些天请你转告刘诚家人赔罪的事，一共三件，承蒙办妥，我在阴间做鬼也就于心无憾了。”说着，他把此前取出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塞到我的手中。 深夜，全牢房的人都无睡意。薛明挣扎着站在地板上，一字一句地说：“大家都是法绳在身、披枷带锁的人，但犯砍头罪的只我一个，我今日现金身说佛法，大家以后想问题办事万万不可感情用事，更不能逞一时之愤而铸成千古之恨。我首先是咱们牢房的反面教员，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但我虽然是地主成分，却绝不是反革命，我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杀人犯。” 几句话说得整个牢房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这时，岗楼上传来哨兵的喝令：“12号！半夜了，还扯什么淡！” 早上四点半，天还未亮，北院的大铁门哐当一声响，伴着急促杂乱的脚步声，进来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一夜未眠的老薛忽地坐了起来，跪在床头，先作了一个揖，又磕下头去，用哽咽的声音说：“感谢大家十天来对我的照顾，我给大家叩头了。”话音甫落，牢房的铁门打开了，几个警察快速架起他朝门外走。走到当院的水龙头前，老薛说：“请警察兄弟放开我，允许我给大家告个别。”整个北院的一百多名犯人，都知道薛明要拉出去验明正身，连衣服也顾不上穿，簇拥在铁窗前向外张望。但见警察们放开了老薛的胳膊，老薛先拱手作了三个揖，跪在当院磕了个头，大声说：“永别了，大家各自保重！”说完他站起身来，又作了三个揖，依旧跪倒在地，面朝着泓芝驿的方向，一连磕了三个头，大声说：“老伴，孩子们，我走了，你们多保重！刘诚家的，我对不起你一家老少，告罪了！” 说完，他在警察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朝大铁门走去，脚镣上铁链的金属撞击声在黎明前静寂的夜空里分外响亮和刺耳。   ————————————————————————————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background:white;margin-left:.5pt;margin-right:.5pt"> 补白：一个退伍兵，年底赶集买一斤猪肉准备过年，又临时决定买一个很便宜的毛泽东半身石膏像。就骑一辆光自行车，怎么往回拿呢？有了！挂车把上。这边挂上一斤猪肉，那边挂着用一根麻绳拴住脖子的毛石膏像，很结实。可是没走多远，被人逮了起来，罪名是想把毛主席吊死，属于现行反革命。 </div>         变态的胡老师    王 匡   1974年那一学期，语文第一课的课文就一句话：“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语文老师姓胡，三十多岁，因她和老公都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一起从长沙的大机关发配到我们这个湘西小县城。胡老师书教得好，人也漂亮，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她的三个女儿，长女12岁，次女9岁，三女5岁，也都长得漂亮，比我们小县城的同龄人发育得好，也穿得好，在我们的眼里就像小公主一样。 期中考试，语文课的考题就是默写“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看着这么简单的试卷，同学们兴奋得窃窃私语。我心里盘算，一交卷就与好友去学校后面的山上掏鸟窝。不到五分钟，同学们陆续交卷，胡老师坐在讲台上当场改了起来。忽然，胡老师呼地站起身，满脸怒容，气冲冲跑下讲台，左手抓着一张试卷，右手向前伸着，直奔我而来。到我桌前，她右手食指指着我的脸上，我若不是本能地往后靠，手指就捣到我眼睛了。 “你，你，你……”胡老师气得说不出话，“你看看你写了什么？！”我战战兢兢往我试卷看了一眼，没发现什么问题呀。“你，你这个混蛋！你这个对伟大领袖不尊敬的家伙！打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也不为过！你看看你写了什么呀？把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的‘方’字写成‘主’字，你念念看，韶山不是成了红太阳升起的地主？”一连串吓人的大帽子劈头盖脑向我扔来，全班同学也都被吓傻了，纷纷回头看着我这个班长，平时我一直偷偷喜欢的学习委员，此时也回头惊讶地看着我，腾的一下我的脸红破了，恨不得课桌下有个地洞好钻进去。 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胡老师声嘶力竭咆哮多久，最后只听她问同学们谁知道我的家长在哪里，几个男同学争着说知道我妈妈在两公里外的医院上班。胡老师命令他们几个去喊我妈妈马上到学校来。几个同学飞跑出去，半小时后，妈妈跟着他们跑来了。胡老师严肃地对妈妈说，我写了反动句子，妈妈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不停地给比她还小几岁的胡老师低头道歉认错，仿佛写错字的是她而不是我！ 平时牵着妈妈的衣角上街买菜，一路都有人亲热地与妈妈打招呼：“吴医生，买菜呀，你崽长得好好哟！”此刻，妈妈却因我蒙羞。妈妈翻来覆去道歉，好话说了几箩筐，最后胡老师终于开恩了：“好在你孩子的爸爸出身三代工人，你又是年年的先进共产党员，我们也相信孩子不会反党反毛主席，要是他出生在地主家庭，这次非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妈妈千恩万谢告别胡老师，临走还讨好地说，胡老师对学生太操劳了，已经有了白发，请胡老师有空到医院去看看，给她开点药。 尽管事情已过去，我还是担心被同学张扬出去，哪天传到解放军叔叔耳朵里，他们就会背着冲锋枪来学校抓我坐牢。文革期间，公检法基本没有了，抓坏人的差事都由当地驻军完成。 那些天，脑海里天天演出解放军叔叔来抓我的场景：走到我面前，问我是不是叫某某某，然后一脚把我踢翻在地，掏出牵牛的麻绳将我五花大绑。这些场景我曾无数次看到过，与我家相邻的那些叔叔伯伯甚至爷爷奶奶们就是被用这种方式抓走的。在赶集的日子，被抓的坏分子还会五花大绑，用一根长绳子串成一串游街，在大太阳下站在中学操场的台子上低头认罪。坐牢我不怕，就怕游街和站台子，游街害羞，站台子怕给读中学的哥哥姐姐丢丑。 <img src="file:///C:/Users/AJF/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 alt="" height="95" width="400" />                 公正与德性    国标书 提心吊胆过了10来天，父亲见我不像过去那么顽皮，放学回来就坐在屋门口的青石板上，一坐几个钟头，饭也吃得少了，晚饭时就问我出了什么事。开始我不肯说，后来一想，反正他们迟早要知道，不如先说：“再过几天我要去坐班房了……” “什么？”父亲没听清。我重复了一遍，并说了学校的事和我的担心。父亲的脸由疑惑变得紫胀，后来两条眉毛皱在一块，放下碗说：“你一个九岁的伢崽，怎么会是反革命？只是考试写错一个字，莫乱想。”我争辩道：“隔壁周伯上午还在抓别的反革命，中午自己倒被当成反革命抓了，不就是他中午去粮店买面，篮子里垫了张报纸，报纸上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粮店卖米的人看见了就说他不尊敬毛主席，当场就给捆了起来交给解放军？还有我们学校一个五年级学生，上体育课摔了一跤，把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打碎了，不也被公安特派员铐走了吗？我为什么不会被抓去坐班房？” 我振振有词地说完，父亲一耳光抡过来：“你才读了3年书，就读得书呆子一个，告诉你，即使要坐牢也是你老子去坐，你从今后不准再想这事！”外婆急忙把我从地上哄起来，埋怨道：“你不知你的手有好重哟？把他脑子打傻了怎么办？要打也只能打屁股。” 几个月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父母都上班了，我一个人赖在被窝里想：听人说，心里喊反动口号，解放军叔叔都知道，都会被抓，今天我何不试试？于是用被子蒙头，在心里喊了一遍“打倒毛主席”。喊过，急忙起床，匆匆吃完早饭，躲在家门外的树林里对着家门的方向张望，望了一天也没见解放军叔叔露面。提心吊胆过了一星期，见没事，胆子大起来，心想：看来在心里喊，解放军叔叔是肯定不知道了；喊出声，解放军叔叔会不会知道呢？于是等家里没人的时候，我躲在被子里又小声喊了3遍“打倒毛主席”，结果还是没有被解放军叔叔知道。小小年纪，我开始怀疑解放军叔叔无所不知的神话。 如今人到中年，想起胡老师，想起那个荒唐的年代，她当年那样小题大做，也是一种人性的扭曲。     一组行刑照的由来    李振盛   今天是4月5日，又是一年的清明节。40年前的1968年清明节，我曾拍摄一组枪毙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的照片，现这组照片网上流传甚广。 巫、王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都受过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二人在街头散发、张贴了一批传单，也可以说是一种用腊纸刻钢版油印的16开小报，名曰“向北方”。当年的党报，报眼位置都印毛主席语录，他俩油印的《向北方》小报也照此办理，在报眼处印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录下边，他们又加上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认为，这话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遂把此事定为全省重大反革命案，发动群众限期破案。 案件很快告破。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宣布巫、王是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他们两人，不存在任何从犯。两人怎么能定为集团案？而且还都是主犯，全判死刑？当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巫炳源仰天长叹，大喊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后便紧紧闭上眼睛，直至押赴刑场被枪毙，巫炳源再没睁眼。 那天共枪毙8人，其他6人是刑事犯。8人脖子上都挂着大牌子，押上卡车，穿过市区，开赴哈尔滨西北郊黄山火葬场附近的一片空地。到了刑场，8人一字排开，双手反捆，被按跪下。8名军人持枪站在十余米外，从脑后开枪将他们打死。行刑者退下之后，几个负责检验的人立即上前，扯着尸体的双脚向后拉，摆成整齐的一排，一一检查每个犯人是否毙命。 报纸对这类新闻只发文字消息，绝不发表刑场照片。当时我27岁，血气方刚，出于新闻摄影的职业好奇心，凡有这类事件，我都想前往拍照。那天，军管会的摄影通讯干事到我们报社摄影组，说他们将一次处决8名犯人，问我们想不想前去采访。我所在摄影组的另外四位资深记者都说，这类照片不能见报，拍了也没用。我心里很想去，但嘴上不敢说。送这位公安摄影通讯员出门时，我悄悄对他说：“我想去，到时候请把车停在报社对面的交警岗亭接我一下。”我背着报社领导和摄影组同仁，自作主张，随军管会的车队到了刑场，从头到尾完整拍摄了几十张行刑枪决的连续性画面，还忍着枪毙后脑浆崩裂的浓烈血腥气味，近距离拍了刚刚失去鲜活生命的尸体的特写。我使用的是莱卡M3相机，只有35毫米的一支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很近才行，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我从刑场回到报社，没敢马上冲洗胶卷，怕同事看到这些底片会背地里向主管摄影组的总编室副主任打小报告，说李振盛又去拍没有用的照片，浪费公家的胶卷。他们当中有的人，每看到我拍那些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没有用的照片，就会找我谈话批评。 后来半年多，我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那时我已经结婚三个月，我和妻子还没有分到房子，两人仍分住在单身宿舍里，几十家人共用一个厕所，在走廊尽头。半夜起来小便，我不敢睁眼，闭眼走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生怕碰到两边各家摆在门口的鞋子和杂物，还尽力控制自己，不去想那些被枪毙的人，更害怕想那股让人恶心的血腥气味。原先我很喜欢吃报社食堂做的血豆腐，此次刑场经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看到食堂里的血豆腐就想呕吐。 后来，每当我在暗室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时，总是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想帮助你们，我拍这些照片是在记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     智斗会计    晓 相   1969年，我32岁，和丈夫生有两个男孩儿。丈夫是一个高中历史老师，文质彬彬，很儒雅，在课堂上很风趣，各种鲜活的历史故事加上他自己的独特见解，颇受学生们追捧。也正因如此，丈夫不可避免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全家下放到天津南郊一个小村子进行劳动改造。 从市区到农村，无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时我任纺织厂的车间副工长，虽不像丈夫博学，但我历经各种生活磨难，谙熟各种为人处事之道，并练就一张利嘴，用丈夫的话说：“你做事的胆量和智谋，一般老爷们都比不了。” 到南郊农村之后，丈夫变得沉默孤僻，每天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回家就闷声看书练字写文章，随身带来的那几本书早已翻得起了毛边儿。我以极强的适应能力，在短时间内丢掉思想包袱，成天乐呵呵面对改造。我本以为乐观的态度可以使我们一家迅速融入这个村子，谁知并非如我所愿，在村民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外来的可顺便欺负一把的贱民。 当时流行一句话：“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有一次，丈夫去生产队结算工分并领钱，会计竟少算我家25分，说是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扣去了。沉闷的丈夫没有过多询问，回家告诉我，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把我气得够呛，要找会计理论。丈夫一再阻拦，我暂且认了这个哑巴亏。 事隔两个月，又到结算工分领钱的日子，我特意再次让丈夫前往，目的就是看看这会计是不是真的存心欺负我们一家。丈夫回来后，说这次又扣了35分，他生气了，钱也没领，直接回来了。 我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一人直接奔向生产队的会计室。那会计正坐在那张简陋的办公桌前喝茶看报纸，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报纸，指着他问道：“为什么要扣我们家35分？我们是缺了勤了还是短了工了？”他着实被我这话吓了一跳，操着一口略带河北口音的天津话说道：“你要干嘛？”“还问我要干嘛？上次扣了我家25分，就没找你理论，你还扣上瘾了怎么着？” 只见这时这会计板起脸，严肃地对我说：“有什么问题叫你男人来跟我谈，我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听到他说我“老娘儿们”，我变得不慌不忙，一把揪住他的衬衣领子就往外拽，并故意大声反问他：“你叫我什么？老娘儿们？毛主席的话忘了吗？毛主席说过‘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你敢说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我今天就替红卫兵抓你个现行反革命！” 由于我的大嗓门，话还没说一半儿，生产队大院里就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看热闹的村民，其中当然也有村干部。我故意重复“老娘儿们”、“现行反革命”等突出字眼，会计此时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在旁边一直低声央求我。他怕事情闹大，我可不怕，越大越好。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群中挤进一个中年男人，告诉我先把会计放开，他立马给我解决问题。“玩儿”得正起劲儿的我反问他：“你谁啊？你做得了主吗？你能解决吗？”那男人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说道：“放心，保证让你满意！” 原来这人是村长。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补回了两次扣掉的工分，并主动提出以劳动积极为由每天给我家多加1个工分。后来从村民口中得知，会计是村长的小舅子。这每天多加的1个工分，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我家调回市区。 时光荏苒，40年过去了，每当我给身边人讲起这段儿“智斗现行反革命”的故事，总引得他们开怀大笑，并赞许我当时的智谋和胆量。           益阳迎丰事件    湘 君   1963年8月30日，以中共益阳地委书记为队长，地委办公室主任为副队长的四清工作队，进驻益阳县迎丰人民公社，益阳县委派出政府办主任带领20名干部，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 工作队一到迎丰，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中央文件精神，成立贫协组织，层层清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帐目、仓库、财务、工分。清理的结果认定：100%的公社干部、94%的大队干部、86%的生产队干部有经济问题。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贪污粮食181611公斤，现金75369元，此外还有一批实物票证等。有严重问题，成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干部394人，占干部总数的23．7%，成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党员135人，占党员总数的44%。 工作队运用土改对待地主的办法，开展对干部的斗争。有些贫协组织成员，思想素质低下，揭发出来的许多问题，往往与个人的历史恩怨、意气和成见纠缠在一起，甚至弄虚作假，夸大事实，无中生有，捕风捉影，而工作队对这些人揭发出来的问题上纲上线，一律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处理，造成了基层干部与群众、工作队、贫协组织之间的尖锐对立。至11月30日工作队撤离，整个运动历时3个月，行政开除的干部15人，其他各种行政处分的干部3人，开除党籍的46人，留党察看的7人，撤销职务的14人，受其他党纪处分的1人，受到党纪处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2%。 工作队离开后，运动中积聚起来的矛盾开始激化，有些被整的干部对贫协组织进行报复，实行反清算，进一步加剧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对立。1964年2月19日至20日，迎丰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预备会。会上，公社党委委员黄月藻因前一段被整，发了一通牢骚，许多有过同样遭遇的大队支部书记也借机出怨气。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批评他们说，有意见、有怨气只能讲到今天为止，明天在大会上就不要说了。 21日至26日，连日大雪纷飞，地冻天寒，迎丰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召开，参会人员有公社三级干部、全体党员和在四清运动中建立起来的贫协会负责人，共360人，会议主题是学习中央文件精神，巩固四清运动成果，掀起春耕生产高潮，匡爱国主持会议。由于前段留下了后遗症，会议开始时普遍存在着厌烦、牢骚情绪，少数干部担心又要“洗澡”，放“包袱”，故意躲避。柏荫村大队烟墨塘生产队队长龚雪枚听说公社要开会，就躲到岳母家不回来，说：“去年开会搞四清，这次开会恐怕会搞八清，当家三年狗都嫌，从今后我不当队长了，任你九清十清。”     在会议讨论发言中，一些干部纷纷指出四清运动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对干部大搞逼供信，整狠了，过头了，经济退赔多了。有几个大队干部发牢骚，称运动中挨整，不愿继续当干部了。参加会议的贫协组织负责人则认为，这些都是针对自己来的，抵触情绪也很强烈，双方形成严重的对立局面。匡爱国分别做了干部和贫协负责人的思想工作。24日，匡被县里抽调去李昌港公社搞四清，26日的大会总结由社长张锡祺主持。 中共益阳地委和县委了解到迎丰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存在的强烈不满和抵触情绪，认为该社的四清运动是不成功的，是严重翻案事件。5月下旬，地委、县委联合组成迎丰事件专案组，进驻迎丰公社，开展大规模的调查，搜集整理材料。6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一位候补书记来益阳，听取地委有关迎丰四清运动的汇报，认为这一问题十分严重，必须严肃查明处理，并指示把情况报告省委。6月中旬，迎丰公社四清工作队队长写出一份关于四清后出现问题的调查报告，供地委领导人参考。一位地委副书记将一份调查报告邮寄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份送中共湖南省委。 7月21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一位省委候补书记，路经益阳沙头，中共益阳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向两人汇报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出现的问题。两位省委领导当即指示，迎丰的问题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一定要严肃处理，并责成地委、县委继续调查。这时又传来刘少奇的7月“郑州讲话”，说反扑四清的事件要作现行反革命案件处理。迎丰公社发生的事件政治色彩越来越浓，阶级斗争之弦也越绷越紧。 地委、县委组织调查组，到迎丰进一步展开调查，最后认为，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扑四清的严重事件，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是“一个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反扑的典型”。 8月8日，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到长沙，专门听取了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关于“迎丰事件”的汇报，并看了相关的材料。10日晚，刘少奇在接见省委常委时，对“迎丰事件”作了明确具体的指示，认为是一起现行反革命事件，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必须反击。省委第一书记随即要求益阳地委书记以地委的名义向省委写报告，益阳地委书记当即要求有关部门将报告赶快写出来。8月11日，《中共益阳地委关于处理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匡爱国为首的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大反扑的反革命事件的决定》和《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公社书记匡爱国为首的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大反扑的反革命事件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共湖南省委。中共益阳县委听取地、县委联合检查组的调查报告后，县委常委会进行了3次讨论研究，写出《中共益阳县委关于迎丰公社党委书记匡爱国反党、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报告》，送地委和省委，并且对“迎丰事件”的当事人做出严厉处理。 匡爱国是这次反党、反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定罪法办。黄月藻是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追究刑事责任，定罪法办。张锡祺，开除党籍，撤销社长职务，工资降一级。周建秋（原公社党委委员，公社武装部长），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廖长生（原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副社长），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降一级。廖伏生（原公社党委组织监察委员），撤销监察委员职务和贫农下中农协会主任职务。9月10日，匡爱国、黄月藻二人被捕入狱。 9月12日，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为队长、地委副书记为副队长的四清运动工作队共510人，浩浩荡荡再次进驻迎丰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击”。10月14日，益阳地委向县委发文，提出对有关人员加重处罚。在原惩处基础上，张锡祺，建议法办；周建秋，建议法办；廖长生，下放劳动；廖伏生，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劳动。 11月20日，益阳县人民法院在迎丰公社公开审理“以匡爱国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扑报复案”，认定匡爱国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有期徒刑7年；黄月藻为反革命犯，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两罪并罚，判有期徒刑10年；张锡祺为反革命集团要犯，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3年，交公社执行；周建秋为反革命分子，交群众监督生产。 至次年4月底，“反击”调查组得胜回朝，战果如下：彻底铲除了匡爱国、黄月藻、张锡祺、周建秋等反革命集团，全公社三级干部清查出利用职权贪污多吃多占粮食316570斤，人民币118666元。公社一级干部全部定罪法办和查办，146个大队干部中，问题很多和性质严重的80人，占55%。1213名生产队干部中，问题很多和性质严重的267人，占22%。在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中，有3人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64人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在“反击”中，全公社1072名干部党员，受处分的有70人，其中法办23人，党纪处分31人，行政处分13人，团纪处分3人。 为了进一步扩大“反击”战果，省、地、县委还成立了追根组，对凡是在1963年迎丰公社四清运动后去过迎丰的各级干部(大约100余人)，一律进行追查，写出交待材料，其中一些人在捕风捉影、上下株连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处理。 1979年2月，中共益阳县委和地委公开为“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彻底平反，凡因这一事件受到牵连的人员一律恢复名誉。     六个字的恶果    严建设   全国热热闹闹迎九大，满城是如火如荼的游行队伍，人们扎搭着巨大的红旗葵花领袖像彩车，敲着喧天锣鼓，放开喉咙大唱：“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那年我13岁，一身臭汗挤在人堆里着急，恨不得立马长大，向毛主席献忠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后去解放台湾和美国，救出世界上那些水深火热的人。美国人太可怜了，一年四季都要饭吃，还得挨鞭子。 那天夜里，圆大的月亮昏昏昧昧悬挂在西隅。半夜时分，我随游行队伍逛累了，也饿了，回到太平巷的家。回家以后，兴奋得睡不着，现成从父亲枕下抽出一本白皮《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来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上边一段语录使我刻骨铭心：“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我一夜心潮澎湃，人五人六地朗读了一夜，天一亮，撒丫子飞跑到巷子拐弯处，用粉笔写下六个大字：“老子要打天下。”写完也就忘了，或者去荒郊野外拾废铁卖了，也可能和女生一起挖野菜去了。——那阵子似乎停课了。 过了一年，巷里来了一帮工宣队，其中一个跺脚大叫：“这是一条反标！妈的这儿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太平巷里不太平！”赶紧给派出所打电话。分局来了一伙穿蓝警服的，支起老式照相机，乱拍一阵走了。我吓得要命，做梦也没想到，老牌革命导师的思想居然能成反标。后来的我，真像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巷中游荡。 秋季复课后，我进了西安市20中，还当了军训干部，脖子上吊着铜哨子，经常胸脯挺得高高的喊队。后来我把反标一事给一个铁哥们说了，几天后，居委会开会，说有人举报我写反标。我被弄到派出所，指导员亲自出马，审了一晚。我既瞌睡，又害怕，捱到天明，感到赖不过去，不如缴枪投降，坦白交代，于是写了一份检查，按了十几个红指印，心惊肉跳地回家了。 从此，同学们都叫我老现——老现行反革命。军训干部不用说是当不成了，班主任自己为了入党，经常组织同学批判我。我自己也愧疚得要死，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不思报答13年来的党恩，打什么天下？我于是拼命干活，那阵子成年累月学工学农学军，搞政治大批判，开会宣传反修防修，拔麦茬烧战备砖，挖防空洞，野营训练。由于我写检查太多，语文很出色，还写得一笔好字，在学校办了4年零7个月的黑板报。 那时开我的批判会，先是突然有个粗大嗓子的女生领唱语录歌，所唱大多是：“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然后有同学跑到讲台上，把粉笔折断，横着写下“要斗私批修”。这时那位6门功课不及格的班干部严厉地说：“大家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翻到23面。”那段语录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那一节。大家朗读完语录，班干部厉声叫我站起来。我站起身，娴熟地从腰里摸出一叠检查，用沉痛腔调宣读，之后几个同学低着头揭发批判我。 我有个强烈感觉，凡批判我的同学不久就会入团。当初出卖我的那位，是我学生时代最要好的朋友，后来光荣地当上团支部书记。我感到自己像被一头阴险的野兽冷不防粗暴地一口咬死，尸体还被同类残酷地蚕食，我的痛苦成为他们政治生命的营养。那段时间，我变得暴躁而自卑，同学们用戒备的眼神盯着我，经常谩骂、殴打我，没人跟我玩。 下乡前，我噙着泪水回首往事，极为伤感，最大的遗憾是积极了4年竟没入团，也没打过篮球。篮球是一个集体体育活动，全班同学几乎全和我不自觉地划清了界线，我与谁打球呢？我常做恶梦，梦见凶兽，饿狼或老虎，奇怪的是，这些猛兽偏偏追咬我，任怎么躲都不行，一直把我咬醒，吓得我一身冷汗。     王家滩的严打    泯 民   这一天，王家滩公社举行落实公安六条严打公捕大会，公社书记谷志高作了《王家滩人民热烈拥护公安六条》的简短讲话之后，皇大炮便高声宣布把现行反革命押上场。他们分别是，一善桥大队贫下中农杨四，七角碑大队面相女大师易观音，汪家塘大队副业大队长钱光禄，月儿坝大队光棍何其聪。接着，皇大炮向大会宣布四名现行反革命犯的“恶毒攻击”罪行。 杨四，男27岁，未婚，贫下中农。该犯奉一善桥大队委派，领了钱和粮票去邑川城购买毛泽东石膏头像。因杨是童身，所以才被选派去迎请毛像。杨购了七个毛像，一大六小，一个大的将由大队供奉，六个小的由六个生产队供奉。如何将七座头像迎请回家呢？杨四去商店买了三米鸡肠带（一种用棉线织的筷头宽的带子），将七座头像的脖子拴起来，左右肩各吊三个小的，手里提一个大的，就这样走在大街上。邑川城的人见了无不目瞪口呆，立即将杨四扭送公安局。 易观音原名易枝花，中年妇女，自称凭人的面部长相即可判断其过去和未来，好比观世音转世，故而号称易观音。有一天，易犯在顾客面前卖弄相术，公然以林彪的长相为例，说林一对官刀眉，这是凶眉，一个鹰勾鼻，这是奸鼻，一幅尖下巴，下场不好，这幅长相，完全是奸臣像，不会有好结局。易观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这是企图搞乱无产阶级司令部，用心实属险恶，是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行为。 钱光禄，男，30岁，中共党员。族谱规定，钱家近两百年的辈分字依次是承、先、启、万、世、光、华、照、乾、坤。钱光禄是光字辈，其下一代是华字辈。光禄1958年结婚，当年得一子，起名钱华泽。1964年，老婆又生一个儿子，起名钱华东。两个儿子的名字，去掉姓氏字和辈分字，就剩“泽东”儿子。如此一来，就等于钱光禄生了“泽东”，这当然也是对毛的恶毒攻击。 何其聪，29岁，准富农分子，口齿不伶俐。生产队搞“三敬祝”，领呼者呼过“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群众接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何其聪却呼成“万臭无香！万臭无香！万臭无香！”领呼者呼过“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群众接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何其聪呼成“永远吃糠！永远吃糠！永远吃糠！”红卫兵负责人让何单独再呼一遍，仍然是连呼三个“万臭无香！”和三个“永远吃糠！”纵使先天口齿不伶俐，也不得在“三敬祝”上出现大不敬，定为恶攻罪。   ———————————————————————————— 补白：程世清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期间，一言九鼎，炙手可热，很多无辜者死在他手下。1968年，他紧跟形势，取悦中央文革，在江西大搞“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以逼供信开路，不到一个星期，五千多人被逼自杀。万年县大黄公社卫生院有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被革命群众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惨不忍睹。不少地方搞“民办枪毙”，仅瑞金县，两天之内就枪毙了120多人，最大的70岁，最小的11岁。全省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思想犯李九莲、钟海源、吴晓飞等，都是在程亲自定案后被枪决的。程世清的最后被惩处，不是因为他杀了那么多人，而是因他是“林彪死党”，诬陷许光达同志，构成诬告陷害罪，又因“情节较轻，“免予起诉，予以释放”。他头上的乌纱帽与其治下百姓骇人听闻的死亡竟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对这些政治元凶总是算政治账，而不去算人命账？难道那么多的人命就不是政治账吗？ ————————————————————————————       同号五犯人    亦 然   翠屏山专政基地松林坡看守所地29号的号子里关5个现行反革命。一个姓陆的中学生，大串连上北京听了江青讲话，回来拿捏着江青的腔调和手势，扭着屁股说：“大家知道吗？我的臀部为什么如此漂亮？因为是工人修补过的！”被抓。 一个姓张的老师，是邑川著名的书法家，为了迎接“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检查，地区文革小组决定把万古山脉中的五座山头铲平，请张老师在山顶上书写“毛主席万岁”五个特大字，每字直径100米，占山顶平面一万平方米。检查团的人坐飞机在空中俯瞰，发现张老师写的“毛主席万岁”有问题——“岁”字头上的三竖垮在一边，“万岁”成为“万歹”。张老师被判死刑，整天坐在号里的草窝里喊“我没写毛主席万歹，我没写毛主席万歹”。 一个姓罗的，撕了《毛主席语录》给儿子擦屁股，这是对无产阶级大法宝的极大的蔑视，当然是严重的“恶毒攻击”。 一个姓牟的青年，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标兵，买回十余幅毛主席像，从家里正阶檐的墙上贴到横阶檐的墙上。横阶檐连着厕所，这最后一张就贴在了厕所门外。人们检举小牟让伟大领袖毛主席守毛坑，构成“恶毒攻击罪”。 还有个姓洛的，一家人天天喝包谷糊，每当家人端起饭碗站在饭桌前搞“三敬祝”时，洛某就把包谷糊涂在毛像的嘴上，说：“红太阳呀红太阳，你吃腻了肉，就喝点这玩意儿吧！”这也反革命罪。 有一次，姓牟的问姓洛的：“我让毛主席守了毛坑，你让毛主席吃包谷糊，我们俩谁的罪恶大？”         我的老师和同学    怀 人   教我们音乐课的赵老师，白白净净，温文尔雅，是50年代从天津来大西北支边的知识青年。赵为人单纯直爽，教学认真，深受大家爱戴，可是文革不久却被枪毙了，罪名是偷听敌台。 枪毙赵老师那天，看的人很多，我也去了。他被打倒在河滩里，尸体放了几天没人管。后来他家来了一个老汉，据说是赵老师的父亲，跑前跑后请当地农民帮忙，可农民怕惹事，不敢出头帮他，老汉急得直哭。看见儿子的尸体没哭，这时却急哭了。折腾了几天，河滩里赵老师的尸体不见了，不知道埋到哪儿了。 教语文的张老师，有一天被抓了起来，罪名是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犯了现行反革命罪。这小说大家都没看过，不知道写的什么。人家说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这是不容辩解的。张老师被抓后，公检法下发材料，让老百姓进行民主讨论、民主判刑。材料后面有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大家据此认定张老师必死无疑。 张老师的爱人（是我们村的人）抱着一线希望，哭着跑到会场，哀求大家口下留情。讨论的结果上报后，张老师还是被杀，不过不是立即执行，是死缓。一个住队干部说，死缓是我们国家特有的十分仁道的刑律，搁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犯人早就枪毙了，哪有死缓一说，说得大家都喊起“毛主席万岁”来。 范同学比我高一级，属于保守派。造反派对头是一个姓王的同学，瘸腿，满脸横肉，飞扬跋扈，凶恶得不得了。有一天，范同学心血来潮，在一张纸上写道：“同学们，听我言，不要跟着老狗转，要好好听你爷爷的言。”老狗指王瘸子，爷爷是范自称。 王瘸子的一个奸细立即拿着这张报纸去告密。告什么？那张报纸上有一篇社论《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范同学写的“老狗”二字与“毛主席”三字连在一起了。这案情实在太重大，保守派不但不敢保范，为了自保，反而马上开会批斗他。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保守派的同志们下手更狠，将范打得趴在地上起不来，又让造反派架去继续批斗。 群众专政之后，范同学被送交公检法。一个星期后，范同学疯了，嘴上老在说：“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公安局见是个傻子，也不抓了，说继续群众专政。斗来斗去，群众也觉得没意思了，就把他送到所属的生产队，让贫下中农继续专政。范家有人在生产队当干部，不久把他弄到煤矿当工人。他被安排看管一个废品库房，嘴里仍不时叨叨“我没说毛主席是老狗”。人常说，倒霉的人走到蜜州也不会甜。有一次，一辆汽车倒车，范某傻愣愣地跟在后面看，竟被汽车撞死了。死就死了，家里人也没说什么，叫司机买口棺材埋了完事。 我还有一个高年级同学，姓陈，那时刚开始批判刘少奇，但又不能提“刘少奇”三字，只能用“中国的赫鲁晓夫”代替。陈同学无意中在毛主席画像后面写了句“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了现行反革命。群众专政期间，陈被打得遍体鳞伤，哀求道，还是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送监狱）吧。造反派答应了他的要求，将他送到公检法。公检法根据公安六条，判了他八年刑。 坐满八年，陈获释回山沟老家务农，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公家发给他五百块钱补偿金，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捧着钱，一个劲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时候毛泽东已死了，如果毛没死，他肯定还会喊“毛主席万岁！”拿到钱的当天，陈将钱捐给大队党支部，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请书。后来他不仅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当官不几年，查出患了癌症，已是晚期，不久就死了。           云南Ｇ市那个女孩    马 驰   1979年，云南边境战火未熄，我奉命到前线采访。由北京飞至昆明后，忽然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人说这是高原反应，往南走，地势低了，就会好些，我便马不停蹄，拉上两个从北京来的画家搭伴，乘车离了昆明。达Ｇ市，再往南就要翻山越岭，必须搭军车。天色已晚，找不到车搭，便在Ｇ市过夜。Ｇ市已经很有些前线气氛，街上有许多军人，装满军用物资的大卡车，蒙着大网，插满松枝，停在道边，人们谈话的内容大多也是关于战争的。跑了几家旅店，皆客满，经市委安排，我们住进市委第一招待所。 在招待所食堂吃晚饭，服务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她好勤快，给我们上菜时，每看我必笑。姑娘长得漂亮，一笑更漂亮。她不是城市常见的那种艳丽时髦的漂亮，而像云南的山水，清亮照人，一无修饰，撩起眼皮看你一眼，就像在钢琴的高音区敲一下琴键。她随便一笑，就好像把世上最美好的感觉送给了你，我真是很少看到这样一双透亮的眼睛。她不像一般云南姑娘那么矮小，倒像北方乡间的女孩子，脸蛋红扑扑的，端起菜碟来，那胳膊是方的，手腕很粗，指头都是圆圆的。她的漂亮溶在一种淳厚的气质里。 我问她：“你为什么总笑我？”她说：“你个子太高嘛！”又是一笑。过去我见到的城里姑娘也许都太会说话了，装腔作势绕弯弯儿。遇到这种纯朴的女孩子，就像出城到乡野看树林、草原、飞鸟、自在流淌的河水那样，一片自然，令人欢愉。我同行的那两位画家比我对美更敏感，画家的天性是抓住美不放，他俩向她提出，请她晚上下班后，到我们房间来，为她画像。娘娘的表情似乎有些为难，可是当两位画家告诉她我是个作家时，她专意看我一眼，这回没笑，竟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她来了，刚刚下班，白布围裙还没解下，进屋时用围裙擦着刚洗过的一双湿淋淋的白手，滚圆的小手被凉水刺激得通红。两位画家请她坐下，支起画板，她略略有些拘束。一位画家说：“老马，你跟她聊聊天，她就会放松了。”我笑着对她说：“你不怕作家吗？”不料她挺郑重其事地说：“我正在找一位作家，写写我。”我大笑起来，说：“你一个小姑娘有什么好写？写你哭鼻子吗？”更不料，她那明亮的眼睛一下子暗淡下来，好像乌云的阴影顷刻笼罩水面，一种忧虑的、愁惨的、苦涩的情绪灌满了她的眼眶。这决不是一个纯真少女应有的神情，倒像一个饱经苦难的人才有的目光。 她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写，将来我练习，自己写！”我怔住了，难道这姑娘真有什么非凡的经历？我点点头说：“好，你说，我给你写。”接着，她说出了自己的一番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 我当了10年反革命，去年才平反！文革开始时，我６岁，那时什么也不懂，记的事也都模模糊糊，有的事还记错了。我记得有一次，一群人闯进我家翻东西，打了我一个大耳光，很疼。后来爸爸说，没人打我，那是打爸爸的，大概我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打爸爸就像打我，很疼很疼的感觉。爸爸在文革前是市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文革开始时挨批，靠边站了。后来分两派，爸爸参加了一派，偏偏“支左”的军队介入后支持另一派，爸爸就倒霉了。爸爸这一派大多是市委的中层干部，组织性强，文革初他们都被冲击过，不敢做半点打砸抢那类过火的事情。对立面抓不住爸爸这一派的把柄，很难把他们搞垮。有一次，两派谈判大联合，爸爸这一派的头头没注意，把一本《红旗》杂志坐在屁股下边。对立面有个精明人，上来一下抽出《红旗》杂志，里边有毛主席的照片。那时杂志几乎全有毛主席像，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这么一下就被对方揪出来了。 军宣队立即宣布爸爸这一派是反动组织，他们马上就垮了，凡是过去有点问题的都被打成阶级报复分子、黑帮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拿爸爸没法子，爸爸没有短儿。他以前当干部处处长，难免得罪人，有人就恨他，派出不少人内查外调，他们越查不出问题，火气越大。爸爸本来是不抽烟的，那时却天天抽烟，一天抽烟睡着了，把棉褥烧个大窟窿，多亏妈妈一盆水泼上去，真烧起来，人家会说是放火搞破坏或企图畏罪自杀。我妈的心脏不好，整天闹心跳，不知哪天要出什么大祸。压力真是足足的了，可是没料到有一天出了这样一件意外…… 那天，我们市委宿舍大院的院墙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写的是“打倒毛主席”。公安局来查，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应是身高一米二上下的小孩写的。他们的推断有三条：一是反标的位置离地一米，比成年人蹲着写高，又比成年人站着写矮，正好是小孩站着写高矮正得劲的高度；二是字迹歪歪扭扭，很像小孩的笔迹；三是成年人写这种反标不会写“打倒毛主席”，应该写成“打倒毛泽东”。市委大院一米二左右的孩子总共十一人，排排队，确定四个重点，都是父母有问题的。他们的逻辑，只有父母有问题，孩子才可能写这种反标。这时，爸爸对立面那一派插手了，说是要协助公安系统侦破这起重大反革命案件，我被内定为重点。他们说我爸爸反动，又狡猾，对文化大革命怀恨在心，教唆我写这反标。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搞我爸爸。当时我8岁了，他们把我弄去，开始是拿糖哄我承认。从小爸爸就教我，绝对不许说瞎话。我说不是我写的，他们便送我小人书、画片，还要带我去看电影，我还是说不是我。他们火了，那群大人围着我一个小姑娘拍桌子打板凳吓唬我，说我再不承认就去打我爸爸，还说他们要用什么法子打——说用钢笔扎爸爸的眼睛，说用绳子勒住爸爸脖子不叫他吃东西，活活饿死，还说用刀一块块割掉爸爸的肉、手指头、耳朵、鼻子、舌头，一样样带着血扔进公园的笼子里喂老虎，说着真拿起一把刀，装作马上就要去的样子。我吓得哭呀，求呀，怕呀，叫呀，可是还是没说瞎话。我那时才８岁呀，很容易受骗，很容易被吓得上当，为什么始终咬住没胡说，自己也弄不明白。现在想起来真后怕，万一上了他们圈套，一句话，爸爸早给枪毙了……那我也活不到今天，等长大懂事，自己也会悔恨自己而自杀了…… 那段时间，他们为了给我增加压力，把我当作反革命，当作真正的囚犯关起来，不准我和爸爸妈妈见面，倒是很少打我，但常饿我。每天提审一次，随后他们好像没招儿了，就把我弄到市委大院批斗，也挂上牌子，戴高帽，帽子上写着“现行反革命XX”，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上叉。那天批斗，给我的印象很乱，围着许多人喊口号，我一眼在人群里看见妈妈。妈妈睁着大眼睛，全是泪水，头发很乱，我大叫一声“妈——”就昏倒了。后来放出来，妈妈说，那天她并不在场，是通知了她必须去参加我的批斗会，可是她心脏病突然发作，没去。 一天，我不想说那一天是几月几日——我家永远记得那日子，我一说，我现在立即就会……就会……好，我就说这天的事吧……这天，他们说今天要枪毙我。我不懂什么叫枪毙，问他们，他们说，就像电影里打敌人那样，开枪打死你。我哭了，我说我再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吗？他们说，永远也见不到了，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你全不知道了。你要承认是你爸爸叫你写的，就不枪毙你。我说，不是我写的，我想见爸爸妈妈……我被他们带到刑场，一片大开阔地，和几个真要枪毙的死囚排在一起，背后是大土坑。那些犯人都给绑着，没捆我，可我吓呆了。对面一排人拿枪对着我们，其中一杆枪对着我的脸。我忽然看见不远一群人中有爸爸！后来知道他们在逼爸爸，叫他承认是他叫我写的反标。我放声大叫爸爸，要跑过去。这时管执行的人大喊一声：“放！”“砰”的枪响了，我旁边那排犯人突然像柜子一样“当”全栽倒了。一个脑袋打飞了，像个大血蛋飞得老远。我吓得原地没动，以为自己死了。眨眨眼，动动嘴，好像全没知觉了。只见爸爸张着大嘴朝我跑来，扑向我，一下把我紧紧抱住。我说：“我死了吗？”爸爸说：“没有，孩子，你别怕，他们这是逗你玩呢，这些人都是假死！”我听了，噗地笑了，脑袋扎在爸爸怀里。我真的以为这一切一切，都是哄我玩呢…… 以后，我被放回家。回到温暖的家就以为那一切全过去了，照旧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可是同院的小朋友都不搭理我，有的还朝我扔石子。一次，一个过去跟我要好的小朋友骂我：“打倒小反革命！”气得我一直追到他家，找他讲理，要他向我道歉。他妈妈出来也骂我：“干什么，你还想翻案？”从这句话起，我好像一下子大了，也垮了，这“小反革命”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在我身上背了10年！上小学困难，升中学也困难，红小兵和红卫兵组织都不要我。我就像在那些机关单位被管制的牛鬼蛇神，不敢多言多语，不敢和同学们说笑和玩，碰到不讲理的事也不敢争一句，天天下课扫地，擦黑板，收拾教室，想这样做来换取同学们的好感，哪怕是一个亲切的眼神儿也好，可8年里我没有一个知心的同学，好像我身上有可怕的传染病菌，人人都避着我。 上中学时，我换了一个较远的学校，以为别人不知道我过去那事，会好受一些。一次下乡劳动，指导员派我去拉粪车，所有同学都不去，只派了我一个人去。我很奇怪，没等我问，指导员说：“粪虽臭，但灵魂里的粪更臭，什么时候你不觉得粪臭了，你的灵魂就彻底被改造好了！”我才知道，背上那大石头仍旧牢牢压着我，一辈子也卸不下来。当夜，我跑了出来，撒开腿在野地里跑了两天两夜。后来爸爸在一条大河边找到了我，我正想死。爸爸为了找我，跑了两天，鞋子都跑破了。我朝爸爸叫着：“为什么那次不枪毙我？活着，天天都是在陪绑呀！” ……从那时我退了学，在家帮妈妈做家务事，除去买菜买东西，很少出门，也不搭理任何人。生活把我开除了，生活还有什么意思？我恨我年轻，前边的日子太长，没有头儿，整天闷闷的。直到粉碎四人帮，爸爸的单位清理文革问题时，发现一份有关我的材料，才说给我平反落实。这时我才19岁，又没有工作、工资、住房和查抄物资的问题，落实能落实什么呢？政治从来不对人的心灵负责。管落实的那人还不错，很同情我的遭遇，想了一个安慰我的办法，也是他能做到的事情。他说，你年纪不小了，不能总呆在家，应该有个工作，就到市委招待所食堂当个服务员吧。我心想，守在家，妈妈心里总有个负担，就来了。到今天，才来三个月。三个月里，我干的活比谁都多。别人以为我是出自对落实政策的感激才拚命干活，其实不然，干起活才能不想事呀。有时忽然觉得自己现在像当年在学校打扫教室时那样，总有一种负罪心理纠缠着我，摆脱不开，干着活就想到劳改，很不是滋味……这心理你们是很难理解的。我是在童年就低下头的，这头不好扬起来呀…… 姑娘讲到这里，喉咙好像叫什么东西卡住了，但眼里并无泪水，脸上也没有任何激烈的神情，平静得有如阴云密布的天空，隐隐像要打起响雷，但我明白，她不会再有倾盆大雨、雷电交加的宣泄。年纪轻轻，却早把生活中最难承受的东西都消化过了。我扭头忽然发现，我那两位画家同伴听得睁圆眼睛，张大嘴，无话可讲。画板上的纸，白白的，没有一笔，正如我当时的心境，一片空白，一片可怕的空白……   ———————————————————————————— 补白：1970年前后，社会上反革命标语突然多起来了，有时往往一个地方的反标案还没破，新的反标又出现了。有一天，居委会的一间女厕所里发现了反标，公安人员立刻把附近所有会写字的女人都集中起来进行排查。查来查去查不结果，又请来省里的笔迹专家，经过鉴定，认定这条反标是男人的笔迹，于是将排查范围扩大到了附近所有会写字的男人身上。疑点集中到一个曾经有过流氓罪的男青年身上。此人曾穿上棉衣，戴上帽子口罩，去女子浴室偷看女人裸体，行踪败露，被当场抓获，判了一年流氓罪，刚刚放出来。公安把他叫到居委会询问，一连几天他都死不承认，最后把他带进到派出所，单独审问，进去不久就招供了。他承认，因对判他一年刑心怀不满，就趁天黑跑进女厕写了反标。现行反革命，证据确凿，他再次被关进监狱。                 佟 平 ————————————————————————————       小学同学郑成功   刘 颖   文革开始，我们一千多人的小学组成几十个战斗队。我是雷锋战斗队的副队长，郑成功是小老虎战斗队的队长。那时不上课，整天打打杀杀，发传单，斗老师，开展革命大辩论。我们认为所做这一切都有党中央支持，一天到晚豪情万丈，斗志昂扬。 郑是的班长，游行时要带头呼号。那天上午，出了学校大门，我们就一路“万岁”、“打倒”地喊着。走了几里路，人累疲了，队伍也开始凌乱，但口号照喊。已喊得声嘶力竭的郑，这时突然喊了一声“打倒共产党！”同学们跟喊一半突然停止了，接着一阵宁静。 郑成功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极其严重错误——岂止是错误，简直是罪该万死，一下子乱了方寸，吓得面如土色，对着游行队伍连连鞠躬：“我错了，我错了！我有罪，我有罪！”又急忙跑到队伍前面的班主任老师面前，不停地忏悔，嘴里一个劲儿念叨：“我错了，我有罪……”但是，班主任也被吓得手足无措，背对着他，一声不响地躲开了。 没过几天，郑成功被宣布为新兴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主要罪状有三条：一是当众高呼反动口号“打倒共产党”；二是一次在墙上喷印毛的头像时，他揭开纸模，对着毛的头像开玩笑，说：“哦，原来你在这儿趴着呢！”三是一次在学校逮到一只小老鼠，大家要把它放在水缸里淹死，他说：“看看它能不能畅游长江。”当时全国所有媒体都在热烈报道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壮举。 他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被学校开除，回家接受管制。几年后的一天，我排队买肉，看见他也在队列里。         冬瓜反标    江 南   在全南县红卫小学读三年级时，我所在的城厢镇下圩生产队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县的现行反革命案。主办案件的领导是县公安局季政委，他女儿跟我同班，据说我这位女同学现在在赣州地区政府供职。 案件的具体情况是：生产队有一小青年想参军，因种种原因未被选上，闹情绪。一次，该青年趁给生产队看冬瓜之际，用小刀在小冬瓜上刻了“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等19个字。秋天，生产队收冬瓜，发现了这些标语。队长立即上报县公安局，季政委带人进驻下圩生产队破案。季政委当时家住县粮食局，跟我们生产队的民宅实际上只一墙之隔。 文盲除外，全队男社员（包括我父亲在内）全部集合到队部进行审查、询问。刻字时冬瓜还很小，如今冬瓜已经长大，字迹已变形，破案难度很大。男社员天天到队部接受审查，也不用出工。有一次午饭，我家隔壁一个小青年跑到我家，用打抖的声音对我父亲说：“他们破不出案会不会乱抓人？”我父说不会的。后来事实证明，不是这个小伙子干的，他还因祸得福参了军。午饭时母亲问起这事，父亲镇定地说：“在队部大家写字时手打抖，说话时声打颤，查出来要判好几年。” 记不得过了多久，案子破了。那个小青年以书写反革命标语罪、收听敌台广播罪被判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总共刻了19个字，判7年，7年共计2555天，平均一字判134天。           农场里的故事    汪 辉   农场单身职工住集体宿舍，一天早晨，广播里说“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有一个单身职工接嘴说：“祝我身体健康呀，我还没起床呢！”同宿舍的人立即举报了他，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 乡放影队到村里放革命样板戏电影，照例先放一个新闻纪录片。有一次，由于疏忽，片子放倒了，有人马上站出来大喊：“快抓住这个现行反革命！”此时放的是毛主席接见外宾。于是，基干民兵立即把放映员带走了。 那时流行到处写标语，一个会写大字的人经常被安排写农场领导圈定的标语。有一次他写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几个字就走了，不到半小时，一块“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XXX”的牌子就挂在他的脖子上了。当莫名其妙的他被带到标语面前时，他立即认罪不讳，原来把“万”字写成了“无”字。 每家每户都要张贴毛主席像。生产队汪队长头天接到大队通知，说是过年了，大队替每家配了一张毛主席像，要各生产队队长去公社的供销社去领。第二天，汪队长起个大早，借了大队的自行车，火速赶到供销社。足足有一大捆毛像，汪队长想把它们放在自行车后坐上，可是纸捆太滑，放上去又溜下来。汪队长一边继续往后坐上塞，一边自言自语：“岂有此理，还会捉到贼牯冒（没有）绳吊！” 不料这句话被售货员听到了，她立刻窜到生产队长旁边，一边抓住车子把，一边厉声喝斥：“你这反动派！竟敢说毛主席是贼牯！快来人啊，抓住他！”众人齐上前，把他扭到公社派出所。在各大队游斗一圈后，汪队长被劳教二年。       赶形势的牛老师    旷 夫   牛学言师范学校毕业后，怀着满腔热情来边疆支教，分到某国营工厂子弟学校。他能写会画，一手美术字极为漂亮，学校就让他担任美术教师。有一次教学生写美术字，牛老师在黑板上示范几条标语美术字，“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造反有理”，“打倒黑帮”，这样既赶形势，又能传授技巧。 同学聚精汇神，一笔一划跟着他写，这时下课铃声响了，牛老师说：“现在下课。”不少同学高声喊道：“我们还没有写‘打倒黑帮’哪！”牛老师顺口说“那就不要打倒黑帮了”，随手把这最后一条标语擦掉了。有个同学脑瓜灵，立即喊道：“牛老师你反动！”在场的同学先是一楞，再一想，觉得牛老师的话就是有原则问题，于是很快反映到学校工宣队。 牛老师再也不是老师，而成为牛鬼蛇神中的一员，天天被批斗，剃阴阳头，脸上涂墨水，半拉脸红，半拉脸蓝，鼻子尖用粉笔画白，头上顶着生炉子用的拔火筒，脖子上吊块黑板，上写“反革命分子牛学言”，背上披块麻袋片，上写“牛还想学人说话，反动之极！”左手提个破脸盆，右手拿着烂扫帚，边走边敲边大声喊：“我是反革命分子牛学言！” 牛老师本想赶形势，不料被形势赶了。 ———————————————————————————— 补白：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有一天用长柄粪瓢浇菜，一下子没掌握好，泼偏了，粪洒到了菜地外。农民随口骂了句“狗日的，淋飚了”，不料旁边干活的人思想觉悟高，马上跑去向上级反映。这个农民遭殃了，罪名是公然辱骂敬爱的林副主席。 ————————————————————————————     工宣队员的讲话    草 庵   一次，学校召开全校大会，传达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校的工宣队员是轮换的，每二个月换一批新人。这一批新换的是三轮工人。这些人来源比较复杂，文化水准很低，张口就骂街。在那个年代，骂街是革命劳动人民身份的标志，也是革命传统，不骂街的反倒成了另类。 今天主席台上坐着的是一位老三轮工人。一位革命同志念完文件后，领导就请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表态度。军代表和工人代表相互谦虚退让，后来就决定由老工人代表先讲。老工宣队员看一眼台下，先往手掌里吐口唾沫，然后双手用力对搓了两下，拿起话筒开讲了：“日你奶奶的，既然叫老子先讲，老子就先讲，装什么洋鸡巴，老子没什么文化，但日你奶奶的讲几句革命道理还讲不坏，保证比那些装洋逼的书生强，咱大老粗就讲大实话，日你奶奶的有什么就讲什么，直来直去，说日你奶奶的，决不会拖泥带水。” 老工人喝口水，润了润嗓子，继续讲：“同学们，今天我们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又一个最高指示。日你奶奶的，你们知道啥叫最高指示？你们看这天高不高，这天咱够不着，日你奶奶的毛主席指示就比天高。”讲到这里，就见军宣队代表用力咳嗽了一声，并私下用脚踢了老工人一脚。老工人马上瞪一眼军宣队员，说道：“日你奶奶的，我一讲毛主席，你就咳嗽，你是什么态度，还踢我！” 军宣队员回答说：“你谈学习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心得体会，不要老日你奶奶。”老工人一听，不高兴了：“日你奶奶的，我都日了一辈子了，咱这是革命本色，保持革命传统，谁说不行。” 军宣队员一阵脸红脖子粗，不再理会老工人。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插话了，对老工人说：“请您继续讲”。 老工人看了看大家，继续说道：“日你奶奶的，老子讲话就怕别人打岔，一打岔就坏事，把刚才讲的都给忘了。”说着扭头问军代表：“日你奶奶的刚到哪了？”军代表心里更气了，别着头，看也不看老工人，只说：“你自己想，我不知道。” 老工人又喝口茶，想了想说：“日你奶奶的，我刚才讲到哪里了呢？”说着挠挠头，猛一怕桌子：“我想起来了，我刚讲到日你奶奶的毛主席……” 老工人话音未落，全场一片哗然。这老工人竟敢当众“日毛主席的奶奶”，这可是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只见老工人刚想继续讲话，那军代表一个健步就从边上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一把将老工人拖倒在地，大声疾呼：“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XXX！” 老工人也毫不示弱，站了起来：“日你奶奶的，我啥时候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军代表一把又将老工人推倒在地：“你污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老工人一脸的雾水：“我说啥了？我啥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了？” 军代表一脸正气：“你说了，你刚才说了。”老工人还是不服气：“我刚才说啥了？”军代表说：“日你奶奶的毛主席，是不是你说的？”话一说完，军代表感到不对劲，忙解释说：“我刚才是重复反革命分子XXX的话。”说时迟，刹时快，旁边的几位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全都站了起来，分别将二人都扭了起来，当众宣布：“现在开始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XXX和XXX！” ———————————————————————————— 补白：贵州榕江县小学教师莫定钦，剪贴、编辑刊登在报章杂志上的各类人文资料、图片，汇成一本集子，作为教学资料供该校教师和学生翻阅。到了一九七〇年，那本资料竟成了反革命罪证。这年九月，莫定钦被五花大绑押到县人民广场，宣判二十年徒刑。该校两位教室写信抗议，为莫定钦鸣不平，被判劳动管制两年。 ————————————————————————————       刘少太可案    福 生   我们是闽北革命老区的一个小县。那时全国正铺天盖地大贴千篇一律的标语“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而且刘少奇三字要颠三倒四地写，奇字还要拆成“大”和“可”，歪写着，以此表示对刘少奇的阶级仇恨。 一九七零年前后，全县小学停课，全体小学教师按学区集中到某个大队学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期三个月。我们学区有一位年轻男教师，三十岁左右，会写一手好毛笔字，学习班贴的标语都由他写。有一天写到“大可”时，因墨汁太饱，不慎滴下一滴，不偏不倚落在“大”的下边——“大可”成了“太可”，于是有人把这条标语念成：“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太可……”太可什么？当然是“太可惜 ”了。 哇！打倒刘少奇，你感觉太可惜了？不小心滴下的一滴墨汁，瞬间变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这是同情刘少奇，是保皇派，是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更加上此教师出身地主家庭，更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军宣队成立专案组，处理此案，最终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这位教师的妻子也是一位教师，因丈夫被戴上“现反”帽子，夫妇俩在军宣队专案组撕心裂肺地抱头痛哭。 —————————————————————————————————————————— 补白：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再加上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时，他说过“哪里能活一万岁”，被县军管会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一九七○年六月被枪毙。 ————————————————————————————       银川冤狱    宁 屯   一九七○年二月，银川市破获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一个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名叫“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小团体。成员吴述樟，银川二中一九六八年毕业生，因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旁边写了“放屁”二字，被定为“恶攻”罪。其他十二位的主要罪名是书写各种反动论政文章。 其中一位叫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一九七○届毕业生，撰写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一文，称法西斯主义“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地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打倒法西斯！” 公审那天，人口仅三十万的银川市，近十万人挤满体育馆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案”成员的公开宣判。集团案同案犯之一的女生熊曼宜，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吴述森（宁夏大学毕业生）、吴述樟兄弟和鲁志立三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分别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受此案牵连的东北工学院毕业生刘唯勇被判处三年徒刑，后死于狱中。           消声行刑    金正月     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立即被揪出。一九七○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发不出声，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 枪毙了。 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用板子压住舌头，不让他们发声。 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压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 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 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刽子手割断其喉管。 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等，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 枪决前予以割喉这一“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至一九七五年处死张志新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张志新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旁边一个女管教员见状，惨叫一声，吓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         他们因刘少奇而死    佚 名   刘少奇被打到后，全国各地都有因不赞成打倒刘少奇而获罪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仅浙江淳安县就有二十八人因受刘少奇冤案株连被判刑，被枪决的全国各地到处都有。 福建福清县有一位公社党委委员，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没有理由发动群众批判刘少奇主席”，于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被枪杀。 甘肃宁县某农场职工朱守忠，不赞成断章取义地批判刘少奇，拒绝表态同意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一九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被处死。  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原《新湖南报》编辑锺叔河回忆：“我还曾亲眼看到白发斑斑的老太婆，因为‘为刘少奇翻案’被判处死刑，当场枪毙示众。” 河北省电信工程队青年电缆工人张坤豪公开说“刘少奇打不倒”，被勒令检查。他继续坚持己见，在纸上写道：“我热爱刘少奇主席。”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通知家属，尸体无人收埋。 湖北安陆县财税所王竟成，认为处理刘少奇是强权代替公理，在巨大压力下拒不改变观点，说“砍头也只矮五寸”，一九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枪决。 辽宁省委机关女干部张志新，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下《刘少奇是我们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一文，称：“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大工贼，我有怀疑。”“对刘少奇问题的决议，我是有疑问、有保留的，是不信服的。”为此，张志新成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后被割喉枪杀。        搞雕塑的蔡大哥    曹白瑞   南京贡院街上大多是平房，二层楼有两三座，四层楼只有一座，我们叫它“太平洋”。老人们说，这座四层楼解放前是太平洋旅社，只有达官贵人、商贾戏子才住得起。迎街的一面，延伸出的小阳台，非常雅致。后来，太平洋改为一家国营大厂的职工宿舍，住有七八十户人家。大人几乎都穿帆布工作服，左边的口袋上方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米黄色字。孩子们也有别于贡院街上的其他孩子，很有优越感，觉得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后代。 太平洋和我家一溜边，只隔两个门牌号，我有好几个要好的同学住在里面。我常去他们家串门，进进出出，算得上是半个太平洋人。 太平洋里有个白面书生，姓蔡，我们都叫他蔡大哥。那时他大约二十三四岁，瘦条条的，头发很长，梳理得一丝不乱，有时还打发蜡，油光光的，很有派头。蔡大哥戴一副黑边框眼镜，平时很少说话，显得文绉绉的，整天好像都在想着什么。蔡大哥比我们这群孩子大十多岁，我们一见到他就直着嗓子叫“蔡大哥好！蔡大哥好！”一般他只是出于礼貌，朝我们微微一笑，并不搭理我们。蔡大哥那时在城南一家工艺制品厂当工人，会画画，会写美术字，有时居委会请他写标语、黑板报、喜报什么的，他从来不拒绝。贡院街上贴的好多标语、喜报，还有挂在居委会门口的黑板报，大多出自蔡大哥之手。我们小孩子都熟悉他那如松枝般遒劲的字体，看了后都会说：“这是蔡大哥写的。” 大约在1968年下半年，贡院街上忽然兴起一股木刻风，用三夹板刻毛泽东像。先把毛像模子拓印在三夹板上，然后用钢锯条打制成的刻刀刻制，刻好后再在作品上涂抹墨汁，像盖图章一样印在纸上，一幅木刻毛像便告完成。我们贡院街上的小孩子无师自通，几乎个个会刻，还经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像模像样地交流各自的木刻作品，看谁刻的刀法细腻，形象生动。 蔡大哥不搞木刻这种小玩意，他搞大的，用油泥或石膏雕塑毛像，结果一举成功，轰动了一条贡院街。他就在他家门口搞，有时也在太平洋门口搞，从胚子开始，用雕刻刀一刀一刀精雕细刻，还时不时停下，一手托腮，左看右看，嘴里自言自语，也不知在说些什么，然后再细细地下刀，直到成像。我曾多次在太平洋门口驻足，观看他用油泥雕塑毛像的全过程。我也看过他用石膏做成的毛像。蔡大哥雕塑的毛像确实好，半身像线条生动，形象逼真，全身像英武豪迈，栩栩如生。我总觉得，这一尊尊毛像可是凝聚着他对领袖的一腔忠诚和满腹爱戴。 有一天晚上，太平洋里和我玩得最好的玩伴小泉约上我，带着各自刻制的一幅毛像，一起冒冒失失地到了蔡大哥家，请他直接“面批”我俩的木刻习作。他接过我俩递上的习作，大致看了一下，摇摇头，毫不客气地指出好几处明显的“败笔”。他说，搞艺术的，首先要懂得用情，比如雕塑，木刻，要刀刀用情，刀刀见情，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打动人心，也才能流传开来。他又当场教了我们几招，如构图的合理布局、刀法的具体运用等，还在一块三夹板上演示一番他的刀功。他那熟练的动作，流畅的刀法，让我和小泉看得啧啧称奇，惊叹不已，真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喜悦。 这以后，我按照蔡大哥教我的几招，很认真地刻制了几幅毛像，真的感觉自己进步了许多，至少是学会了“刀刀用情，刀刀见情”。有两幅毛像作品，我认为是我刻得最好的，郑重地将它们印在我的小学学生成绩单空白处，用以永久保存，居然一直保存到如今，成了那个年代最直接、最真实的印记。 可是，没过多久，蔡大哥因为雕塑毛像出了大事。消息如同惊雷，在贡院街炸响，人人震惊，个个不解。原来，蔡大哥有一天在厂里用脚将他所雕塑的一尊毛像踩碎了，被人告发到“公检法军管会”，于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一年。 我不相信我们的蔡大哥会是现行反革命，这样一个无限热爱毛主席的青年怎么会是现行反革命？这样一个“刀刀用情，刀刀见情”的青年怎么可能是现行反革命？可是他却被实打实地定为现行反革命，名字和罪状都上了南京市遵义区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布告。一张张白底黑字的布告，就贴在我们贡院街上，就贴在太平洋的大门口，刺人眼目，令人惊愕。 一年后，蔡大哥被放了出来，我们又在贡院街上看到了他，还是瘦条条的，只是面色惨白，显得很憔悴，还是头发很长，只是乱糟糟的，好像从不梳理，还是戴着一副黑边框眼镜，只是眼神散淡，怯生生地看人。 我常常站在家门口，远远地看着蔡大哥瘦削的身影，心里一遍遍地问自己：这就是那个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时代青年吗？这就是那个“刀刀用情，刀刀见情”的艺术青年吗？是谁，夭折了他的青春？是谁，断送了他的前程？可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也没有人来回答我。 1979年夏天，我被组织上选调到刚恢复不久的法院工作，正赶上了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无数在那个特殊年代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被宣告无罪，被洗刷罪名，被平反昭雪。我阅读了大量现行反革命案件的卷宗，一本卷宗就是一个人的悲剧，一本卷宗就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一本本卷宗压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一本本卷宗像火一样烧灼着我的心。在我面前，一本本卷宗就是一颗颗蒙冤受屈的灵魂的悲伤哭泣，一本本卷宗就是一个个蒙冤受屈的人们的愤怒控诉，而在那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的蔡大哥，是我们贡院街搞雕塑的蔡大哥。           月亮惹的祸    蔡勋建   那时袁修广是县文化馆的干部，风华正茂，踌躇满志。他非常熟悉农村生活，精心创作了一出地方小戏《牧鸭会》，主题是农村女青年不顾父母反对，冲出陈旧观念的束缚，与一个看鸭的青年自由恋爱、结婚。《牧鸭会》获得很大成功，激起袁更大的创作热情，接着又写了剧本《黄莺过岗》，故事取材于我县东山乡一带的范家岭，主题是反对浮夸风，反映“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民生活。 1966年7月，袁修广被开除公职，其妻邹氏也被供销社清洗，双双遣回原籍新建乡曙辉村管制劳动。袁修广有两大罪状，一是他的《黄莺过岗》有一句台词，“吊锅子里煮月亮”，讽喻农民贫苦，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二是他主编的《沱江文艺》，其作者有不少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袁也出身于地主家庭，于是造反派说刊物成了臭味相投、狼狈为奸的狗崽子窝。 1968年，《沱江文艺》被定性为反革命刊物，袁修广则以现行反革命翻案罪被逮捕，判刑20年。袁修广夫妇育有5子女，最大的七八岁，最小不满一岁。丈夫入狱，妻子在环境的压力下，被迫写下一份离婚协议书。就在袁修广被押往沅江监狱之际，其妻邹氏拦住囚车，眼泪汪汪地要丈夫在协议书上签字。虽然如此，袁妻仍被视为反革命家属，其子女也仍然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家6口，只有她一人劳动，无论如何无法坚持，最后只得把三女儿送给人。生活仍旧无比艰难，一天，邹氏来到注滋口的渡船上，待船到河心，她纵身跳下寻死，所幸当即被同船的人救了上来。 1979年1月，袁修广平反获释。11年后再回县文化馆，当年那个潇洒倜傥、朝气蓬勃的小袁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成天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的呆子。馆长段松筠与袁是老同学，有一天，看到袁失魂落魄的样子，段亲切地叫一声“袁修广”，他竟马上起立，毕恭毕敬地回应一声“到！”然后低头，弓腰，立正，俩手垂膝，完全一副囚犯模样。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刘恒柏将自己创作的小说《蜜祭》送给袁修广看，说敬请袁老师指教。袁迟迟疑疑不知该不该接过来看，既看，又说不知政府同不同意发表。1979年下半年，文化馆派袁修广随刘恒柏、肖金城、刘建新到湖北秭归王昭君故里出差，其他三人在穿戴上都费了一番心思，袁修广穿的却是监狱里发给他的囚衣，只是上面没有字号。 袁修广先生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1998年7月16日，袁先生久病不治而逝。时值炎夏，全县人民正在防汛抗洪，我听到噩耗，从抗洪大堤请假赶到文化馆。灵堂前，与袁老师同事多年的刘恒柏先生满怀深情地给袁老师作了一副挽联：“从戎习文，从教为文，名以文立，灾以文临，千锤百炼牧鸭会；著戏钟情，著文倾情，生以情重，死以情别，万缕千丝凤凰篇。”追悼会上，我代表所有学生和文学业余作者作了题为《长风，卷走一片落叶》的即席悼念发言。我噙着眼泪说：“不是落叶的时节，您却霍然凋零了，不是起风的季节，您却被一阵倏然而至的长风卷走了，您像一片落叶在昏暗的天空无奈无助无望地翻滚，翻滚，不知您将流落何方……漫漫黄泉路，何处觅驿馆？袁老师，您走好！” ———————————————————————————— 补白：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担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后，听说上海图书馆有不利于张春桥的历史资料，便于七○年二月九日到上海图书馆召开深挖现行反革命分子全馆动员大会。他在台上念名单，念一个名字，下面马上就揪出一个反革命，按成喷气式，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此举后来导致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死，一人精神失常。张春桥当上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后，立即提拔徐，让他担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       白老师的师道    马 克   事件是由一支“手枪”引起的。大家都玩木头枪，同学李志平有一支可以射出子弹（黄豆之类）的枪，当然就非常牛逼了。李志平瘴头鼠目，其父是附近空军基地雷达站的站长，值班时被战友击毙，于是志平成了烈士遗孤。我班四五十名同学，李志平就怕我一个，手里有了枪，他不怕了。我想看看，想玩玩，不行。一番抢夺，枪已在我手。由于兴奋，我推弹上膛，举枪便射，黄豆打在教室后墙马恩列斯毛像的毛像左下角。 当时我并不害怕，因为压根儿没打着毛像。事过很久，李志平向老师举报。老师姓白，上海人，空军家属，长得对得起她的姓，白白胖胖，个不高，一口我们都听不懂但普通认为很好听的上海话。 打毛像的举报立即引起白老师高度的阶级觉悟。本来她很喜欢我，班里组织文艺活动、出板报，都交给我，可是在大事大非面前，白老师首先选择自己要安全。当时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在排练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我饰演杨伟才。同学道亮，回族人，长得像阿尔巴尼亚人，饰米国顾问。我最喜欢的一个低年级女孩儿，演阿妈妮。排练已近尾声，衣服、道具都已由学校出面借妥，即将到空军基地、镇上会演。李志平一举报，杨伟才演不成了，班级、学校开始批判我。李志平成了活跃分子，带头揭发，同学们也都一反常态，生怕与我这个现行反革命沾边。 那时我家刚被定性为漏划地主，我又成了少年现行反革命，一家老小的命运一下变得岌岌可危。白天我在学校挨批，晚上没文化的父亲在街道挨斗。 李志平实在太“有才”了，指着我的鼻子，让我交待如何画军用地图，又是如何把军用地图交给苏修的。打毛像是蒙太奇，军用地图就蒙太奇得更离谱。我想，一定是身边的小兄弟，比如道亮之徒，出卖了我，否则李志平怎么知道我画地图？白老师相信了大家的揭发，让我交代画军用地图的问题：“马克！我告诉你，你的罪行可大可小，就看你的态度了！你天天放学就跑到你家附近的大坝上，爬上树画对面机场的军用地图，连多少架飞机、多少个机窝你都详细画在地图上，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不掌握？同学们眼睛是雪亮的！快说地图哪去了？交给谁了？” 地图？没画过，画坦克、飞机、大炮倒是我的最爱，可是说了她不信，也没人信。运动后期，事实终于查明：李志平说了谎，是诬陷我。一俟形势平静下来，许多同学都讲了真话。起初道亮把阿尔巴尼亚脑袋摇得十分有力，坚决不承认出卖了我，但抗不住我咋唬，点头了，地图案是他密告的，他害怕白老师说他跟我分不清阶级立场。有人证实，那天我只把黄豆打在了伟人像下的白边儿上，不是脸上或衣服上。 ———————————————————————————— 补白：1967年，全国刮起请领袖像风，家家挂毛像，《毛主席语录》也是人手一册。一天早上，弟弟到大院的公厕“出恭”，人在茅房蹲，心在外面飞，因为小伙伴喊他去学校呢。弟弟匆忙起身，裤兜里的红宝书不慎滑出，落入茅坑，丝毫没有觉察，大声应答着跑了出去。一会儿功夫，有人发现茅坑里有《毛主席语录》，立即向派出所举报。不一会，民警来了，弟弟被叫回，十岁的孩子，单独隔离谈话，让他承认是故意扔下去的。弟弟虽小，但父母从没教过他撒谎，坚决否认故意。民警进一步询问老师和邻居，调查我家的政治背景。父亲的老八路经历似乎为弟弟减轻了一点罪责，民警告诉学校，给这学生记过一次。为加入红小兵，弟弟去新华书店重新“请”回一本《毛主席语录》，没有用，他的迫切愿望最终成为泡影。如今已是副教授的弟弟，提起当年事，仍然对那个民警耿耿于怀。 ————————————————————————————     三十年的上访    汉 风   江西定南县人李月新，天生残疾，9岁上学，14岁下放，小学未毕业。其父曾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抗日战争期间打过日本鬼子，后来被定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人民公敌、历史反革命。 文革期间，李月新以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罪名是收听台湾当局的广播。在狱中，李坚持认为，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人想到哪里生存都不算犯罪。狱方认为他立场反动，继承了家庭的反革命衣钵，并向同监犯散布反动言论，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李月新案是一个集团案，首犯是容某，主犯是樊某，李月新与郭某和练某则是同案犯。起初该案被定为台湾特务案，后来改为现行反革命团伙案，再后来查无实际的反革命行为，于是1979年6月10日被改判。同一案子，改判的结果有很大差别，有的改判为无罪释放，有的却被定罪判刑，李月新就是被定罪者之一。有关部门对这种荒谬判决给出的解释是：政策性的反革命案，可改可不改！ 如此不公的判决，李月新不服，几十年来一直不断上方。有关部门指责他有精神病，他说：“我没病，是你们有公安职业病。”李月新究竟写过多少申诉状，他自己也记不得了，“大约没有一尺也有八寸高吧”，但所有信件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2008年9月26日，李月新的冤情在国家信访局网站被公开，次日转赣州市信访局，同日转定南县信访局处理。10月21日，定南县法院接访，但称找不到案卷。李月新再次上访国家信访局，2009年2月28日国家信访局再次将李案作为网上公开案例。3月11日定南县信访局给李月新一个答复：当初对他的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属处理适当。请你停访息诉。”     大墙内血案    俞加深   这天中午，大队都出工了，个别犯人在院子里干杂活，一个叫王大力的中年犯人偷空在墙角吸烟。此时在几米高的监狱大墙上站岗的，是人称愣头青的狱警班长。愣头青班长有个特点，嫌站岗闷，爱找下面的犯人唠家常。 他问王大力姓啥叫啥，王大力有气无力地答道：“王大力。”“不是叫王八蛋吧？”他开始戏谑他。“你怎么可以随便骂人？”班长嘿嘿一笑：“这有啥？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右没一个好货！”又问：“你啥成分？” “富农。”王大力如实回答。 “你犯的啥罪？” 王大力是反革命犯，但他觉得这些当兵的素质极差，不值当好好回答，便顺口一说：“强奸罪！” 班长更觉有趣，急着追问：“你强奸的女人是大闺女还是小寡妇？”王大力觉得有些厌恶，问道：“你想听什么？”马上又灵机一动：“既不是闺女，也不是寡妇，是个当兵的老婆。” “好小子，你还真会搞阶级报复，你可知这是犯破坏军婚罪！”迟疑一下又问：“那当兵的当的什么兵？”王大力呵呵一笑：“和你一样，是个军垦兵，也在农场看押犯人。” 愣头青似乎听出了话外音，怒斥道：“混蛋！你在变相骂人，真是胆大包天！” 王大力装得诚惶诚恐：“报告班长，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给你逗乐呢！” 愣头青班长越想越不对劲，急忙端起步枪，拉上了枪栓，喝令王大力：“你给我滚出大门来！” 王大力也觉得自己闯祸了，但转念一想，自己在警戒区，班长也奈何不了他，便说：“报告班长，我没出警戒区，你当然不会开枪。”说着慢慢向院子中间退。 愣头青见他想溜，便将枪口指向王大力，想吓唬他，不料冲动之下，二拇指一勾，砰的一声王大力应声倒下。子弹正好打在胸口，鲜血立即涌了出来。愣头青班长慌了神儿，急忙放下步枪，从大墙外的阶梯上下来，一把拽开大门的铁栓进来了，慌慌张张拖起王大力的大腿就往大门外拖。 “不许动！你再敢挪动我就要开枪。”大门口值班室的任队长握着枪从后面对着愣头青。任队长是老革命，刚才那一幕他看得很清楚。他果断地命令愣头青：“不得将犯人移动半步，必须保护好现场。”并命令愣头青上大墙取回自己的步枪。片刻，愣头青取回步枪，任队长接过来，抗在自己肩上，命令愣头青进值班室等着。 任队长又大声喊来牢里的犯医等人，还叫旁边厨房的犯人用土坯在王大力周围画一个圈。部队连长听到枪声，也带着两个战士赶了过来。 老犯医蹲在王大力身边，摸一下他的脖子，又翻了翻他的眼皮，报告说，没救了，便找一块草帘子盖在尸体上，等候上级处理。很快，愣头青被铐上铐子，押往团部。   ————————————————————————————     补白：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心想搞出点成绩升官，把自家狗打死，向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记右倾，并责成该副书记主持专案组破案。副书记马上在大队部架起一挺机枪，将社员抓去过堂，最后声称揪出一个16人的反革命集团，导致一人被枪杀，2人被打残，自缢身亡2人，受株连者115人。 ————————————————————————————       作协里的反革命    刘亚伟   侯金镜、冯牧都是《文艺报》的副主编，1968年初同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两人秉性耿直，有一次，侯金镜指着墙上毛像旁的林彪像，对冯牧说：“这家伙真像个小丑！”大人们的这些谈论，星星点点被未成年的孩子们听到了，于是也学着大人在小酒馆里关心起国家大事。隔墙有耳朵，这些小孩子被抓去严刑拷打，“供出”了侯金镜、冯牧，还有电影剧作家海默、画家刘迅，于是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海默拒绝招供，被活活打死，刘迅被投入牢房。作协的革命群众召开大会，批斗侯金镜、冯牧。 批斗会当晚，侯金镜回家喝了一瓶敌敌畏。我那时和侯金镜隔一个单元，第二天一早，听到呼喊声，我和几个人上到侯家，抬他去医院。侯金镜已经奄奄一息，翻着白眼，大小便失禁。我抬的正好是他的臀部，弄得一手脏。好在那敌敌畏已过期，毒性减弱，经过洗胃抢救，幸免一死。3年后，侯金镜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在40度的阳光下担着沉重的粪桶，当晚因脑溢血昏迷，被同屋人发现，次日晨辞世，匆匆走完仅仅50年的人生。此时离林彪事件的爆发仅仅1个来月。 批斗冯牧时，作协有个刚毕业分来不久的大学生动手打他耳光。后来在五七干校，二人正好同屋，此时那年轻大学生已被打成516现行反革命。冯牧原谅了这位年轻人，根本不提这事儿。冯牧复出后，那位年轻人在外地工作，所在单位来人外调其文革中的表现，并指明了解他是否打过人。冯牧明确地为那位大学生作了辩解，外调的人也找我了解情况，当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说了类似的话，最终没有影响他的提拔。有一年冯牧要去那儿，主动给他写了封信，可没有接到那年轻人的回信。  作协另有一个现行反革命，是《人民文学》的女编辑冼宁，解放前夕北大毕业，参加过抗美援朝。1962年冼宁在《人民文学》写了一篇童话《小黑点儿》，意在不要歧视有缺点的孩子，要相信在亲情友情的温暖下，有缺点的同样能够成长得很好。童话里写了一条咬过小豆子的毛毛虫，那毛毛虫的嘴边还有一颗黑痣。这就犯忌了！伟大领袖的嘴下不是有一颗痣嘛？冼宁的作品成为无可争辩的大毒草，恶毒影射和攻击伟大领袖。冼宁一向开朗乐观，大大咧咧，就是不承认有罪，在黑帮窝里照样嘻嘻哈哈。 ———————————————————————————— 补白：1967年的10月，我读小学二年级，亲见我的同班同学周进（8岁）被打成反革命，在全校大会上被批斗。一次，全班同学齐声高呼“打倒刘少奇”，周进慢一拍，让大家清清楚楚地听到他喊的是“打倒毛主席”。就这样，他成了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押上台批斗，胸前挂着“现行反革命”黑纸牌，全校的师生齐声高呼：“坚决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周进！”批斗之后没有开除学籍，只被开除出“红小兵”。其父母都是贫农，也没受到太大牵连。笔者还清楚记得批斗两位校长的情景。他们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纸牌，陪斗的女坏分子脖子上吊着臭草鞋。姓蒋的校长比较潇洒，嬉皮笑脸的，姓李的校长则默默流泪。这样的情形已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之中，永不会忘记，也愿它永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 补白：一何姓农民，有一次他说了句“社会主义是幽灵”，被住队干部告发，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辩解说，这话是一个大人物说，人家让他拿证据，他说记不清了。送进监狱没蹲几天，何某被放了，说是县上有位领导，看了他的材料，说《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这样的话。何某虽被放，但不等于彻底平反，因为他说那话的场合不对，误导革命群众，而且马克思说的是“共产主义的幽灵”，歪曲了马克思的意思。不久，何某死了，父母亲悄没声就把儿子埋了。 ————————————————————————————     杨继年奇冤    廖亦武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刑5年，4次逃跑，共加刑14年，累计刑期19年。但是，雨果认定的悲惨世界对于中国人还不算很悲惨。本文的主人公杨继年，年仅11岁，什么都没偷，却被判10年刑，4次逃跑，加刑24年，累计刑期34年。 当初是，杨继年的哥哥偷了一只羊，被判刑10年，全家七八口就都跟着成了“偷羊贼家属”，管制劳动4年。因受不了国家煽动组织的群众批斗，偷羊贼家属举家外逃。黑天半夜，11岁的杨继年迷路失散，转回家中，被警方抓获，称他是反革命偷羊贼，关进牢狱，判刑10年。其判决书称：杨继年，又名杨志远，男，11岁，内江县人，贫农家庭成分，盗窃出身。 1963年的加刑起诉书称杨继年18岁，推算回去，杨首次判刑时（1958年）应为13岁。1970年的加刑判决书称杨21岁，即意味着1958年进监狱时杨仅有9岁。不管是11岁、13岁还是9岁，杨离成年都很远，都属于少年入狱。至于出现三个彼此矛盾的年龄，是法院渎职的明证，悍然将一位少年判刑则是明目张胆的残暴。 花样翻新的酷刑，死去活来的种种毒打，土手铐，几十斤重的脚镣，假枪毙，陪杀场，枪一响泼半脸半肩红白脑浆渣子，嘴里打麻药塞棉花，严防临刑呼喊“反动口号”，打断肋骨并撬嘴塞大粪以检验是否装疯，被关进惩罚小号，不放风，不洗澡，不用筷子，象畜生一样锁在黑暗中长达四年！ 杨继年如何能在四年小号黑牢后重返人世？也许全凭他11岁入狱练就的童子功。还有，让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杨继年的即兴式“逃跑”吧：毫无预谋，从审讯室拔腿就跑。本来这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称之为逃跑的行为，而完全是一种应该送医治疗的精神现象。但没有医生，唯有士兵“赶鸭子一般”追撵。“我抵拢墙了，九米高，墙头拉了几道电网，我向后退几步，再俯冲，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窜下跳。脑壳撞大了，浑身血口子，哨兵懒洋洋地拉枪栓，鸣枪示警。”够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到此该收场了！却不是，双方都兴犹未尽。疯狂了的杨继年继续喊叫着跳跃，一次又一次撞向那九米高的大墙，“哨兵射击了，左一枪，右一枪”，等杨继年舞蹈得力竭命尽，虚脱倒地那一刻，“那些追捕的解放军战士才笑嬉嘻地围上前，问我：‘逃够没有？’接着拳脚如雨点落下来。” 写到此，我不禁深情地怀念起《悲惨世界》的反面角色，那位跟踪冉阿让、迫害孤女寡母的警官沙威，其一举一动是何等绅士呀！  杨继年忘不了他被抓进监狱时乡邻们的掌声。警察先拽过他双手上铐，却不料手腕子太细，铐不住，就用麻绳捆，11岁的杨继年吓得哇哇大哭。警察宣言道：“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杨继年赖在地上不走，警察就把他拦腰夹在腋下。“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警察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象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 这一去就是34年，真正是阔别了。再回来就应该是贺知章的诗境了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太自作多情了！ 冉阿让出狱后改名换姓，发财成了大富翁，还当上了市长。我们的杨继年却没有冉阿让幸运，他的出狱只意味着生不如死的下半生的开始。 阔别34年后，杨继年回到家乡，父母、兄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已在那场大饥馑中死绝。他残着半边身子，一脚高一脚低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不见儿童来“笑问”，却来了一伙人抓贼。杨继年自证身份，村长不信，叫几个老人来确认，然后说：“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 杨继年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杨继年热泪横流，叫喊道：“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 治保主任叫来几个人，把他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 乡书记说：“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 杨继年问：“你开玩笑吗？” 乡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 于是乡政府给杨继年开了回监的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 走投无路的杨继年，一路乞讨着走回到监狱，“轰地双膝跪下”，恳求入狱。“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 杨继年恭敬地“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诉说了自己“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监狱方面也对他很有感情了，但他牢已坐够，户口已迁回原籍，爱莫能助。狱方打电话开证明要求地方政府安置，把球踢回去，但地方政府仍然拒绝接收，称“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此时的杨继年，右手右腿已经残废，要再打估计就是左面的狗腿了。 当杨继年再次手捧乡政府的路条回到监狱时，监狱也对他恩断义绝了，绕大墙转了一星期也无人理睬。 他到省里告状，劳改局再次“介绍”他回乡。小小的乡政府横蛮依旧，终于把杨继年逼成“上访作家”。“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杨继年是良善之辈，经常心怀感激地回忆起“坐牢的唯一好处”，那就是为了写认罪揭发材料，人人都必须学文化。“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40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 杨继年写了几百万字的各类申冤材料，堪称世界上创作量最大的“上访作家”。两年前，他终于含冤而死，这几百万字所记述的荒唐与残忍，就成了留给我们的遗产。 最后当了市长的冉阿让居然大字不识，而共产党的牢房竟然把杨继年从文盲变成“作家”；冉阿让因持假释出狱的“黄色身份证”而不能就业，在中国，所有的杨继年从出生起就持“农村户口”，严禁脱离农奴地位。 出狱后的冉阿让偷了米里哀主教的银餐具，旋踵被警察拿获，主教称那是送给他的礼物，还问他，那一对最值钱的银烛台为何忘记拿走？冉阿让深受感动，自此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在杨继年所遭遇的现实中，没有那样一位主教，更没有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 在我们的故事里，永远不会有米里哀主教，永远不会有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永远不会有良心发现而投河自尽的沙威警官。亲爱的雨果，如果没有这一切，你拿什么来构造你的“悲惨世界”？ 我们现在的故事是这样的了：“冉阿让”没有偷一只羊，判刑10年，四次加刑共24年，累计刑期34年。出狱后，他没有盗窃，当然米里哀主教大人就没想起来送他一对银烛台，而送他一只狗碗，并劝慰他重返监牢。 “冉阿让”不想发财更不想当市长，而是乞讨着走回监狱，流着泪向“政府”倾诉自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晚年的“冉阿让”流落巴黎以乞讨和上访为生，同时进行篇幅浩繁的开放式史诗写作：《我没有在11岁偷那只永难消化的羊》。 他常常构思小说中自己的结局，说：“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账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10公斤炸药，10支铜雷管，1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如果实现了，那就是行为艺术结尾。 惜乎没来得及，在小说之外的真实世界里，“冉阿让”死于一次偶然的火灾。——如果是这样，亲爱的雨果，你如何来写你那部充满诗意的巨著？！ ————————————————————————————————— 一、欢迎来稿和荐稿，也期待建议和指正。     二、本刊电子信箱：<a href="mailto:xyc1971@gmail.com">xyc1971@gmail.com</a>。 提     三、本刊联络手机：133 6658 6793。      四、有意资助《黑五类忆旧》的朋友， 可通过邮局或银行汇款。          五、通讯地址：北京圆明园西路北京大学燕北园 示          305甲110号焦国标，邮编100091。  六、银行卡信息：中国银行北京北大支行，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0in 1.0pt 0in"> 账号4080702-0188-038026-9，户名焦国标。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