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1999年，德沃金刚刚从牛津大学的讲座教授职位上退休，他分别在纽约大学和伦敦大学同时主持法律和政治哲学研讨会，一年中一半时间在纽约一半时间在伦敦。德沃金在伦敦大学的主要工作就是主持一个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学者都是很有名的哲学家。研讨会形式很特别，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提前阅读讨论的文章。在研讨会上，受邀的哲学家不用做报告，而是由另一位主持人乔纳森·华夫先给文章做一个概要，接着交给德沃金来评论，然后作者来回应，最后听众加入讨论。我记得每两周一次，每次从下午3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傍晚6点半。我在那里听了两年多时间，获益匪浅。德沃金是一个思路非常清晰、反应最快、表达最清楚的学者。此外他很有立场，他完全不客套，一上来就指出你的文章问题在哪里，他不能接受的地方在那里。去研讨会的学者都是名哲学家，德沃金又是名行家，你必须很努力地为自己辩护，况且坐在下面的很多人都是著名学者。所以这个气氛很好。我在伦敦的几年，最幸运的就是参加了德沃金的这个研讨会，能参与到最高水平的学术讨论。还记得有次我问起他罗尔斯的情況，因为听说罗尔斯病重。他最后和我说，你读当代政治哲学，一定要從罗尔斯读起。<br /><br /> 德沃金最大的贡献，一方面当然是法理学。他是对所谓的以哈特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做了挑战。他将法理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诠释法律的时候，牵涉到对道德、宪政传统的诠释，这就是他第一本书《认真对待权利》所谈到的。他被公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法理学家。<br /><br /> 在整个法理学领域，贡献最大的两位就是哈特和德沃金，他们两位有着非常有意思的恩怨情仇，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学术界里的一个传奇。哈特和德沃金最早的相遇不是在牛津，而是1950年代的哈佛。那个时候德沃金是法学院学生，哈特做了德沃金的老师，哈特留意到，德沃金所有的论文都拿A，这是绝无仅有的。哈特为此跟德沃金见面、吃饭，还问他将来什么打算。那个时候，德沃金没有想过留在学院工作。这是他们最早的相遇。<br /><br /> 德沃金第二个贡献是在政治哲学领域，他是继罗尔斯之后，在自由主义传统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至上的美德》。他基本上是沿着罗尔斯来谈社会正义。他有两条原则，一条是政府有责任去对每一个公民施以同等的关注和尊重，这是政府对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他有一篇文章就叫《自由主义》，它也是当代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一篇学术文献，发表于1978年。他提出，国家对待不同的人生观，国家要保持中立，只有保持中立才能表现国家对每个人予以同等的关注。对于个人追求怎么样的美好人生上，国家不该有任何偏颇。保持中立的原因是，这才能体现国家对不同的人生观有平等的尊重。这在罗尔斯的《正义论》没有表述。他同时认为，在社会正义方面，作为一个自主的个人，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但如果你的境况不是由你的选择导致的，而是外在条件导致的，那就不应该负责，国家有责任去褒奖你，这里的外在条件指的是运气，也就是家庭、阶级等社会背景和天赋能力，这些都不是个人能选择的，但这些会严重影响每个人的人生。德沃金把运气和选择做了一个区分。所以过去三十年的一个重要讨论——关于运气——就从这里开始。<br /><br /> 德沃金认为，在一个所谓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中，最高的原则是，一方面要补偿那些由外在条件导致的不平等，另外一方面要留空间给那些由个人选择导致的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不应该由国家和别人去负责。资源的平等就从这里提出来了。<br /><br /> 他这个理论既回应右派，又回应了左派。右翼放任自由主义反对任何社会再分配，认为任何市场导致的结果都是公正的。德沃金认为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进入市场的时候，不是在同一起跑点，因为每个人的天赋、能力、后天背景是不同的，这些不平等始终伴随着个人，这是不公平的，这是回应了右派，提出不能任由市场决定社会分配。他又回应传统左派，传统左翼不加区分地要求结果平等和相当程度的财富分配，德沃金认为，要允许不平等，但这个不平等的来源必须来自于个人选择。所以德沃金不同意以赛亚·柏林的看法，在他看来自由与平等并不是冲突的。自由主义不是在极端左派和极端右派之间做妥协。德沃金最大的敌人是右翼自由主义，他最大努力就是回应他们。<br /><br /> 德沃金跟其他哲学家有很多不同，他与哈贝马斯很相似，就是非常积极地参与到公共讨论，他的大部分重要政论文章都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罗尔斯曾经很欣赏德沃金在这方面的表现，称他“等于19世纪的密尔”。他对堕胎问题、战争问题、高等法院判例等很多公共事务都参与讨论，最重要的是，他用锐利、清楚，同时一点都不浅薄的语言来讨论。这样的能力在英美学术界无出其右。他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介入社会现实。<br /><br /> 这样一种示范重要性在于，他让我知道政治有道德的面向。德沃金很大的关怀就是，法律、政治、公共政策，最后都无法回避道德问题，所有这些领域都牵涉到根本的道德争论。面对争论，有理性和真理可言，都可以用理性交谈。<br /><br /> 我觉得，德沃金数十年来持续不懈地参与公共事务辩论，其贡献不下于他在法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成就。一个政治社群能否进步，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身在其中的知识人能否对它的观念、文化、制度、公共政策及社会习俗，持续不懈地作出道德反思批判。只有这样，道德资源才能累积，文明才能建立。<br /><br /><br /><br /> <em>（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教师）</em><br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