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饥荒记忆的“85后”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mg border="0"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3/May/5252013famine.jpg" width="550" height="367" />湖南双井村中学生刘红丽在采访老人。（草场地供图）        编者按：不满足于纸面化的历史叙述，一群从未体验过饥饿的“85后”回归乡村，重新挖掘半个世纪前三年困难时期的民间记忆。他们发现，今天吃饱了的村子在某种意义上依旧“饥饿”。拒绝遗忘、进而改造乡村和自我，成为这群年轻人重新思考的命题。       发现爷爷曾“作恶”后，郭睿并不伤心。“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比拥有一个‘伟大的爷爷’要重要。”       找寻饥荒记忆，困难不仅在于历史的遥远模糊，还在于现实的坚硬。不少老人拒绝采访，反对公映纪录片和立碑。       挽救记忆的同时，年轻人将触角从历史延展到乡村当下的环境、教育和空巢老人等问题中来。       经历了半年的乡间寻访，25岁的郭睿终于得到了一个不是太好的结果：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她的爷爷作过恶，殴打过一个挖野菜充饥的乡亲。       但郭睿并不伤心，她得出结论：“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比拥有一个‘伟大的爷爷’要重要。”       但仅仅在三个月前，郭睿仍在为“好爷爷、坏爷爷”的问题而纠结。她出生于1988年，从未尝过饥饿的滋味，纵使已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祖辈的历史在她看来总遥远得像东方夜谭。“活的历史不在书里，”她说，“而在身边每一个人的记忆中。”       郭睿的认识得益于一项名为“民间记忆计划”的饥荒口述史搜集行动。在富足的年代里，让饥饿的记忆不至于湮没，正是这项计划所想达到的目标。它号召年轻人返回成长的乡村，绕过教科书的单薄叙述，挖掘正在消失的历史碎片。       2010年至今，已有二百余人参与，共采访一千余名老人。依靠超过两万分钟的采访影像素材，这群年轻人制作了十六部纪录片、两部剧场作品，以及两百余份口述记录。       重建一段独特的民间记忆，也是计划发起者、独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心愿，“让年轻人重担历史”。       从汉堡包到榆树皮       2013年4月25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坐满百人的教室里，“草场地”（民间记忆计划成员的群体名称）的年轻人们放映了纪录片《吃饱的村子》，回溯大饥荒时期的山东省邹家村的故事。一位前往丹麦学术交流的上海教授看完哽咽：“记忆被淹没，你们却在试图直面历史。”       但这样的自觉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对这群“85后”和“90后”来说，久远的饥荒年代曾陌生得像一团雾，甚至连相关的影视作品或小说都很难找到。       另一位成员，天津美术学院学生王海安对于上世纪中叶那场饥荒的唯一了解，是挂在家中猪圈的一块榆树皮。年过八旬的爷爷告诉他，这是“苦日子”时唯一的食粮。日子好了，老人也不忘留一块以纪念昔日之痛。       出生于1988年的王海安对此嗤之以鼻，这个数字媒体专业的大学生，与众多同龄人一样，对乡村感到厌倦，并渴望拥抱崭新的城市生活。他也从未试图了解乡村的历史。       年轻人对历史的漠然一直是中国教育界的难题。一家调查公司曾对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青少年历史知识现状的调查显示：七成受访者不及格。而哈尔滨另一项同题材调查中，个别中学生竟将盛世唐朝描述为一支同名摇滚乐队。       网络作家慕容雪村也曾著文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担忧：“他们被可口可乐和汉堡养到了胖得走不动路的地步……遇到争论甚至懒到连上网查一查资料都不会。”       57岁的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常在一些大学上课，他发觉85后乃至90后青年拥有广阔的视角，热衷于新技术与互联网，却对父辈历史知之甚少。       三年饥荒，便是“空白”。土改、文革等题材相继进入电视剧、小说，1942年的饥荒也拍成了电影，1959年开始的那场饥荒在文化产品乃至公众议题中却鲜有出现。许多孩子甚至压根不知道这个时期。       这位喜欢将镜头对准红卫兵、流浪艺人、草根农民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决定做些什么——“如果失去了对历史的观照，是年青一代最大的悲哀”。       2005年，他曾发起村民影像计划，来自全国的10个村民获赠摄像机，用于拍摄一切令他们感到有趣的议题，如村民选举等。村民们第一次透过镜头，表达自己的“声音”。吴文光决定延续这一方式。他开始鼓励学生，返回乡村，挖掘三年饥荒的历史。“草场地”工作室随之成立。       在父辈的记忆里       2010年，包括郭睿在内的首批二十余名参与者回到各自的村庄。       出发前，年轻人对于村庄并不了解，关于历史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参与者罗兵曾求助历史课本，却只发现了寥寥几十字：“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       这几乎是所有参与者最初对这一时期的共同认识。邹雪平说：“老师一直这样教，也从没意识到是否该追问更多。”       而当细节在这些年轻人面前展开时，郭睿也无意中得知自己家庭的另一面：自己的爷爷，在饥荒时曾是生产队长，打过人，作过恶。       郭睿有些不能接受。爸爸曾告诉她爷爷是军人，上过朝鲜战场，刚正不阿，一辈子都为国家工作。       “好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这个25岁的女孩迫切想要知道：爷爷为何打人？她翻遍了家乡临颍县的县志，却很难找到相关记载。读了七年历史的她最终决定回到乡村，和村里每个老人聊天——用“最笨的方法”，拼凑爷爷的形象。       郭睿还找到父亲。父亲当时沉默了，拒绝作答。       在计划组织者吴文光看来，这群年轻人需要打破长久以来对历史的偏见与误解。“他们父母的记忆是被整理过的。孩子必须要跨过他们，作为孙辈去拼凑其祖辈的历史。”吴文光说，“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甚至永无休止的愚公移山式的动作。”       正如吴文光所说，伴随着采访，这群年轻人震惊于苦难细节，也开始自省对历史的淡漠。       最先被参与者邹雪平记录的，是关于食物的记忆：谷糠、树皮、水草、井绳、观音土……最艰难的时候，村里的榆树皮全被剥光，连榆树叶也没有了；苦涩而干燥的食物堵塞了人们的肠道，拉不下屎，只能用手一点点抠出来，或是喝有毒的蓖麻子油，腹泻到脱水甚至痉挛。       人们也因为粮食而相互告发、怨恨或折磨。一对饿晕了的父母为了省口粮，将4岁的孩子扔在屋外冻死；一个老人偷菜被发现，害怕批斗，把手脚捆起来，跳了池塘；村里还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打老虎”（找藏粮食的人），私藏粮食的，都被吊在树上毒打。       出生于1986年的罗兵，回到了湖南茶陵县罗家屋。采访让罗兵感到惊讶：每个老人都告诉他，村里那三年并未遭受任何天灾，粮仓里有足够的粮食，却不能发给社员，“都是要上缴国家的”。       王海安也第一次得知了家族的悲剧：年迈的太爷爷不堪忍受饥饿，带着族谱逃离了村子。而到了1961年，两千人的张高村只剩下八百人。       老人们的讲述，颠覆了邹雪平对历史的认知——她从未想到平静的村庄下掩埋着如此多的苦难。她也开始重新定义记忆的作用：“那些老人的故事，应该说出来，它们是历史的一部分。”       2011年5月，“民间记忆计划”被正式定名。“有些历史的细节散落在民间，就像岩石一天天风化。如果不去见证，又将被遗忘、被掩埋。”吴文光说。       代际鸿沟       在郭睿的再三追问下，父亲最后才告诉她一个名字——郭国志，并且告诫女儿不要找，“你爷爷确实打过他”。       但郭睿还是坚持找到了这个人。对方说：当时他很饿，下地找野菜，时任生产队长的爷爷以为他在偷麦苗，不由分说将他打晕在地，还进了医院。       郭睿感到沮丧。随着采访的深入，得到的事实更加矛盾而复杂。乡亲们告诉她：爷爷对浮夸风表达过不满，差点被批斗；但另一方面他又带头收缴许多家庭的粮食，“甚至有些粗暴”，村民挨饿，他却获温饱。       3个月的采访，郭睿最终同意了一个村民对爷爷的评价：他是个“中等人”——不太好，也不太坏。       “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平庸的作恶者’，在那样一个饥饿的年代，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谁都是有责任的。”郭睿说。       2010年1月至今，民间记忆计划的参与者共采访了来自18个省、130个村子的一千余名老人，年龄从55岁到97岁不等。       无一例外，老人们都是首次面对镜头，讲述半个世纪前的饥饿经历。这也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至今已有21位被访老人去世。       年轻人在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建立了一面“档案墙”，数百张老人的脸，按照村庄的名字分类排列。“这些记忆为那个年代增添了细节，这样才构成了有血有肉的历史。”邹雪平说。       历史细节让他们震惊，在根据采访材料编排的舞台剧《回忆：饥饿》中，参与者选择了用身体来外化饥饿者的悲苦：舞台上，他们一边叙述采访经历，一边模仿着饥饿者的形象：或是屈膝跪下，或是佝偻着腰，又或是四肢贴地，像毛毛虫一样缓慢挪动，“就像那时的人一样卑微”。       在邹雪平眼里，表演在中国常会收获两种反应：一是习惯性的沉默，“甚至没有看下去的耐心”；一是震惊，“教科书外，还有那么多不知道的”。       在村庄里，参与者同样感受到“见证的艰难”：老人中不乏恐惧者，数十年的运动经历及教育渗透在思想里，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连累家里人”，拒绝了采访。       邹雪平记得2011年1月，她邀请15位老人到家里，观看2010年拍摄的纪录片《饥饿的村子》。放映完后，邹雪平询问：这部纪录片要公映的话，同意不？       出乎邹雪平意料：所有老人都表示反对。一些老人甚至激动地说：“对国家影响不好！”       邹雪平很惊讶，似乎感到一道隐形而巨大的代际鸿沟。邹雪平将这一幕拍了下来，制作了第二部作品，取名《吃饱的村子》。       为沉默者作见证       随着采访的深入，参与者逐渐有了立碑的念头。       王海安所在张高村，村西有个公墓，百年来去世的村民都埋葬在此。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者却不在其中，“村里觉得晦气、丢脸”。       2011年，王海安决定在村里立块碑，“让这些孤魂有个归宿”。这个大四的学生却一头触碰到了坚硬的现实——他几乎遭遇了所有人的反对。       在村子里，王海安也遭到嘲笑。一名老人甚至用一千元打赌，认定这块碑建不成。老人们对他说，历史早过去了，别浪费钱在死人上。       最终，这个疲惫的年轻人放弃了。       3年来，有近10位参与者想在村中立碑，仅有3位成功。吴文光这样形容年轻人们在村庄里的境遇：“不是散步，而是匍匐，潜入，打洞，现实很坚硬。”       在山东的邹雪平，同样陷入了被家人称为“现实问题”的泥潭。       五十年代出生的父母、七十年代出生的哥哥，甚至连九十年代出生的弟弟，都担心这样的行为很危险，会犯错误，并且认为大学毕业后不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拍纪录片是不务正业。       邹雪平的父亲刚当上村书记。女儿的片子拍出来后，这个老党员惴惴不安：“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好的事情拿出来说？”       母亲则选择了与女儿谈“经济”：“你上大学花了这么多钱……人家打工一月还两千多块钱呢，你这个工作，够买化妆品吗？”       “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和家人对抗，却也是我叛逆的开始。” 2012年3月，在她长久的坚持下，邹家庄的“三年饥饿逝者纪念碑”还是立了起来。       这块1.6米高、800斤重的黑色墓碑，面向东南，所需的1800元，来自村里37人捐助。碑文中写着：“1959年至1961年三年饥荒期间，本村共41户、165口人，生活极度困难，共有37人因饥饿去世，涉及17户。本村村民特立此碑，以示铭记。”       墓碑立起来那一天，邹雪平细细打量着碑上37个人的名字，感觉与这个村庄的联系更紧密了——那些年轻人不曾目睹的面容，现在有了让后人记忆的一种方式。       重新发现乡村       在吴文光眼里，如今年轻人正“逐渐背离乡土”。寻找“饥饿”，则让他们有了重回乡村的机会。       邹雪平就明显感觉到了自身的变化。以往，“农村人”一直是她回避的词语。直到2010年，邹雪平拍完第一部片子，她才开始学会“正视自己的身份”。       借助摄影机，邹雪平重新凝视母亲，第一次发现了母亲的脸上爬满了蚯蚓般的皱纹；开始熟知了村里每一个老人的名字，也乐于知晓乡里的每一个故事。“我觉得正脚踏实地站在肥沃的土地上，吸收营养。”       回村第4个年头，邹雪平发觉自己不仅是饥饿的记录者，也成了村庄的建设者：她带领着村里的孩子采访老人、建立垃圾站，还在村里设立老人基金，为留守的老人购买食盐、手套和被褥。       她也试图搭建不同代际间沟通的桥梁：邀请老人，给村里更年轻的90后、00后上课。在墓碑前，他们找到当年吃过的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讲述每一样“食物”背后的久远故事。       获得收获的还有25岁的李新民。小学五年级就辍学的她，过去只是吴文光家里一名保姆；在吴文光的鼓励下，她开始学习打字、摄影与剪辑。       “在我的家乡花木林，女人的脑袋是用来背东西，从来不知道可以用来思考。”李新民说，她渐渐发觉了自己的不一样。2013年，她的作品《回到花木林》，入选了印度新德里亚洲女性电影节。       在民间计划的参与者看来，“寻找饥饿”只是起点，由历史跨越至当下，才是计划的生命力所在：他们开始关注当下的乡村问题——环境污染、空巢老人、乡村教育……       2010年，作为民间记忆计划最为年老的参与者，吴文光也回到曾经下乡的地方——云南富民县款庄。在一篇日记里，他这样写道：“辽阔中国土地上的密密麻麻的村子像此刻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些年轻的脸藏在其中。他们子弹一样射向那些村子，蚯蚓一样爬行在那些村子……他们肯定也是一样在各自返回的路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