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不能宪政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最近，中国的官方主流媒体，连抛数篇“炮轰”宪政的文章，掀起了一场关于宪政的口水战。其中，较有份量的，是《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与中宣部《党建》的一篇明显以写作小组署名的文章；而几家官方的权威媒体，如代表中央政府立场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也均已发声表态。基本可以判断，这充分反映了中央高层对“西方宪政”的态度。 　　中国能不能实行宪政？很遗憾，如果以执政党的继续执政，作为这个问题的前提，那么恐怕确实如这些官方媒体所说的那样，答案是否定的。 　　宪政的概念，其实相当简单，就是要求统治者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统治。当然，这就延伸出宪政的两个基本原则：三权分立与人民授权立法。这自然不是什么新鲜概念，早在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里面，这些内容就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执政党，仍然属于列宁式政党。它既不能与三权分立的模式兼容，也不可能容忍人民授权立法。这是由于，列宁式的党国体制，在政治体系上（Political Paradigm），与宪政民主的模式，有着根本区别。 　　一、列宁式政党的起源 　　1912年，在列宁的影响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分裂。其中人数较多的一派即“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新党。它被看作是第一个列宁式政党。1918年，这个政党正式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此后，“共产党”一词，逐渐成为列宁式政党的专属用语。 　　列宁式政党，以马克思共产主义为信仰，自认为代表着人类最先进的发展方向，因此政党的合法性不证自明。然而，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却在选举中遭到失败，无法获得议席的多数。掌握了军队的布尔什维克解散了议会，并禁绝了其它反对党派。并且，列宁成立了“契卡”，即苏联秘密情报组织“克格勃”的前身，以此清洗和消灭组织内外的反对分子。 　　几乎从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列宁式政党，就与宪政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宪政，意外着宪法框架下的政治游戏，不同的政党之间，处于和平的竞争关系。然而，列宁式政党，以武力斗争，作为基本的权力竞争手段，它对其它的显在或潜在的党派，报以战争的敌视态度。和平与战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博弈系统。 　　那么，列宁式政党，有没有向宪政演进的可能？这可以从两个历史实例来考察。 　　二、大陆时期的国民党 　　第一个例子，是49年以前的国民党。关于历史上的国民党是否属于列宁式政党，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1923年，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接受苏联代表鲍罗廷的指导，进行全面改组。在党章、党员、党纪、党组织、党团建设、党务管理、党军关系等方面，基本完全照搬苏共的模式。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孙中山以及其他的国民党精英，坚持反对共产主义，而严格保留自身的三民主义思想。因此，国民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列宁式政党。 　　孙中山等多位第一代国民党精英，参与了立宪共和的中华民国的缔造。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是三民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宪政思想，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有着重大影响。国民党不能象苏共那样，采用“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理论，来推行一党统治；它只能以特殊战争时期的“训政”，作为在大陆军事独裁的理由。国民党长期无法摆脱宪政的“阴影”。宪政，既是国民党创立的价值理念基础，也是法理上的国民党奋斗目标。在宪政理念的约束下，尽管国民党在大陆实行军事独裁，却也无法名正言顺地消灭其它民主党派的存在。 　　如果考察列宁式政党的发展历史，则不难发现，在早中期的扩张与建设中，列宁式政党，大多都经历过经常性的内部清洗运动，如苏共的“契卡”、“大清洗”、中共的“肃反”、延安整风、朝共金氏的清洗等等。仅从客观效果来看，列宁式政党通过这种方式，排除了内部的异己分子，提高了自身的凝聚力，是一种强化性的自组织的方式。 　　但是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党魁蒋介石，显然并没有接受这种“纯化”方式。蒋介石本人重军事而轻党务，以强化军队的纪律建设，和扶持维系党内的派系平衡，作为自身的权力基础。 　　因此，尽管国民党在初期的组织方式上，几乎复制了列宁式政党，但在49年以前，蒋介石对之于国民党，其实一直在起着“去列宁化”的作用。其后果，就是使得国民党这种“半列宁式政党”，过早地进入了降解过程。这也是后来在内战中，国民党无论在社会动员，还是在组织纪律方面，都无法匹敌后起的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 　　另一个例子，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从长期的停滞状态中脱离出来，新上台不久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着手推行经济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苏共的保守势力，如第二书记李加契夫（Ligachev），以及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Chebrikov），对戈氏改革的反对日趋激烈。权力的斗争与改革的挫折相互交织。陷入重重困境的戈氏，逐渐将改革的重心移向政治领域，并且在1989年产生了一个重大决策：建立真正独立的立法议会，并引入开放式的民主选举。 　　然而，民主选举所产生的后果，大大超出了戈氏的预期。民主化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被激化了党内的权力斗争。从列宁时代开始，权力斗争就必须以隐秘的方式进行，而斯大林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但现在，选举是公开的，正面的以及面向民众的竞争，是被规则所鼓励的。一些杰出的政治精英，如叶利钦则发现，一旦他们能从民意中获取充足的合法性，就无需再受到旧体制的掣肘。这一批人物迅速脱离了苏共体系。1990年7月，叶利钦宣布退出苏共；次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苏联的俄罗斯邦总统。 　　宪政化，也就内在地要求民主化；而民主化，则与列宁式政党的集中式组织原则相冲突。这个冲突是如此根本，以至于看起来完全无法调和。后来的历史，是世人皆知的：苏联的保守派、克格勃与军方首脑合谋，策划了1991年的“8.19政变”，软禁了戈氏。在危机关头，叶利钦登上一辆坦克向民众演说，力挽狂澜，获得了巨大声望，成为事实上的领导人。当戈氏从软禁中走出时，苏联解体的命运，就已经无从挽救了。 　　四、确定的当下与不确定的未来 　　为了生存，列宁式政党，既要禁绝外部的政治挑战，又要压制内部的权力竞争。它的体系架构方式，与宪政民主模式无法兼容。在发展过程中，列宁式政党大多通过内部清洗来“纯化”自身组织，以加强内部的凝聚力。尽管这些清洗运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相比于战争时代的苏联“契卡”或着中国“肃反”，人们似乎更难以接受，和平时代所发生的苏联“大清洗”、中国的“反右”与“文革”。苏联在斯大林之后，中国在毛泽东之后，基本上放弃了这类清洗运动。 　　在宪政民主模式下，民众以及自由媒体监督政党，政党之间相互监督，以遏制腐败。列宁式政党并不具备这样的机制。而当它一旦停止了内部清洗，恐怕也就没有什么，能停止内部腐败的蔓延。同时，意识形态蜕化为形式上的效忠代码，而实际上的内部凝聚力，则让位于利益上的盘根错节的“庇主-仆从”关系，而这也正是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以及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共的历史。历史也告诉人们，一个纯粹以利益为凝聚纽带的组织，是缺乏竞争力的。开放环境下的竞争，无论是和平式的，还是战争式的，都将对它的生存造成致命的威胁。 　　对当下中国而言，于组织外部继续压制挑战，于组织内部继续封印竞争，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策略。既不能宪政化，也不能民主化。更进一步，还要封禁这些话题，以免人们对未来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一切看起来如此合乎逻辑，如此确定。只是，在这之后呢？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