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亦虹《光荣的荆棘路》一文的来信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编按：  本刊曾转载亦虹的“光荣的荆棘路——杰出的历史学家王友琴” 一文。不久后收到国内《记忆》编辑部来信，要求本刊也发表他们的信件与文章，以示平衡。本刊回函说明系转载自《华夏快递》，请他们先向首发刊《华夏快递》提此要求。若华夏刊发了其信与文，则本刊将照例刊载。现在《记忆》来函说明华夏已然转载了其信与文，则本刊依诺在此转载《记忆》致本刊函、文。有关此事，若相关各方觉得应有所回应、澄清。本刊将提供平台。 </div><div> </div><div> *********************************************************************************************************************</div><div>..</div><div>陈奎德先生大鉴：</div><div> </div><div>      文革是集人性恶德之大成的社会运动，它为各种变态、偏执、极端的心理和思维提供了广大的舞台。乃至个别批判文革的文章都不能脱离这种异端的思维模式，例如亦虹的这篇“荆棘路”。国内外的一些读者来信，希望《记忆》再次正面回应亦虹文章的挑衅。</div><div> </div><div>       6月11日，北京的民间文革研究刊物《记忆》收到国内友人来信，传来贵刊《纵览中国》前一日发表的署名亦虹的文章，该文章在赞美王友琴女士的历史研究同时，贬损在中国境内艰难地进行文革史研究的民间学者，并在文中再次做出“《记忆》收了宋彬彬钱”这样无聊、无据的设问。</div><div>       读过亦虹这篇“荆棘路”，有学者来信指出：“这些挺王的人根本就没有搞懂什么是历史研究，什么是故事。还是站在政治正确、道德正确的“革命立场”上看问题，完全没搞懂叶维丽他们谈论的内容是什么。王实际上代表了一批人的这样的看法。”</div><div>       另一位学者的信更一针见血：“我们也可以请王友琴女士讲讲在师大女附中高一时的同班同学邓芳（方）在1966年8月5日那天的经历和审查三种人时期的事情，这么多年来，她为什么一直不讲？！  ”</div><div>       既然贵刊刊载了亦虹传谣指摘《记忆》的文章，我们希望贵刊也能够刊载我们讲事实的文字，让读者来判断历史研究中的是非曲直。</div><div>        详见附件。</div><div>        此颂编祺！</div><div> </div><div>                                                                             《记忆》编辑   戴为伟谨字</div><div>************************************************************************************************** </div><div>附件：</div><div> </div><div>1、记忆为亦虹文章致信陈奎德先生    </div><div> </div><div> </div><div>尊敬的陈奎德先生，您好：</div>   2013年6月10日《纵览中国》刊载的《光荣的荆棘路——杰出的历史学家王友琴》一文中，作者亦虹设问：“《记忆》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我们不得不指出，这是混淆视听。 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是王友琴，原因是《记忆》编发的一些文章，指出了王友琴的疏漏。《记忆》主编吴迪（启之）先生在92期《记忆主编告读者》中就此做了详细说明（见附件一），《记忆》前合作者何蜀先生也就此专门写了文章（见附件二）。 另外，亦虹对王友琴的评价也值得关注。且不说“连接上帝与人”，“学术功力深厚，处理史料审慎，吃得了苦，耐得住寂寞，不畏强权，坚守信念”，“一个正直的灵魂，一颗勇敢的心”，“最全面，最客观，最富于人类良知和勇气”这类颂词多么肉麻；仅从其标题“光荣的荆棘路”就可以看出，这位作者忘记了一个基本常识。 王友琴是在美国研究文革的，她的工作得到了包括港台在内的西方主流文化的支持和赞赏，她的书能够在香港出版，并且一时洛阳纸贵，证明了这一点。她在国外享有盛名，在国内成了贵宾。外有余英时为之作序，内有北大等高校邀请其讲学。她走的是一条充满了掌声与喝彩的鲜花之路。 真正的荆棘路，在国内的坚守原则的文革研究者脚下。因为他们拒绝成为两副面孔的犬儒，所以，他们无法既在体制内做学术骨干，又在学术界充当正人君子。他们被主流文化排斥，在学界没有理解，更没有经费。他们被国安视为危险分子，信箱被查，博客被封。他们的文章无处发表，著作无法问世。他们唯一优于王友琴的地方，是无须靠打越洋电话找人搜集资料。 媒体乃天下之公器，请贵刊发表此信及两个附件，以正视听。 顺颂编祺！ 《记忆》编辑部 2013-6-18<div>**********************************************************************************************************</div><div>2、2012年1月《记忆》92期的《记忆主编告读者》 </div><div> </div><div> </div>  <a href="#《记忆》主编致读者">《记忆》主编告读者</a> <a href="#《记忆》主编致读者">启之</a>   一、我为什么要办《记忆》   到了2008年，我已经有两本书无法在大陆出版，被枪毙的文章则可以编成另外两本书。其中的《内蒙文革实录》已经等了17年，而《毛时代的人民电影》也竣稿六年，这些书籍文章耗费了我大半生的心血。我想过多种办法，试图通过买书号、改书名、删内容让它们在大陆问世，都无功而返。我也试图通过个人的博客让这些文字见见世面，但刚贴上几篇自以为还不犯时禁的小文，就被叫停。我被逼上了梁山。 那是2008年上半年，我想为自己，也为享受着共同命运的人们搭建一个说话的平台。一个人不行，我请重庆党史刊物《红岩春秋》的前副主编何蜀加盟。办了个电子刊物——《记忆》。当年9月13日，发出了创刊号。 迄今，《记忆》已刊发了92期。其中有不少专辑，如“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1-3”，“北京四中文革专辑1-3”，“清华大学文革专辑1-2”，还有“武斗专辑”、“婚恋专辑”、“抢枪专辑”、“九一三专辑”等。   二、《记忆》的运作       创刊之前，我担心稿子不充足，跟何蜀说，等咱们攒够了三期的稿子再出创刊号。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记忆》甫一问世，稿子就纷至沓来。2008年是每月出一期，到了2009年，为了避免积压稿件，我们就改成了半月刊。虽然每期字数不多，只有六至七万字，但是组稿编稿回复来信，也很耽误时间精力。当时我还没退休，既要上班又要编刊，实在忙不过来，2011年又改回了月刊。 与朋友聊起《记忆》源源不断的来稿，我总会调侃一句：《记忆》能办成这样，全靠党的帮助——人们想说话，官家不让说。人们憋得难受，只好跑到这个不付稿费的地方一吐为快。 2011年12月，何蜀退出《记忆》，另办《昨天》。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拟了一个招聘启事，对应聘者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自愿义务，不要报酬；第二，对当代国史，尤其是文革史有一定的了解；第三，有较好的写作、编辑能力。这个招聘启事没在《记忆》上登出来，是因为戴煌先生的女儿戴为伟主动加盟。 令我担心的是，戴为伟患有免疫系统疾病，曾几度病危。去年春节前，她应香港文革出版社之邀，到海南为戚本禹的录音做整理录入，干了十天即犯病。至今熬药喝药仍是她的日课。 办刊需要联系作者、迎来送往，查寻资料、参加社会活动，而我不善于也没时间做这些。尤其是腰椎神经受损，使我两年多不良于行。去年更是卧床不起。直到住院手术方才缓解。在我病重期间，戴为伟拖着病体，既要做编辑，还要搜集复印资料，十分辛苦。有位知情的朋友跟我开玩笑：“人家是病夫冶国，你们是病人办刊。”   三、《记忆》的费用   办《记忆》完全是义务，编者不但没有任何收入，还要往里搭钱。比如，投稿人从外地来，编者要请人家吃饭。到文革资料收藏者的家里借阅资料，要给人家送点薄礼，请人家吃顿饭。美国溪流出版社出了《记忆精选》，只给了两本样书。编者要复印几十本送给作者，复印与快递费只能由编者自己出。台湾秀威出了《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以五十本书抵税，寄书钱同样是编者掏。2010年11月，香港联合出版社出了一本钟雪（任建新）写的《联动娃娃——文革初期拼争纪实》。周七月寄给我一本，为了联系作者，我复印了十本送人。其中一本，通过徐小棣送给了刘双（朗钧）。《记忆》最大的开销是资助民间的文革研究者和收藏者，去年七月清华开会，《记忆》为民间人士提供了路费，出了数千元。 人们有一个普遍的误区，以为办《记忆》要花很多钱。有不少人问过我，你们的经费从哪来？去年中秋的时候，林豆豆的夫君张清林先生还给我电话，问《记忆》是什么公司办的？每年要用多少经费？我跟他解释，《记忆》不是公司，也不是什么组织，只有一二闲人义务。它的花费很少，除了复印、邮寄资料、购买图书花些钱外，没有别的开支（当时清华还没开会）。张先生半信半疑。 丁东、邢小群伉丽是《记忆》的老朋友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丁东见多识广，思想新，点子多。遇到疑难，我常向他请教。我以为，他们知道《记忆》的基本情况。可是，前不久，邢小群还这样问我：“小戴给《记忆》做编辑，每月挣多少钱？”可见，人们对《记忆》的误会有多深。 有些人跟《记忆》索要香港图书的复印本，有些人跟《记忆》索要光盘等资料。好像《记忆》是公家开办的，好像这些资料都是白来的。他们不知道，《记忆》花出的每一分钱，都是编者自掏腰包。戴为伟自加盟以来，为了资助民间人士、收购自印书和复印文革小报传单，搭了不少钱。 我知道，这不是长远之计。任何事业，要想长久，都不能靠少数人的奉献。《记忆》最想做的是两件事，一是为民间研究者的学术成果和文献资料提供一个问世的窗口，二是帮助青年人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以便吸引更多的80后、90后关心历史，不忘文革。这都需要钱。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记忆》不能接受国外大学的资助，也不能像《华夏文摘》那样在刊上募集善款。那么，它的经费从哪里来？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们能做到的，只有自掏腰包。大宗的开销，我们掏不起。“九一三”四十周年学术会议的复印费、快递费、交通食宿费只能由与会者自理。 有鉴于此，我给《记忆》做了这样的定位：它是一个“面向民间，面向青年，面向同仁（业余研究者）”的小众刊物，而不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益单位。它是一个独立言说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布施资料的慈善机构。我们不付稿费，但要求高质量的稿件。我们自愿出钱出力，但并不因此而觉得自己占据了道德高地，更不会求着谁关心文革研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但不求着谁阅读《记忆》，更不指望海外名流、国内大家屈尊赐稿。   四、关于《记忆》的谣言   有多位读者问我，你们《记忆》为什么不登王友琴的文章？这又是一个误会。事实上，我们最早也最想登的就是王友琴的文章——2010年3月，为了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一”，何蜀代表《记忆》向王约稿，希望她允许《记忆》摘选她的《文革受难者》中写卞之死的文章节选用上。<a href="#_ftn1" name="_ftnref1" title="">[1]</a>本来《记忆》一向是要求首发的，破例摘选王的文章，一是为了全面反映“八五事件”。二是表示对王文的重视。王没有给何蜀回信，而是打了越洋电话，说了近一个小时，主旨就是要求发她的《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全文。 王友琴来电话时，何蜀所在的重庆正雷雨大作，何很担心接电话不安全，告诉王，我们这里在打雷了。王不管，坚持说个不停。何蜀向她解释：《记忆》一期总共才六七万字，你这篇文章就有四万六千多字，要是发你的全文，就要挤掉别的文章。再说，你的这篇文章网上早就有了，《记忆》再登全文，似无必要。但是，王友琴不接受何蜀的解释，不但坚持己见。还在电话里指责王年一、徐友渔、吴迪、冯敬兰、卜伟华、刘进、叶维丽等人。 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只好抱憾割爱。聊以安慰的是，王文已经家喻户晓。即便《记忆》付阙，也无损于王友琴对文革研究的贡献。 然而，《记忆》却从此得罪了王友琴，直到两年后的2012年7月18日，王友琴见刘进时，对《记忆》当初没有全文发表她的“学生打老师”，仍旧气愤填膺。其实，即使当时发了王文，王友琴仍旧会气愤填膺。因为这一期发出了与王友琴等人不同的声音，提出了新的史料、证据和观点，并指出了历史研究中常见的误区：把故事当成了历史。 尽管“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二”（2010年5月23日，总49期）将朗钧（刘双的笔名）的长文列为首篇，并摘选了王容芬、童话等人的文章，刊发了刘双整理的《卞仲耘案文献资料索引》。但是，各种谣言和荒唐的说法仍旧纷至沓来：《记忆》拒发王友琴的稿子，《记忆》拉偏架，为老红卫兵说话；《记忆》是毛左，为文革翻案……。余之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记忆》的谣言，在“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三”（2012年1月31日，总80期）刊发后上升到了诽谤的高度。所有的恶意中伤全集中在一点——《记忆》拿了宋彬彬的钱。今年一月，刘双在发给三十多人的电子信中，以调侃的语气说，《记忆》在“年终小结”中批评的造谣者就是王友琴。而他认为，《记忆》确实也拿了宋彬彬的钱。因为《记忆》为宋彬彬说话。 其实，不用刘双自作解人。自从王友琴去年回京后，就曾有多位学人这样询问《记忆》：“你们是否拿了宋彬彬的钱？” 《记忆》编辑从这些人处得知，此说的源头来自王。 据王友琴的昔日的朋友透露，她之所以出此下策，是因为这一期发表了宋彬彬的长文《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以及刘进、叶维丽、乌扎拉等人的文章。宋否认王友琴长期以来对她的指控，叶维丽则对“八五事件”做了详实的分析，批评了王友琴。乌扎拉则在《文革研究杂谈》一文中，披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王友琴在海外发表的关于1966年8月下旬到9月初逐日打死人的官方统计数字，是北大教师印红标1993年从北京市档案馆用了一个暑假一字一句抄出来的。后来，在王的索要下，印将其交给了王，而王在引用这些数字时，对这些资料的来历只字不提。 另外，《记忆》在此后刊发的李红云和范世涛的文章，对谣言制造者也是一个新的刺激——李、范在提供新的史料、新的观点的同时，指出了王友琴在史实上的错误。 有人说，王友琴是最早提出“学生打老师”的人，她对文革研究有贡献，你们应该尊重她。还有人说，王友琴人在美国，隔着大洋研究文革不容易。就算是史实上有些差错，也不应该揪住不放。 此言差矣，第一，有错必纠，是治学的原则。纠正王友琴的失实之处，并不是否定她的贡献。第二，治学中的困难，不能成为拒绝批评的理由。如果因为她在美国，她的著述就获得了豁免权，那么，就没有了正常的学术批评。第三，有些情况，恰恰因为她在美国，才更便于调查核实。可是，她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将错就错。第四，《记忆》是一个学术平台，只要是讲理的文章，都应予发表。何况在创刊之初，《记忆》就声明，本刊发表的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显而易见，上述说法的背后，是不允许人们发表不同观点，不允许人们提供不同史实。换言之，是只准一言堂，不让别人说话。 不由得想起最近发生的“南周事件”。2013年1月7日，广州人为南周说话，为言论自由上街。一幅照片上有一个小女生，举着这样的标语牌：“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王友琴、刘双都经历过文革，并且在研究文革，相信他们比这位小女生更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对王友琴著述中的失误，《记忆》所揭示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师大女附中前教导主任刘秀莹、前中央民族学院教师郑仲兵、旅美作者、“文革受害者纪念馆”网站的创办者林达等多位人士早已指出过王著中的失误。王晶垚先生则说得更明确：仅在卞仲耘一案中，王友琴的相关文字就有62处失实（王老说这话时，刘双、徐小棣、戴为伟在场）。而这些信息之所以汇聚到了《记忆》这里，是因为长期以来，王友琴讳疾忌医，以权威自居的态度，使好心提醒她的人普遍感到失望。 《记忆》没有刊发纠正王著错误的诸多来信，是对王友琴的爱护——我们希望有一天，她自己制作一个勘误表，并将其公之于世。“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这样既可避免继续以讹传讹，又可修复她自己的形象。   五、一点体悟   在众多同道的支持下，在安全部门“接待规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记忆》磕磕碰碰，如临如履走到了今天。为了生存，《记忆》减少了发送名单，不再召集学术会议，谢绝与国外大学合作出书。 四年间，因识见低浅、能力薄弱，缺点不足多多。尤其是在何蜀退出之后，校对质量下降，遗漏、误植等差错增加。一直想找一位不跟我要工资的编辑，帮助校对，没找到。由于人手、财力和语境的限制，好多想办的事情没有办成。有的即使办成了，也留下不少遗憾。 小车不倒只管推，硬着头皮干下去吧。毕竟还有人需要《记忆》：美国的数所大学将它收入东亚图书馆，有关机构将它收入“当代国史数据库”，在《记忆》上发表过的文章，近两年一直在结集出版。去年是《林彪事件：四十年后的回顾与思考》，今年是《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和《水木风雨：从清华历史到清华精神》。《记忆》既已传之海外，存之久远，我们也唯有高悬鞭策以自警，以驽马之力，成不舍之功。 四年来的办刊经历，使我对生活有了一个新的体悟：不做事，你好我好；做事就会得罪人，就会挨骂，就会蒙冤。不过，话说回来，与“砸烂你的狗头”比起来，今天的骂实在是小小巫。而即使蒙冤，也总有说明白的时候。不像过去那样，非得死后才能昭雪。 2013-1-15<div> </div><div>*****************************************************************************************************************************</div>   3、何蜀先生为王友琴所造”记忆拿了宋彬彬的钱“的谣言写过的一封公开信   《记忆》前合伙人何蜀的有关说明   本来，我对所谓“《记忆》收了宋彬彬的钱才为宋彬彬说话”的谣言是不屑一顾的，相信“谣言止于智者”。不过，既然此事已经引起《记忆》的一些读者的关注，作为《记忆》的前合伙人与当事人，我不得不出面说明一下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为什么？因为涉及到我。 我从2008年参与创办《记忆》到2011年底退出《记忆》另办《昨天》。其中编发的有关北京师大女附中的三个专辑：专辑1（总第47期，2010年4月28日），专辑2（总第49期，2010年5月23日），专辑3（总第80期，2012年1月31日），都是我参与编辑的，前两期还是由我排版的（80期出刊时因我已退出，由吴迪排版）。因此，说“《记忆》收了宋彬彬的钱”，等于说我也收了宋彬彬的钱。我若不做出说明，岂不像是默认了？所以我必须郑重说明：绝无此事。 在我参与办《记忆》期间，也曾不止一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你们办《记忆》要花多少钱？ 我的回答都是：不花什么钱，主要是自己花时间。 其实我这个回答是不准确的。吴迪在《〈记忆〉主编告读者》中已经说明了，还是要多少花一些钱的，如复印书籍资料，快递邮寄，接待一些作者，开研讨会等等（这些事都是他在北京操办的，我在重庆离那“政治文化中心”远，就比较超脱，所以认为不花什么钱。至于跑路花时间之类他都忽略不计了）。 戴为伟为《记忆》帮忙搞些编务，做义工，就跟现在一些志愿者为环保、为扶贫、为这样那样的善事做义工一样，不但没有什么工资，还得自己贴钱贴时间精力。近年来，各方面的这类义工越来越多，人们普遍已经能够理解了。 办《记忆》，办《昨天》，我们想的都不是要为哪个人说话，而是只想尽可能地抢救历史记忆，促进文革研究。只要不带偏见认真读过《记忆》的那三个师大女附中专辑，都可以明白我们并不是在为哪个人说话，而是在力图澄清史实，还原真相。 说起来，我对宋彬彬就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文革初期，她是高干子女，我是“黑五类”后代；当她给毛泽东戴袖章，被以“宋要武”之名宣传得家喻户晓的时候，我正在筑路工地上被当作“反革命”监督劳动。后来得到的有关她的信息全是说她“要武”、“杀人”、“保湖北省委”之类，因此一直认定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联动分子”。所以，当我得知宋彬彬在卡玛拍摄的纪录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中不承认她曾经用过“宋要武”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认为她是在公开撒谎，我找出了自己收存的当年文革传单原件：署名“宋要武”等的《在武汉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自己花时间把它转录成电子文本，传给了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的编辑华新民，请他公布出来以正视听。于是，此文就发表在2005年2月22日出版的华夏文摘增刊420·文革博物馆通讯255期上。直到编辑《记忆》的师大女附中专辑时，先后读到有关文章，了解到宋彬彬的陈述和她的几位同学的回忆与调查，我才明白了一些事情的真相，明白了原来历史文献中的“白纸黑字”也并不都等于“铁证如山”，史料背后往往还有更复杂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这样，我逐渐纠正了头脑中久已形成的一些成见。我相信宋彬彬、刘进她们所做的解释、说明，因为合情合理，合乎常识。文化大革命给我的一个教训就是：政治狂热、政治偏见，往往会让人丧失常识判断的能力。 在我几年前读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日记《红卫兵兴衰录》时，曾在读后感中写过这样几段话： “我惊异地发现，宋柏林这样的清华附中红卫兵核心组成员，高干子弟的代表人物，他当时的许多思想感情，对社会的许多基本认识，对‘革命理想’的狂热追求，‘自觉革命’的真诚努力，甚至对一些文艺作品的好恶，竟然都跟我这个当时平民出身的‘黑五类’子弟出奇的一致！” “宋柏林这部日记使我想了许多。我深深感到，尽管我们家庭环境不同，社会地位不同，人生遭遇不同，但我们确实是同时代人，受的都是一样的教育，喝的都是一样的‘狼奶’。我们的价值观、审美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等等，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也许，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的社会条件之一吧？” 总之，我们要做的正事还多，不必去为那些谣言费神。相信众多的读者会有自己的分析评判能力。 2013年2月16日于重庆风江阁       <div> <hr align="left" size="1" width="33%" /> <div id="ftn1"> <a href="#_ftnref1" name="_ftn1" title="">[1]</a> 下面是当时何蜀致王友琴电子信：友琴：您好！我们正在筹备出一期卞仲耘案专辑，想把你那篇《文革受难者》中写卞之死的文章节选用上，另外有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不知你意如何？盼示。致礼！何蜀　　2010-04-19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