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佔領時代的香港——年輕激進力量興起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人大831決定了香港普選框架之後，香港便開始了一個以雨傘運動為序幕，以公民抗命為主旋律，以不同主題的快閃集結為模式，以反特首、反水貨陸客、反建制保皇派為宣洩對象的“新生代自決時代”。 這個時代的特點是：一批35歲以下的新生代從長期的沉默和混沌中甦醒，突然感覺到香港不再是他們熟悉的香港，他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越來越受到來自大陸的侵襲和改變，他們祖輩遺留下來的夢想與大陸的“中國夢”產生了衝突，於是開始憤然抵抗，不懼催淚彈和警方的棍棒，不懼來自多方的責難、攻擊和詆毀，充滿創意地發展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反抗鬥爭方式，連傳統的泛民政黨也為之嘖嘖稱奇，自愧不如。 據粗略統計，參與佔領運動的學生和年輕市民，加上其他市民，共有120萬人。泛民政黨所動員的參與者比例較小，運動的主體還是自發成軍的新生代，他們通過網絡、網媒和運動號召組織進行大規模集結，雖然表面上有學聯、學民思潮和佔中三子為主的組織者，或者佔領者所稱的“大會”，但是實際上是一種沒有組織方的自發運動，連組織者和參與者都不承認有“大會”的存在，指揮台上的領袖們只是一種象征標誌，所有的抗爭手法都是集結者想出來的，很多做法完全顛覆了香港歷史上社會運動中頻頻所見的，在官方所稱的“無政府狀態”中，這些運動參與者表現得很平和，建立了自己的“村落”，醫護隊、糾察隊、法援隊、保潔隊、通訊隊、後勤隊等管治團隊一應俱全。這場非暴力的佔領運動進行了79天，終於在社會主流輿論的勸阻下，在警方充分準備的清場下結束了，但是其產生的影響以及後續的系列運動遠遠沒有完結。 為什麼說香港“新生代自決時代”已經到來？我們可以從下列幾個方面的發展分析出來： 溫和民主派被邊緣化 激進方式受到鼓勵 一貫以“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俗稱為“和理非非”）為宗旨的民主黨被明顯邊緣化。在香港支持民主派的55-60%的市民中，有35%是支持雨傘運動的，也就是說這個比例的人支持激進方式抗爭，民主黨就剩下了百分之十幾的市民支持者，但是這些市民並不是鐵板一塊，政治取態上是搖擺的，如果他們中的一部分搖擺到激進派一邊，那麼民主黨的鐵票就剩下很少了，民主黨在未來的選舉中，特別是以政治訴求為賣點的立法會選舉中，將會受到嚴重挫折。相反，比較激進的公民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得到的支持比以往多了。我們可以從社民連今年一月份的籌款晚會中看到，以往宴開僅20多席，一個大廳不滿的冷清場面，今年卻宴開60多席，佔滿一個大廳，而且籌到的款項比以往明顯增加，場面熱鬧，氣氛熱烈，是受益於雨傘運動和當今的政治形勢。我們再看看公民黨在春節期間擺年宵攤位的銷售數字，也有明顯的增長。公民黨和社民連成為泛民年宵攤檔中銷售數字最高的。可見他們受歡迎的程度之高。 雨傘運動後，民主派的支持者中，對於激進方式抗爭的態度轉變比以往明顯，他們認為溫和的方式已經不能起到作用，只有付諸適當激進的抗爭才能有所改變。他們認為民主黨已經成為了歷史，或者轉型，或者淘汰。 新生代不再依靠泛民政黨 自成一體 後佔領時代中，新生代拋開政黨領導，用自己的方式做事，已成為一股趨勢。各種新的社團、組織和論政團體相繼成立，他們中間，有學生，有學者，有專業人士，普遍表達對目前香港政制發展的關切，對香港普選設計的看法，中間不乏針對大陸水貨客的行動組織，一個百花齊放的蚊型組織時代以從來沒有過的方式和速度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正如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健民教授所言，這些新生代充滿創意，他們可以想出沒有人預料得到的方式來表達抗爭。例如前不久香港發生的“反水貨運動”，從傳統的上水地區，蔓延到沙田、屯門、荃灣等地，凡是有大陸水貨客出現的大型購物商場，都會發生反水客示威，甚至發生與警方衝突事件。 新生代的抗爭並不是遵循著民主派政黨的抗爭途徑，他們反應快，標新立異，集散迅速，警方防不勝防。有人預計，反水客運動將會發展到反大陸留學生運動，他們把對特區和中央政府的不滿發洩到大陸人身上，反對一切大陸的人和事，維護香港人自身的利益和生活形態。他們會跳出框框，針鋒相對，你不讓他們自由選特首，他們就不讓你們好過。 香港大學學生會決定退出學聯，自己確立對政治事務的立場。他們不把“建立民主中國”作為己任，而是專注香港的民主進程；他們甚至不想參與“六四紀念”，聲稱那是中國大陸的事情，與自己無關。你如果說中國大陸的民主關係到香港的民主，他們會說，這離我們太遙遠，我們只要自己的香港自己救。 新生代的政治光譜雖然部分與泛民政黨的光譜重疊，但是其光色有獨特之處，他不拘泥於某些政治道德的規範，不受政治領袖的擺佈，在各種議題的爭論中和各種反對行動中，他們會發出無定向武器攻擊，具有突然性，不可預測性和隨意性，然而針對性很強，有時破壞力很大，對於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增加了困難。 港人自決給港獨帶來遐想 “新生代自決時代”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主張港人港事自決，反對中央政府干涉，凸顯一個“一國兩制”中的高度自治。人大常委會是《基本法》的立法機構，在解讀“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時候，強調一國的凌駕性質，自治的非絕對權力。但是香港的新生代有不同的解讀，認為香港是自己的地方，既然有兩制和高度自治，便可以由香港人來決定香港事，除了外交和國防事務外，香港人沒有理由讓一國宰割。因此，香港大學的《學苑》雜誌發表了一些港人自決的言論，甚至有些言論還有港獨的偏向，激起特首梁振英的批評。 “港人自決”的主張，源於新生代對“兩制和自治”的訴求和堅持，與港獨實質上不同。自決與自治有關聯，但是自決與港獨不能相提並論，這是本社經過調查研究後的一個結論。港大的《學苑》雜誌傳統上包容一切觀點和言論，連《學苑》的主編們也不承認他們主張港獨。梁振英批評的其中的一篇文章發表於幾年前，那時並沒有引起各方關注，只是作為一種學術和政見的觀點，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一提到這篇文章，這一期的《學苑》雜誌便趕緊加印了數千冊應市，隨後出版的雜誌也比平時多印很多，以對著幹的港獨言論賣得個洛陽紙貴，賺了不少錢。 港獨的主張在香港是沒有市場的，泛民政黨這樣認為，學者這樣認為，連新生代也是這樣認為的。他們沒有資本獨立，香港不是一個主權國家，連喝的水都是大陸流過來的。有人舉起港英“獅龍旗”，只是懷念英治時代的自由；有人喊“大陸人滾回去”，只是不願看到大陸人的湧入攪亂了他們的生活，搶貴了物價、樓價，養肥了資本家，苦了草根市民。 對於新生代來說，自決是為了香港民眾奪回話語權，不讓“狗官們”糟蹋香港。民主派認為，梁振英是企圖用“港獨”的威脅來刺激中央政府，掀起階級鬥爭，這樣，梁振英才可以戴穩烏紗帽，他的周圍沒有哪個人更像梁振英那樣是鬥爭的勇士，革命的戰士，因此，用港獨來把水攪渾，政改方案不能通過，下屆特首還是梁振英。 自決運動的實質就是香港本土派理解的高度自治，在管治理念上，民生政策的制訂上，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上，都要有港人的普遍參與和決定，不是由少數精英和商人左右。新生代在自決運動中，將採用反傳統的激進而帶有創意的方式，無疑會給香港社會帶來新的衝擊，會給習慣中的穩定帶來不安，至於是否讓香港的繁榮褪色，正反雙方有不同的解讀。 在未來的十年，本土派的自決運動與建制派的維穩努力將形成衝突，香港和大陸兩地的價值觀矛盾將會持續，“一國兩制”和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將面臨很大的挑戰，作為一個課題也好，作為一個趨勢也好，都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和研究。 （作者為東亞民情研究社副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