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天津市长—-臧启芳雄才难展的从政之路

<!–[if gte mso 10]> <![endif]–> <div style="layout-grid:15.6pt"> <h1> </h1> 提要：臧启芳先生1930年10月至1931年3月担任天津市市长，是为天津1928年设市以后第三任市长。接掌天津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开放商埠城市，为这位曾在美国专攻经济财政和市政管理的归国英才提供了施展才干的绝佳机会。然而，在“军阀政治”时代，臧氏无法左右政局，只代理天津市市长半年便去职北往。在这短暂的半年，恰逢收回比租界，臧氏作为接收专员，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臧氏致力推行市政，倡组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通盘设计规划城市，按照现代方式推动城市的建设与管理；臧氏力图推进政府与社会合力慈善救济事业，解决当时困扰城市的贫困问题；臧氏勤于政务，身体力行，致力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臧氏廉简奉公，是为民国一代精英之典范。<div> </div><div> 【作者简介】刘海岩，1949年12月19日出生，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历史研究多年，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代史、城市史。曾多次访问欧美。发表著述若干种。<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Aug/814201511.jpg" align="left" height="57" width="50" />主要著作有《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本人撰写第三篇，恰是臧启芳先生担任市长的时期），《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编辑出版过多种资料，如《天津史文献目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8年3 月），《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都统衙门会议纪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主编过学术集刊《城市史研究》（1995年-2005年），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div><div> </div>      <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Aug/8142015001.png" align="left" height="269" width="200" /> 1930年，蒋、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是日本侵华战争前最后一场大规模的国内战争。这场战争从五月到八月，各派系分分合合，中原地区成为军阀之间争夺的战场。战争又颇具有戏剧性。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导致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授张予海陆空军副司令的头衔，张学良率二十万东北军入关。阎锡山的晋军“节节让防”，东北军迅速占领了平津及河北省地区。9月21日，东北军于学忠的部队进驻天津。就在半年多前，刚刚被张学良解除了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职务的臧启芳，现在又被张任命为天津特别市社会局局长，兼护天津市市长，随东北军入关，火速前往天津接管政权。 <h2>一、            任职始末</h2> 10月2日，天津市各政府机构被来自东北的人员接收。 </div> <a href="#_edn1" name="_ednref1" title="">[1]</a> 臧启芳一早上先到市政府社会局接任局长一职，十一点钟到市政府就任市长。此前，市政府全体职员暨各局局长均已齐聚市府，前任市长崔廷献告诉全体政府成员，昨天他与新任的臧市长见了面，臧市长特别提到，对于市政府原有的人员“不轻易更动”。这似乎改变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旧规，当然也就保证了政权的和平交接。 十一时，兼护市长臧启芳从社会局赶到市政府，两任市长举行交接仪式。崔廷献当众宣读臧启芳给他的公函： “敬启者，本年九月二十六日，奉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委任令第二十号开，兹委臧启芳暂时护理天津市市长，此令，等因奉此。敝护理市长，当于本月一日莅津，定于二日上午十时接印视事，相应函达贵市长查照为荷。此致，天津特别市市长崔。暂行护理天津市市长臧启芳。十九年十月二日。” 接着，崔廷献将市长印信交出，并附公函一封： “为咨复事，前奉国民政府颁发铜质一印，文曰：天津特别市政府印；又铜质小章一颗，文曰：天津特别市市长。兹特备文咨送贵任，请烦查收见复为荷。此咨护理天津市长。计咨送印信一颗，铜质小章一颗，秘书处铜章一颗。卸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崔廷献。” 就是通过这么简单的仪式，臧启芳接管了天津这个北方最大的国际性商埠城市。崔廷献感慨道：“新旧任当面办理交代，尤为平生初次之奇遇”。 <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Aug/8142015002.png" align="left" height="201" width="400" /> <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Aug/8142015003.png" align="right" height="367" width="600" /> 关于为什么张学良选定他接任天津市长，臧启芳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分析过其中因由。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极力主张在葫芦岛修筑港口，意图是使奉天能有最近的出海口。1930年6月，葫芦岛港举行开工典礼。主持修建葫芦岛港的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请臧启芳替他写一篇演讲稿。当时，在葫芦岛修建港口是非常敏感的事，尤其是时刻在窥伺着东北的日本人，更是耿耿于怀。当时臧氏认为，开工典礼中外来宾众多，演讲措辞“必须使国人、外国人，尤其日本人，听了皆不犯毛病，才算得体”。<a href="#_edn2" name="_ednref2" title="">[2]</a>于是，他约请两位同僚一起研究，花了三天写出万字的演讲稿。臧氏后来认为，正是这篇演讲反响不错，才引起张学良的注意，导致任命他担任了天津市的市长。 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这需要从臧氏早期的经历中寻找答案。臧启芳年轻时期凭借优异的成绩，依靠奖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选择的专业正是当时中国社会非常需要的经济学。而且，大学期间恰逢“五四运动”发生，臧启芳不仅参加游行，还被推选为中国大学的代表。这都表明，年轻时代的臧启芳，并非只知读书的书生，而是关心政治的行动者。1920年，臧启芳到美国留学，先在加州伯克利州立大学选修经济思想史与财政学。1921年，又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参加暑期研究。同时，着手翻译 Lewis Heney 的经济思想史。<a href="#_edn3" name="_ednref3" title="">[3]</a>同年秋季，臧启芳转学到伊利诺州立大学，除继续研修经济学外，又跟随Story教授研究市政学，并最终获得硕士学位。在这后一年半的时间里，臧启芳还是一边学习一边翻译专门论述美国市政府的名著。<a href="#_edn4" name="_ednref4" title="">[4]</a>1923年初，臧启芳到美国东部旅行并访问东北留美同学。旅途中他收到家中来信，告诉他奉天省开始筹设东北大学。臧启芳当即写了万言《东北大学计划书》，寄给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他在《计划书》中提出了自己对办大学的主张，认为东北大学应以文理科为基础，设应用学科要根据东北地区的需要，大学经费必须独立，不受政治影响等等。 1923年5月，臧启芳从美国乘船，经日本、韩国回到沈阳。在回国的路上，他就在思考回国后自己如何作为，“自念回国之后必须尽我的力量，以身作则纠正社会的风气。”<a href="#_edn5" name="_ednref5" title="">[5]</a> 同时，他也曾坚决地表示，回国以后决不做张作霖的官，“有张作霖在东北当政，我绝不在东北当官。”因此，他回到东北没有多做停留便去了北京，先后在中国大学、华北大学教授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市政学。让他再次回到东北的是1925年，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的邀请，出任商务印书馆奉天分馆经理。从1926年到1927年，臧启芳在沈阳一面经营商务印书馆分馆，一面在东北大学教书，讲授政治学与经济学。致力于教育，本是臧氏回国的理想。东北大学的改革，也燃起了臧氏再次投身教育的热情。1928年3月，臧启芳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职务，专门担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他认为，东北外患既深，内政又很难进步，前途至堪忧虑，唯一挽救的办法是从教育下手。 <div></div> 张学良主政东北，使臧启芳改变了“不在东北当官”的想法。张学良自任东北大学校长，致力发展教育，捐家产三百万修建校舍，教育环境大为改善。同时，还续聘几位海外归来的院长，其中就包括臧启芳。然而，1929年底，因反对学校缩减经费，臧启芳与其他两名院长，被张学良以“减政并院”之名，调离东北大学。从此，臧启芳离开了大学。臧启芳说，这是他最痛心的事。按照另一种说法，是张学良在一次国民代表选举中指定候选人，引起学生不满。选举结果，张指定的人落选，令他大为恼火，将当选教授扣押，引发学生罢课抗议。张学良认为是教授院长幕后煽动学潮，扬言要将他们枪决，最后在亲信秘书王树翰下跪力阻之下得以平息。张要枪决的教授中，就包括臧启芳。这段资料最初来自张学良晚年的口述，似乎有些演义的味道。但无论如何，从这些当事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矛盾冲突非常激烈，才导致三位担任院长的教授都被撤换了。 臧等三人被暂时调到东北政务委员会担任秘书，显然张学良把他们调到了自己的身边。然而，尽管当时矛盾激化，但很快形势的发展使得张学良又不得不启用臧启芳。这年的九月，阎锡山的军队撤退，东北军入关接防，所有平津两市，河北、察哈尔两省政府的主要官员，都要由张学良委派。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在美国专门钻研过财政经济和市政学的臧启芳，被张学良委任为天津市政府社会局长，并护理天津市市长，于九月底随军入关就职。由此，三十七岁的臧启芳从大学转而进入政界。 反过来，我们再看看天津这个当时北方最大都市，掌权者的状况。在“军阀政治”时代，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市长却如走马灯般更换，成为常态。从1928年6月至1937年7月，仅仅九年时间，却先后有十二个人担任过天津市市长。从下表这十二任市长的基本情况中，我们不妨可以做一些比较分析。   1928-1937年天津历任市长概况 <table style="border-collapse:collapse;border:none;" border="1"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 <tbody>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solid windowtext 1.5pt; border-left: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姓名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solid windowtext 1.5pt; border-left: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任职期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top:solid windowtext 1.5pt; border-left: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none;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背景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南桂馨（1884-？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28年6月—9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 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山西宁武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和日本警官学校；1912年任山西巡警道；1924年任山西省警务处长；1927年，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谈判，取得日本支持，使晋军进驻天津；1928年北伐军进入天津，天津设市，任首任市长三个月。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崔廷献（1875-？）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28年9月—1930年10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 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山西寿阳人；1905年就学于日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科，一年后回国任山西法政学堂斋堂长、学堂监督；1918年任山西省议会议长；1922年任山西省民政厅长；1928年9月任天津市长，1930年晋系失败而去职。任职最长达两年多。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臧启芳（1894-1 961）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30年10月—1931年4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 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辽宁盖平人；中国大学毕业，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大学、华北大学教授；商务印书馆奉天分馆经理；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1930年10月任天津市市长六个月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张学铭（1908-1983）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31年4月—10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 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奉天海城人，张学良二弟；1928年入日本步兵专门学校；回国后，1930年任天津公安局局长，翌年接任臧启芳任天津市长六个月。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周龙光（1885-？）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31年10月—1932年12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 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安徽定远人；日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司法部参事；1928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31年10月任天津市市长一年另两个月。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于学忠（1890-1964）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32年12月—1933年9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 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山东蓬莱人；父为清军帮统，自幼随军；曾在吴佩孚手下任军长，1927年转奉系，任军长；1930年任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兼代天津市长九个月。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王韬（1879-？）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33年9月—1934年10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 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山东福山人；清末候补道；民国时期在河南、河北以及京兆密云先后任县知事，直隶口北道道尹；1928年后任东北政务委员会总务主任，北平市财政局长代市长，参事；1933年任天津市市长一年有余。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张廷锷（1890-1973）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34年10月—1935年6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 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直隶丰润人；1911年入学北洋高等工业学堂，毕业后任天津内河轮船局任机械师，1917年任局长；后任直隶省议会议员；1923年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后经营盐业；1934年任天津市市长九个月。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商震（1891-1978）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35年6月—7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 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浙江绍兴人；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东北讲武堂毕业；民国初年任陆军部顾问；后投阎锡山，任第一混成旅旅长，师长；1929年任山西省政府主席；1930 年后任军长；1935 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任天津市长两个月。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程克（1878-1936）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35年7月—11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 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河南开封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12年任内务部参议，总统府咨议；1914年任陕西汉中道道尹；1918年选为安福国会议员；先后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内务总长，后辞职隐居天津；1935年出任天津市市长四个月。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萧振瀛（1886-1947）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0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35年11月—1936年8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0pt;padding: 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吉林扶余人；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历任吉林督军府参谋、省议员、奉天大帅府参议；后投西北军；1923年任绥远临河县知事，道尹；1927年任西安市市长；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1月任天津市市长九个月，后免职去南京。 </td> </tr> <tr> <td style="width:66.3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5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88"> 张自忠（1891-1940） </td> <td style="width:137.5pt;border-top:none;border-left: none;border-bottom:solid windowtext 1.5pt;border-right:solid windowtext 1.0pt; 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183"> 1936年8月—1937年7月 </td> <td style="width:222.25pt;border:none;border-bottom: solid windowtext 1.5pt;padding:0in 5.4pt 0in 5.4pt" valign="top" width="296"> 山东临清人；1914年济南法政学堂辍学；入伍冯玉祥国民军从当兵直至师长；1935年，任察哈尔省主席，1936年任天津市长将近一年。 </td> </tr> </tbody> </table>   这十二各人可以分为几类：一类属于派系人物，当本派系控制京津地区时出任市长，本派系撤退也随之下台；一类属于职业官僚，常年混迹于政界，在各派系之间游刃有余；再一类属于军人兼职。这些人中，多数有留学日本的背景，只有臧启芳系留美学习经济，对城市管理做过研究，发表过著述译著。而且，担任市长之前，在大学教书并担任大学院长，没有任何政界从政的经验。按照臧启芳自我的评判，他最擅长的“还是尽力于教育事业”。然而，其性格也似乎适于从事政治，他的很多朋友也有同样的看法。但实际上，中国政治环境所需要的一套从政本领，他认为自己根本不懂。就这样，他匆忙之中赶到天津，进入市政府，成为一市之长。 <img src="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Aug/8142015004.png" alt="" align="left" height="257" width="400" />臧启芳在就职演说中谈到：“本人奉张长官之命，护理市长事宜，期虽暂，仍当本一定之宗旨，为本市市政谋发展。”<a href="#_edn6" name="_ednref6" title="">[6]</a>显然，臧氏本人对这种暂时的仓促任命也是无可如何。而当他一旦进入工作后，就明显表现出专业优势和职业精神，意欲有所作为。 然而，仅仅干了六个月，1931年3月底一天晚上，臧启芳突然被张学良连夜召到沈阳，告诉他，本来张已保荐臧正式担任天津市长，但中央要他的弟弟张学铭担任。只得要臧改任他职。 张学良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谈及此事时说，他本来是要正式委任臧担任天津市长的：“我本来市长都有内定的人，甚至天津市长我已经内定，是臧启芳。”<a href="#_edn7" name="_ednref7" title="">[7]</a>他对他的弟弟张学铭担任市长并不以为然。据他说是吴铁城为送他人情而直接向南京推荐，由中央政府任命张学铭接任市长之职。 <div>[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為救濟貧民募捐，市長臧啟芳特請梅蘭芳來天津市義演。 ]</div> 吴铁城1928年曾游说张学良易帜服从南京中央政府，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如果张学良晚年所说是实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推定，1930年在南京任职的吴铁城，自认为与张的交情可以不与之商量就直接向中央政府举荐本应由张学良决定的市长人选。而张学良碍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情面而只得认可。 被任命为北平市长的周大文，曾任张作霖大帅府的密电处长，喜好唱戏和烹饪，后来专门出版过烹饪书籍。被任命为青岛市长的胡若愚，则是张学良的朋友。<a href="#_edn8" name="_ednref8" title="">[8]</a>张学良与他们都曾经是结拜兄弟，但“绝对不想让他们参加政治上的事情”<a href="#_edn9" name="_ednref9" title="">[9]</a>。显然，这些市长的任命看重的是关系而非能力。在“军阀政治”时代，如此重要的市长之职，却成为权势人物私相授受的礼物。 臧启芳卸任天津市长后，张学良任命他前去哈尔滨担任地亩管理局局长，并称是一个肥缺。据臧氏本人后来听说，张学良的秘书长王树翰曾向张学良说，臧在天津的日期虽短，成绩不错。中央既然未能正式任臧为天津市长，不可不给臧一个好的下台。这看来是张学良为仓促之间便要臧启芳卸职天津的一个补偿。 <h2>二、            半载市长的作为</h2> 臧启芳在就任天津护理市长时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显得很低调：“本人奉张长官之命，护理市长事宜，期虽暂，仍当本一定之宗旨，为本市市政谋发展。”<a href="#_edn10" name="_ednref10" title="">[10]</a>而前任市长崔廷献在交接仪式上对臧氏却极为推崇：“本人未尝学市政，故学识方面实无可言。臧市长系留学生，习市政多年，故专门学识极为丰富，相信虽在职一日，或可有一年之成绩。” 臧启芳匆匆间被张学良任命为天津市长，当时对他来讲或许是想不到的事情。然而，这却无意之中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好机会。津城任职短短半年，还是暂代市长，臧氏却尽其所学，大力实践管理城市的能力。 <h3>致力推进市政</h3> 这里的市政，并非今日一般所言，仅指修路或铺设上下水道等，而是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在内的非常宽泛的涵义。自从1928年设市，各地城市尤其诸如上海、天津等大都市，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学术界，都在研究如何按照现代城市模式重新规划城市。这除了人们对城市的新认识之外，还有同在一个城市中的外国租界的刺激。从清末到民初，发展较快的通商口岸城市，租界无一例外都取代传统城区，成为城市的中心。现代规划设计的街区，铺筑良好的道路，外观漂亮内部舒适的欧式住宅，繁华热闹的商业区等等，这一切都使得破败萧条的中国城区相形见绌，每况愈下，逐渐由城市的中心衰落为边缘。 从清末，致力改革之士就希图改变传统城区的落后状况，与租界竞争。二十世纪初，袁世凯当政时期的天津，就在老城北面建成了一个全新的城区——新河北。摆脱传统中国城的模式，按照欧式城市的规划方式设计街区，建筑式样大都是创新的中西合璧风格。新的城区一度成为城市关注的中心。然而，到了民国以后，城市中心无可挽回地转移到租界，新河北最终形成中国政府行政区和新式学校聚集的文化区。 <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Aug/8142015007.png" align="left" height="130" width="600" /> 1928年设市以后，人们开始从更广阔的角度，希望以新的理念重新规划天津。1930年，也就是臧氏担任市长的这一年，天津市政府在当时南京市制订的“首都计划”的影响下，登报征选“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就是今天所说的城市建设规划方案。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专门学习市政学的市政府秘书张锐，邀请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共同拟定了一个方案，最终获得首选方案。该方案以包括八国租界在内的整个天津城区为规划范围，在城市总体布局、道路系统布局、城市用地布局、公用事业规划等等，做了全面的规划设计。这份方案是天津有史以来第一个现代城市整体规划设计方案。就在规划方案提出不久，臧启芳就任天津市长。 臧氏上任伊始，便开始筹划发起组织城市设计委员会。希望通过聘请中西技术专家，对城市建设进行通盘设计筹划，“以便循序进行”。同时提出要拟定天津市城市设计委员会规章，以便规范进行。同时，为了发展市政，又提出组织财政整理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先开其源，后节其流”，<a href="#_edn11" name="_ednref11" title="">[11]</a>以便使城市建设有可靠的财政支持。 曾在美国专门研习市政学的臧启芳，对市政颇有研究心得。他在1924年就曾专门发表文章门论及市政问题： “在近世的国家，市是一种地方自治政府，通常叫做市自治团体。……市政是市自治团体所办的事务。若列举的说来，凡属于一市市民生命财产的保护，卫生的讲求，教育的设施，道德的维持，贫穷的救济，交通的布置，皆包含在内。换言之，在市政范围内所办的事，全是为一般市民生活求安适，求快乐，求进步。”<a href="#_edn12" name="_ednref12" title="">[12]</a> 臧氏担任天津市长期间，正是将他的这些理念付诸行动之中。除了发起组织专家组成委员会，对城市建设进行通盘设计之外，作为市长，臧氏还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推进了许多方面的工作。 11月，臧启芳通过城市设计委员会筹划由市政府组织公用汽车的计划。<a href="#_edn13" name="_ednref13" title="">[13]</a>天津的近代公共交通始于1906年通车的有轨电车。可是，有轨电车是由比利时投资的电车公司经营的。而且根据公司与袁世凯时期天津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有轨电车是垄断性经营，就是说凡电车通过的街区，其他公共交通不得经营。民国初年开始出现的民营企业投资的公共汽车，受制于比商电车公司的垄断，只能在没有电车通行的道路上运营。而且，比商电车公司还多次因票价等问题引发社会矛盾，于是收回电车经营权便成为民国政府成立后越来越强烈的呼声。臧启芳担任市长，在主持收回比租界后，就曾经探讨过收回有轨电车经营权问题。他的关注点，除了所谓主权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电车垄断经营障碍城市公共交通的整体规划。可惜，由于他担任市长时间太短，在这个问题上难有作为。电车经营权的收回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才得以实现。公共汽车的经营状况也一直不景气，直到五十年代才开始改变。 除了电车之外，天津的发电、自来水等公用行业，也都由外国公司垄断经营。臧氏执政期间，就曾考虑在这些方面如何发展。他曾向记者谈到：“本市公用事业，如自来水、电车电灯等，虽在外人经营下，余决积极监督之。如其能收回自办，余当竭力进行。”<a href="#_edn14" name="_ednref14" title="">[14]</a> 当1931年1月15日举行比租界收回仪式，外交部长王正廷来津参加典礼时，曾与臧氏一起讨论天津电车电灯公司收回自办问题。“微闻王外长已有成竹在胸，俟返京后，即正式进行。”<a href="#_edn15" name="_ednref15" title="">[15]</a> <h3>推进政府参与慈善救济事业</h3> 身兼市长与社会局长的臧启芳，一上任就遇到了当时最棘手的社会问题——人数众多的城市贫民。根据社会局的调查，当时天津的贫民一共约有三十余万，占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成为当时一个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直至民国时期，赈济贫民仍然主要依靠各慈善团体。1928年市政府成立后，曾经信誓旦旦要解决贫民问题，但一直未能解决。 臧启芳上任后，显然按照他的市政理念，这是必须加快解决的社会问题。上任第一个月，他便专门召开会议，提出解决贫民问题的主张。被邀请到市政府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市府各主要局的局长，还有绅界名流以及寓居天津租界的“寓公”王占元，蔡成勋，吴秋舫等的代表。臧启芳在会议上谈到，很快每年的冬赈就要来临。往年冬赈都由各慈善团体自办，现在市政府计划与各慈善团体联合，“共同筹划通盘办法，俾得广施救济之益。”臧氏希图借助其他国家解决城市贫困的经验，通过鼓励就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常年困扰城市的社会问题。“非特使贫民得食生存，尚须为之寻觅生活出路。就世界各国而论，凡城市区域，贫者必多于乡，然救济贫民不能徒供给食用，养成其懒惰习惯，必使之能自立求生。现今求目前贫民减少死亡率，故暂放衣食，将来定须设法使个人能自立。”<a href="#_edn16" name="_ednref16" title="">[16]</a> 会议决定成立“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委员会”，暂设在天津市政府。“凡市政府所属各机关及各慈善团体，并本市绅商善士，皆得为本会委员”。会议当时就推举常务委员17人，以后每半年改选半数。赈款由委员会保管和支配。委员会的日常办公由市政府人员兼办，开支则由市政府补贴。显然，在臧氏的主张下，城市政府对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承担了更多的职能。 为了筹集赈济捐款，臧启芳还专门派秘书持自己的亲笔函，面见寓居租界的北洋总统徐世昌、曹锟以及段祺瑞，当面募款。臧氏函中： “窃以救济地方，端资抚辑，而当兹冬令，赈济穷黎，尤属刻不容缓，前经集合本市慈善团体及绅商善士，组成慈善事业联合委员会，以期通力合作，而收众擎易举之功。夙仰钧座廑怀饥溺，胞与量宏，特派本府外交秘书谭福赉呈慈善事业联合委员会函一件，捐启一份，晋谒钧座，乞仰俯赐接见，指诲一切，共襄善举，无任盼祷，专此肃陈，敬请钧安。臧启芳谨肃。”<a href="#_edn17" name="_ednref17" title="">[17]</a> 结果徐世昌和曹锟都拒绝接见，只有段祺瑞“抱病出见”，表示“当尽力输捐，以襄善举”。 <a href="#_edn18" name="_ednref18" title="">[18]</a> <h3>主持收回比租界</h3> 臧启芳担任天津市市长期间，还见证了比利时租界的收回。近代天津一共有八个国家的租界（十九世纪时也有美国租界，1902年并入英租界），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是租界数量最多的。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的国家趁军事占领纷纷划分或扩大租界。没有参加八国联军的比利时也趁清政府战败，提出要在天津设立租界。比利时驻华公使照会清政府：“天津为各国通商口岸，比国向无租界，拟在北河左岸俄国租界以下有地一段，作为本国租界”。<a href="#_edn19" name="_ednref19" title="">[19]</a>最终，在海河东岸俄租界的下游，划定了占地747.5亩的比国租界。1902年2月6日，清政府代表与比利时驻津领事签定了《比租界合同》，比租界由此划定。 然而，比租界自开辟后，发展一直不景气。到1920年代，租界内还是一片萧条，就连比利时的洋行、银行也都设在其他租界。在天津的比利时人更是没有人住在本国租界。比国租界不仅没有好的发展，为建设租界的基础设施而向银行借贷的八万两白银也无力偿还。1927年1月，比利时公使通知中国政府愿将比租界交还中国。当时的北京政府曾派员接收。但是，此时北伐军兴，北洋政府已临末路。比政府又要求偿还租界时期的建筑借款以及所交的4.5万两地租银，北洋政府无法满足，交涉搁浅。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与比利时政府签订中比新约，收回租界交涉又旧事重提。但比政府坚持以前的条件，要求偿还一切借款，交涉再遭停顿。直至1930年6月，天津特别市从整个城市的规划发展考虑，多次电请中央政府从速收回比租界。外交部才委派接收委员长，积极推进。比租界接收谈判，最终因比利时政府自愿撤消所提条件而于8月31日正式签订议定书。 臧启芳上任后，完成比租界的收回，便成为他作为市长的一项工作。当时，除了等待比利时国会批准换文外，中方还要为比方支付租界市政债券本息93826.48两。这笔款项议定由中央与地方平均负担。臧氏上任后，便以棉花牙税为担保品，与天津各华资银行商定借款。天津比租界赎款，“中央与天津市政府各拨半数。中央方面应拨之款，业已备妥，天津市府方面亦已筹有的款，即日汇往南京，以便交付。”<a href="#_edn20" name="_ednref20" title="">[20]</a> 租界收回交接，原定1930年11月举行，由于比利时方面批准程序而拖延。直至1931年1月，比国国会才正式批准中比双方签订的议定书。双方商定1月15日在南京正式交换批准书，同时在天津举行租界收回交收典礼。中国政府指定兼护天津市长臧启芳为接收专员，并致电天津市政府：“兹与比使商定，于本月十五日上午十时接收比租界。并奉国民政府明令，派贵市长为接收专员，电请查明办理。”<a href="#_edn21" name="_ednref21" title="">[21]</a> 1月15日，在天津比租界的工部局，举行租界接收仪式。仪式议程由中方确定，主要有：“一、开会，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五、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六、静默三分钟，七、主席致词，八、比使致词，九、中外来宾致词，十、主席答词，十一、摄影、十二、奏乐，十三，礼成。”<a href="#_edn22" name="_ednref22" title="">[22]</a> 在天津的比利时商人，以及政府各机关，各法团，各民众团体等都参加了盛典。租界接收后暂归特三区管理局管理，比租界的巡捕当即更改服装，改穿中国警察制服。15日下午，市政府又在蔡家花园举行了市民庆祝大会。 比租界接收仪式举行后的第二天，作为接收专员的臧启芳，专门呈文行政院汇报：“为呈报事。案查接收天津比租界一案，启芳奉令为接收专员，并准外交部蒸电，约定于本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交收等因。启芳遵期会同驻华比国公使，并柬约各界在前比租界工部局举行交收典礼，雍容礼让，极臻熙洽。是日全市悬旗庆祝。下午，各机关、各团体均分别开庆祝大会，欢忻[同欣]鼓舞，同祝和平。除将接收区域令伤公安局交由特别第三区暂行并管外，理合将办理接收情形呈报钧院鉴核施行。谨呈行政院。护理夭津市市长减启芳”。<a href="#_edn23" name="_ednref23" title="">[23]</a>   <h3>解决社会问题</h3> 还在臧氏上任之前，天津就因战乱频频而屡发金融风潮。银行挤兑、停业不断出现。其中，本已停业但又于1930年春天恢复营业的劝业银行，再次发生挤兑。“本市劝业银行，自客岁因挤兑风潮停业后该行为慎重起见，故于复业后对发行钞票特别注意，闻仅发行大小钞票五万余元，其中角票占分之四，洋钞占五分之一，流行市面，尚未一般所信仰，中下级社会人士持有者甚多。昨晨（9月23日）市面尚通行无事。至下午后二时，劝业开门后，兑现者渐多，至三时许益众，秩序亦乱。经英工部局派警维持，兑至五时半停止。”<a href="#_edn24" name="_ednref24" title="">[24]</a>由于银行存款无法兑现，劝业银行只得宣布停兑：“本行因沪款未到，自本日起暂行停兑一星期。特此通告。”<a href="#_edn25" name="_ednref25" title="">[25]</a> 此时，恰逢臧氏走马上任，无法兑现的商民便到市政府请愿，“商民纷纷向市府告诉，要求勒令该分行兑现。”<a href="#_edn26" name="_ednref26" title="">[26]</a>臧氏认为，这些“角票”大都“是在一般小贩、车夫等贫苦人的手里，有钱开银行的人不顾贫穷人痛苦是不对的”。于是，臧氏便利用市长的权力，命令警察将该银行天津分行副经理葛荫祺传到市政府问话，并将他“用优待的方式看押起来”。告诉他，必须马上从上海总行汇款过来，实现兑现，他才能出去。尽管随后有曾任外交总长的颜惠庆、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纷纷电函说项，臧氏“一概置之不理”。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劝业自前此停兑，公安局即将该行副经理暂行羁押，同时市府方面亦致电上海虞洽卿董事，请其设法开兑，以维市面。否则该行副经理之自由恐难恢复。”<a href="#_edn27" name="_ednref27" title="">[27]</a> 一直坚持了半个月，劝业银行只得屈服。银行经理吴镜予和董事会专员洪岑茜，专门携款来到天津。“到津后，略事休息，即于下午分访臧市长，及财局周长、公安局张局长，报告沪款业经汇到，已决定照期开兑。”<a href="#_edn28" name="_ednref28" title="">[28]</a>最终，该行12月1日开兑，前一天晚上，被市政府扣押的副经理恢复自由。<a href="#_edn29" name="_ednref29" title="">[29]</a>臧氏晚年回忆此事，感慨道：“我处理此案也许不合司法手续，但我很对得起贫苦的市民”。<a href="#_edn30" name="_ednref30" title="">[30]</a> 臧氏担任市长期间，他认为最伤脑筋的事情，就是处理美商德士古洋行申请修建油栈一案。德士古洋行是当时世界实力最强的石油公司之一，也是在华经营煤油的主要外资公司，在天津俄租界建有大量储油罐——当时叫油栈。在电力广泛应用之前，煤油在中国是应用最多的能源产品，因此德士古洋行发展很快，自然需要不断扩建储油设施，位于俄租界旁边的比租界成为德士古洋行扩展的目标。在臧氏上任之初，便接到美国驻津领事馆的照会，谈到德士古洋行在比租界购买了一块土地，计划建造油栈。由于比租界即将被中国政府收回，故询问是否准许该公司继续进行。臧氏派市府的一名“技正”<a href="#_edn31" name="_ednref31" title="">[31]</a>前去查勘，得到他的报告“可以照准”。市政府据以答复了美国领事馆。没想到比租界收回后，当地居民纷纷到市政府请愿，称该地住户稠密，不可准德士古洋行修建油栈，以免发生火灾。那位技正听到风声，向臧坚决辞职而去。看到市民的许多申请，臧恍然大悟，想到那名技正可能受了德士古的贿赂，故此看到风声不对，马上辞职不干了。 当时的报纸马上做了报道：“天津比租界收回在即，已志各报，美商德士古公司，尽在该界内建筑大规模之油管罐，附近商店居民，以危险性大，颇起恐慌，曾推代表赴市府请愿，市府亦允予查核，并允在市府未批示前，不准该公司建筑。惟进来该公司仍在积极进行中，各商民因该界收回在即，该公司之设置油池，显系有意破坏繁荣，特联名函请总商会，总商会昨特呈请市政府注意，一面函致美国驻津领事，请饬令该公司停止建筑，择地迁移。”<a href="#_edn32" name="_ednref32" title="">[32]</a> 这件事使得臧氏进退维谷，一面是涉及关系外交的外商利益，一面是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臧再派新任技正前去查勘，得到的报告是，居民的担忧是对的，确实不应该在那里建造油栈。 臧氏权衡再三，决定“宁失信于美国领事，而不可忽视市民的生命财产”。臧的决定使美国领事大为恼火，他甚至扬言要通过美国政府，向张学良交涉此事。臧氏义正词严答道：“这件事本是地方一件小事，而且属于本市行政权的范围。准与不准，市府有权处理。你说的话离题太远了。今天我是市长，我认为不应准，就不准。除非张学良把我撤了。只要我在天津作市长，永远不会准的。”“我是在你们美国学的市政，做市长的第一应该重视市民的生命财产”。<a href="#_edn33" name="_ednref33" title="">[33]</a>对于臧氏的决定，美国领事当然无可奈何。最终，在臧氏的建议下，双方邀请德士古洋行、天津商会各派代表，连同当地代表一同前去实地查勘。结果连美国领事也同意了臧氏的意见。然而，据说臧氏离任后，张学铭当政期间，德士古贿赂市府中人三十万，还是将油栈建造起来。然而，我们从中可见臧启芳在天津任职期间的表现的执政风格。 <h3>施政思想与以身作则</h3> 关于臧启芳的施政思想，这里主要引述他发表的一些演讲，以及与市政府人员推心置腹的讲话，还有他的著述等等。 他在就职市长的演讲中谈到：“现时本市未收回之租界极多，虽云系缘于不平等条约，但如果租界以外之内地，能在市政上有一番改革，与租界媲美，则租界当不能独享繁荣，居民亦不愿在租界中求生存，届时租界不取消而取消，外人亦无可借口。本人在外国读政治学，对市政尤饶兴趣，极愿本其所学做去”。<a href="#_edn34" name="_ednref34" title="">[34]</a>显然，臧氏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希望通过改革推动中国城区的发展，改变外国人管理下的租界“独享繁荣”，中国城区落后的状况。 同一天，臧氏接管社会局时，也谈到城市改革对推动整个社会变革的意义：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有待于改革，毋庸讳言。改革计划之起点，第一在城市，农村却在其次。都市中之社会事业，更与全国人民之福利有直接关系。必城市一切事业发达，全国文化始有进步。试翻西洋史，因城市之进化，影响及于全部社会之变动，已非一国一市一时代为然，故本人以为社会事业在一般行政上最为重要。 臧氏又进而谈到他对政府工作的主张，认为城市改革要稳健坚持。“社会进化逐渐而来，断非一蹴可及。”社会事业要一步一步去做，“力行而不惑，必有成功”。他也谈到政府工作，一定要接近民众。要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深入民间，打成一片，共同求社会之进步与改良。臧氏谈到，“中国官僚习气甚重，近日且益甚”。所以他提出，政府工作首先要打破恶习，力图接近民众。他尤其谈到政府官员要以身作则。因为政府实负有指导社会之重责。如果政府人员先已腐化，将何以改善社会。所以他希望同人洁身自好，以身作则，成为社会表率，民众之模范。臧氏在演讲时“声调激昂”地说：“无论局长以至工役，应共勉力牢记在心，更望同人勿将本人一番说话视等照例演词。自今日始愿大家一致努力，向善的方面做去。如竟不能符此言，非本人走即同人走。”当时，在场的政府人员“无不动容”。 在另一次总理纪念周举行的市政府全体人员及所属各局、处长官会议上，作为市长的臧启芳发表训话时谈到自己对政府工作的要求：“我奉张长官命令，来护理市长，是教我来做事，所以不论时间长短，护理一天，就应当确实做一天事。本市行政计划，分为三项：一、养成开明市民方法，系注重学校社会教育即培养自治能力，俾天津市早日完成为自治市；二、改良制度。系改良行政组织，及改善用人方法；三、财政问题。方法系推行新式预算，划一市政财政会计簿记。以上三事果能切实推行，则一起养老济贫、防疫保健、高尚娱乐等诸问题，均可迎刃而解。此为余最希望实现之事也。诸位供职政府，既系为市民谋幸福，即应以二事相勉，第一须绝对遵守时间，第二须以身作则，期为全市人民之表率。” 臧氏经常谈到以身作则。在他自美国留学后归国的船上，想到回国后的打算时，就下定决心，“自念回国之后必须尽我的力量，以身作则纠正社会的风气”。<a href="#_edn35" name="_ednref35" title="">[35]</a>从臧氏保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中，很少看到高调的主张。这也许就是他的生活准则，低调做事，以身作则。他在谈到他对市政的认识时，也曾引用其他人的话谈到：“真正爱国，不只是说一个人到了救国的时候肯把他最大的牺牲拿出来就算完了。而且说这个人应当常常对于虽不显著却很重要的责任肯牺牲他的光阴和才能才是。他所应办的是维持公共秩序，保护私人财产，更要驱除藏匿在卑陋民居中，不洁食物中，及一切伤害市民的恶浊市政中的危险，以保存他那同胞的生命。”<a href="#_edn36" name="_ednref36" title="">[36]</a>这也许就是臧启芳先生担任天津市市长时，做事的出发点和准则。 1931年3月，臧启芳在任半年后后，辞去了天津市长的职务。在市政府全体人员的告别会上，臧氏发表了自己的临别赠言：“后天新市长即来接任……在我就任护理市长之时，以为一个月或二十天，即能有正式市长来接事，不想护理至半年之久，国府才任命张新市长。”“再者，我还有两个意思，今天要对大家谈谈，第一是求其在我。人事变迁原无定局，我们想要应付环境，去求适当的生存，惟一秘诀，就是求其在我。一个人在机关里做事，不论久暂，只要能忠于职守，必到处受人欢迎。天下事求人是靠不住的，只有求己，没有靠不住的时候。惟外处事接物，更要注重反求诸己的工夫。……第二我要向诸同人谈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此处我要问人生为的是什么，为饮食男女而生呢，还是专为享乐而生呢？这说到人生观了，我并不是哲学家，也不敢谈的太深，不过用我个人的感想来讲就是了。我以为社会是循环的进化的，继续而不间断的。就不间断三字而言，更有绝大意义。人生在世，得享物质之快乐，这是受谁之赐呢？可以说都是人类继续努力的结果，换句话说，我们的享受，全是前人遗泽。然则我们生于一世，又焉可不思有以遗留后人呢？所以吾人一方面享受前人努力所留的遗泽，一方面更要竭尽心力，贡献后人。否则昧于承先启后之义，那就大谬而特谬了。王阳明讲学不以死为苦恼，也就是因为他明了这二层关系。”<a href="#_edn37" name="_ednref37" title="">[37]</a> <h2>三、            时代命运</h2> 臧启芳先生出生于十九世纪末，1920年代初从美国留学归来，投身大学教育和城市管理。而这一时期，正值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对中国而言是非同寻常的时期。庚子事变引发中国社会的巨变，迫使当政者不得不推行新政；辛亥革命清廷垮台，中国步入追求共和与民主的时代。被清末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制了多年的各种“新事物”，以及一代社会精英，一下子解放了出来，从而造就了近代史常说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的辉煌时代。自由投资引发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促进了新经济体制的形成。各级议会的出现，使摆脱了专制制度的中国社会开始尝试适于中国的民主制度。学术独立的大学的出现，不同种类新式学堂的涌现，造就了一代社会精英。“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形态。 正是这个时代，为一代精英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社会舞台。这一代精英，有的曾接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又经历了早期新式教育的启蒙；有的则完全是接受新式教育的熏陶；而且，相当一部分人曾到过欧美或日本留学。正是这一代精英，成为二三十年代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力。 如果分析一下这一代人的经历，就会发现，他们各有不同的命运。由于二三十年代相对独立自由的学术环境，不论是大学还是研究机构，使得不少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成就了一生的伟业，也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基础。他们的著述，不少至今仍是该领域没有超越的经典。还有就是从事专业领域的专门家，如外交、新闻、工程技术、医学等等。他们不仅本人成就卓著，而且也创建了该领域的行业体制规范，如外交职业化制度，报刊、出版行业体制等等。 然而，那些投身政界，立志直接改造中国社会的精英们，往往就没有这么好的命运了。他们直接与权力层打交道<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Aug/8142015005.png" align="right" height="270" width="180" />，无论是军阀还是新的权贵，甚至幻想改造他们，结果往往是善始而无善终。梁启超民国伊始便从日本上书袁世凯，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回国后出任司法总长，希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几个月后梁氏就辞去了总长之职，并最终走上反袁之路。袁世凯倒台后，梁启超再次加入内阁，担任财政总长，希图实现鼓吹十多年的宪政理想，结果再次失望。最后只得结束从政生涯，隐居天津，潜心著书。 1911年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的丁文江，回国后参与创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并任所长，又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是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蔡元培曾高度赞赏丁文江：“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他一度认为从政才能根本上改造现时中国，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提出“改造军阀”，并作为他从政理想的一项实践。1926年，立志改造大上海的丁文江被军阀孙传芳任命为“淞沪商埠督办”。他通过谈判开始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同时制定发展“大上海”计划，立志改造和建设上海。然而，他只任职八个月，多次被军阀玩弄，最后由于孙传芳与奉系军阀结盟，使得丁文江完全失去信心，愤而辞职。他在辞职后自嘲道：“中国的问题要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同时感慨到：“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在“军阀政治”时代，丁文江异想天开地企图通过参政“改造军阀”。他那希望通过亲身参政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只是知识精英们的奢望而已。 <div> </div>   <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Aug/8142015006.png" align="left" height="134" width="300" />    [臧啟芳天津市長任內收回比利時租界] 臧启芳的从政经历何尝不是如此。偌大一个天津这样的城市，在臧启芳看来，任职市长，正是倾其所学，改造社会，实现自己一生抱负的难得机遇。而在张学良类看来，天津只是他处心积虑要控制的地盘，市长只是为他控制地盘的属下而已。一代精英，却被坐拥数十万军队的“少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臧启芳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用填词《浪淘沙》代为序言，谈到这一段从政生涯：“从政了无功，自愧才庸，况当人世乱离中，辞别津门归哈市，国难重重。”<a href="#_edn38" name="_ednref38" title="">[38]</a>这略带自嘲的词句，或许就是晚年臧启芳的人生感悟。 <div> <hr align="left" size="1" width="33%" /> <div id="edn1"> <a href="#_ednref1" name="_edn1" title="">[1]</a> “本市各机关，自昨晨起，已纷纷由东北新长官实行接收。”《益世报》1930年10月3日。 </div> <div id="edn2"> <a href="#_ednref2" name="_edn2" title="">[2]</a>  臧启芳：《回忆》，反攻出版社，约1953年，第50页。 </div> <div id="edn3"> <a href="#_ednref3" name="_edn3" title="">[3]</a> 《经济思想史》，(美)韩讷等(Heney Lewis H.)著，1912年，臧启芳译。该书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几次重印。 </div> <div id="edn4"> <a href="#_ednref4" name="_edn4" title="">[4]</a> 《美国市政府》，(美)孟洛(Munro W. B.)著，臧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出版。 </div> <div id="edn5"> <a href="#_ednref5" name="_edn5" title="">[5]</a> 臧启芳：《回忆》，反攻出版社，约1953年，第29页。 </div> <div id="edn6"> <a href="#_ednref6" name="_edn6" title="">[6]</a> 《益世报》，1930年10月3日。 </div> <div id="edn7"> <a href="#_ednref7" name="_edn7" title="">[7]</a> 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第89页。按照另一种说法，前书所记应是臧式毅之误（张之宇：《张学良探微：晚年记事》）。作者的依据似乎是，藏式毅更是张学良的亲信。这一推论，理由有些牵强。根据其后张学良对臧氏职位的安排，似有歉疚补偿之意，可推定张学良原想臧氏正式担任天津市长的。 </div> <div id="edn8"> <a href="#_ednref8" name="_edn8" title="">[8]</a> “是我那时候到北京一块儿玩的朋友”。《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第90页。 </div> <div id="edn9"> <a href="#_ednref9" name="_edn9" title="">[9]</a> 同上。 </div> <div id="edn10"> <a href="#_ednref10" name="_edn10" title="">[10]</a> 《益世报》，1930年10月3日。 </div> <div id="edn11"> <a href="#_ednref11" name="_edn11" title="">[11]</a> 《益世报》1930年10月31日。 </div> <div id="edn12"> <a href="#_ednref12" name="_edn12" title="">[12]</a>  臧启芳：《市政和促进市政之方法》，《市政全书》第一编“论著”，第29页。 </div> <div id="edn13"> <a href="#_ednref13" name="_edn13" title="">[13]</a> 《益世报》1930年11月29日。 </div> <div id="edn14"> <a href="#_ednref14" name="_edn14" title="">[14]</a> 《益世报》1930年11月22日。 </div> <div id="edn15"> <a href="#_ednref15" name="_edn15" title="">[15]</a> 《益世报》1931年1月16日。 </div> <div id="edn16"> <a href="#_ednref16" name="_edn16" title="">[16]</a> 《益世报》1930年10月28日。 </div> <div id="edn17"> <a href="#_ednref17" name="_edn17" title="">[17]</a> 《益世报》1930年11月21日。 </div> <div id="edn18"> <a href="#_ednref18" name="_edn18" title="">[18]</a> 《益世报》1930年11月23日。 </div> <div id="edn19"> <a href="#_ednref19" name="_edn19" title="">[19]</a> 《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第472页。 </div> <div id="edn20"> <a href="#_ednref20" name="_edn20" title="">[20]</a> 《益世报》1930年12月28日。 </div> <div id="edn21"> <a href="#_ednref21" name="_edn21" title="">[21]</a> 《益世报》1931年1月13日。 </div> <div id="edn22"> <a href="#_ednref22" name="_edn22" title="">[22]</a>  同上。 </div> <div id="edn23"> <a href="#_ednref23" name="_edn23" title="">[23]</a> 《比租界接收专员藏启芳为报告接收比租界情形呈行政院》民国二十（1931）年1月16日，《天津租界档案选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1页。 </div> <div id="edn24"> <a href="#_ednref24" name="_edn24" title="">[24]</a> 《益世报》1930年9月24日。 </div> <div id="edn25"> <a href="#_ednref25" name="_edn25" title="">[25]</a> 《益世报》1930年9月25日。 </div> <div id="edn26"> <a href="#_ednref26" name="_edn26" title="">[26]</a>  臧启芳：《回忆》，反攻出版社，1953年，第52页。 </div> <div id="edn27"> <a href="#_ednref27" name="_edn27" title="">[27]</a> 《益世报》1930年11月20日。 </div> <div id="edn28"> <a href="#_ednref28" name="_edn28" title="">[28]</a> 《益世报》1930年11月27日。 </div> <div id="edn29"> <a href="#_ednref29" name="_edn29" title="">[29]</a> 《益世报》1930年12月1日。 </div> <div id="edn30"> <a href="#_ednref30" name="_edn30" title="">[30]</a>  臧启芳：《回忆》，反攻出版社，1953年，第52页。 </div> <div id="edn31"> <a href="#_ednref31" name="_edn31" title="">[31]</a>  国民政府机构中的技术官员，负责处理技术事务。 </div> <div id="edn32"> <a href="#_ednref32" name="_edn32" title="">[32]</a> 《益世报》1930年12月28日。 </div> <div id="edn33"> <a href="#_ednref33" name="_edn33" title="">[33]</a>  臧启芳：《回忆》，反攻出版社，1953年，第54页。 </div> <div id="edn34"> <a href="#_ednref34" name="_edn34" title="">[34]</a> 《益世报》，1930年10月3日。 </div> <div id="edn35"> <a href="#_ednref35" name="_edn35" title="">[35]</a> 臧启芳：《回忆》，反攻出版社，1953年，第29页。 </div> <div id="edn36"> <a href="#_ednref36" name="_edn36" title="">[36]</a> 臧启芳：《市政和促进市政之方法》，《市政全书》第一编“论著”，第31页。 </div> <div id="edn37"> <a href="#_ednref37" name="_edn37" title="">[37]</a>《益世报》1931年3月30日。 </div> <div id="edn38"> <a href="#_ednref38" name="_edn38" title="">[38]</a> 臧启芳：《回忆》，反攻出版社，1953年，序二页。<div> </div><div> </div><div> 提交“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utstanding Figures Since 1911 and Commemoration of Mr. Tsang Chi-fang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div> </div>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