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意識興起的社會環境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從香港回歸的1997年至第二任特首曾蔭權屆滿的2012年，香港的本土主義雖然在曾蔭權時代的後兩年有萌芽之態，其中以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在2011年所著《香港城邦論》最有代表性，但是本土主義明顯爆發乃是第三任特首梁振英上任後的這三年。政治圈和學術界的社會研究焦點不約而同地投射在梁振英身上，梁到底怎麼啦？梁振英披掛先天不足梁振英當上特首，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富有很強的戲劇性。大熱倒灶的唐英年因為“地下唐宮”以及“婚外情”事件被同樣是涉嫌僣建違規的對手梁振英藉機攻陷，此中據聞在梁營中有多番政客形態的操作，加上傳說的與唐家關係好的江澤民派系被習大大的派系鎮住，在風雲急劇變幻的唐梁之爭期間，因為唐英年的政治手腕孱弱，醜聞纏身而無化解的智慧，社會主流民意發生瞬間傾斜，中共在港的研究團隊以及香港親中社團紛紛向中央報告唐英年的問題并主推梁振英，導致中央態度轉變，放下唐梁公平競爭的計劃，主推梁任特首。唐英年與梁振英原都是中央比較放心的人選，尤其是梁振英商界色彩不濃，政治上明顯有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傾向，性格上有強烈的對抗民主派的鬥爭架勢。梁振英的“地下黨員”身份一直是香港泛民欲揭的問題，但苦於沒有確鑿證據而成為懸念。梁從上台的一天起，泛民就將新的管治班子定性為“黨人治港”，并預測難以服眾與管治，因此在黨派運作中對梁的管治開始抵制及不合作。民主派認為，梁振英把與中央保持一致優先於向港人負責，而不是處處為港人利益負責。《基本法》第43條規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要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梁振英在處理兩個“老闆”過程中，政治立場明顯傾向中央，善於“揣摩聖意”，在中央自2003年香港50萬人大遊行後對港改變管治手法的政策調整中，梁主動鋪墊了一些中央喜歡而港人厭惡的政策模式，他上任當年當月就發生的萬人“反國教大遊行”，為自己製造了麻煩，開始了艱難的管治時代。港人不滿特首管治 身份認同逆變兩年來，香港人對政局越來越不滿，對前途的焦慮也在加深。主要的不滿從曾蔭權和梁振英兩任特首的醜聞開始。前者任內末年予人“貪曾”的形象；其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與新鴻基地產涉及利益輸送遭起訴。繼而是後來揭露出的梁振英僭建案，以及梁班子數名成員在上任一年內因種種醜聞相繼下台。最嚴峻的打擊莫過於2013年4月媒體所揭發的前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的飲宴送禮行徑。廉署一貫被視為反貪污的最後防線，港人引以為傲；而湯顯明的酬酢對象為中聯辦高官，令港人更為傷心。由於港人對前任和現任行政長官自身品德和政績不滿，對中央政府的態度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近年來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其實從1997到2008年，民意調查反映香港市民對中央的信任和對民族的認同都有所提升。這兩項趨勢自2008年以後同告逆轉，近一兩年下降的趨勢更形急劇。2013年5月，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反映受訪者對中央政府持負面的態度，程度從去年11月的25%增加至37%；而有好感者同期則從29%下降至20%。翌月在六四燭光晚會後，香港大學的另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港人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下跌至14年的低位。受訪者認同自己為“香港人”的佔38%，較六個月前增加了11%；認同自己為“中國人”者同期微升了2%，佔23%；認同自己為“香港的中國人”和“中國的香港人”佔36%，下降了13%。2014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發表一項港人的身份及國家認同的民調結果，顯示被訪者認同為“中國人”者只有8.9%，是回歸以後的新低。認同自己為“香港人”者佔26.8%，較六年前增加了十個百分點。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但都係中國人”的被訪者佔4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都係香港人”的被訪者佔22.3%；兩者均比兩年前稍跌。這項調查在當年十月進行，反映“佔中”運動令港人對中央更為不滿，以致“中國人”的認同感顯著下降。事實上，香港很多人對來自北京的“一國”干預，以及大陸一些官員和學者的言行頻生反感，並不認同，較為明顯的是“香港治權論”、“剩餘權力論”等，他們在身份認同中，去中國化的傾向明顯，強調的是自己香港人的身份。他們對大陸遊客在香港的一些不文明和古怪言行表示厭惡，認為玷污了香港多年來的一片淨土。他們要求盡少的外來干擾和侵襲，保住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而這正是《基本法》賦予的法律權利。向上流動阻滯 新媒體推動抗爭回歸以來，港人未見生活水平有明顯而持續的改善，反之感受到貧富越趨懸殊，年青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加上種種政府向大財團傾斜的“官商勾結”現象。從民意調查反映，市民對特區政府的評價和支持度下降，特區政府有“認受性赤字”的危機。在“行政主導”的體制下，政黨的作用較為有限。民主運動一方面面對困境，另一方面亦有其不足之處，加上政府諮詢制度的功能萎縮，因此市民有意義的政治參與難有提升。鑑於北京領導人反對政制民主化，殖民地時代的“政治無力感”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加強。絕大部分市民無意與北京領導層對抗，對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有自豪感，對中央政府就經濟政策上多所照顧香港也心存感激。不過自2008年以來，北京領導層對香港的干預以及國內人權狀況的倒退導致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下降，而在2012至2014年，下滑的程度尤其顯著。香港為何在過去十多年間成為“示威之都”？有評論指，近十多年間正是“新媒體”在香港蓬勃發展的年代，而新媒體出現帶來資訊傳播以至政治動員的多樣性、直接性及即時性，再配以近年智能手機的普及，令民眾的公民社會參與和體制性政治參與均較過往任何年代都強，這便是推動街頭政治急速發展的基礎。從社會發展的視野看來，更值得重視的是，導致遊行示威，以至其他透過體制外行動去抗衡、衝擊建制的結構性因素，從中港政治矛盾、政府缺乏認受性及管治失效、議會監督失效和貧富差距與地產霸權等深層次結構矛盾出發，檢視香港社會運動發展的結構根源。社會不公加劇 青年成為社運生力軍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洪松勳從歷史模式轉變的角度去分析香港學生的政治參與和社會運動。他欣賞近年香港的學生們經常能夠突顯政權的橫蠻無理，和執政者只追求偏私的工具性功利主義的價值利益，他們很多時給社會市民大眾上了寶貴的一課。香港在主權移交後，遭受到幾次金融危機衝擊，產生了經濟動盪和衰退，不平等愈發加劇。香港不穩定所暴露的困難，政府却缺乏領導，無力應對。這將原本只有少量群眾參與的公民行動政治化起來，學生學會了行使政治參與和公民權利，積極表達他們的訴求。新的社會運動，標誌著由八零後青年積極分子來到香港政治舞台的前沿。他們被說成是後物質主義者，特別是就城市發展、文化遺產、和本土政治改革的議題。他們的文化保育抗爭活動包括利東街、天星碼頭、皇后碼頭、菜園村等議題，以及西九龍藝術區保存的鬥爭等。他們的話語主要圍繞可持續發展、反殖民主義和民主政治發展等主題。在政治上不能做主，經濟上處於弱勢，價值觀上遭受衝擊，生活方式受到侵襲的大背景下，香港的本土主義滋生獲得了適當的養料和土壤，形成了本土意識的高漲，其發展勢頭不瘟不火，但其集聚能量的過程似乎在加速，一個量變到質變的態勢逐漸成型。（作者為東亞民情研究社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