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環境變《基本法》難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之前的多篇文章，我已指出《基本法》實施時面對的各種問題，亦曾提出因政治環境改變，令《基本法》的條文不能按原先設計的目的，發揮出起碼是制憲者希望達到的功能。這是因為任何憲制必須與政治環境相配，才能達到設計的目的。政治環境的改變，不是制憲者所能完全預見得到的，即使制憲者制憲時已考慮政治環境會有所改變。 《基本法》的另一大問題，就是當年起草《基本法》時，似乎對實施後政治環境會有可能出現改變、會有什麼可能的改變，均考慮不足，令《基本法》欠缺足夠的彈性應對政治環境出現的改變。或許要在一個一黨專政的法制下實行一個能符合普通法精神，對權力有制約、對公民權利有足夠保障的法制，大家都沒有經驗。 當年制定《基本法》時，中央一廂情願地以為回歸後，港人會自然地人心回歸。《基本法》大體是以殖民地制度為藍本，甚至讓特區的制度比殖民地時代有更多的自主度，故中央認為港人若也能接受殖民地的制度，回歸後的制度既賦予港人更大的自主，那理應受港人歡迎的。出乎北京政府意外的是，港人不但沒有熱心支持回歸後的制度，抗拒的情緒反而與日俱增。這是令北京政府百思不得其解的。 我的解釋就是政治環境的改變。這改變有幾個源頭。一、遠在中英開始談判香港前途之前，英國人已在香港建立起一套制度，而這套制度逐步塑造港人對管治的性質和質素，懂得有所要求。即使殖民地政府也未能完全達到這種制度美感的最高標準，但港人尤其是中產知識分子，已具備判別制度優越性的品味。回歸後，這種對管治制度的要求，令港人對《基本法》那可能已是比殖民地好一些的制度也不能感到滿意。 二、港英政府在中英談判時已開始推行代議政制的改革，到《基本法》起草與過渡時期，更在香港進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包括制定《人權法》，讓立法機關的組成進一步民主化，這都繼續強化港人判別制度優劣的能力。 三、回歸後，港人對香港產生的歸屬感大幅提升，這本對回歸是好事，但卻也把港人對制度的合格標準同時提高了。用一個比喻，若你租住一個地方，可能不會對這地方有過高的要求，但若這地方是你自己的物業，那自然會有更高的要求，希望它能達到。 四、香港的宗主國由英國換了中國，雖然中國推行的經濟改革相當成功，令不少中國人民脫貧或進入小康，但政治制度沒有根本的變化，仍是一黨專權的制度，國人的政治自由其實沒有很大的改善。這都加深了港人對《基本法》制度的疑慮，害怕大陸的一套會在不知不覺間滲透香港，而《基本法》未必能提供足夠的區隔。2003年第23條立法失敗，及後一直也不敢再提，正是最好的例子。 這些原因造成的政治環境轉變，已先天地令執行《基本法》的人面對更大的挑戰。但三代的特首，都因着不同原因，未能以《基本法》的制度為基礎，去尋找政治空間，靈活應對政治環境的改變，令特區管治的制度能滿足到港人那已提升了的要求。梁振英在三個特首中更是最差的，不但沒有消減港人對《基本法》制度的不滿，反刺激更多人對《基本法》產生更大的不滿。 這種由政治環境改變而造成《基本法》難以實施的現象，更因制度的現實狀況及港人期望之間不斷出現落差，令港人對制度產生的不滿不斷擴大，反過來令落差也變得愈來愈大，成為一個惡性循環。要處理這問題，其實已經不是修改一兩條《基本法》條文就可以解決得到，也不是換一個特苜，問題就會變小；甚至在香港即使引入真正的普選，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把問題解決。 更根本的解決方法，是在已改變的政治環境下，讓港人能以更廣泛、更直接的方式，參與檢討及修改《基本法》，並在《基本法》注入更靈活的機制，去應對未來政治環境能預見或不能預見的的改變，那才有望把實施《基本法》及管治上碰到的困難，置於一個合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