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主席给我一个名单 ——名单上的人都要戴上帽子

<o:p> </o:p>1957 年，文艺界的许多著名人士被打成“右派分子”，隔三差五便有轰动消息。当时主其事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周扬。后来文艺界对周扬自然怨言声声、怒气冲冲。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老干部中，陆定一和周扬是大彻大悟、痛改前非的。周扬为思想解放运动和平反冤假错案出力甚多，但人们对他在1957 年的所作所为仍不能原谅。1957 年的“右派”丁玲等人变成了“左派”，而周扬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却变成了“右派”，前者对后者依然耿耿于怀。    周扬是代人受过。   我曾听到周扬透露文艺界反右派的一个重要情节，公诸于众，以存史实。 1979 年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是我所在的第三组的召集人。那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且因患肺癌动过大手术，但主持会议，带头发言，未尝懈怠。有一天，他没有来。次日，问以故。他说参加（冯）雪峰的追悼会去了（他弄错了，不是追悼会。后来了解，是中组部举行的一个仪式，宣布为冯雪峰的右派问题改正，恢复党籍。追悼会是在这之后举行的）。同去的人说，他一进会场就痛哭流涕。他自己说，见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对故人”。 1975 年，周扬刚从牢里放出来，独自一人，坐公交车从西到东，横跨北京城，去看望癌症晚期的冯雪峰。看到雪峰穷困潦倒，周扬返回家中，向夫人苏灵扬要了三百元钱，再次送去。雪峰十分感动，写了一篇寓言《两只锦鸡》，说：两只锦鸡各自拔出一根最美丽的羽毛，送给对方。雪峰行将就木，唯念党籍尚未恢复。周扬回家后连夜给毛写信，代诉衷情。而这时他本人的党籍也尚未恢复。 我们小组有人直率地问：“当年你怎么下得了手呢？” 周扬这才说出：“抓右派之前，毛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不知内情，谁能听得懂？ 冯雪峰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是“在劫难逃”。1957 年8 月27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宣布：“冯雪峰是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第二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文化部的通知：“你处报来的冯雪峰的材料，经文化部整风领导小组审核后，决定：列为右派骨干分子。”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本没有上报冯雪峰的材料，而是四个月以后补报的。先在报上点名，然后宣布决定，而决定所依据的材料四个月以后才凑齐。处理的程序完全是颠倒的。 名单上的人，有的周扬也想保护，例如漫画家华君武。他说：华君武出身贫苦，到过延安，言论有错，还不是右派。遭毛严厉斥责：“华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扬就是右派！” 周扬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他倒并没有完全归罪于这个名单，说：“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得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陆定一曾自责：“中宣部的任务无非就是整人，今天整了这个，明天整那个。” “胡风分子”贾植芳吃过周扬的苦头，但他坦言：“如果丁玲、陈企霞当权，可能比周扬还周扬。” 以前只知道凑“指标”、按“百分比”抓右派，居然还有按实实在在的预定的“名单”抓右派！而且，没有材料就翻老账。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大规模的翻老账运动。 我们第三组议论纷纷，有人问：“这个名单是哪里来的？”周扬说不知道。 有几位自作聪明的同志说：“一定是江青那个坏女人提供的。” 我说：“不一定。江青不过是看家狗一条！”后来审判“四人帮”时，江青果然说：“我是毛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 我相信周扬的为人，但所说的这个重大情节没有证据。我私下对周扬说：“这叫死无对证。”意思是提醒他，可能有人会怀疑他推卸责任。 他说：“你去看看1958 年1 月份的《文艺报》。” 我有印象，说：“好像专门登了几位作家在延安时代写的作品。” “那就是为了翻老账。你再仔细看看‘编者按语’，是不是主席的话？” 我把1958 年1 月26 日出的《文艺报》第2 期找了出来，“编者按语”的题目叫做《再批判》。确实，那口气非毛莫属，印证了周扬所说的情节。 后来我又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文稿》（内部发行）第7 册找到了这个“编者按语”，那就是铁证了。注解中说：“根据毛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2期出一个特辑。《文艺报》拟的按语，毛不甚满意，改写和加写了许多段落。” 《再批判》的全文如下，括号中的文字就是毛改写和加写的段落：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1941 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在延安时，两位武夫贺龙、王震曾狠狠地批评湖南老乡丁玲。周扬说，当时毛保了丁玲。而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还是经他老人家修改、润色的。   “编者按语”继续写道：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15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1957 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重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两句陶渊明的《移居》诗，从此就有了新的含义。如果哪篇文章成了“奇文共欣赏”，经批判家们“疑义相与析”，必定是“毒草”，对作者则发出“打倒”的信号。故流行的成语词典都要特别注明：“现常用于贬义”。隐逸世外的陶渊明，决没有想到他的诗句会成为毛泽东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