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恒“革新論”：民間自治保港與雙首長制

在本土主義論述流派中，“革新論”的代表人物是香港教育學院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方志恒。這位身材瘦小、娃娃臉的白面書生曾經在去年的佔領運動前，帶領一批學者推出折衷的“十八學者政改方案”，嘗試著挽救走入死胡同的正反兩大陣營的爭端殘局，以較為溫和的，雙方似乎較易接受的方案來走出一條路，惜未能打破僵局，雖敗猶榮，始建立了學者參議問政的雛形團體，給了社會一個清新的印象，市民發現，受尊重的學者界別也是香港政治變革的一股正面力量。<div> </div>政改方案遭遇否決後，本土意識熾熱，多個流派夾著兩年來的不斷預熱，趁勢佔據香港政治生態的話語講台。在港大“學苑派”的“香港民族論”和陳雲的“城邦論”聲浪中，在揮舞獅龍旗的“歸英派”和集聚街頭抗議大陸“水客”的本土“光復派”的伴奏下，方志恒等年輕溫和派以“革新派”的姿態，重新加入這場本土意識的大鳴大放中。<div> </div>革新保港抵擋大陸衝擊波<div> </div>方志恒似乎永遠未失去學者敢於想象的氣派，面對方案可能再次失敗的現實，仍用探索、務實、堅定而平和的方式推出一個不顛覆《基本法》的改良型方案，他的一本由20位學者論文合編的《香港革新論》從多個角度論述了香港的現狀和對未來的政制勾畫。<div> </div>方志恒開的“藥方”，首先是革新保港。方志恒在一篇文章中概歎：我們曾經期盼，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後，會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令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可以有更大的保障——現實卻是，我們面對的並不是什麼“開明中國”，而是一個結合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我們曾經希望，對話溝通的溫和路線，能夠促成港陸之間的良性互動，可以為香港帶來更大的民主空間——現實卻是，天朝宗主大抵從未想過什麼良性互動，只是要香港人無條件跪低投降；我們曾經設想，只要發動一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對政府管治造成最大衝擊，就能迫使北京在政改上讓步——現實卻是，天朝宗主寧願讓香港陷入管治危機，也不願意放棄對香港政權的絲毫控制。<div> </div>方志恒認為，當爭取民主顯得前無進路之時，天朝宗主卻以無孔不入的國家機器為槓杆，透過各種“政治操控”包括選舉操控、媒體操控、政治檢控及統戰滲透等等，全面扼殺香港的自治空間，令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核心價值面臨崩潰。香港人今天處身最壞的時代，在於我們既難以在短期內爭取到民主，就連原來所擁有的各種制度和價值也逐漸失去。<div> </div>方志恒對筆者表示，目前只有革新保港才能度過漫長的黑暗，並建立更強大的“新本土民主運動”，為下一階段爭取“民主自治”及“永續自治”做好準備。<div> </div>他說，革新保港的概念是面對大陸的政治衝擊波，首先要保住自己的陣地，保存自己，積累力量，為下一波的博弈和香港民主力量的出擊打下基礎，只有保住才能生存和發展。如果我們不願意投降，如果我們不希望移民，如果我們不甘於沉默，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革新保港，以力挽狂瀾於既倒。<div> </div>保港三招<div></div>方志恒認為，由於爭取民主政制暫時無望，民主運動應該走向公民社會，建立“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集結民間力量，打好“革新保港”之戰。要做好三件事，才能實現“自己香港自己救”。<div> </div>一是發動“在地抗爭”。由於來自中方的“政治操控”是全方位、跨界別的，因此民主運動不能再只是聚焦於政治制度（包括立法會和區議會），而必須化整為零，在社會各界建立及鞏固民主陣地，一方面在地抵抗各種“政治操控”（合力調查、揭發、抵抗、反制及清除各種“政治操控”），一方面擴闊民主運動的群眾基礎（深入社會各界做好在地連結、教育及動員群眾的工夫），以形成“公民社會聯線作戰”、“社會包圍政權”的勢頭。<div> </div>二是推進“民間外交”。香港傳統以來是海外華人社會的中心，保港運動必須積極聯繫海內外華人，建立香港、澳門、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華南公民社會”，以形成跨地域的公民連結網絡，為香港爭取國際社會支持。<div> </div>三是推動“本土歷史文化”。本土歷史及流行文化，都是鞏固香港人主體意識的利器。近年，以香港人角度書寫的本土歷史著作如雨後春筍（例如鄺健銘的《港英時代》、徐承恩的《城邦舊事》），而進一步集結民間資源，以普及本土歷史研究，將是動員香港人主體意識的必由之路。至於本土流行文化，既是商業產品，更是文化軟實力的體現。主權移交前，當港產片、港劇、廣東歌橫掃台灣及東南亞巿場之時，不單創造了龐大的經濟價值，也為香港建立了強勁的文化軟實力。復興本土流行文化，重新推動為“華南文化圈”創作電影、電視劇、流行歌，既有利於鞏固香港人主體意識，也能重振香港的文化軟實力，為港陸博弈創造有利條件。<div> </div>“民間自治”與“眾籌”“眾包”<div> </div>方志恒表示，一個“民間自治”的時代即將來臨。在後政改時代，當北京不斷收緊香港自治權，當人大8.31決定封上了“民主自治”之路後，社會上一股沉重的無力感正在蔓延，這種沉重的無力感，其實緣於一種“以政權為中心”的國家主義傾向，認定社會的事情只能夠由政府來解決，所以當建立“民主自治”變得遙遙無期之時，香港民主運動頓時恍似失去方向。<div> </div>他認為，原無線電視台記者吳曉東利用“眾籌”開辦FactWire電子媒體成功，預示了一種“以社會為中心”的反國家主義的“民間自治”路徑。FactWire以及早前的Hong Kong Free Press，以“群眾集資”開拓獨立新聞媒體的綠洲，正是香港人抵抗“政治操控”捍衛香港自主的利器。<div> </div>方志恒認為可以透過“群眾集資”與“群眾外包”等方式，建立一個“民間自治平台”，透過匯聚民間力量（物資、資金、 技能、想法、人力）推進民間議程，包括以“群眾集資”方式推動公民參與（例如籌辦民主大學、動員選民登記）、普及本土歷史（例如將本土歷史著作漫畫化、動畫化、遊戲化），或者以“群眾外包”方式推進民間外交（例如將政治事件製作成多種語言的懶人包供外地媒體／意見領袖使用）、以至支援民間社企（例如將部分工序外判予網民處理）等等。<div> </div>根據方志恒的邏輯，只要不再圍著政府團團轉，建立植根社會的民間自治意識，香港人就能化被動為主動，尋找到一條“革新保港”之路，真正實踐“自己香港自己救”的精神。<div> </div>方志恒說，革新保港、民主自治和永續自治是短、中、長期的三部曲，“革新保港”就是不再期望政治建制，改為以民間社會為中心，實行在地抗爭，在各界別當中抵抗“赤化”、建立香港的主體性，進而建設本土民主，而民主派則扮演群眾動員和連結的角色。<div> </div>“雙首長制”可以有效將主權與治權分離<div> </div>在方志恒的“革新論”中，他提出了一個頗為新鮮的建議，就是在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之下，再設立一個“副特首”的職位，在香港實行“雙首長制”。這個設想的理據是，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政府除了國家外交、國防等國家層面的政策和事務外，可以自行處理內部事宜，並向中央政府負責，以及向香港市民負責。《基本法》實施多年來，香港特區事務的管治權中參雜著一些模糊不清的管治授權爭議，中方認為有些香港事務，特區政府授權有限，而香港社會不同派別則有不同的解讀。如何有效實施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如果不能釐清中央和香港地方的管治責任範圍，就不利於體現香港特區的憲制權力。<div> </div>因此，方志恒提出的“雙首長制”旨在解決主權和治權的分工問題。他說，特首的工作可以包含主權層面的責任，香港重大政策，與中央的關係和協調，涉及一國兩制差異的部分，由特首來匯同中央處理。特首職位下面增設一個“副特首”性質的政務司長，由全面普選產生的立法會多數黨領袖出任，專門處理香港內部事務，屬於《基本法》賦予特區政府的管治範圍，均由“副特首”全權處理，這部分的工作透過立法會只向香港市民負責。這樣便可以解決主權與治權界限不清的弊病，香港的核心價值、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容易維持。<div> </div>方志恒沒有系統地解答如何釐定主權事務和治權事務的範圍，如果中央政府將一些本來屬於香港特區內部事務當作國家重大事務和政策看待而不認可特區政府的相關政策時，如何在香港本土利益和全國利益之間作出平衡。目前的管治爭議其實大部分都是屬於這類相互矛盾的詮釋。但方志恒認為，何謂主權何謂治權，永遠存在灰色地帶，真正的界線取決現實政治和港陸之間的博奕，關鍵是香港人要爭取最大的談判籌碼，才能確保有最大的民主自治空間。<div> </div>2047憂慮<div> </div>與香港其它本土派別相同，50年不變的承諾在2047年之後如何延續成為眼下一個熱門的討論話題。方志恒也意識到這個2047的“二次前途”問題。他認為即使中國民主化了，香港仍然值得捍衛自治地位，保持其特色長期不變，他稱之為「永續香港自治」。2047年之前，《基本法》保障了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不太容易明顯改變這個現狀。但是人們焦慮的是，《基本法》規定的50年制度不變的時間過了，香港還是否能夠存在現行制度？<div> </div>方志恒認為，現狀就要關注2047年後的情況，應在這個日子來到之前做好各項準備，包括提早與中方談判，包括在永續自治的努力上，港人要從革新保港開始行動。<div> </div>方志恒的“革新論”不觸及《基本法》原則的改變，也沒有著重提出撤銷人大8.31決定的訴求，只希望在《基本法》框架內的剩餘空間做文章，調動公民社會的力量來啟動民間自治，為將來的憲政改革建築堅實的民意基礎，以公民社會和民意來包圍政改工程，迫使政制模式能夠符合香港獨特制度的發展走向，而不是走向與大陸制度的共融。<div> </div>（作者為東亞民情研究社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