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梅荪：从国务院秘书到访民，感怀胡耀邦“简法护民”立法观

口述君的话：   俞梅荪先生的经历，是三十年来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侧影。他所述及的胡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法治真义。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Dec/1216201517-2b.png" width="500" height="364" alt="" /> 图，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后，俞梅荪常在中南海东南围墙的胡家门口徘徊，胡家在围墙外，其正门在会计司胡同里。   口述：俞梅荪，1953年生于北京，1984至1994年从事立法工作，曾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组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任顾明（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规研究中心主任、后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秘书。参与《“七五”立法规划》和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后因“泄露国家机密罪”入狱三年。出狱后帮助失地农民维权，也为自己和家人维权，撰写回忆胡耀邦、万里、乔石等致力法治建设的文章。 采访：刘青松 时间：2015年12月5日 地点：北京   我父亲俞彪文原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经济专家，1949年5月，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我家原住月坛北小街5号院的财政部宿舍。1957年，父亲在“反右派”运动中被迫害致死，当年的邻居哥哥北岛，前年写的《三不老胡同》回忆文，提到我父亲之死。当时，我母亲带着四岁的我和一岁的弟弟回上海老家投奔我奶奶，我和弟弟成了“黑五类子女”，饱受欺辱。   我69届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八年后回到北京当了壮工。1979年，我父亲的“右派”问题被“改正”。这年我考上北京西城区夜大法律系，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这是我国高校第一次开设的经济法专业，号称经济法“黄埔一期”。在最后一个寒假，我撰写的论文，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法规研究资料》发表。毕业时被选拔到国务院从事立法工作，1988年起任顾明的秘书，兼职北大法律系副教授，在中南海工作十年，历经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胡耀邦厉声责问：立三百个法，人们记不过来，这怎么得了！   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1981年成立，对国务院各部门制定和修订法规，进行规划、指导、组织和协调。1982年的《“六五”立法规划》列入需要制定的法律法规145个。总书记胡耀邦批示：“总的感觉是：1，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2，法，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1982年5月3日”   这145个法律法规都陆续出台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更加需要立法来调控各种经济关系，维护社会秩序。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会议期间，我为顾明起草《运用经济法律搞好企业改革》的文章，在《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被编入中央国家机关贯彻全会精神的学习辅导材料，社会各界开始认识新兴的经济法治建设对改革开放的促进作用。我曾参与为赵ZY、万里、习仲勋、乔石、李鹏、姚依林、谷牧、彭冲等领导人起草关于法治建设方面的讲话或文稿。   1985年7月，赵ZY主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专家学者两百人到会，会议要求加快立法。我受命起草《“七五”立法规划草案》，列入需要制定的法律法规200个，加上与会者的建议，共达450个。其中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朱鎔基立即回信，要求立法17个，随即由国家经委法规局增加到了31个。   我归纳出需要制定300个法的《送审稿》，报送中央政治局。邓小平、陈云、胡乔木分别由秘书打来电话，表示赞同。赵ZY批示：“原则同意，可征求有关方面意见，报国务院。”姚依林、李鹏、谷牧、陈慕华、张劲夫、宋平、乔石、胡启立、田纪云等批示同意。只是迟迟不见耀邦的批复，我心里很不踏实。   半月后，耀邦办公室临时通知去一人开会，当时我没在，一位同事去了。   这是耀邦出访归来的吹风会。结束时，耀邦高声问：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人来了没有？那位同事说，来了。耀邦厉声责问：“你们的规划要立三百个法吗？一个法要三、四千字，三百个法就是百万字呀，人们记都记不过来，这怎么得了啊？！你回去就说，我不同意啊！”他的态度之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这位同事回来对我一说，着实把我吓懵了，好几天才缓过神来。   你知道，当时法律界的主流观念是，建国三十多年，我国的立法，基本是空白，要做到各项工作都能有法可依，急需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立法；各个法律的具体条文要详细，由司法人员掌握就行了，不需要普通百姓了解掌握。如果发生法律问题，警察秉公执法，律师依法维权，检察官和法官依法审判，老百姓只需找相关司法人员解决问题即可。   当年我对耀邦的印象是一心为民的大好人，我很喜爱。他难免也会有不足之处嘛。私底下，我不服气地对同事说：“耀邦对立法真是外行，冒了个大傻气，惹出大笑话了。”   随后，各地又报来300多个立法要求，加上原来的，共达850个，我重新筛选出300个。由于立法是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具体工作，不再报送耀邦，由总理签发了。1987年初，耀邦下台了。   之后的五年，这些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包括《国家安全法》、《警察法》、《保守国家秘密法》等。   宣传法治，反被“法”治   我曾任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综合秘书组组长，分管宣传，联系新闻界。我任顾明秘书后，常有中央大报社的资深记者来访，深入了解立法进展和宏观背景，而给予指导。   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前夕，《十四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发到中央各部、各民主党派，也发到中央几大媒体，由他们掌握情况并跟踪报道民主党派的讨论情况。在上海的《文汇报》没有此文件，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启承专程来京，要看这个文件，派其驻京办主任首席记者反复找我，说是为了搞好十四大宣传，使我没法推辞。   因为文件很长，外人不便在顾明办公室耽搁太久，《文汇报》驻京办主任坐车来，我带着文件，跟他到了驻京办。我强调，机要文件不能离手，只能当我面看，不能复印。对方抄录两行字：“要发展市场经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他们根据这三个新精神发表了系列社评文章，组织了几十篇报道，反响很好。十四大新闻领导小组通报表彰三家媒体，有《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有就是《文汇报》。   之后的一年，接连发生“河北省衡水县农业银行100亿美元信用证诈骗案”和“长城机电公司10亿元非法集资案”等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特大案件。我指导《文汇报》驻京办主任首席记者搞好法治宣传，给他看了文件。   1994年1月31日中午，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的五人到中南海，接我出去吃午饭。我问，是不是为了国家安全立法的事？他们说是，答应一小时过后送我回来。我连外衣都没穿，匆匆上了车。   我被送到长城饭店附近的楼里一个小房间。有人问我：“你和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有什么联系吗？”我说有啊，把如何指导该报搞好法治宣传而取得成效，当作好事，详细介绍。   第二天，他们把我送进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我万万没想到，《文汇报》的人盗印了文件，我因此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要犯。警察说我谈得很好，明天就送我回单位，连续几天都这么说，要我好好配合。我因工作疏忽而出了事，很自责，应当负连带责任，又觉得给他们招来麻烦，很辛苦，我很过意不去。我有问必答，尽量多谈一些。警察的记录多有扭曲和出入，我不计较，都签了名。后来，审问记录的出入越来越大，意思完全相反，我要他们更正，被拒绝被辱骂，逼我签字。   最后一次只有一个警员审问，没有专职记录员，这是违规的。他说：“你给人看的是《十四大报告（送审稿）》、《十四大报告（讨论稿）》。”我连问了几个“嗯？”之后，他给我看了《十四大报告（讨论稿）》复印件，我说不是这个文件，并且说明：“同样是绝密文件，《送审稿》是上报中央政治局的，《讨论稿》是中央讨论的，我没有这两个文件，只有《征求意见稿》，是征求各部门和党外民主人士意见的。”之后，要我在审问笔录上签名时发现，我问的几个“嗯？”，都被写成“嗯！”，疑问词成了肯定词。我拒绝签名。他翻到最后一页，让我看到我所说的“不是”字样，执意要我在每一页签了名。   接着，我被起诉了，要看相关法律，被狱警拒绝。检察官和法官分别来审问，我按其要求赶写的案情材料，请狱警转交，两天后被告知，已按时送达检察院和法院了。一个月后，我发现材料被扔在值班室的废纸堆里。我要讨还，被拒绝，还被体罚，不许吃饭。后来，我被狱警打骂，膝盖被踢伤，不给治疗，腿拐了一个月。   1994年7月，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律师为我作无罪辩护。他说：“俞梅荪的行为不具备犯罪构成的三个必备条件：犯罪动机、社会危害、手段卑劣。俞为支持《文汇报》‘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动机是好的。该报的十四大宣传受上级表彰，社会效果是好的。俞支持党报搞好宣传是本职工作，与该报之间属于公务交往。俞因工作疏忽，文件被盗印，但没有犯罪，所谓证人证言，完全站不住脚……”   江平律师的无罪辩护被判定“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采纳”，我被判刑三年。我当庭说，《判决书》上的《讨论稿》证据是错的，所谓证人证言，其实是该报作案人颠倒是非，栽赃陷害。   江平律师继续为我上诉。北京市高级法院开庭，我请求与两位所谓证人当庭对质。法官挥着胳膊训斥：“人家是党员老同志，是好人，你是坏人，他们不会冤枉你，你要老实交代。”我绝望地站起来，握着拳头冲上去，指着他怒吼，他哑口无言。   我被铁牢的门响惊醒，痛感耀邦深意   我这个资深立法工作者，遇到党的喉舌《文汇报》来求援，指导他们搞好法治宣传，反而成了罪犯。那天我在绝望中被押回阴暗的牢房，当厚重的铁门在我身后砰然关上的一声闷响，忽然想起耀邦的严厉批评，如一声惊雷，把我震醒了。   谁说耀邦不懂立法？他深刻认识到，在我国从人治向法治社会的转折时期，只有重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大力开展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广大民众掌握法律，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我一向认为，司法人员都是秉公执法的，我坦诚相待，毫不防范，直到发现他们颠倒黑白，公然造假，威逼利诱，还把我踢伤，才看清他们执法违法的真面目。当我需要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来申辩，警方却不让我看任何书刊，不给纸笔，被弄得束手无策，任由其“有罪推定”，“依法”任意宰割。资深法学家江平为我辩护，败诉而受辱。   这个案子应了耀邦的批示：“法，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创造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这就是耀邦担心的“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要走向反面”呀！“有法不依”要比“无法可依”更严酷。法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不是这样，立法再多，又有何用？反而具有欺骗性，我作为资深立法工作者都未能依法保护自己，更何况是老百姓啊！法，如果成了利益集团和强势群体危害社会的利器，法治走向反面，这又怎么得了啊！   法治建设的前提是，必须向民众普及而使其掌握并形成公民社会，必须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对司法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三者缺一不可！   我终于明白了耀邦的深意。立法再多，还是虚的，法是要人去执行的，司法人员既能成为除暴安良的天使，更能成为置人于死地的魔鬼。首先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执法，法又必须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他们保护自己的武器。如果按照耀邦的法治观念，可以减少多少冤假错案啊！在昏天黑地的铁窗里，我终于用血泪和耀邦对上话了。可惜，这一天来得太晚了。   我刑满出狱，时任北大法律系副主任的老同学吴志攀（现任北大常务副校长）来我家。我说：“北大的教育有问题，当年咱们的刑法学老师张文教授讲课说：‘警察、检察官、法官都是严格依法办案的’，这使我对他们都很信任，没有防范意识，结果却被违法耍弄。如果我们法学专业的学生，连自己的合法权益都没法保护，还怎么去依法维护他人的权利呢？”听我这么说，他很震惊。   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   因我拒不认罪，在狱中受到更多的惩罚。   我出狱后才知道，文汇报社和这个案子相关的人都已经高升。他们向我致歉，说是正在与法院交涉，改判后，报社立即赔偿我的全部损失。我自己则可在原单位恢复公职。他们要我保持低调，不必再向法院申诉了。2002年起，我不断接到文汇报社领导的通知，说上海市国家安全局正在复查，将派人到北京向我了解案情。   只是，年复一年，没有下文。   2011年，我到《文汇报》驻京办询问复查结果，多次被报警，说我刑满释放来闹事，被警察带走审问。之后再去找《文汇报》，总是被蒙骗，被敷衍，每次回家都气得大病一场，在病中拄拐杖再去驻京办，又被欺辱，出门时摔倒在地，滚下台阶，牙齿和膝盖摔伤出血。要不是被爱人拉住，我就和他们拼了，同归于尽，成为又一个杨佳。杨佳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2014年8、9月，我到了上海，到中央第二巡视组上海接待站上访10次，接待人员都很同情，很义愤。他们责成《文汇报》解决，材料转到报社，不被理睬。   我落难而又被人欺负，祸及我那在上海孤寡残疾的弟弟，他的祖居住房被私企老板非法强占，无家可归，我和弟弟依法维权上访和打官司，反被欺辱，求告无门。   我常常想起耀邦。谁说耀邦不懂立法？法贵简而易行，刑贵轻而能禁。立法不在于多，而在于以民为本，简法护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布各种法律数百部，行政法规成千上万件，但是对老百姓来说，司法部门像迷宫，成黑洞，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中国社科院原马列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曾对我感慨：“法在没事时管用，在有事时就不管用了。在人治的社会里搞法治，口惠而实不至，还不如干脆搞人治呢。”你看，耀邦在两年内主持平反了三百多万件冤案，其实不是法治。耀邦是用人治的办法，纠正了人治的错误，拨乱反正，走向正轨。   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核心是一句话：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