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 批判军内教条主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作者按：今闻楚青女士逝世，自然联想起粟裕大将一生莫名的坎坷挫折。谨以此文问真相、求公道、浇块垒、祭亡魂。   中共建政，毛“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虽然执政党表面不再设军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代，里边装点着几位降将），军权么，依旧牢握在手——军费当然是全民出。事实证明，也真没人有过丝毫觊觎，包括在诡异的1958“反军内教条主义”中，台上整人的和台下挨整的。   何谓具有中国那个年代特色的军队“教条主义”？1958年，彭德怀、黄克诚（以及邓小平）一通义正词颜的厉色，反的究竟是什么？刘伯承粟裕他们，直到死去、甚至死后几十年，才极为低调地、遮遮掩掩地获得平反（报上登篇回忆文字）：怎么就那么十恶不赦？   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说：刘伯承与李达、萧克等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以“教条主义”痛遭到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几十年不给平反，根子都是邓小平。刘、邓之间的矛盾在进军西南以后就更处激化、且已公开化了。   李达、萧克在邓小平复出后，曾写报告给邓小平要求对历史事件给以平反，并让刘伯承在报告上也能签字。刘太行说：我爸爸对李达说：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叮菩萨”，找错了人！果然，李达的报告邓小平没有同意平反。   后来，杨得志、张震二人去找邓小平，要求给58年扩大会议受批评的人平反，结果碰了大钉子。邓小平说：你们找来找去都没搞清楚，58年是谁负责批刘、粟、萧、李等几个人的，那个会的组长、负责人是我！你们不要再找别人了！张震说：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到此为止了。   事情发生在1958年春夏之交。中央特令的“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月，彭德怀主持。人数从300多增加到1200。地点么，三座门总参俱乐部已经容纳不下，转战至怀仁堂。   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建政以来，这是毛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不仅亲自到会，还一次次台下布局台上讲话——可见此事在他心头的份量。而与本文相关之处，就是邓小平所扮演的角色了。这角色，当时看来，“作为毛钦定的‘监军’，邓小平不仅全程参与了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而且态度颇为积极”；他自己晚年的招认则是：“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时至今日，我们后世读史人从中品出的，或许是：初践决策顶层，实习生邓小平得了高分。   这场大戏，直到今天，也没见清晰论证。翻检《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可是邓氏郑重定盘、担纲“新时代意识形态标尺”的巨制喔——说到了1958年的“三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说到了“‘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说到了庐山会议后期全党如何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而发生在同一年的、搅进了几乎全部元帅、大将、上将的军队上层“整顿”，一个字没有。   不则声，是因为“无足道”，还是“不可说”？   越过史家们对会议纷纭无章的描述——没法儿“有章”——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作为主持人彭德怀（包括前场吆喝的黄克诚），从头到了，也没弄清这齣大戏的外场噱头与后台玄机，无论会议当场，还是到了后来他自己庐山挨轰、挂甲屯僻居、驱赶至大西南、再押解回京。林彪的角色也相当诡异：可以说成“蹿升期”（1954-1962）的表演；也可说成“伴君如伴虎”的无奈——时至今日，谁能清晰理出毛酋将“党”与“枪”玩弄于指掌的脉络？   1996年，原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中将以及王焰、王亚志、王承光《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揭示出毛对彭位高权重、难于驾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而心存忌惮的开端。   如果从头细说，怕是够写几本书了，绝非本文可以容纳。但邓小平的一时遭贬、他返京之后与叶的联手，以及随后的疏远、他个人声威的维持、他89年的最后一掷与90年的鞠躬谢幕，无不与这回这“不可说”，重大串演相连。   这里试一试从头简述——   大跃进，毛之心爱。军人们，特别是有思想、有见解、具有职业化倾向的军人，反应冷淡。期待着“喝彩与倾心拥戴”的毛有点失望：这节骨眼儿都不紧跟，谈何忠心？如果再加上那阵子桩桩件件发生在邻家的惊险：苏共20大报告（鞭尸斯大林）、朱可夫事件（军队自行其事）、匈牙利事件（指挥官中立、军队倒戈）……别怪圣上要示以颜色了。当然，“马+秦”何等角色？他在等，等出手的时机和“话头儿”（当前的流行语是“拿什么说事儿”）……。   和全国一样，解放军也曾（依照党的教导与决策）“一边倒”地全套照搬苏联：教材、教官、教学体系、作息制度（包括我们当小学生时候戴的贝雷帽）……不识几个大字的“揭竿而起”们，能一点气没有么？到1956年，顶层对苏联有了别样感觉，底下的牢骚当然也与时俱冒。总参、军委派调查组前往，写报告、发文章……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开会，即载入史册的“训总四级干部会”——这些，如果以正常的眼光看，都属于日常工作中的切磋与摩擦。   但是，绝对不会写入官家《年谱》或者《大事记》的，是参与者（以及谋划者）私底下打的小盘算，包括毛本人最在行的“窥测时机以求一逞”。   先是他在南宁会议（58年1月）上发话：   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吸取教训！怎么吸取？深入讨论弄清情况（包括军队体系、党在军中角色、和平时期军队职志……），还是通过整风敲敲中国的朱可夫？   初春，“训总四级干部会”在北京召开。萧克他们兀自“贯彻党中央的‘双反’决定，开展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一个劲儿学苏联的）‘教条主义’；对全军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还把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的副总长张宗逊叫回来“听大家意见”——南宁会议（1月）上那段话，居然没注意到。同样没有注意到的，还有正开着的那个为大跃进鼓劲、号召“攀比赶超”的成都会议（3月）。   在此局势下，“秦+马”再度就北京的将军们发话：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须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邓当然紧跟：“军队高干要整风，大鸣大放，恢复过去那种政治风格”。   成都会议风风火火地通过了40多个灾难性文件，包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军队整风、整编”。   萧克他们的会还在反“右倾保守和贪污浪费”。邓小平发话，说总训 “方向不对、风气不正、水平太低”；主观上很愿意紧跟老毛的彭德怀也发了些没章法的脾气（“反张宗逊就是反我”）。最后的结果：中央指示军委运用整风的方法开扩大会议，让高级干部鸣放起来。   读史人今天已经可以明辨，这不正是毛最爱玩的一手么？可惜，在1958年的初春，别说萧克李达，就是黄克诚、彭德怀，甚至邓小平，都还没有完全摸清这手牌怎么往下打。   面上的情节是：总训的会还没开完，成都会议的精神已到——总政派来了工作组，宣布“训练总监部搞教条主义”。会，不要再开下去了，命萧克出席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此时已近五月底。   预备会之后，5月27日，钦点“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场。处于关键位置的总长粟裕被拎了出来。当然，会上给他戴的，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帽子——“教条主义”这棒子暂时还没有重磅出台。   谁都知道，正派、本分、谦和、沉静，足具资历却坚拒元帅衔的粟裕，最能打仗，最不争功、最不抢位子。更为突出的，是伟大领袖对他的军事才华由衷地欣赏。别的（比如“粟裕立了第一功”等等）说起来太长，仅举毛1961年对蒙哥马利元帅所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粟裕被第一个提溜出来批，面上看是前一天“元帅会议”（军队整风“督军”邓小平主持）的决策。粟裕你不是牛么，看元帅们如何声色俱厉——纵观古今中外军史，有谁见过腥风血雨过来的战将们，如此揣着自己的小情绪甘受拨弄——毛没有出场，态度是“表示支持”。   这唱的是哪一齣？   粟裕当然检讨不迭：主持总参工作之后的“三次擅权”云云。但这样区区工作失误，谁没有？何况里边还夹杂了那一个个压他一头的大人物之间的龃龉。   瘟头瘟脑批了一阵，正不知怎么了局，毛收到彭转来的一封致主席团的信，“对会议的开法不满”，希望“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哈，话引子不期而至。毛批示：   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彭和黄跟进。5月30日，传达毛对会议的指示：             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依旧面上噱头。底裡呢——解决什么问题？   毛主席终于现身：先后三次到会，在不同范围发表讲话——简直就是一年后庐山会议的预演。当然里边谁是“你”，当由伟大领袖随局势而换：    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   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   依照屡战屡胜的老章法，他先回顾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错误，继而转到眼下：   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   点出之后，开始上纲：   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   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开始点名，翻出刘伯承曾经说过的、很让他不爽的话。刘在某次曾说：“有些同志并不从现代军事艺术的进度和我们现在实际环境来活用现代的战术与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的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的当现代战略。”   接着酸酸地予以发挥了：   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有什么军事学？不过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答复中央苏区那时候的争论的。（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此与谭政还有一段牵扯，择机另议——著者）因为怄了一肚子气，人没有气是写不出文章来的。   这就是说，军内有人——不论他资历多高、功劳多大——居然不把同样是军事家的“秦+马”放在眼里。到这里，终于扣上了主题：   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   林彪跟进：   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   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   毛当场称赞：“这样好！”——这是29日的座谈会。钦定为军委扩大会议之核心。   到了此时，也即令众战将惶然懵然的核心会议之后约一周（6月7日），毛泽东专给邓小平写信说：      6、7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彭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什么大事——点名还不够，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 　 7月10日，刘伯承抱病到大会上作检讨。萧克也如是。在愈斗愈猛气氛下，萧克、李达成了“反党宗派集团”, “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   7月14日，粟裕在大会上第二次作检讨，把别人强加的罪名，差不多都认了下来，才算基本过关。      最后，是彭德怀机械读出的、吓人套话连篇的《总结》：   在军事训练部门和某些院校中，极少数同志具有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他们一直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抗拒中央和军委关于反教条主义的指示，严重地阻碍了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开展。其中，萧克同志，不仅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以他的面貌来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   错误的军事路线产生的主要根源是：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   一场让所有人惊愕不已的乱仗！ 毛——在邓的辅佐和林的起哄架秧子之下——到底要干什么？   如果我们后世读史人从结局，即两个月来高级军官们胡乱倾轧之后的结局（即哪人上哪人下，谁从中获得了什么）来分析，或许得以琢磨一二：   l 最有见地而且敢作敢为的大校蔡铁根惨遭“全撸”，文革中被枪决； l 有思想、有承担、不钻营的上将萧克被赶出军队（他主管的五大总部之一训练总监撤销）； l 功勋彪炳但不干政、不揽权、跟谁都不拉拉扯扯的大将粟裕求去而不可得，闲置终生； l 高资历、低姿态，且最具职业军人风格与素养的刘伯承从此成了摆设……。   这些，都是台上搬演。搬演之后，留给中国的，就总体而言，则是掐掉了共和国军队正规化、现代化之苗头——刚冒头就掐，甚至并没有冒但有可能冒就掐。   “正规化与现代化”，不是一直掛在嘴边从没丢过么？说得不错。但何谓——“规章制度、条列条令、守土保国”？这就是军训、军事院校的宗旨么？有谁考究过毛心目中的“正规化与现代化”——不惜国人挣扎于贫困，乃至上千万地饿死，也要不计代价地追求的“正规化与现代化”？这就是：武器必须好、可以不计一切代价地最好。但执掌武器之人，对不起了，必须永远并且时刻忠于党：说得再具体点，就是忠于党的领袖。   对此，邓小平是不是100%同意？如果有折扣，打在哪里？ 中国的朱可夫——如果有，或者暂时潜伏着——这回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