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主義形成的路線圖及成因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香港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1月14日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時特別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官方刊物《學苑》及其出版的書籍《香港民族論》，指其內容推動港獨。自此，社會中部分人的本土主義傾向及港獨主張一時成為大眾的話題和輿情的焦點。 香港人近年的本土意識高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本土意識經過自然的冗長的社會演變而產生，對不同世代有不同的影響和意義，亦對香港的政治有莫大的影響。在政治上高舉本土價值的人被稱為本土派，但本土派並非一個系統成形、主張統一的公民組織，而是一群重視香港本土價值的人透過不同的理論探討、主張和行動來守護本土的價值。  香港的獨特性成為本土價值 香港作為英國曾經統治150年的殖民地，具有獨特的殖民地色彩文化、語言和社會風貌，與中國大陸差距很大。同時，香港具有客觀的群體本土主義內涵，主權移交後，香港人需要對不同的身份作出調整和融和，他們因為明顯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和族群存在難以融合的區別而內心無法協調和適應，加上近年湧動著大陸的進襲性政治歸化傾向，令人厭惡的管治介入，香港人本能地降低了其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度，甚至產生逆襲和抗拒。 有學者曾經用巴拿馬運河把東太平洋和西太平洋融合來比喻香港的經濟地位，以該比喻來形容中國和世界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種差異，而香港作為中間的樞紐，就像巴拿馬運河一樣把中國和世界社會連接。 1997年英國把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雙方透過中英聯合聲明所設定的一國兩制來保障香港的獨特地位，香港具有港人治港的高度自治權利，維持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然而在一國兩制實施時，香港和中國雙方因為政治、社會環境、文化、經濟的不同，伴隨著中國國力快速成長，開始爭奪對世界事務的更大話語權，同時也要求對香港有更多話語權和決策權，導致香港新世代，特別是較年輕的一代感到日漸嚴重的影響，因而更重視自身的本土身份和價值，以致本土主義抬頭。  香港是一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文化源於中國大陸，種族亦以漢族人為主。然而由於中國地大，地方風俗各異，香港亦然。香港居民的語言為粵語，使用中文繁體字，另一方面，香港經過長久的殖民地統治，以行之有效的西方官僚制度管治，成功與西方社會的文化融合，學習到西方的人權、法治以及英語等中國大陸過往沒有的事物。1970年代，香港政府作出一系列改革，設立公共房屋、改善醫療系統，建立廉政公署，令香港的貪污大幅度減少，取得香港市民的認同。 中國人的身份問題 據觀察，中國人的身份是20世紀才形成。關於“中國人”並沒有明確的定義，現時泛指的“中國人”，在種族、地方風俗、語言上都有相當的差異，“中國人”只是一種人為地建構出來的觀念。身份認同需要國民同質化，即需要在生活上和思想上具有共同性，亦需要有歸屬感，即自覺地認為自己歸於該民族。 本土主義者認為，歷史教育可以建構國民的身份認同，甚至可以人為地建構國民的集體記憶。在世界各地都有華人聚居，而身份又不是中國人，例如新加坡主要種族為華人，例如居住在外國生活超過一代的華僑。他們的生活上和思想上都與中國大陸人有所不同，他們從未在中國成長，又或者已經不認同自己為中國人，其集體記憶建構亦和中國大陸人有差異。由此可見，雖然同為漢族血統，“中國人”、“華人”的身份亦可以十分模糊。香港人的歷史發展、語言、制度、集體回憶也與大陸不相同，因此中國人的身份解釋難以說服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理解，因此他們有華人的文化，但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文化，中國民族主義並不能約束他們的思想。  世代變遷與身份認同  人口遷徙所造成的居住地身份認同也隨著新世代成長而慢慢與中國大陸脫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大陸發生國共內戰，期間有大量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的難民，香港的人口由1945年的60萬上升至1951年的超過200萬。 這批難民，特別是親國民黨人士是以難民的身份來香港，他們視香港為一個暫居地，並且期盼能夠回歸中國大陸居住。他們對香港缺乏歸宿感，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強烈。由於他們經歷戰亂，因此十分著重經濟發展。很多在香港生活的人視香港為暫居地，外國記者曾以“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a borrowed plac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來形容主權移交前的香港。  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戰後嬰兒潮出身的香港人，他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1960年代時，他們不滿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上流機會少，工資低下，缺乏勞工福利政策，生活欠缺保障，政府貪污和物價高漲等現象而對香港政府反感，歸屬感低落，他們在“六七暴動”初期甚至還對工人採取同情態度。  “六七暴動”後，香港政府調整政策，採行本地化政策，逐步開放公務員體制，並透過進取的社會政策和社區發展塑造有別於中國的香港本土認同。因此在1970年代的香港社會，當時出現兩種對立的身份認同，一方是激進理想主義的年輕一代“認中關社”（認識中國、關注社會）的民間運動，追求中國認同，反對殖民主義；另一方是香港官方的香港“本地歸屬”(Hong Kong Belonger) 定位。直至1970年代中後期，香港學運、社運的理想主義者紛紛因文化大革命之破壞及中國的長期動盪而理想幻滅，進而反思。  同時間，香港經濟起飛，該世代的香港人為最大得益者。這個曾經經歷物質匱乏的新世代人群，目睹了香港經濟告訴發展的過程。他們在香港繁榮安定，物質生活得到滿足後便安於現狀。在面對香港政治、經濟、文化的轉變時，有的人選擇移民。  1980年代出生、成長的香港人是“六七暴動”後香港政府政策改變和香港經濟起飛的受惠者，以港劇、港產片為代表的香港價值副產品向外輸出，他們成長在香港軟實力和硬實力最輝煌的時期，視香港為家，十分享受香港本地人的身份。他們成長時的物質生活已經有一定的保障，因此更注重精神上的生活。 由於香港的經濟開始成熟，向上流動的空間大幅減少，1970年後期至1980年代出身的他們，經歷了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不安，亦經歷了1989年“六四事件”帶來的沖擊。1997年主權移交後他們經歷了社會的轉變，香港民主化受阻等事件，進而激起他們的本土意識。 1990年代出生的世代並沒有經歷香港最輝煌的時期，他們的成長過程中，香港主權歸屬問題已經塵埃落定，8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的輝煌時代，香港作為“東方荷里活”把文化外傳的歷史已經過去，對他們來說那一段歷史只是上一代人口中的傳說。他們接受的是去政治化的公民教育，重點培養香港人對國家的忠誠，宣揚中國的光明面，有別於西方除建立國民身份外，亦重視培育民主精神的公民教育。中國雖然在改革開放後逐漸強大，但亦衍生出不少社會、人權問題，一大部份人發現國家的現實和理想不符，便會對自己的身份產生懷疑，最後發展成為強烈的本土意識，接受香港人身份多於中國人身份。  民主進程緩慢普選落空激化本土主義  《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有主權移交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而民主化是落實港人治港的重要一環，因此香港人普遍相信和期待“民主回歸”，認為香港在主權移交後能夠透過民主化當家作主，在中國管治下能夠自行管治香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1997年回歸後處於較低的水平，2003年沙士後開始上昇，2008年北京奧運期間，國家認同處於最高峰，但之後一直下滑至今，年輕一代尤甚。 97年主權回歸至2003年，中央政府較少插手香港的內部事務，直至2003年因為基本法23條立法而引發50萬人上街，因而中央政府意識到香港的發展與中央政府的預期有嚴重落差，從而改變政策，加強統戰，爭取在香港的話語權。幾年前，曹二寶的第二管治團隊浮出水面，在特區政府之外，這個中方的影子管治班子操控著港府施政，給港人若隱若現的感覺。 在中央政府加強對香港的主導政策影響浮現前，2005年董建華下台，香港經濟復甦，中國的國力上升，透過舉辦奧運的項目展示實力，香港人的愛國情緒達到頂峰，而本土意識在該時期較弱。  然而，中央政府希望掌握香港局勢，拒絕讓香港市民在2007年普選，而在決定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辦法時承諾讓香港在2017年普選及2020年立法會全部直選。  政改方案在2010年獲得通過，香港社會預期在經過漫長的等待後可以實行民主，港人治港。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唐英年和梁振英都被指有誠信問題，令香港人發現現有選舉制度的弊端，更期望能夠達至包括提名權、參選權和被選權真普選。港府建議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獨立成科的問題，令香港人擔心子女接收大陸政治中的錯誤信息，更激發香港人的本土意識。 2014年中，中央政府先推出“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一國凌駕兩制的地位，又在2014年8月31日決定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得到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支持才能參與全民投票，變相掌控篩選候選人的權力。香港人對真普選的願望落空，最終激發大批市民佔據道路的“雨傘運動”。運動最後在毫無實質成果下遭到清場，令市民對中國大陸的不信任達到近年的最高點，本土意識節節上升。  本地保育不力與大陸人的湧入 香港一直被宣傳為非政治化的經濟城市，文化方面，香港較為原始的本土運動先是要求保留代表香港歷史的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運動，後來又有要求保留土瓜灣聖山遺址的文物運動。香港人因為來自大陸的投資移民來港購買物業而令樓價高企，香港人又因為對單程證沒有審批權，大批移民無止境地湧港，脫離香港的承受能力，被認為來港搶福利，令港人反感。另外香港人因為大批自由行旅客來港消費，遠超香港的負荷能力，令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亦感到十分困擾，更引發出“反蝗”、反水客的行動。這些不滿導致香港人對於和中國的經濟融合產生抗拒，因而出現反高鐵運動和及後更激烈的反新界東北計劃等。  香港回歸後發生多名傳媒人士遭到襲擊、“封咪”事件，大量傳媒被與北京政府有密切關連的商人收購，親北京政黨收到大批捐款和資助競選，大批中國企業進駐香港，香港的政策、經濟從與全球接軌漸漸轉向以中國為主，香港更加被納入為中國政府的五年計劃中。 據觀察，香港本土主義運動在19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期曾經由馬文輝發起，後因為英國政府收回了楊慕琦總督“港人治港”的實施方案，直到1997年英國殖民地政權撤退後至香港回歸中國初期的蜜月期中，本土主義思潮暫時偃旗息鼓，近幾年來的重新興起是因為新世代的本土主義者認為中國的宗主國形象漸變成新的殖民者，大有把香港變成大陸一個城市之勢，香港的一國兩制終將不保，因此提出了2047年後香港第二次前途問題談判的議題。目前本土派中間，對於2047年後的香港政治地位憂鬱加深，將本土運動升級為更激進抗爭方式，放棄將香港民主化的期望寄託在中央政府身上，有的本土派別已公開提倡香港獨立，這些舉動無疑是為了增加前途談判的籌碼，保住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