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素與香港媒體芬蘭化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明報前執行編輯姜國元被裁，引起明報員工強烈不滿，並於五月二日發起「夠薑集會」，要求明報管理層撒回解僱決定。 姜國元被裁，引起香社會各界廣泛的回響，折射香港人對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的擔心。而這份擔心，無疑緣於高權移交後，香港媒體被赤化的趨勢。 近年，台灣學者吳介民提出「中國因素」的理論框架，研究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各種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而本地學者方志恒將其框架套用到香港，指出中國大陸除了在政制問題上對香港的直接施力(direct influence)外，也一直以「政治與經濟吸納」的方式在香港間接施力(indirect influence) ── 即透過統戰在社會各界安插「在地協力者」，以發揮「中國因素」的影響力。 不幸的是，在眾多界別之中，香港的新聞界正是被「中國因素」氣旋全面籠罩的「表表者」。本地學者陳智傑在《香港革新論》一書中，整理了香港傳媒大亨與北京的政治聯繫，發現除了壹傳媒集團以外，幾乎所有的主要報章、電台和電視的老闆，都獲委任為人大與政協等職務；近年甚至出現中資直接收購《南華早報》和亞視等案例。在「政治吸納」以外，中國大陸龐大巿場所提供的商機和利益，也是北京「經濟吸納」香港傳媒的利器，《明報》老闆、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其名下的「常青集團」便在中國大陸有高達30億港元的鉅額投資，業務包括木業、礦業、石油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端傳媒2016年4月25日報導)。 北京透過全方位的「政治吸納」和「經濟吸納」，已成功將香港絕大部分的傳媒大亨統戰為「在地協力者」，然後再以此為槓桿去影響本地媒體運作 ── 由張曉卿空降馬來西亞媒體人鍾天祥任《明報》總編輯，引發多次篡改頭版和姜國元事件，正正突顯「中國因素」下的微觀管理介入，即以管理和營運考慮之名，透過「在地協力者」間接操控《明報》的編輯自主。 政改一役與本土思潮堀起後，建制派多次明示與暗示，要透過王卓祺教授所指的「芬蘭化」來安身立命；在「芬蘭化」的趨勢下，香港媒體被自我制約，要避免與中國大陸產生磨擦，以換取自治空間。不過，世界銀行以及不同的報告都指出，香港的優勢除了法制完善外，資訊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都是香港成功不可或缺的元素，更是香港吸引外資和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一環；「中國因素」持續侵蝕香港新聞自由，必然削弱香港的獨特性和長遠競爭力。 要革新保港，捍衛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是不容有失。香港的傳媒工作者要緊守崗位、連結各界，在地抵抗赤化浪潮。 （作者為《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