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五十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出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直到十年之后毛泽东撒手人寰和“四人帮”被打倒,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才告结束。在这十年浩劫中,无数无辜的人们受到了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和折磨,其中有大约两百万人在武斗与迫害中失去了生命,也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然而,如果把毛泽东送上审判台,他一定十分不以为然,因为他曾经教导过我们</span>:<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文革期间的所有暴行毕竟都是人民干的。</span></p> <p> </p> <p><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记得在上大学时,班里的同学们在政治学习时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到底是人民群众还是伟人创造了历史?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答案当然是前者,然而这并不让所有人信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皇权至上的国家,昏君误国的事件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即使是在西方,人们也常常把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的种种暴行归罪于希特勒一个人身上。其实,纳粹统治期间的德国和文革期间的中国其政治形态都是一样的,说白了也就是绝大多数人民都在痴迷于一种邪教,希特勒和毛泽东只不过是两个教主而已。</span></p> <p> </p> <p><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西班牙哲学家</span>George Santayana<span style="font-family: SimSun;">说过,“那些忘记历史的人们注定会重复历史”(</span>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既然谁也无法防止将来会出现一个新的邪教教主,我们只好寄希望于人民群众,但愿人们能够从这场如此深刻的灾难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以免再次重蹈覆辙。研究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不仅要考察所发生的事件,而且要注意那些没有发生的事。我们不禁要问两个问题:“为什么邪教国家(包括二战期间的日本和苏联)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集中涌现?”“在同一时期为什么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span></p> <p> </p> <p>Jonathan Haidt<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在他的著作</span> <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span>The righteous mind<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中对人性有一个形象的描述:</span>90%<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猿类</span>+10%<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蜜蜂。当一个群体面临严峻的外部威胁时,人们的心态就会发生一种“相变”,就像蜂窝受到攻击时那样,人人都变成了蜜蜂,为保家卫国而不怕流血牺牲。当人们进入这种状态以后,对领袖发出的指示往往会失去批判性思维能力而变得无条件地积极拥护。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收音机在很多国家已经得到了普及,报刊杂志大量发行,因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十分有效的宣传和动员。因此,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很多国家的人民或多或少地都进入了这样一种“蜜蜂”的状态。然而,一旦外部威胁解除,人们的心态就回归到了祖先的“猿类”,此时“窝里斗”就会大行其道。毛泽东对人性其实有很深刻的洞察,也亲身体验了建国初期将军们的“内斗”;例如,战功卓著的粟裕将军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因性格耿直而无端受到了几个元帅的打压。当然,毛泽东作为一代枭雄其个人的性格也有独裁的倾向;此外,多年戎马生涯的经历也使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人民群众处在“蜜蜂”的状态效率最高。因此,他在</span>1958<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年发起了“大跃进”,希望借助人民群众的高涨热情而迅速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大跃进”失败以后他并没有真正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利用“绞肉机”战术来让那些老帅们互相残杀,另一方面就开始谋划下一次群众运动,只不过这一次的目标在于打倒一切当权者和毁灭传统文化。</span></p> <p> </p> <p><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在二战期间,英国也曾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尽管丘吉尔当时也有很高威望,但是远没有发展到受全体国民集体崇拜的程度。二战刚一结束,英国人民就把丘吉尔选下去了。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个人,这与年龄和阅历有很大关联,就像世界上的各种邪教往往对年青人充满诱惑一样。英国的政治体制已经建立了几百年,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没有那么多的浪漫色彩。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在十九世纪后期都经历了剧烈转型,此后出现了一个国力迅速增长的时期。中国的文革和苏联的大清洗都发生在建立新政权的十几年后,此时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十分低下,但是对未来却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迫切希望经过一番奋战而实现光荣与梦想。其实,如今的</span>ISIS<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只不过其规模较小而已。当人民处在“蜜蜂”的状态时,战斗力会非常强,可是生产力却比较弱,在文化领域更是一片荒芜。政府虽然有能力集中国力在某些领域(主要在军工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是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却往往停滞不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如今的北韩就处在这种状态。</span></p> <p> </p> <p>Jonathan Haidt<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还提出了另一个心理模型:一个骑在大象身上的牧童。其实,在佛教中早就出现过类似的模型,只不过把大象换成了牛。这里的大象和牛代表人们的潜意识,它的力量非常强大,但是却缺乏智慧,只是受本能的驱使。在这个模型中那个牧童代表人类的理智,尽管明辨是非,却无力约束本性的冲动。弗洛伊德把潜意识又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属于生物本性(</span>id<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而另一部分则属于社会规范(</span>super-ego<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为了避免这种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人们的理智往往会向本性屈服,并且试图寻找一切借口来化解生物本性与社会规范的矛盾。与集权专制社会相比,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们内心矛盾更加剧烈,因为大家有很多选择的自由。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从纳粹德国来到美国以后对此就深有感触,因此写下了名著《逃避自由》。如今有很多在西方国家生活的青年人也受不了这种内心矛盾的煎熬,结果去投奔</span>ISIS<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参加圣战。</span></p> <p> </p> <p><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张爱玲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件华丽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在社会上多么风光,其内心总会有不少痛苦和挣扎。其实,这一点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吃也不敢多吃,喝也不敢尽兴;爱也不敢爱,恨也不能恨;困了也不能睡,上了床反而睡不着;想干的事干不了,不想干的事每天都得干……当一个人被“虱子”折磨得痛苦不堪时会做出一些极端的事:有些人觉得理性是一种负担,因此开始放弃理性而盲信一种宗教或者主义;有些人则以冒险的行为走向了自我毁灭,例如好莱坞电影《与狼共舞》中邓巴中尉在面临截肢的结局时在战场上表现得异常英勇,在内心里他是希望战死疆场的。这种内心的烦恼在人生的两个阶段特别明显:其一是青春期,强烈的性欲受到了社会规范的束缚;其二是老年时期,对老无所依的担心和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使人心神不安。因此,在这两个时期理性的力量是最薄弱的,青年人往往会热血沸腾地投入到一场运动中来转移性欲的冲动(例如纳粹冲锋队和文革红卫兵的暴行),而老年人则会迷信宗教而寄希望于来世。将来中国实行民主选举的话,一定不能让青年人和老年人参与政治,否则在中国的政坛上肯定也会出现类似于</span>Trump<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和</span>Sanders<span style="font-family:SimSun;">的人物。</span></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