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詩人及其國殤反思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端午節」又稱「雙五節」、「端陽節」，加上春節和中秋節，乃中華文化重要三節之一。此節是為了紀念戰國時代楚國的愛國詩人屈原，為悼念亡國之恨而投汨羅江自盡的愛國日。 每到了這隱喻著國殤的日子裡，民間百姓怕愛國者屈原的身體被連年飢荒而正飢渴的魚群分食，紛紛自製米粽投江餵魚，日後歷經傳說的浪漫化，米粽蔚為一項民間美食料理。而在抗日戰爭愛國運動四起的歷史時刻，因屈原創作《離騷》詩作有成，而由重慶文人們發起將此紀念日稱為「詩人節」。 詩人感時憂國，歷史之心其實比節日更複雜而糾結。春秋戰國時代，是中華文化歷史中最為動盪不安的朝代。諸侯據地為王，群雄稱霸，知識人多半只能委身成為被豢養的士大夫，為稱霸王權服務。然而，正直誠實的屈原，直言勸戒當時的楚懷王，以合縱連橫之策聯齊抗秦。事成後楚國壯大，不料楚懷王卻聽從小人之計而罷逐屈原。他被迫離開了首都後流放漢北，只好吟詩寫作逍遙去也。沒想到，聽從小人之言的楚國急於擴張，最後還是不可避免地被秦國大舉揮軍滅國。愛國的屈原不忍見到自己鍾愛的國家滅亡，最後投江自盡以明志。 當我們現在有了歷史的距離回頭去重看戰國時代的歷史，有更多的歷史紋理值得反思。首先，在戰國時代裡，有眾多知識人和士大夫，但沒有一個為眾國接受的真理和道德標準，王朝和知識社會過度仰賴士大夫的合眾連橫與權力傾軋，反而在價值和理念上莫衷一是。這種王權中心化的唯權力關係中容易讓君子受難，小人得勢，正義耿直的人不容易出頭發言，對出仕者的評價不夠公平。知識也僅能變成次要的資料系統，無能獨立地在政治決策或思想道德上扮演領導角色。 其次，屈原的故事在民間源遠流轉，以一個愛國者的名義而成為中華民族英雄。從春秋戰國時代，一路歷經了宋、元、明、清等朝代，甚至隨著華人移民的路線，流傳到台灣、東南亞和北美等世界各地。亂世中，民間始終期待著朝廷之中理應存在著一位正義直言的英雄，就好像民間始終渴望著「包青天」在司法不彰的時代中來主持正義一樣。如此這般對耿直英雄的渴望，以及對英雄受難而始終未獲平反的哀矜，說不定才是民間歷經千年而仍舉行各種慶典背後最深刻的意涵。 一個愛國者，被放在當今那種只重視私人利益、私有財產、金錢和名利的喧囂消費市場中，也許是一個笑話。然而，在戰國時代那樣人民因各地諸侯舉戰而導致民生凋敝、家破人亡又顛沛流離的動盪時代中，愛國者及其愛國意識便成了不可或缺的自救之道了。值得我們深思的是，中華民族這博大悠遠的民族，在進入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之後，建立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並不順遂，一直在國家邊界劃定之間接受苦難的挑戰。在時序進入二戰和全球化年代後，內有各地方政府自主抬頭意欲據地為王，又拉回了類似戰國時代的群雄割據狀態，外有超國家的經濟貿易組織想以無關稅壁壘的自由市場來併吞，是一個更大地理尺度的戰國亂世。 除此之外，還有帝國戰爭時期被割據的殖民地回歸問題，以及隔離了太久的殖民地意欲獨立建國的問題等等。從台灣的角度觀之，則是我們仍沒有離開或超越上一個世紀帝國戰爭後對這個民族所設下的冷戰框架、地理切割與意識形態緊箍咒的問題。身處在各種尺度地理劃界之內的「愛國者」，若是沒有一個新時代可溝通的知識系統，去建立一個可被諸國接受的新時代價值和道德標準，以超越諸侯小國的國家劃界暴力，他們將可能會諷刺地重複戰國亂世中屈原的命運及其國殤詛咒。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晨昏時間飛馳總不停留，春去秋來時序輪迴。看見花草樹木凋零，年少歲月亦多逝去。既未趁年輕力壯時改去惡習，何不現在就改變態度。我想駕馭良馬奔馳而去，請在我前方為我引路。文人屈原在不得志時，以創作楚辭來自愉，其中不乏個人身處亂世而保身的哲理與智慧。只是，我們今天所處的國家和世界，其規模和尺度已遠遠超過戰國時代的楚國，個人化的處世之道，或許已不足夠，或許已到了應該徹底改變思考路徑和模式的時候了。誰說，這不正是在家家戶戶吃粽子、划龍舟、祭祀迎神以紀念詩人屈原的粽香飄逸時刻裡，最值得愛國者你或我該深思的事。  <div> </div><div> </div><div>（作者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都市規劃系博士班研究生）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