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改革命”？（附:罗慰年：“改革命”）

<h1> </h1><div>这两天吸引全世界眼球的是越南的选举和奥巴马总统对越南的访问。虽然国内媒体似乎有意无意的在回避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人们惊呼：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又少了一个同志加兄弟，加之前不久的古巴，目前仍然坚持“三个自信”的国家就剩下东西朝鲜了。人们在感叹之余也不禁为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持之以恒的个人优良品质点个大大的赞！</div><div style="border: 0px; margin: 0px; padding: 12px 0px 0px; vertical-align: baseline; clear: both; color: #333333; font-family: Georgia, "Bitstream Charter", serif; font-size: 16px; line-height: 24px; background: #ffffff;">5月22日，越南第十三届国会代表选举和2011年至2016年任期地方各级人民议会代表选举在越南各地同步进行，这是越南首次将国会代表选举和地方人民议会代表选举在同一天进行。越南的这次选举体现执政者标榜“属于人民、经由人民、为了人民”的治国理念，这其实就是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翻版。越南国会所有提案的辩论都经由电视直播，各个代表都要向选民表明自己的观点，这里面也有明显的美欧风格。越南的由共产党主导的全民选举，在极权社会主义国家，是绝无仅有的案例，它会不会最终成功，我们报以乐观的态度。由共产党主导改革，最后走向制度革命的结果，越南也许可以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越南的改革，给中国大陆树立了一个通过“改革命”的道路进行宪政改革的目标。以前，人们谈“改良”、“改革”、“革命”，最近，美国政治学界又冒出了一个新词“改革命”（(refolution)）。这个词是美国华人政治学教授裴敏欣发明的。他从共产主义极权国家的历史分析中发现，没有一个通过改革实现民主制度的；或者持续极权主义制度（如北朝鲜、古巴）或者被革命（苏联）。因此，他提出极权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条道路—“改革命”的道路。“改革命”这个新词，其实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一个概念。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却被它南方的邻居抢了先。什么是“改革命”呢？理解这个概念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改革？革命与改革是社会变革的两种形式。革命是“破坏性建设”，改革是“建设性破坏”。破坏性的革命必须伴随建设性的创新，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进步的革命过程。汉纳·阿伦特在《革命论》里说‚“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如果从这一定义上理解，二哥我认为“改革命”其实就是以改革这种“建设性的破坏”为出发点，从而达到革命这种“破坏性的建设”的目的，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改革命”的只有商鞅变法这一次。因为它摧毁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又称为郡县制。所以，也可以说中国这么几千年来其实只发生过两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应该叫做“二商革命”：一次是商汤干的，一次是商鞅搞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暴力手段来完成社会制度的变革，后者是通过改革的形式来完成社会制度的变革。辛亥革命是半途而废的，只是废除了一个名号，换成了一个没有皇帝的集权体制。历史上其他号称所谓的“革命”，不过是打着革命旗号的暴力夺权游戏而已，不管名号如何翻新，并没有触及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不过，横看竖看，“改革命”，二哥觉得跟罗慰年提出的“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的概念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是在极权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中植入资本主义某些生产方式的“基因”。罗慰年称之为“政治经济转基因”。也有称之为新极权主义的。其实质就是一元化的政治和相对多元化的经济模式，是权力化的市场经济，主流媒体称之为特色社会主义，也有一些脑袋变成椭圆形的经济学家把它叫做所谓的“北京共识”。局外人看，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经济的变革，但是，变革开了头，就得走下去，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像婴儿生了出来就再也回不到子宫里的道理一样。当年，耶稣跟信徒说“再生”的道理，尼哥底母不明白，就问耶稣，“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中国社会回不到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一定会变革，一定会“再生”。以后任何变革，都将建立在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是“改革命”。可以用一个比较通俗的例子比喻“改革命”。改革开放前，中国搞的是原教旨“社会主义”，后来摸着石头把“资本主义”迎进了家。加入WTO走的是“先上车，后买票”的路数。上了车后，“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破了处，虽然流了一点血，但发觉，破处后还怪带劲，不光腰包鼓了起来，而且社会地位也是大茶壶升老板—一步登天。于是，大茶壶开始小母牛来月经—牛逼哄哄起来，不但不兑现“先上车，后买票”的承诺，反而经常破坏游戏规则，并且到处大撒币和老大对着干，做梦都想过一把“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瘾。其实这种井底之蛙、夜郎自大的心态，我们从古至今，从上到下是有着悠久的光荣传统的，春秋战国时，齐国的相国晏婴有次外出，乘坐的马车正好经过马车夫的家，马车夫的老婆听说后，也学潘金莲的样子装着用木棍支撑窗户灵子，其实是想偷看国相一眼，不曾想，晏子没有看到，倒是看到自己的丈夫挥舞马鞭嘴里还不停的嘟噜着“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之类的。第二天上班，晏婴问他两个腮帮子怎么又红又肿？马车夫不好隐瞒，只得如实招来“昨天晚上让老婆用破鞋底子给扇的”。由于既不买票又乱抢座位，于是惹得大家不高兴了，说“你不能老是搭顺风车，好歹要买个票啊！”大茶壶自持混到了老二的位置，两眼一瞪“就是不买咋啦？爱咋滴咋滴！”大家一看，觉得没有必要和大茶壶撕破脸皮，于是一商量又换了一辆新款名叫TPP的车，并规定：要想上车的人，必须在家里先实行民主，叫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这样出来混才能守规矩。大茶壶只好急得干瞪眼。二哥我觉得大茶壶在这件事情上很像我们单位领导的司机。这个司机由于长期给一把手开车，平常很受大家的抬举。久而久之，感觉自己在单位很牛逼，走路时头昂的像人家的鸡脖子，所以，大家私下里都叫他二蛋。一次，有一个被老百姓称为地下国母的演员来我们这里送温暖，警卫级别很高。一把手戴着贵宾证来到门口亮了一下就进去了，司机因为没有贵宾卡被武警拦了下来，司机一看，二蛋脾气耍了起来，手指着前面的领导，训斥起武警战士来：“你没看到我跟他是一个系统的吗？”谁都没有想到，武警战士不吃这一套回答道：鸡巴和蛋子也是一个系统的，鸡巴能进去，蛋子能进吗？那个二蛋司机顿时像拔了气门芯一样头耷拉下来。罗慰年的这篇文章想说的是：“社会主义”也不买车票，也不结婚，拿着跟美国贸易换来的钱，到处“大傻币”，奥巴马担心这么下去，这个土财主非连累美国不可，他到处说，“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也发飙说，“这明摆着是强奸嘛！”美国再也不能被中国强奸了！要上床可以，先办证再说。美国“资本主义”死缠烂打，非要让中国“社会主义”办证不可，否则，就分开单过。“社会主义”也曾想分开单过，回到以前的单身状态，或者又想拉上一帮子难兄难弟，“一戴一露”的相互帮衬，可是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破处这么多年了，就是回去，找一家蒲田系的医院做个处女膜修复手术，也回不到乌托邦式的处子之身了！怎么办？二哥我的建议是，既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同居多年，不妨结成秦晋之好，再生一个健康的儿子，这就是“改革命”。<div> </div><div> </div>附：“改革命”罗慰年（本文摘自《半资本论—半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一书，欲览全书，登录“谷歌图书”（google play）输入关键字“罗慰年”下载）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改革的核心是需要释放创造性。创造性有三个方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来自外部的创新，政府投资引导非常好，自下而上的创新是需要‘软政治’来扶持的，创新是全球性的，中国需要和外国更好衔接。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更开放，创新才会更好，社会才会有更多的机会。” （《我不希望中国崩溃》）只有通过创新制造更多的机会，社会上弱势团体才能从改革中获利，而不是通过从既得利益者的财富再分配达到社会利益的平衡。美国社会的政治创新，从问题入手，发现问题，革旧布新，不断推动社会进步。最显着的是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这是一场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决对资本和市场的规范问题、遏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净化吏治，遏制腐败、健全民主法治，进一步落实宪法精神，并改进宪法的不足。这场改革对以后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繁荣富强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它，小罗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实现。进步主义时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败。老罗斯福执政的“进步时代”为三十年代小罗斯福“新政”的全面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基础。（资中筠：《中国实力被高估实际与美国差距仍然巨大》）中国传统思维，趋向静态、稳态，而不是用变化的制度去适应变化的社会状态，通过改革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现状。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施政所向就是首先要找出问题出在哪里，然后找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然后用政府的力量和大众一块儿来解决这些问题。”政治改革，不同于科学实验，不必有创新。因为，任何没有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政治体制的创新，对于社会，会是一场灾难。洪秀全的政治创新，无论是对清国统治者、对清国国民还是对他自己，都是一个灾难。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创新，中国的人民公社也是创新。苏联的制度创新，到了20世纪末宣告失败；中国的人民公社化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建立的制度创新，把中国带入大饥荒。这些都是政治创新失败的典型案例。美国华人政治学教授裴敏欣提出“改革命”(refolution)的概念，他认为，中共统治已进入残局(endgame) ，“改革，尤其是民主化改革，仍然是优先选择，但机会稍纵即逝，并且历史上没有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通过改革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至于革命，像天安门事件那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太可能出现，因为中国的安全部队轻而易举便能将其镇压。从有限的改革开始，然后再激化的‘改革命’可能性更大。”裴敏欣为此提出“改革命”的时间表和路径，“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十年的政治衰落和经济停滞后，中共的绝望足以让它为了自救，而冒险开展政治改革。但那时改革的契机已经过去，而且就像前苏联一样，有限的改革会分化统治精英、鼓舞寻求根本性变化的力量并引发一场革命。”（《腐败将迫使中国结束一党专政》）“改革命”的观点，把改革和革命放在一个可能互相触发的政治博弈中。一党专制在中国将难以永久维持下去。10-15年后，“改革命”将终结中共的一党专政。目前，掌握权力的政治领导集团，希望进步的知识界，甚至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下成为政治参与的边缘人的普罗大众，都有改革的共识。但是，在如何改革上，各种观点往往南辕北辙。有一种“革命和改革竞赛”的观点，在知识界十分流行。这个观点试图用因果律解释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进程。革命和改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它们之间是如何形成竞赛的逻辑关系的？持“竞赛”观点的人认为，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革命就不可避免。这是用“革命”倒逼体制内的政治集团进行改革。愿望可嘉，但逻辑混乱。把“革命”的主观愿望混同于革命现实条件，误读了革命。在形式上也把“暴乱”和“革命”混为一谈革命与改革是社会变革的两种形式。革命是“破坏性建设”，改革是“建设性破坏”。人们理解的革命，往往从它对现存制度的破坏性入手。于建嵘认为，从古罗马到18世纪中期，革命的基本含义是恢复受到僭主破坏的正当政治秩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对人类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大革命催生了一种新的革命观念，从1789年起，“革命”的含义就不仅仅只代表对僭主制的反抗，它还意味着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革命”内涵的这一转变影响了人们对政治变迁（包括改革在内）的认知。（《革命与改革还是其它》）破坏性的革命必须伴随建设性的创新，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进步的革命过程。汉纳·阿伦特在《革命论》里说‚“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独立战争，不是“革命”，不过是政权更替；1887年的立宪会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革命”，因为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政府形式的诞生，形成一个新的政体。革命不仅需要军事胜利，更需要制度突破。只有带来新的政体的社会变革，才堪称革命。</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