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高华——也谈国民党失败大陆（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4 戴维斯出生在中国一个传教士家庭，汉语流利，青年时代回美国读书。大学毕业后考取国务院外交人员资格，1930年代开始在国务院工作，担任重庆大使馆随员，42年开始兼任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Joe Stilwell，1883-1946）的政治顾问。在重庆，戴同中共办事处成员联络活泛，并从那里获取战时中共方面对国共关系以及未来发展的分析和预测，然后以它们为第一手材料，写了报告送回华盛顿作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参考。 可以这么说，当时国共两党都非常清楚对方的手段和策略，都准备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处于有利地位展开争夺国家权力之战。蒋介石作为政府一方，他有足够的资源和途径让国际社会了解他对中共的评价。比如1944年对来访的副总统华莱士说，中国共产党人比俄国共产党还要共产化；中共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夺权；那种把中共说成是农业民主主义者是巧妙的赤色宣传。（注6）再比如1945年7月在执行雅尔塔协定的谈判中，蒋介石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其中说道：具有自己军事和政治组织的中共使军事统帅和政治控制的完全统一成为不可能；中国政府恳切希望苏联将一切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提供给中央政府，…… （邹书 P. 222）同样，共产党也希望能有渠道把蒋介石背着美国人对付共产党的伎俩捅出去。 1942年7月31日戴维斯在给史迪威的报告里写到：“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租借物质将被囤积”。8月6日的报告：“周恩来函告罗斯福经济顾问科里，（Lauchlin Currie，1902-1993）希望美政府加紧控制租借物质，勿被当权派储作他用”。1943年3月16日报告：“除中共军队及驻印军外，中国军队士气皆低落，官长贪污，无意抗日，保存实力，对华政策宜以租借物质为交换讲价值手段，迫令抗日”。6月24日报告：“访周恩来，周要求美国派员长驻共区”。（注7） 戴维斯对他在战时重庆的角色很满意，他在个人自传《抓住龙尾》（Dragon by the Tail）里称，是他在给史迪威的报告里多次提出在延安设立“美国军事观察组”的建议，经史迪威签名后由陆军部呈送罗斯福总统，那是他一生最辉煌、最有成就的业绩。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设立“延安观察组”客观上为中共打开一个通向外界大门提供了便利。重庆时期戴维斯的作用除了给史迪威当翻译外，他的那些报告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共办事处。这样，戴相当于给周恩来带去了美国人的耳朵，又在国务院里给中共安装了一个嘴巴。 那时戴维斯虽服务于史迪威，但他隶属国务院，在赫尔利转任大使后，他对赫尔利执行美国支持国民政府的立场多有抵触以及冲撞。在赫尔利的要求下，1945年1月国务院将戴维斯从中国召回转派往莫斯科，这正好让他有机会结识了还在苏联的肯南。戴维斯告诉肯南：中苏两个共产党之间关系晦暗不清，中共在所有的共产党世界中可能更具有独立性。很显然，戴这里是尽力把中共同苏联拉开距离。戴维斯还向肯南灌输：美国应该对蒋介石政府保持弹性外交，应迫使蒋同意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吴书P. 117） 1947年调回国务院掌管政策计划处时，肯南挑选两位同事，其中之一便是戴维斯，这样肯南在中国问题上倚重戴维斯也就顺理成章了。47年在研究对华政策的讨论中，针对刚刚成立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中国是亚洲地区唯一可以对抗苏联扩张的国家，美国必须以杜鲁门主义协助希腊那样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援助”意见时，肯南代表国务院方面表示不同意。他说（在远东）“美国重要的工作是确保对日本、琉球以及菲律宾的控制。只要能够掌控太平洋安全体系，那么美国在此地区就不会有任何严重的威胁。” （吴书P. 113）1947年美国政府已经预测中共革命胜利无法逆转，然而提出“围堵”共产主义理论的肯南却对那个危险视而不见，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事情。也许肯南真的不懂中国，或者他确实认为延安不同于莫斯科，所以中共不应该列入被“围堵”之列。 肯南的政策计划处在马歇尔任国务卿期间对美国外交产生相当的影响力，其中以1947美国使用围堵理论通过援助希腊法案最为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杜鲁门对国务院的信任要大于军方，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外交一贯是以国务院为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大选后艾奇逊（Dean Acheson，1893-1971）出任国务卿、肯南辞职为止。但是认为中共革命不同于世界共产运动的这种人在美国国务院里面并不只是肯南一个。 5 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催生了世界各地共产党组织，其中希腊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11月，比中共还早3年。希腊和中共这两个共产党在他们各自发展过程中既相似也有不同。1936年希共被希腊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而中共却在西安事变后成了合法政党。二战爆发后，希共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解放军，一度成为抵抗纳粹进攻的武装力量。而中共认定既然要夺权，那么一定要有自己的军队，并在抗战期间趁机扩大地盘、发展武装。1944年希特勒从希腊撤退后，希共随即为夺取政权与政府军展开内战。45年日本刚投降，共军马上朝东北赶，抢在国军到达之前摆开有利阵势，因为他们知道“东北及其重要”。“我们把现在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地。”（注8） 作为曾经的君主国，44年10月英军登陆希腊，流亡政府也随之回国，但是那里的安全和秩序完全靠英国的维持，就像美国为了美中共同利益无条件支持中华民国那样。1947年2月，英国以经济原因宣布将于3月底撤离，不再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这就把在东亚、南欧抵制共产扩张势力的担子推给了美国。 在内阁会议上，副国务卿艾奇逊提出“骨牌效应”理论。即如果希腊沦陷，土耳其不守，则苏联势将控制黑海出口，同时连锁效应会扩及到意大利、德国以及法国等地。因此他说美国几乎没有其他任何选择，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吴书P. 42）杜鲁门支持这种意见。他说：“我们的理想和传统要求我们去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政策就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果自由受到威胁，我们就要加以援助。” （注9）但是就在几个月前，美国国务院拒绝批准向国民党政府出口弹药的许可证，认为只有把弹药供给（国共）“联合政府”之下代表国家的军队才会给予批准。（注10） 根据国务院的建议以及肯南的围堵理论，美国政府决定接替英国援助希腊。艾奇逊起草了后来成为“杜鲁门主义”核心内容的国会演讲稿，其目的是要说服国会拨款挽救希、土所面临的赤化危机。杜鲁门说道，现今世界国家形态中，“一种是基于多数人的意愿，它的特色是为自由的制度、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保障、信仰和言论的自由，以及免于政治迫害的自由。另外一种是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之上。它的基础在于恐怖镇压、控制媒体、固定式选举，以抑制干扰自由。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必定会帮助（第二种）人以他们的方式战胜命运。值此关键时刻，……我们必须立刻采取行动。（吴书P. 43） 在随后的国会辩论中，参议员康纳利（Tom Connally，1977-1963）问艾奇逊，如果希、土援助案通过后它是否也适用其他国家，艾奇逊回答，世界上其他国家绝不可能一体适用，必须根据各国的特殊环境而定。（同上P. 44）究竟什么算是艾奇逊眼中的特殊情况他没有说，倒是国务院远东司负责人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 1900-1972 ）在是否应该以军援协助蒋介石以武力清除共产势力问题上给国务卿马歇尔写了一个备忘录，他提出了5条理由：1，会直接涉入中国内战；2，会刺激苏联采取同样方式支持中共；3，除非美国准备无限期地接管中国军事与政治，否则将无决定性的结果；4，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5，不符合美国援外的优先级。（吴书P. 104） 问题是，既然援助希腊是一个必须而且是有效的保卫自由、制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同时期美国政府却拒绝援助中国而热衷于促成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其实范宣徳这里的列出的理由禁不起推敲，因为它们同样也可以适用到希腊和土耳其的情况。但是美国国会两院依然以287对108和67对30票的多数通过了“希、土援助法案”（Greece-Turkish Aid Act），共计给希腊、土耳其拨款4亿美元，另外向希腊派遣350名顾问帮助希腊政府同希共作战。这样，同途殊归的情况发生了：1949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被政府军击败，而中共却在大陆推翻了中华民国政权。 当回过头去从政治方面去分析国民党失败大陆的原因时，尤其是把中国和希腊的情况放在一起比较，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现象之外，我们还可以归纳出另外一些同和异来：发生在希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性质是相同的，但是希腊面积小、人口少，而中国大而且人口多。这就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看中国问题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军事、经济干预希腊就容易多了。另外还有一点尤其重要，就是世界上那时没有为希腊共产党辩护的“希腊通”，但同时代美国却有相当多的政府官员以及学者、教授公开、直接地为延安背书。我们不能把中国通同蒋介石失败大陆直接划等号，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因为没有“希腊通”，在希腊失败的是希共。这也就是为什么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开展“忠诚调查”的由来。国务院外交人员如范宣徳、戴维斯和谢伟思(John Service，1909-1999)等中国通们成为当时听证调查的对象，后来分别受到质罚。但有意思的是，同“丢失中国”关系更直接的“雅尔塔协定”却甚少论及。 6 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签订了邀请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的雅尔塔协定。那个协定对中国抗战结束之后政治军事的发展影响都很大。当回过头去探讨国民党失败大陆的原因时，雅尔塔协定是绕不过去的。 雅尔塔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苏联将在德国投降后二到三个月之内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1，维护蒙古的现状；2，恢复苏联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对中国东北一系列的权利；3，千岛群岛交还苏联。苏联答应与中华民国政府缔结友好条约，为使中国摆脱日本的奴役向中国军队提供援助。苏联代表还坚持写下三大国首脑保证在击败日本后“将满足苏联的这些要求”。有材料证明，雅尔塔协定是由莫洛托夫（苏联外长）起草，罗斯福、丘吉尔签字而成。（邹书P. 221）苏俄侵略邻国历史久远，雅尔塔协定无疑是20世纪自由世界给他们的另外一个机会。莫氏使用“苏联最高利益得到保障”这模糊概念的词句在当时很容易让各方接受，但是当满洲局势完全处于他们控制底下之后，斯大林的野心和劣性随即膨胀，一反当初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许诺，随意解释协定以及苏中友好条约的条款。 4月12日罗斯福去世，继任总统杜鲁门在5月中旬派特使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1890-1946）到莫斯科要斯大林澄清他执行雅尔塔协定时对中国在满洲主权上的立场。斯大林重申他将尽一切努力促进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没有哪个共产党领袖有足够力量来统一中国”，他说，“在他的军队为了打日本而进入任何地区，他都将尊重中国的主权”。（注11）显然杜鲁门对斯大林的保证感到宽慰，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据专家估计，即使日本军队被俄国人牵制在中国，入侵日本至少还会造成50万美国人的伤亡。6月，美国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通知了蒋介石政府。 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从三个方向朝满洲进军。两支主力部队由西北和正北进入满洲后在哈尔滨会师，接着南下占领了整个东北。另外一支从外蒙进入热河、察哈尔向张家口进军。其时国民政府已经获得接受日军投降的权力，但鉴于苏军的来势，日军撤出张家口，国民政府失去了接收的机会。苏军随即又向河北推进。这样，他们的占领区就把华北和内蒙古中共的“解放区”与满洲联结起来。如此，因为对中共军队收放自如，斯大林就掌握了操纵中国政治的有利地位。把当时各种情况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是怎样阻扰中国政府在满洲重建政权的。 首先，从一开始斯大林就没有兑现他尊重中国主权的诺言。表现在不让美国运送国军船舰在大连就近登陆；国军陆上推进遇到共军阻击时拒绝提供支持；对国军空投部队的限制苛刻到根本无法操作；不允许国军在满洲征招新兵；利用他们随意决定的撤军时间来获取1，更大的经济利益；2，作为筹码要求美军同时撤军；3，使中国接收人员无所适从。 其次，莫斯科同延安配合默契，在日本投降之后的半年时间内，中共就得以占领长春以北整个满洲。1，苏军对十余万名中共部队网开一面，让他们从内蒙和华北抄近路进入东北；2，向中共提供缴获日军的武器弹药；3，默许共军在港口和国军北进路线上阻击接管满洲的中国部队；4，允许中共就地征召新兵；5，将在押的原满洲国正规军的士兵作为俘虏释放、让他们参加共军部队；6，允许中共组织地方政府、或者接管在苏联红军进入一个地区后不久组织起来的地方管理机构。 再次，苏联不仅从满洲搬走大量工业设施，还努力使国民政府作出进一步的经济妥协。苏联从 9 月初便开始搬走满洲最新、最好、最宝贵的工业设施政策。据美国赔款专员埃德温·波利估计，它对满洲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达 8 亿 5 千 8 百万美元，为抵消搬动、破坏和因此全面退化的工业设施而进行更换的全部成本达 20 亿美元。（邹书P. 266）但是苏联人并没有就此满足，斯大林还提出今后满洲80%的重工业由中苏联合经营的要求。国民政府从一开始犹豫、回避到最后拒绝，斯大林则以拖延撤军报复。1946年3月26日，苏军在最后一分钟通知国民政府他们将撤离长春，“我们无法等待中国军队，只能把我们的职责转交给那里的任何军队。”（邹书P. 267） 4月14日，中共向长春发动了经过充分准备的进攻，4天后国民党驻军战败。长春战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从表面上）破坏了自1月份由马歇尔主持的停火协定，重新点燃了国共内战之火。 应当承认，罗斯福邀请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出于军事考虑，是为了中、美两国的利益而让中国付出额外代价。如果后来一切发展都按照事先的安排，斯大林兑现他的许诺，中国所做的任何牺牲也许仍然值得。但是美英都忘了历史上俄国人掠夺的野心，忽略了欧战之前几个月斯大林还和纳粹、日本分别签订了“互不侵犯”和“中立”条约，到了停战前一两个月还在私下同日本周旋以避免他们和英美盟国接触。最关键的是，罗斯福、杜鲁门当时都没有看到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天敌，两个信仰体系之间没有共同理念和利益，不能相信，更不能依赖，纳粹入侵苏联这个单一事实不应该让斯大林自然地成为盟友。 ”雅尔塔协定象征着美国对中国的背叛，对共产主义的绥靖。它既没有在之前与中国磋商，缔约后又没有立即通报，这种做法严重地背离了美国外交的一贯做法，很少有美国官员敢于为协定中这个方面进行辩护的。”（邹书P. 201）雅尔塔协定也是美苏从二战的“同盟”发展转变成为冷战时期的对手的转折点。 雅尔塔协定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美国不愿意也不能够诉诸在华地面部队去建立和维护或许会使雅尔塔会议成功的权力结构。归根到底，那是因为19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不管是推动国共建立联合政府，还是停止对国民政府提供军援，还是邀请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其实质是美国当时在中国执行的一条既缺乏政治基础又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即使斯大林完全按照美国的方针帮助国民政府接收了满洲之后蒋介石仍然会失败于大陆。   注6：见《美中关系白皮书》 P. 56，（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国务院出版号 3573, 1949年8月发行 注7：台湾历史学家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20、221页 注8：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532页。 注9：《杜鲁门回忆录》下卷P. 123，东方出版社 2007年出版，李石译 注10：《马歇尔使华报告》P. 20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2012年华文出版社出版 注11：《杜鲁门回忆录》上卷P. 205、207，东方出版社 2007年出版，李石译   全文完 主要参考书： 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