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法统的余晖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百年法治　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人参与的东京审判、五五宪草、比较法学院开创、民国司法改革等事迹，绘出近代英美法启蒙、法律教育、宪政探索和民族自立的光谱，为近代法学的殿堂补上了一块缺失的穹顶，并将一抹珍贵的余晖，投射到当下的法治现实中。　2013年6月8日，在导师潘汉典的居所一次匆忙的午餐期间，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白晟的话题照常是大半年来手头的工作：商务印书馆打算将近70年前潘汉典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时翻译德裔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法理学》的初版书稿重印出版，白晟将手稿录成电子文档，93岁高龄的潘汉典正在对清样进行紧张的校对。　“这么多年不知怎么保存下来的，今天还能出来。”潘汉典夫人感慨说。　第一次看到手稿时，白晟有些不敢着手。这部毛笔题签的书稿纸页已经泛黄发脆，似乎已经不起翻阅，不过整齐的钢笔字迹却历历清晰。　陈年手稿尚在，而它的诞生地——1915年设立于上海昆山路146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主楼，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经历政治风霜和时光剥蚀，眼下风华褪尽，成为一所市声喧嚣的财经夜校。只有高挑的拱廊和四楼深邃的礼堂，依稀透露往昔中国第一法律学府的气质。　夜校门牌上并没有故址的标示，奔走上课的自考生们对大楼的过去知之甚少。历史像是陈旧的墙壁被重新粉刷了一次，所有的姓名和情节都被刷掉了。　但总有些东西，像那部手稿一样保留了下来，等待重新发现。近年来，随着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和宪政法治回归，昆山路146号的内涵被一点点发掘出来，人们逐渐体会到这座四层小楼在百年法治史上不可替代的重量。　1949年前短短30余年内，东吴法学院培养了一代法律精英，包括大量著名律师、七名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会委员、东京审判的几乎所有中方法律顾问，以及数任国际法庭法官，在法学教育界获得了“南东吴（出律师），北朝阳（出法官）”的美誉，对民国法治影响深远。　东吴法学院在近代法学界地位之显赫，从1947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可见一斑：法律界六位提名人选中，包含了王宠惠、郭云观、李浩培、吴经熊四位东吴人，其中年轻一代的吴经熊、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培养的毕业生。　不仅如此，吴经熊、盛振为、杨兆龙、倪征、向哲浚、李浩培、鄂森、卢峻、潘汉典……这些在法治虚无逆流中失散和湮没的名字，和东京审判、五五宪草、比较法学院开创、民国司法改革等事迹，再次凝聚在一起，绘出近代英美法启蒙、法律教育、宪政探索和民族自立的光谱，为近代法学的殿堂补上了一块缺失的穹顶，并将一抹珍贵的余晖，投射到当下的法治现实中。　这抹余晖中，既有香港基本法起草、海牙国际法庭履职这样的宏旨大节，更有如同潘汉典在《元照英美法词典》“缘起”中所说，在个人坎坷际遇中“傲骨依然、不废所学、报效邦国”，使英美法、比较法血脉不绝如缕地惨淡坚持。这样的坚持，最终反哺当下先天贫血的法学，将被政治切断的法律传承接续了起来。　近年来，随着《元照英美法词典》和《东吴先贤法学文丛》次第出版，以及杨兆龙、盛振为等人被重新发现，标志着“东吴法统”在历尽劫波之后的悄然回归。　“镇反”、“洗澡”与调整　1951年4月27日夜，已有36年历史的东吴法学院命运急转直下。　这一夜，已经卸任的东吴大学代理校长、法学院院长盛振为在上海富民路39号的住所被捕。先后被捕的还有该院原教务长鄂森，训导长刘朗泉，教授艾国藩、林我朋、郭云观，以及东吴毕业生高文彬等人。　这是上海一次统一的“镇反”补课，对象大体是旧大学的校长和教授。　上海市军管会及市政府于4月27日晚组织了由军队、警察、干部和工人、学生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约36,000人，于午夜后在全上海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突击搜捕行动，一举拘押了8,000多人。　之前连番的政治运作，已让这座法律学府处于風雨飘摇之中，谁也没想到军管会下此重手。　“我算是消息灵通的，但也没有听到任何风声。”89岁的徐圣庆说。当年他是东吴法学院的学生会主席。由于消息极度保密，还传出了公安人员翻墙入校带走诸人的传闻。　事后，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徐圣庆在全院学生会议上宣布了盛振为、鄂森等人被捕的消息。多年过去，当时在场的学生仍然难忘当时的震惊。在他们的印象中，有些过于严肃的院长是个纯粹的学者，教务长则是古道热肠情同手足的师友。　实际上，从1950年以后，抗战以来一直担任院长的盛振为就已经离开院务和证据法教学岗位，只能教英语了。鄂森也被免去了教务长职务。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历史复杂、“进步”色彩不强的他们不再适合主持校政。好在东吴出身的倪征接任教务长，又从南京大学请来师兄杨兆龙担任院长，勉力维持。　训导长刘朗泉则成为众矢之的。1950年9月，法学院向华东教育部报送了聘请刘朗泉等三人担任政治课教师的申请，只有刘朗泉没有得到批准，代替他的是一位上级指派的老区干部。　在时局剧变的关头，管理人选只是东吴法学院遇到的一个枝节问题。在“废除旧法统”和“消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新政策下，这所教会大学出身、秉持英美法传统的法学院面临生死之厄。　1950年，华东教育部通知东吴法学院停招研究生，并要求课程改革，法学院举步维艰。上海市档案馆保留的东吴法学院1951年3月就课程改革给华东教育部的总结报告中，有如下陈述：　“‘解放’后首先废除各种反动课程……各系课程根据坚决废除伪六法的精神，剔除了很多不必要的课程，民刑商法及诉讼法等课程的学分也酌量减少——但各系课程仍无一定准则，特别是法律系课程，特别感觉困难。”　倪征是这份报告的签名者之一。他和杨兆龙一起，在适应时代的同时，力图保留东吴法学院的比较法命脉。报告末尾婉转陈情称，东吴法律系附设有国际法学组，培养具有法学基础的外交和行政人员，因而重点设置若干国际组织、条约法学课程。这是试图以英美法的“实用”功能，换得在新政权下的生存。但这一苦心在“一边倒”的背景下只是幻想，课改方案上报后即无下文。　1951年底从东吴大学毕业的姜蕴华回忆，当时她基本没有学到什么英美法知识。“真正读法律只有两年，到第三年，旧法就不能学了，没东西讲，只能讲点政治、革命史。一二年级学了英美法大纲，本来要到四年级集中学，没学成。那两年，学生在混！”姜蕴华说。　“混”的主要内容，是参加各种运动。政治运动在1949年前已很发达，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备。当时在和同班同学姜蕴华恋爱的徐希博回忆自己“跟着跑”，形式包括撒传单、唱革命歌曲、迎接解放军入城、声讨美帝、保卫苏联等，还包括利用教会组织形式的团契。　法学院的汇报材料中说，任何运动都有学生参加，平均一次三四十人。1949年后每次运动人数增加一倍，约七八十人。当时东吴法学院的学生总数是571人。　学生会和校方发生矛盾，徐希博作为学生会理事，前往卸任前的盛振为家里开过一次会。他记得盛振为劝说，一定要好好读书。但这时的昆山路146号实际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政治运动之外，出现了诸多乱象。1951年元月，法学院在报送华东教育部关于整顿学风的报告里反映，刘朗泉去职、旧的训导制度取消后，一部分学生公然扰乱秩序，闯入课堂，甚至调戏女生，“本院学风危机日深”。法学院虽然采取了开除数名违纪学生的严厉措施，却无从恢复昔日校园的宁静。　盛振为等人的被捕，以及随后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使教师群体更加怵惕自危。杨兆龙的女儿杨黎明1952年暑假到上海考高中，随父亲居住在校园内的教职工宿舍。杨兆龙叮嘱她，不要和邻居多接触。杨黎明发现，周围的人都神色紧张，感觉刚出过什么大事。　现存的东吴法学院档案里，保存着倪征和学生会干部一起带队下乡参观土改和抗美援朝，以及杨兆龙致函华东教育部关于开会传达土改政策的材料。在土改中，原由士绅捐献给东吴法学院用于建造图书馆的江湾一块地皮被划入土改区分掉。　“三反”、“五反”的风波，也些微吹进了并不高的学校围墙里。但更重要的是1952年初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是全国针对知识界的一次普遍政治运动，被形象地称为“洗澡”。　当时在南京大学就读的陆锦碧回忆，南大作为中央大学后身，运动力度殊强，教授不仅讲义受到展览批判，还在学生面前痛哭流涕作检查。　东吴法学院亦是重点区域。根据倪征回忆录讲述，教师被集中到校内，分两组人人检查，详述履历和思想转变过程。“过关”决定权在工作组派驻的中共党员干部手中。此时，一直处于地下的共產党组织才真正公开。　高程德当时刚从东吴法学院毕业留校任助教，他一般性地检讨了自己过去有资产阶级思想，贪图享受。老教师们则是重点，他们需要沉痛检讨自己为反动政府服务，甚至加入国民党的前科。徐圣庆回忆，在教师过关的标准上，他和学生党支部负责人庄咏文等人发生了分歧。对于社会职业关系复杂的老师，他认为出自养家糊口之需，只要批判思想就成，庄等人则要求严格把关。　新任院长杨兆龙由于曾担任国民政府代理检察长，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甚至被人举报私藏一箱黄金，实际是归国时携带的书箱。　杨黎明回忆，工作组人员王明远来家找杨兆龙，问他为什么要在检查中提到蒋介石请吃饭、地下党员王孝和因破坏杨树浦发电厂被判死刑案件，说前者有炫耀之意，而后者出于蒋介石授意，与作为检察长例行签字的杨兆龙无关，不必谈及。杨黎明理解，王明远的意思是保护杨兆龙。但此后杨兆龙终究因王孝和案件被人抓住把柄。　徐圣庆说，思想改造之后，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完全颠倒和冷淡了：学生活跃老师沉默，“不敢讲出格的话，怕被举报”。平时相见，老师对学生陪着笑，敬而远之。在这所朝不保夕的校园里，大多数老师和学生的命运之间，划上了深深的鸿沟。在1951年12月高程德所在班级的毕业照上，前排或蹲或立的同学们生气洋溢，后排肃立的杨兆龙和倪征却神情忧郁。　与思想改造同时，是全国范围的“清理旧司法人员”运动，要求全面淘汰“建国”初留用的持有旧法观点的司法人员。“旧法”指国民政府时期的“六法全书”体系，英美法自然更在摒斥之列。　在思想改造、清理旧法人员和院系调整三项政治运动的交会点上，东吴法学院已无所存身。　1952年暑假，昆山路146号最终易主。　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上，这是一个过于酷热的夏天。在院系调整的名义下，有教会或西方血统的大学被撤销或遭受重创，消失者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以及东吴法学院的母校东吴大学等。在上海，17所高校被关闭。　传统的大学法律系全部被撤销，代之以新成立的六处政法学院，以彻底的政法思维替代“旧法观点”。东吴大学与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等七座华东高校的法律系被撤销，并入新成立的华东政法学院。东吴法学院增设的会计系则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已经念完三年级的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低年级学生全部转入华东政法学院，教师则等待分配。　院系调整之前，照例是集中学习，统一思想，然后服从调配。对未来怀有好奇的学生们，当时对母校的消亡并未感到多大遗憾，师生各奔前程，惜别留恋已成忌讳。1957年反右期间，倪征在受批判时，坦承自己对于东吴法学院停办“确有情绪”，这是少见的惋惜表示。　1952年9月，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奉命向华东教育部移交“反动图书”，共2,676册，清单上包括了东吴校友、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教育心理学概论》（陆在燕大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猛烈批判）、陈鹤琴的《儿童心理学研究》、陈启元的《民主宪政论》、陈立夫的《唯生论》以及《新约圣经》等。　这座被盛振为称为“远东最佳之一”的图书馆，1935年已藏有2万余册法律书籍，历经抗战而幸存。在向华东政法学院移交的过程中，图书受损流散当不止于“反动书籍”。学者高积顺在《盛振为——培养法律精英的教育家》一文中描述，东吴法学院图书馆被抡锤破毁，图书一扫而空，有些被当作废纸扔进垃圾堆。　一代法律学府就此消失。倪征作为上海17座停办高校联合办事处的东吴法学院代表，继续在昆山路146号做了两年善后工作，保管移交档案文件等，直到1953年冬天法学院旧址转让给新建的上海财经学院。　此前抗战期间，东吴法学院几经搬迁。上海“孤岛”时期，盛振为带领内迁师生在四川联合沪江大学复学，副教务长费青和鄂森率留沪师生创办中国比较法学院，为避日伪骚扰四易校址，直到胜利后合校，回归昆山路。潘汉典在此期间入学，由他主编的《1944法学院年刊》登载有他和同学们摄影的几处校址照片。昆山路146号旧校舍的照片上，潘汉典题诗：“有客归来，问讯旧玄都，今非昔。”这一伤时之语，竟成八年后之谶。　在档案材料里，东吴法学院消逝的最后余波，是1965年上海市高教局请示销毁东吴法学院、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部分档案的文件。东吴法学院共需销毁行政文件32卷，学生学籍资料61卷。保留下来的档案则成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侵略”的证据。　　三代人的薪火　1915年，东吴大学法科创办于上海，是美国基督教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法学院。1927年“北伐”之后，国民政府要求东吴大学脱离教会管辖，以中国人为主管理。东吴法学院聘请本校1920年毕业生吴经熊为校长，1924年毕业生盛振为任教务长，开始了由东吴法学院同人“自治”的时代。　吴经熊身兼上海特区法院院长，法学院借重其名声，具体教务设计则由盛振为担承。东吴毕业后留学美国著名比较法学学府西北大学的盛振为，将东吴大学法学院原有的英美法教育加以本土化革新，形成中国法、英美法、大陆法的“三轨制”比较课程。出于自由讲授中外法律的信念，1933年1月，法学院甚至发布《启事》开设“意大利法西斯社团法”课程，将其作为“一种最具创造性和表现力的政治概念”来研究。　出于“重质不重量”的教育宗旨，东吴法学院在招收新生、学业考核和毕业门槛上都极为严格。抗战前，其学制是五年，即要求念完两年大学预科再修三年本科，课堂笔记考核尤其严厉。倪征回忆，他1925年转学东吴时，一年级学生共40多人，毕业时仅剩13人，原因就是备课压力太大。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曾化名与倪征同班就读，因为需做地下工作，最后退学。　这种高淘汰率，一直维持到临近学校关闭。1950届毕业生沈关盛回忆，考上东吴法学院很难，英美法课程全是说英语，使用原版教材，且模拟英美法庭实行判例教学。他的外文只是中等，考试只能勉强过关。班上50个学生，只有20个人毕业。　精英式的教育方式，使得东吴法学院的学历得到国外著名大学的承认，这又进一步使东吴毕业生有了留学深造的便利机会，抗战前即有15％的学生出国，吴经熊、倪征、杨兆龙等人都是受益者。吴经熊1920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后，很快结识了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并得到哈佛法学院院长、法学泰斗庞德的肯定，以后杨兆龙又由吴经熊推荐师从庞德。　他们学成归国且在母校执教，又使东吴法学院在延请名流之外实现了师资的自我造血，成为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吴经熊、盛振为、杨兆龙、倪征、孙晓楼、鄂森、陈霆锐、林我朋等都是东吴法学院毕业生，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在母校任教，形成代际师承关系，实现了东吴同人的薪火相传。如吴经熊1938年曾推荐学生杨兆龙出任东吴法学院院长，因故未能实现，由原教务长盛振为担任；倪征又于12年后举荐师兄杨兆龙接替老师盛振为任校长，完成了三代院长的交替。　东吴同人的关系，并非止于师生授业和学术传递。“孤岛”以后的教务长鄂森，即是庇护学生无微不至的典型。对于徐圣庆，鄂森有困境援手之恩。徐圣庆的哥哥在杭州查出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一种痼疾，被迫到上海治病，无处投靠。鄂森得知，慷慨允其住进家中，饮食优厚，历时半年痊愈。潘汉典1944年本科毕业后进入银行工作，亦由鄂森推荐。1950年鄂森被捕后，眷属生活无着，曾由杨兆龙发动东吴师生接济。晚年盛振为的冤案平反，亦经东吴教师傅季重、毕业生聂昌颐等奔走请托而成。　近人不易索解的是，作为远东最著名的法律学府，东吴法学院始终是一所夜校。盛振为坚持创校之初下午4点30分至7点30分的课时，使学生可以半工半读，教师也大量兼职。大量学生因此可以在毕业前兼职律务，深度参与社会，毕业后顺利入行，盛振为、杨兆龙、倪征等人都有如此经历。法学院最早的18届毕业生中，超过四成是专业律师。另外一面，兼职的教师也因此更具社会影响力，如鄂森、陈霆锐是著名律师，吴经熊是法官和立法委员会委员，向哲浚是检察官。这使得东吴法学院对近代社会进程的介入，远远超出了一所普通学院的能量。其中，“五卅运动”以及收回治外法权、民国宪法的起草、东京审判，是其中的几大关节。　“五卅运动”时期，已赴西北大学留学的盛振为在芝加哥控诉帝国主义侵略，就读东吴大学的杨兆龙以国民党员之身出任“五卅惨案”法律委员会委员，校友江一平为被捕学生辩护，教师陈霆锐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呼吁收回治外法权。1925年4月，陈霆锐与董康以上海律师公会代表身份赴南京向督军孙传芳请愿。次年8月，当局拟定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条例，最终成功收回会审公廨。　吴经熊1931年开始担任立法委员会委员，盛振为与之同事，两人一同参与起草构成民国“六法全书”主体的民、刑、商法典。吴经熊还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1934年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投石问路以供争论，成为1936年《五五宪草》的蓝本。　1945年7月，倪征启程赴美考察司法，在印度卡拉奇机场的招待所巧遇法学启蒙老师吴经熊携带《联合国宪章》从新近成立的联合国返程。吴是中国代表团法律顾问，代表团成员中还有东吴法学院的元老王宠惠。回国后《联合国宪章》为吴经熊交由杨兆龙翻译发表。　1946年，倪征在美考察期间邀请庞德来华担任司法行政部顾问，杨兆龙协助庞德创立“中国法学中心”，编写《中国法通典》，以充实略显空疏的“六法全书”。杨兆龙还将当时刚由国民制宪大会出台的《中华民国宪法》给庞德过目，庞德写作兩万余字的长文评述，由杨兆龙译成中文发表。可惜宪政实施的雅意，终究输于内战的鼙鼓。　另外，参与东京战犯审判，是台前幕后的东吴同人最重要的事迹。　最早被委任出席东京审判的向哲浚，是东吴大学兼职教授。他举荐师弟梅汝璈出任法官，自任负责举证的检察官，并以东吴法学院毕业生裘劭恒、方福枢为检察官和法官首任秘书。此后因法庭按英美法程序审理，举证任务繁重，向哲浚经与倪征商议，决定增加东吴法学院教授鄂森、桂裕等人为检察官顾问，以倪征为首席顾问。　倪征回忆，初期取证极其困难。1946年底他和鄂森一起冒雪乘飞机回北京，在监狱里提审汉奸，寻访被日本人毒死的吴佩孚遗孀，艰难搜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战争罪证。最终法庭将对上述两犯的控诉权从菲律宾移交给中国，向哲浚、倪征在法庭上严正控辩，驳倒了土肥原和板垣的辩护，使二人最终伏法。　因为搜集罪证任务繁重程度超出想象，向哲浚又在东吴毕业生中挑选人手，再次派往东京聘为检察官、法官秘书。高文彬、杨寿林、刘继盛、郑鲁达等人经面试获得聘任。这样，东吴师生在东京审判中形成了梯队阵容，占了中国法律工作人员总人数的七成以上。高文彬从一张日本旧报纸上，找到了南京大屠杀中两名军官举行“杀人比赛”的关键证据。裘劭恒则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揭露日本人策划成立“满洲国”的罪行。　大批东吴师生前赴东京法庭，离不开忙于东吴复校的盛振为支持。此时杨兆龙在司法部担任战犯罪证调查室主任，搜集日寇侵华罪证，移交给东京法庭。与东京审判同时，杨兆龙草拟《战争罪犯审判条例》，于1946年10月颁布实施，以后大批日本战犯即根据此条例在中国国内被审判。　战犯审判历时近三年，1948年12月23日凌晨，向哲浚见证了土肥原等七名甲级战犯在东京郊外巢鸭监狱刑场被处决，焚骨扬灰。倪征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中艰辛，依旧“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此时，内战炮声已逼近上海，东吴法学院即将结束它在民国法治史上的使命。即使是在“废除旧法统”之后被打入底层，历经半个世纪的沉埋，东吴法学的幽微余光也并没有消失，反而在历史断层之际炫目闪现。沉埋的地层1952年的震荡过后，东吴师生流落各方，经历着被政治地层覆压的命运。盛振为被捕之后，以反革命罪获刑12年，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而后在苏北大有农场劳改。这片由劳改犯垦殖的盐碱地，在近年一本亲历者的回忆录中被称作“苏北利亚”。盛振为劳改六年后，被遣往苏州教英语。其女盛芸被分配到安徽农村，在挑水喂猪之类杂活中度过半生。盛芸亲历了那个晚上父亲被抓的场景。年少的她难以理解，一生情系学生的父亲，如何背上了“提供学生黑名单”的罪名。这一谜底，直到1980年才由东吴毕业的研究生聂昌颐和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徐盼秋等人揭开。当时，复校后的华东政法学院正在寻觅人才。聂昌颐因为翻译英美刑法要则，常去苏州向老师盛振为请教，知道老师尚未获平反，即向徐盼秋汇报。徐盼秋赴苏州了解案情后回沪奔走，经上海法院复查，最终确认盛振为无罪，予以平反。盛振为终得以返回沪上，担任华东政法学院顾问，在富民路旧居度过晚年。据复查，盛振为当初被捕是由于本校学生、地下党员庄咏文举报其“向警备司令部提供黑名单，镇压进步学生”。其时东吴法学院在一批“职业学生”（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后，按照通行做法，张贴了一张布告说明此事，其上有院长盛振为的印鉴。这张布告是唯一的证据，事实恰恰却是在警备司令部召集的高校领导人会议上，盛振为曾当面斥责警方逮捕学生。不仅如此，举报意见上只有庄咏文个人的签名，并不代表地下党支部意见。但就是这份个人举报，将盛振为及其家人送上了30年蒙冤路。在法庭上，熟谙证据法的盛振为进行了自我辩护，但没有得到对质机会。据徐圣庆介绍以及陆锦碧在徐盼秋生前的采访记录，盛振为平反后，徐盼秋曾两次和时任华东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庄咏文谈及，要求其前往看望盛振为，向当年的恩师道歉，“解铃还需系铃人”。但直至1997年盛振为去世，庄咏文从未有所表示。同时被捕的教务长鄂森是斯坦福大学博士，曾参与东京审判、“七君子”营救等，逮捕理由是与上海帮会青红帮有关联。鄂森因律师业务交游广泛，抗战后期，他利用其社会能量，几乎独力支撑了中国比较法学院的生存。有传闻称其早年曾拜为杜月笙弟子。在帮会势力发达的上海，此种纠葛并不鲜见。章士钊、江一平等著名律师都曾与杜月笙、黄金荣关系密切，人称“吃流氓饭”。“七君子案”中，律师团还请托杜月笙代为营救沈钧儒等人。鄂森被捕后判决管制三年，1956年12月撤销管制，以后曾“废物利用”担任文史馆馆员，1970年去世。训导长刘朗泉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曾任南开大学教授，有《中国商事法》著作传世。其身为国民党员，又由于工作职责与学生党员有矛盾，被捕在所难免。上海档案馆保留的一份“线索材料登记表”显示，刘朗泉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以后曾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暨一任县长。虽然他始终不参加旧政府召集的各大学训导长会议，并曾帮助学生组织了新学生会，却仍难免蒙上“反动”之名。东吴法学院教授艾国藩、林我朋等人也先后被捕。艾国藩是与倪征同级的东吴毕业生、国际法专家。据高文彬回忆，艾国藩担任瑞士领事馆法律顾问，与各国驻沪领事馆熟悉。“解放”之初，军管会曾要求他提供租界里面的情报，艾国藩不配合，以后被检举为国民党留下的特务。其被捕之前，与曾参加过东京审判、在上海外事处工作的学生高文彬时有往来，高文彬因而也蒙上了“为国民党特务盗窃机密情报”的罪名。艾国藩由此获刑七年，高文彬获刑十年。艾国藩在监狱里上诉后，被加判为无期徒刑，死于狱中。高文彬在苏北、江西农场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直到1979年才回到上海。教英美法的民诉法教师林我朋因曾担任旧法院庭长，亦被判刑，文革后平反，一直住在上海虹口区一个弄堂内的石库门老房子二楼。上世纪80年代，徐圣庆前往上海探望，师生合影留念。照片上，老房子墙粉褪色，窗棂油漆剥落，室内陈设简陋，老人白发锁头。相比这些被逮捕的蒙冤者，以杨兆龙为代表的更多东吴人在接踵的政治运动中渐历患难。对于作为“旧法观念”代表的教师们来说，“等待分配”变成了抛弃，大部分人都赋闲一年至两年。之后安排的工作，也无非是教英语、俄语，或在图书馆、资料室任职之类。甚至有教授被分配至公交公司卖票、到电力管理局抄表。倪征在留守处撤销后，被分配至同济大学教俄语。杨兆龙赋闲两年，1954年秋调入复旦大学教俄语。在此期间，针对他的肃反材料搜集工作已经悄然开始，重点是“杀害王孝和”。幸而肃反审查人员房群同情杨兆龙的遭际，请示上级后否决了批捕，代替以“内部控制”（参见《财经》2012年第25期《杨兆龙的背影与齿痕》）。到1957年“反右”运动时，先前幸存的一批东吴同人不再幸免。杨兆龙因在“引蛇出洞”期间发表系列文章，以及在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法律的继承性、批判法律虚无，顺理成章戴上了右派帽子，以后又清算肃反旧账，升级成为反革命，一度面临死刑。杨兆龙的儿子、女婿受牵连入狱，妻子自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才以国民党战犯名义特赦出狱，在浙江海宁县一个小镇寂寞离世。1960年初一个夜晚，东吴法学院1952届毕业生王平生与杨兆龙在上海市江苏路路口公交车站偶遇。杨说：“他们待我还好，给我100元一月，不做事。”双方满腹言辞，但不敢多诉，匆匆而别，杨兆龙举手招呼王平生“多多保重”。两人未曾料及，师生此别实成永别。东吴法学院毕业生、原海洋法教授魏文达，自营一家船运公司，因对公私合营有所不满，被打成右派，扫地倒痰盂。东吴法学院1927届毕业生、原劳动法学教授、曾任朝阳法学院院长的孙晓楼亦因赞成杨兆龙言论被打成右派，1958年即以壮年辞世。国际私法专家、曾被提名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郭云观在院系调整后一直失业，1959年因曾任旧法官被打成反革命，在审理中保外就医，1961年在遍地饥馁中病逝，直到1985年才获平反。在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任职的倪征，发表批评1952年“清洗旧司法人员”的言论，提出对比较法“抢救人，抢救书，抢救课”，被打成“中右”，控制使用。东吴法学院1929届毕业生、柏林大学博士费青是潘汉典关系密切的恩师。费青一直很欣赏潘汉典，引导他接触苏联新法学，鼓励他在就业后坚持做学术，并推荐他到北京大学任讲师。在东吴教师中，费青的政治观点左倾，和胞兄弟费孝通、费振东同是民盟成员。1957年，费青因病在江苏无锡疗养，“反右”前夕身体本已好转，突闻费孝通、费振东被打成右派，病情急转直下，当月病逝。在其骨灰运抵北京后，费孝通、费振中却无缘出席追悼会。曾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授的潘汉典，虽然在“反右”中侥幸过关，“文革”时未能逃过批判。1949年潘汉典研究生毕业后，曾获得耶鲁大学的入学通知书，这成为他的“通敌”罪证，因而受到批斗。“文革”中的多数年份，潘汉典在农村干校度过。此外，东京审判的检察官向哲浚，1952年后在上海财经学院教书。文革前他虽已退休，双耳近于失聪，仍旧受到冲击，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除了曹杰、李浩培等少数倾向进步的教授，以及去往台湾的陈霆锐、江一平、丘汉平等人，东吴教师群体在历次政治风波中几乎无一幸免。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先前的法学精英们仍旧在冷落中度过残年。当上世纪90年代后期，潘汉典和薛波因编撰英美法词典找到他们时，他们或居于不见阳光的阁楼，或在屏风隔间后与家人拥挤一室，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或者12元钱的小电扇都成为奢侈品。曾经的满腹经纶，在时代断裂之后被人彻底遗忘。孤居上海的盛振为，只有在与前来探望的女儿盛芸交谈中，才得以重温法的精义和创办东吴法学院的心得。正如学者艾永明在《东吴法学先贤文丛》总序中所说：“‘东吴法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遭遇，是中国现代法学史上的一个悲哀。”“建国”后的东吴法学院学生，虽然作为“新人”与教师命运分途，亦未能避免在法律虚无的时代背景下蹉跎沉浮。徐希伯、姜蕴华毕业后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所学课程只有革命史与马列主义，与法律无关。二人退学想按东吴传统去做律师，时逢“取缔黑律师”运动，只好分别到华东政法大学做行政工作和去中学教英语。1957年，徐希伯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青海劳教农场，在大饥荒中险成饿殍，“文革”前才摘帽归来。曾经向全体师生宣布盛振为被捕消息的徐圣庆，1955年在华东政法学院“肃反”中被检举为国民党区分部主训委员，家庭补划为漏网地主。“反右”中旧事重提，他在担任政治经济学助教时的一些课堂言论被学生举报。被打成右派后，徐圣庆下放郊区，又由于申诉被打成反革命，获刑三年，押送安徽普济围农场劳改，开山炸石，刑满后留场就业，一直到1980年平反回到上海，57岁时才结婚，而今孤身居住在华东政法学院家属院的宿舍里。高程德和徐圣庆一样，被调往华东政法学院担任政治经济学助教。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后，他曾在最高检察院研究室工作，案情一般是抓特务内奸，用不上法学知识，由于没有革命资历，也不能直接办案。高程德觉得无聊，想办法调到了清华大学任经济学教师，却因为“反右”中在一份大字报上签名，险些打成右派，事后和右派一同下放劳动。“文革”中，高程德侥幸作为“中右”，控制使用。但凡有下放任务，都会落到高程德头上，他先后在江西、北京怀柔等农村度过15年。直到“文革”结束，中央党校商调高程德任教，仍旧受到有关部门阻挡，认为高程德政治上不可靠。在这些颠沛中，徐圣庆、徐希伯和多数东吴同学们，几乎忘却了当初习得的法学知识，尤其是英美法。他们的人生此后也与法学绝缘。上世纪80年代初，姜蕴华得到教授国际法的机会，不得不像一张白纸一样从头学起，冬天脚踹“汤婆子”日夜备课。2013年5月中旬，居于上海的部分东吴法学院校友组织了一次聚餐。聚会上姜蕴华得知同学们大都经历坎坷，当初的班长在打成右派发配黑龙江后失踪。像她这样能够追随老师们走上法律讲坛的幸运儿，在班上20多个女同学中绝无仅有。幽远的余光1978年，原交通部部长、时任上海远洋航运公司经理钱永昌找到上海海运学院职工宿舍魏文达的陋室，咨询一桩海损事故的法律问题——中远的一艘万吨货轮在澳大利亚停泊时撞坏了当地港口。魏文达向钱永昌提示援引国际《海商法》上的“船东责任限制条款”，使得最终判决里中国少承担了几百万美元的赔偿。这是1949年后国内首起远洋运输诉讼案件。此时，魏文达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值得一提的是，在海运学院的一隅之地，聚集了三位有政治帽子的东吴学人：林我朋、高文彬和魏文达，令该校民商法学实力超侪。有学生回忆，三位老师对他们影响深远。即使是在“废除旧法统”之后被打入底层，历经半个世纪的沉埋，东吴法学的幽微余光也并没有消失，反而在历史断层之际炫目闪现。1952年宪法中有“受政治迫害的外国人在中国有居留权”条款，到1982年第四部宪法草案公布时，“居留权”字眼依然如故，引起了外交部的怀疑。翻译过多国宪法的潘汉典此时接到咨询电话，他明确表示，按照国际通例，“居留权”应改为“受庇护权”。最后公布的宪法采纳了这个修改。潘汉典在院系调整前夕前往北京大学法律系，后调入新成立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任研究员，长期编译外国法律制度和动态。他经手的《政法译丛》和《政法研究》，在时代的夹缝中，小心开启着“文革”前介绍西方法律唯一的窗口。1964年，潘汉典与人合作在《政法研究》上发表了《对美国实在主义法学的“法院判决即法律”的批判》。学生白晟评述说，在批判的名义下，这篇文章以“实在主义法学”的名义介绍了英美法的“判例法”精髓，注释更为规范，保留了学术气味，在全刊中非常难得。“文革”爆发的同一年，潘汉典还翻译了《日本国宪法》。当时长年以笔名发表此类不拿稿费的编译文章的，不过潘汉典、王铁崖、龚祥瑞、沈宗灵寥寥数人。“文革”之后，1978年潘汉典受命主编《法学译丛》。这份长年介绍西方法律知识的刊物，主要撰稿人包括了倪征、李浩培等东吴旧人，对断代的中国法学界有再度启蒙之功。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陈光中曾表示，《法学译丛》对他影响很大，每期必看，因为从前对英美法律很少了解。1987年，在时任校长江平的积极推动下，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比较法研究所，潘汉典调入担任所长。此时距他在抗战时就读“中国比较法学院”，已经过去40余年。此前1972年，新中国取代台湾获得了联合国席位，倪征以法律顾问身份出席大会。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前去往台湾并创办台湾东吴大学的陈霆锐，此前曾以70岁高龄，发起维护“中华民国”联合国席位运动，最终无果。1983年，倪征在车祸中左臂骨折，负伤出席国际法委员会会议，讨论“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问题。会上，关于“国家犯罪”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倪征根据东京审判的经验，强调不能将个人罪责推给国家，应分别承担义务。以后联合国成立了国际刑事法庭，直接推动了对米洛舍维奇、卡扎菲等人的审判和追责。第二年，倪征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法官。这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任联合国法院法官，引起轰动。之后，东吴学人李浩培担任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法官。两人当选时皆已年近九旬。加上此前首任联合国法官的王宠惠，东吴法学院贡献了三位国际法庭法官，这在现代法治史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文革”结束之后，法典体系重建，以留苏群体为主的大陆法系学者走出历史尘埃，成为中坚。以东吴同人为代表的英美法学者群体，整体上虽仍然受到排斥，处于边缘，却又在对外开放的时代需求下时而奉命救场，闪现光芒。这成了东吴人“文革”后处境的集体写照。1979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的裘劭恒接受征调，担任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的顾问。开庭时，江青当庭大声斥责法官，导致审理失控。裘劭恒临危受命，扎进资料室找到美国法庭“逐出被告判决有罪”的案例。此后江青被逐出法庭，回应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六年之后，收回香港提上议事日程，裘劭恒被选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会中还有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黄毓麟。高程德介绍，精通比较法、英文又出色的黄毓麟，在基本法起草中有“扛鼎”之功。1984年，一家叫做“振兴公司”的民间经济法律咨询机构在上海成立。公司董事长是华东政法学院原院长徐盼秋，董事、顾问、咨询员则容纳了200多位法律学人，其中大部分是东吴师生，如盛振为、李文杰、裘劭恒等人。远赴海牙担任国际法官的倪征，得知老师盛振为“出山”，发来“感激、欣慰、鼓舞”的贺电。徐希伯担任了公司的联络主任，时常去盛振为家中送顾问费。盛振为由于在院系调整前被捕，没有单位发退休工资，担任华东政法学院和振兴公司顾问后，晚年生活有了保障。振兴公司下设律师事务所和涉外经济法律咨询中心，1990年还成立了比较法进修学院，以平均年龄70岁以上的一批东吴旧人为教师，培养了大批国际民商法律人才，为上海经济的对外开放起了催化作用。1993年，盛振为获得司法部颁发的司法行政银星荣誉章，褒扬他对法律教育的贡献。1997年4月22日，盛振为去世，走完坎坷一生。逝世前数天，他还在参与《元照英美法词典》的审订。这是东吴法学院消失40多年之后，东吴同人群体的一次集体作业。早在上海孤岛时期，鄂森就组织潘汉典等四位学生计划编撰一本英美法词典，因战火纷扰作罢。50余年后，潘汉典作为总审订，和青年学者薛波一起遍寻流落沪上的东吴旧人，参与词典的编撰。他在寻访之下得知，东吴法学院旧人处境卑微而不废所学，“怆然有感，肃然起敬。”这些残年微命的老人们，把仅余的精力与心血，投入到了这部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经费、却填补了历史空白的大词典中。出现在扉页审订人员表上的东吴旧人，除潘汉典外，有倪征、姚启型、卢峻、杨铁梁、蔡晋、徐开墅、高文彬、俞伟奕、高程德等共20人。此外还有裘劭恒、黄毓麟参与建议。长达六年的词典编辑、出版过程中，名单上大部分审订者逐渐离世。这部共有460多万字，收录4.5万多个词条，比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多出三倍的词典，成为了东吴老人们不可磨灭的墓碑。在词典的扉页上，题写着“谨以此册献给母校与祖国”。2005年开始，东吴大学的后身、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开始编辑出版《东吴法学先贤文丛》。收入文丛的东吴先贤一共九位，包括杨兆龙、倪征、李浩培、王宠惠、潘汉典、吴经熊、丘汉平、盛振为和孙晓楼，至今已出版前五册，其中潘汉典是唯一在世者。2005年杨兆龙文集出版之后，引起巨大反响，“东吴法学”作为近代法学史上一种独一无二的传统，开始从地层之下被重新发掘出来，成为救济当下法学界精神贫血症的良药，和并不过时的学术标杆。在学者高积顺、许章润等人撰述的长文中，“东吴传统”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学术和法律层面，通向现当代知识界的道德和信仰高地。难以想象，这是一所消失60余年的法学院散发出的余晖。（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