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寂靜的春天》之外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多年來，我一直認為中國與民主國家的環境污染不僅僅是烈度不同，而且性質也很不相同。中國的污染是制度性污染，西方則是認識性污染。這個觀點雖然看上去很極端，但一直沒人批駁。嚴肅的沒有，挖苦咒罵的也沒有。因為事實俱在，道理也簡單。 為什麽民主國家是認識性污染？因為不曉得廢水廢氣廢棄物之厲害，知道了，認識到了，事情就會翻轉過來。比如說日本，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高速發展，十年之後，於六十年代後期七十年代前期爆發嚴重污染，當時叫作“産業公害”，再十幾年後，污染受到有力遏制，環境開始復蘇。雖然政府方面宣佈“公害已經結束了”的言論受到廣泛的批評，但自然環境在相當大程度上得到恢復應是不爭的事實。北美西歐的情況大致如是，在認識到環境污染的嚴重性之後，都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內獲得重大改善。以老牌工業國英國為例，倫敦的空氣污染和水污染當時都是世界之最。重大污染事件之後，民有、民享、民治的國家制度一旦介入，大致都在二十年左右獲得較好恢復。英國人後來也有自我意識：這是“一條分界線，在那（“倫敦煙霧”——引者注）之前，人們普遍接受空氣汙染的現實，認為它是工業化發展帶來的自然後果。但在此之後，人們開始意識到，犧牲人類健康的進步，根本不是進步。”——一旦意識了，認識了，迅速發生轉折。 共產極權國家的情形卻不這麽簡單，生態環境破壞既有認識問題，更有制度問題。以中國為例，從第一次全國環保會議（1973年）以來，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漫長時間裡，環境破壞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日趨惡化，形成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環境毀滅。說中國的情況，趙家人、愛國賊都有情緒，那就看看我們過去的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簡而言之，前蘇聯、東歐一概重度污染。前蘇聯，102個城市的空氣污染已超過安全標準10倍以上，大量的河湖遭到工業污染，世界第一大湖里海既被污染又急劇萎縮，大規模調水工程破壞了原有的生態平衡，造成新的貧困和荒涼。在波蘭，1/4土地已不適於耕種，貫通華沙的維斯杜拉河已變成一條毫無生命的廢水道，幾乎所有河流的河水都不再適於人類使用，其中50%的河水，其毒性之重，甚至不適於工業使用。捷克、匈牙利同樣，在歐洲名列倒數，大量人口死於空氣污染。前東德更有意思，因為兩德統一，西德環境專家帶上巨款來幫助恢復環境，在他們看來，東德的污染問題嚴重得簡直超乎想象，清理環境是一項艱巨的工程，其規模就好比經過一場化學戰爭之後重建一個國家。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42017E-Germany.jpg" width="500" height="232" alt="" /> <!–[if gte vml 1]> <![endif]–> 東德曾是歐洲污染最嚴重的國家，這是1970年代的一家化工廠   最近重讀蕾切爾·卡森寫的《寂靜的春天》，有新體會。這部世界名著其實是關於生態環境的化學教科書。因為卡森要表達她對於現代文明的反思，首先要講些人們未知的新知識。比如，大多數化學藥物非常穩定，簡單的污水處理方式無法分解，將長期存留在大自然中危害生態環境。噴灑化學藥劑可以保護農作物免受蟲災，但這些化學製劑將隨着降雨滲入地下，最終匯入江河湖海。蕾切爾舉了一個例子：西部某地林區曾大面積噴撒DDT，附近河溪所有的魚都檢測出DDT。令人驚奇的是，調查者在對噴藥區30英裏之外的一條小河灣進行對比研究時，發現這裡的魚也含有DDT。怎麼可能？這個小河灣位於噴藥區上遊，還隔了一個高瀑布。唯一的途徑是地下水！因此，她寫道：地下水的汙染也就是世界水體的汙染。造物主很難封閉地下水域，而且他也從未試圖這樣做過。 蕾切爾把一切環境災難都從頭說起，循循善誘地給我們講了許多故事。其中一個超出我們常識的故事是這樣的：丹佛附近原有一家軍事化工廠，因二戰結束，在投產8年後停產了，然後把工廠、設備租借給一個私人廠家生產殺蟲劑。新廠家還沒來得及開始生產，兩英里外的農民就開始抱怨牲畜得怪病了，人也病了，樹葉變黃了，莊稼枯萎了、死亡了。人們化驗了用於灌溉的井水，發現其中竟然含有原來老軍工廠排出的所有化學物質。很明顯，事情與新廠家無關，是老軍工廠和農場之間的地下水被汙染了，並且，被汙染的地下水漫遊這兩英里正好花費了這8年。這一切已夠糟糕的了，但是最令人感到驚奇和在整個事件中最有意義的是，在老軍工廠的池塘和一些井水里發現了可以殺死雜草的2.4-D。當然，這種藥劑的發現足以說明莊稼的死亡。令人不解的是，老兵工廠從未在任何工序中生產過這種2.4-D。這又是怎麼回事？經過長期認真的研究，化學家們得出結論：2.4-D是在開闊的池塘里自發合成的。它是由老兵工廠排出的其他物質在空氣、水和陽光的作用下自動合成的。太令人驚嘆了！這個池塘已變成了生產一種新藥物的化學實驗室！<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y/542017Racial.jpg" width="488" height="322" alt="" /> <!–[if gte vml 1]> <![endif]–> 蕾切爾和她劃時代的的《寂靜的春天》   前美國副總統戈爾在《寂靜的春天》新版序言中開篇便如此寫道：   作為一位民選政府官員，給《寂靜的春天》作序有一種自卑的感覺，因為它是一座豐碑，它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強大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 1962年，當《寂靜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時，公眾政策中還沒有“環境”這一款項。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磯，煙霧已經成為一些事件的起因，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還沒有對公眾的健康構成太大的威脅。資源保護——環境主義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的辯論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關國家公園和自然資源的法律條文中大量出現。過去，除了在一些很難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實上沒有關於DDT及其他殺蟲劑和化學藥品的正在增長的、看不見的危險性的討論。《寂靜的春天》猶如曠野中的一聲吶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辯的論點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這再次證明了我20年來始終堅持的一點淺見：民主國家的環境污染是知識性、認識性的。——正如戈爾所言：“看不見的危險性的討論。”——一旦看見了，理解了，制度的力量便迅速促成改變。相反的，中國及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污染是制度性的，認識到、看得見也無濟於事，制度在那裡卡着。在我們中國，一旦爆發環境“群體事件”，警察不是去抓肇事者，而是反過來抓受害者。無論污染的方式、途徑、責任如何一目了然，無論污染達到何等可怕之程度，甚至從癌症村升級到癌症河、癌症國，都看不到遏制的希望。 當下中國之秘密，在於《寂靜的春天》之外。我們需要的不再是知識啟蒙，而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不再謀財害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