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困境、权利与责任（一）

<div style="color: #222222; font-family: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2.8px; background-color: #ffffff;"></div><div>  </div>2017年的中国历史年鉴上，郭文贵事件是无法被遗漏的，观察者可以从多个视角对这一事件进行解读，我认为，在中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郭文贵事件可以被视为六四以来，中国经济精英—–民营企业家—-与政治统治集团关系破裂的极端案例和典型象征。 在郭文贵的爆料中，多次提及徐明、李明之死。死于中共“反腐”的富商当然不止徐明和李明，2017年，被羁押中死亡的富商还有刘希泳、董林等人，与此同时，肖建华被抓、吴晓辉被抓、王健林突然贱卖资产、围绕马云的诡异传言不断，早些时候，信力健被抓、非中共党员的郭广昌被中纪委拘查、李嘉诚则早早从中国大量抽逃资金，这些，足以显示富豪逐渐成为中国的高危阶层，资产者的处境不妙未来堪忧。 中国民营企业的困境是一个长期话题，即使在国内媒体上，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也在进行，但我们所说的不是具体经营上的限制、约束，不是行业准入限制，不是银行贷款的歧视，而是中国民营企业、资产者的更深层的独特困境。自2011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滑，让无数中小企业主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小企业主跑路、入狱早已不是新闻。但一般而言，财力雄厚并且与权力高层关系密切的富商由于社会影响大、人脉关系广，其人身安全应该是相对有保障的，但是，包括富商在内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共同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处境也正因此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家与官员，或者说资本者与政府的关系，长期难以形成定论，甚至引发姓社姓资的争论，1989年六四事件直至1992年的邓小平的“南巡”的这段近三年的时间成为这一争论的分水岭：面对迫切的政治危机，中共不得不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采取赎买策略，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自此，以腐败作为粘合剂，社会精英“闷声发大财”，形成了赢家通吃的利益联盟，这一阶段持续了二十多年，是中共建政以来，权力者与资本者关系史上的蜜月期。 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为标志，姓社姓资的争论似乎结束了，此后，中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自由度有所增加，市场经济成分缓慢增长，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得到延续，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成为社会明星和人们崇拜的对象，中国恍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变化，使新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逐渐忘记了过去几十年资本在中国的遭遇，忘记了他们真正的社会称谓其实是“资本家”，而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在过去和当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是从来找不到合法地位的。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理论不彻底的修正者，他允许资本家在中国重新出现，却不打算否定人类历史上对资本最为敌视的这个政权的法理基础，因此，他也就不允许资本家恢复自己本来的称谓。就这一点而言，过去三十年，资产者阶层在中国只是一种羞答答的存在：一方面，作为资本家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政权的“共产”基因以及对权力的无限膜拜和毫无底线现实运用，资本家是否能够真正“掌握”他们的财富，始终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请不要忘记，这个政权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建立在对土地和资本所有者的几乎毫无补偿的暴力抢夺之上的，不仅如此，财富抢夺的过程，还伴有对地主、资本家的大量的肉体消灭。其规模和残酷程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新出现，是依附在权力基础之上的一种畸形存在，我们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权力需要资本创造财富，从而建立中共统治的绩效正当性基础，资本被迫接受权力时时刻刻的干预和保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权贵资本主义似乎在中国发展出了一种成功模式，使人忘记了资本的属性和中共权力的特殊基因，二者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了下来。尽管法治的缺失给经济生活带来种种弊端，但大体来说，歌舞升平的现实似乎让人们觉得这些还是可以忍受的。 十八大以后，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的政治变化是，携带共产主义红色基因的红二代全面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一开始，企业家阶层并没有对此产生足够的警觉，以为邓小平主义可以延续，以为政左经右的局面可以维持。但先知先觉者还是有的，比如李嘉诚，早在几年前，李嘉诚就成功地从中国撤出了绝大多数资金，当2017年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限制资金外流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承认，具有国际视野的李嘉诚比一般中国本土企业家确实具有更敏锐的历史洞察力。 将中国政治的左转全部归咎于习近平、王岐山等人的红色家族基因，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红色基因并非只是通过血统遗传。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既不全面又不彻底，因而十分脆弱，共产革命对自由、法治、民主的排斥是这个政权最本质的特点，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做过一些让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可贵努力，但在六四之后，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几乎完全恢复了它的本性：信奉暴力、培育仇恨、拒绝法治、限制自由……尤其是在军队、政法、宣传领域，以极为警觉的态度，阻断一切可能导向实质性政治改革的因子。 处在发展初期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事实上是在这一政治现实之下艰难成长起来的，并与权力结成了一种暂时的同盟关系，因此，中国新生资产者，尤其是具备一定规模的资产者，成为权钱利益组合的一部分，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备受社会的道德质疑，中国社会的仇富现象，相当程度上也是仇官，是对权力和资本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一种强烈反感和反弹。但是民营企业家阶层总体上是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他们对社会的作用，与那些凭借权力寻租的官员其实是不同的。 2011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后续乏力的态势，一般认为，这与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和内需匮乏相关。在此之前，是十几年的对外贸易黄金期，强劲的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但低人权、低环保优势是这个发动机重要的动力，这一点引起国内外的担忧，这种粗放、无法治、非保护创新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被权贵攫取，无法广泛惠及普通民众，造成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长期无法形成强劲的内需市场，国内市场无力支撑企业扩大生产的要求。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由政府造成的严重制约企业长远发展的错误的路径选择。 当经济出现下滑势头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却呈迅速增长趋势，社会矛盾和冲突反应的是利益分配的失衡和不公平，也就是说，蛋糕已开始变小，要求分蛋糕的人却在增加，市场、需求、分配的关系出现紊乱。其中，底层民众在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的压力之下，已无压榨空间，而权贵的奶酪是动不得的，于是，资产者、中产阶层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尤其是资产者与权力者的联盟关系，便历史性地走到了破裂的边缘，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资本者对权力的附庸关系中，正如郭文贵所说，中国不存在平等的官商勾结关系，商人只是“坐台小姐”，甚至“坐台小姐”都不如。中国的权力者历来视法律如无物，权力便意味着一切。而对财产的合法掌控权实际上可以归入人权范畴，在罔顾人权的中国当然是没有保障的，资本者无法依靠法律维护自己对财产的掌控权，甚至也无法维护对财产的处置权，2015年王健林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到了2017年，面对政府限制海外投资的“政策”，王健林不得不表态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对资本者财产处置权的限制和财产控制权的觊觎，与中共政权对公民权利普遍的收紧和约束是同步的，这事关中共政权面临社会危机时的“核心利益”，即使是与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私人关系也不可能大得过政治需要，因此，资产者被剥夺将成为未来中共的一个战略选项。 与市场经济下的资本者不同，中国的企业家不仅要面对市场不确定性的风险，还要面对官场不确定性的风险，这本已严重限制了企业家从事创新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官场并不是属于他们的领域，是他们无法掌控的，遗憾的是，中国的现实是官场、商场人物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官员的倒台，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些商人成为狼群围攻的肥羊，一旦这样的局面出现，几十年经营的巨型企业，一夜之间就会土崩瓦解。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面对民间社会的成长和公民力量的壮大，中共加强思想钳制和网络封锁的同时，试图继续加大国有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幌子之下，经济领域官进民退的势头加快，民营企业越来越无法获得与国有企业相同的待遇，处在完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之下。对民间社会的不信任促使中共政权在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直接插手，而不是立足于建立以产权保障为核心的公平竞争机制。一个多世纪前，清政府试图自救的洋务运动曾因产权不清、官员过多插手而走向衰亡，同一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却因有着更明确的产权保护制度、鼓励私营企业发展，最终建立了完胜大清的工业基础。中共这种官进民退、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最终一定会走向失败，但在一段时间内，对民营企业的打击和伤害却会是十分严重的。民营企业家必定成为习近平政治左转的牺牲品和被剥夺者。 在没有法治和人权保障的地方，说到底，资本者与权力、权力者的暂时结盟，无助于他们从根本上保障自己的利益，而且，当经济下行期到来的时候，由于“树大招风”，他们可能要面对更大的被剥夺的风险，要忍受税收之外的数不清的苛捐杂税，要面对政治新贵垂涎欲滴的眼神，甚至人身自由也会成为一种要挟，被新贵们将多年积累的财富悉数剥夺。这种剥夺的进行，以前是以革命的名义，现在却往往会以根本就不存在的法治的名义。不要忘记，一个拒绝接受普世价值的共产党，即使穿了西装打了领带，仍然是共产党。 没有法治，便没有平等的法律主体地位，任何人的被剥夺，对权力者来说，都只是代价极小的一个“案子”。毕竟，无论拥有多少财富，一个资本家在专制政权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力量。 因此，2017年，当习近平朝毛式政治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或者说资本者，需要静下心来想一下可能原本被忽视的某些东西：比如政治！比如自己的权利！比如社会责任！ 中国资本者要想摆脱悬在自己和子孙头上的红色共产魔咒，必须对这个政权与资本的关系有所了解，必须认识到中国资产者对于法治、自由应该承担的特殊的历史责任。 自由作为一种生活信仰，与近现代工业文明密切相关，相互促进。多数国家的历史表明，在建立现在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资产者作为一个阶层或者说一个阶级，总是极为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我们无法想象一场被工商资产者阶层广泛抵制的革命会成功地促进现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由运动、民主变革，首先应该是资产者的责任。而资产者具有追求自由制度的动力，具有丰厚的资源和优秀的组织能力，概言之，这一阶层不仅应该承担推动自由的历史责任，也有能力参与这一伟大的变革。在中共的官方理论中，长期以来，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民主革命的代名词，这一定义虽有偏颇，却大体说明了资产者阶层与民主革命、自由制度的密切关系。 当下中国的情况固然有其复杂性，不宜进行简单的概念推演，比如说，今天的中共不太可能再次将资产者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甚至会大力扶植与官员关系亲近的企业，但它严格地将资产者捆绑在权力附庸的地位，它可以有针对性地分批次消灭某些资产者，也就是说，将一次性屠杀，变为持续不断的谋杀。这种做法具有相当欺骗性，但不会改变其根本上仇视资产阶级及其所属价值体系的心态。东方专制主义加列宁主义的专制统治固然是强大而精致的，但权力的一元化控制与资本的多元化、多样化之间，权力的封闭需求与资本的自由属性之间，权力的集体主义要求与资产者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是深刻的，其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资产者阶层与红色专制制度之间的全面冲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中国的资产者应该意识到，六四之后中国权贵者与资产者的结盟关系，并非一种可以持续的常态，而是一种特殊历史情境下的例外。对资产者来说，财富的保全和财富创造过程是同样重要的，可只要拒绝法治的中共政权在，所有人的财产权利都是可以被非程序化剥夺的。有鉴于此，资产者倾尽全力创造财富的同时，必须拿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解决财富的保全问题。法治可以使人具有稳定的预期，人治下的“政策”却不能，政策总是随着当政者的变化随时都可能剧烈摇摆，当人们必须为这种摇摆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时，那些具有规模的企业恰恰处在最不利的位置。中共不仅不打算认真建立法治，也绝不会认真对待“产权”二字。 郭文贵事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宣布了他与大体相安无事相处二十多年的中共权力体系的彻底决裂。若论对中共官场人脉关系的经营，一般资产者远不能达到郭文贵的高度，然而郭文贵还是不得不逃离中国，其中国境内的资产很难再回到他的手上。我们不要忘记，28年前，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有过类似的经历，作为四通最主要的创办人，仅仅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四通的财富不再与他有关。从万润南到郭文贵，从黄光裕到王健林，没有哪一个中国商人能够摆脱中国政治的魔爪。万润南、郭文贵选择了回击，选择了不逃避，这也将会是也应该是越来越多中国资产者的人生选择。这不是富商的专利，我们看到，在人数不多的纽约联合国上访队伍中，也不乏像马永田女士这样普通企业家的身影。当权力普遍侵犯民众利益的时候，不同规模的资产者都是无法置身事外的。 资产者往往具有比一般人更敏锐的观察力和决断力，相信很多人已经从习近平的政治左转中看到了更多的历史和现实信息，看到了所谓王岐山罔顾法治的“反腐”对中国未来的破坏力，这种“反腐”与对709律师的抓捕一样，在全社会传播仇恨、敌对的观念。习王的历史性倒退发生在中国经济衰退的趋势越来越清晰展现出来的时候，作为整体的中国资产者，经营上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政策”的横加干涉会越来越频繁，社会矛盾的加剧也会让企业面临非经济性的不可预测风险，就整体而言，资产者阶层过去二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期已经结束，如果延续旧的思维惯性，这个阶层已经看不到希望。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是资产者和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市场要素的自由组合是现代企业的基本要求，社会自由度的增加是提升市场质量的前提。让企业生存在法治之下，摘掉资产者头上的政治紧箍咒，除掉罩在民众身上的种种人身、思想限制，社会才会具有无限创新的空间，这才是中国资产者阶层的希望。 现在是中国私有资产者—–民营企业家—-这个阶层的重要关头，请以属于你们的历史视野、以属于你们的时代精神来推动政治层面的变革，取得长期孤独奋斗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独立知识分子、社会底层抗争者的谅解并与他们联盟。应该让政治层面的变革成为你们的根本理想和自觉行动，让中国资产者阶层作为一种非从属、非附庸的政治力量，堂堂正正地站在中国、站在历史面前。 2017年8月8日  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