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与抗辩——1980年西南师范学院 “普通人”公民行动简史第十章

第十章课间文学校园情愫 <div style="border:none;border-bottom:solid black 1.0pt;padding:0cm 0cm 0cm 0cm">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8/Jul/731201831-b11.JPG" width="164" height="206" align="right" alt="" /> </div>       一 “课间文学”是一种什么文学   “普通人”文学社成立以后，最先与读者见面的不是《普通人》杂志，而是一张文学小报，名字叫《课间文学》。这种风格样式的文学小报，不仅在西师的历史是从未出现过，而且在重庆的高校当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校园民间读物。 《课间文学》是“普通人”文学社编辑、刻写、油印的一份文学副刊，主要在校园内张贴和免费赠送给师生们阅读。在《普通人》杂志未出版发行之前，是文学社开展校园文学活动，鼓励大学生进行文学创作的大众化平台。每期基本保持在四个版面，有时也增加到六个版面。主要刊登小小说、诗歌、散文、杂文、随笔、小评论，以及校园新闻等作品。是一份集文学性与新闻性为一体的社团刊物。其办刊宗旨与《普通人文学社宗旨》是完全一致的；通过大学生的创作实践，将校园文学与“普通人文学”的理念、立场和旨趣有机地贯通，以简洁生动、通俗明快的形式、风格，书写、记录和反映大学生的俗世生活与精神世界。该报篇幅虽小但强调人道主义立场，坚持自由主义者精神品格，比较“现实”的目的是：为繁荣校园文艺和推进校园的民主建设而努力。 “课间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就当时它的现实处境而言，特别是就当时学校官方所给予它们的那种高度警惕和不信任的“待遇”而言，它和它的孪生兄弟《普通人》杂志一样，应该属于“地下文学”的范畴。事实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高校几乎所有的学生自办刊物，都或多或少具有这样的“地下文学”——即“萨米亚特”的性质。不是它们怕见阳光，而是官方出于意识形态“敌情”思维，始终惧怕它们获得合法性身份公开出版。因此，那种认为只有文革时期才出现“地下文学”的观点，不仅显得无知，而且显得幼稚，或者叫“不懂国情”。 《课间文学》编辑部成员不多：主编是七八级的彭光芒和七七级的山民；杨政负责每期的策划和组稿；责任编辑是张育仁。每期稿件他们三个编辑修改之后，再由张育人具体负责版面设计和铁笔刻写；油印工作由七七级严敏和山民等人负责。编辑部分别设在中文系桃园二舍二二四室和桃园三舍二零二室。 《课间文学》主要发表文学社成员的作品，当然也非常欢迎社外同学的投稿。这个校园副刊前后一共出了五期。前两期不是刻写油印的方式，而是用毛笔大字抄写后张挂出来。由于当时没有“历史资料”保存意识,这两期挂了几天之后，就不知所踪，估计是被清洁工人清扫而去了。 小报创刊时正值民主选举期间，人们似乎显得十分的匆忙，负责《课间文学》事务的同学也处于这种风风火火的状态。基于这种情况，《课间文学》忘记了撰写发刊词。不过，第四期头版报眼位置编辑部写的一篇短文《附带写几句》，当中的一段话，多少有些发刊词的味道。曰：   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今人时间观念更是如此。同学们各有各的事情。的确忙得很。利用课间余暇，有人写几笔，有人看几眼。这便是《课间文学》的由来。每当看到大家或端着饭碗，或拎着水瓶，站在那里浏览这份小小的《课间文学》，于是又联想到海明威写作时“金鸡独立”的情状，便有了几分感触、几分感动……   《课间文学》虽然是一份校园文学小报，由于敢于书写和反映真实的校园生活，聚焦大学生普遍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文章短小精悍、生动幽默，而且不时亮出尖锐的批判锋芒。因此，一经问世，即大受欢迎。对此，孙丹年的一段回忆文字颇有意思：   在西师学生民主运动高潮期间，我响应刚刚成立的“普通人”文学社的号召，为一种大字报式的小报《课间文学》（具体经办者是杨政、张育人、彭光芒、山民等）投了一篇微型小说，标题为《大会开始之前》，按照要求不超过一千字。整篇都是情绪发泄，感情极其浓烈，很适合当时爆炸性的校园氛围。中文系77级一个男同学（好象是陈泯，记不准确了）用毛笔将这篇微型小说抄写在一整张白纸上，和其他许多文章一起，用绳子挂在第一教学楼前面的大道边上。这个男同学还高兴地对我说：“抄完了我数了一下字数，连标点，刚好999字！”   由此可见当时我们的这种文学生活的生动活泼之概。非常有趣的是，作为“普通人”文学社的副刊，《课间文学》竟然创刊于文学社诞生之前，也就是在西师学生民主选举运动时期。具体时间是在1980年10月27日这一天。《课间文学》创刊号是以毛笔抄写、大纸张挂的方式面世的。第一期《课间文学》全部是诗歌，而且以歌颂民主选举为创作主题，都是热情澎湃的语句、真挚质朴的情感，因此，主标题就叫做“民主诗页”。刚刚张挂出来，就迅速吸引了读者。一时间可谓观者云集，盛况空前。这一期共“发表”了十几首诗。“诗页”的前面是社长王康写的一篇一百字左右的“小引”，与诗歌一样充满激情和期待，尤其是对校园民主建设的前景抱以极为乐观的憧憬，同时字里行间也隐隐流露出一个思想者惯有的忧虑。排在最前面是署名“育仁”的《致学生竞选者》，紧随其后是七七级“何延”具有“荒诞派”意蕴的“狂飙诗篇”《脸——为一个民族画像》，再之后是署名“上泽”的《竞选者》。由于原件已经丢失，现今只有《致学生竞选者》一诗的手稿。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些残存的诗稿，去真实地感受和体验当时大学校园里的历史文化气息、激情燃烧的青春律动。 《致学生竞选者》是组诗，一共两首。一首献给学生竞选者陈敏，另一首献给学生竞选者黄云开。一个大学生诗歌创作者将颂歌献给自己的同学，不要说在西师、在重庆，即使在当时国内的高校里面，恐怕都是不多见的。这些歌唱民主的诗篇面世的当天，也就是1980年10月27日这一天，陈敏、黄云开和罗立为三个大学生正式成为“法定候选人”。   二献给学生竞选者陈敏的诗   《给学生竞选者》是组诗的第一首题名是：《在深秋，你背对着那座纪念碑》，副标题是“献给中文系学生候选人陈敏同学”。记得这组诗刚刚在西师中文系教学楼一侧的路边挂出来时，围观的同学发出一阵小小的惊叹。因为，在他们的人生经验里面，还没有见到有一首热情赞颂的诗歌是献给自己的同学的，而且还“居然”把他们举颂得如此的高！即使不是奇迹，也算得上是个“意外”。 这首诗歌中所说的那座纪念碑，指的是矗立在成都人民公园中心的“辛亥秋保路死难纪念碑”，陈敏的家就在这座纪念碑的旁边。作者选取这样的一个抒情视角，回顾了近现代以来中国人认识和追求民主的漫长历程，从中国人对民主的浑然不知到热切渴望的精神演变，进行了大跨度的诗情描述与审美阐释。组诗前面是一段小小的题辞：“在封建专制的沙原和现代政治神学的丛莽上，我们蘸民主的血，涂一个大大的太阳！” 全诗以“在深秋/你背对着家乡的/那座纪念碑”为核心意象，反复穿插跳跃在诗歌吟唱的步武之中，显得格外的铿锵有力、振奋人心。 诗歌的第一部分抒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年人，为了摘取纪念碑旁边高墙上那“那朵孤独而娇艳的蔷薇”而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启示。全诗充满悲怆的气息：   在深秋/你背对着家乡的 那座纪念碑/那个古旧而凄壮的故事 永远不会从你/顽强的记忆中/消褪   还是在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从锦官城的街头 你顶着被/“文革”狂飙刮得 漫天疯舞的/斑斓的银杏树叶 伸出迷茫而执拗的手 去摘取人民公园/高墙之上 那朵孤独而娇艳的/蔷薇   哦这个出自好奇的/无畏的举动 鲜血/一滴滴/洒在刺丛/凝在花蕾   诗歌的第二部分抒写了这个少年人，也就是作者所歌咏的少年陈敏，他在不经意之中望见了这座纪念碑所产生的不解与震撼。什么是民主的音息？当年那些寄希望于皇恩浩荡来维护民间合法权益的士人们，他们对此一窍不通。那么，对陈敏这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小学生而言，也是毫无所知。悲剧般的韵律徘徊在字里行间：   猛回头/你蓦然望见/你身后 那座沉默无言的/属于另一个时空的 冷傲又沮丧的/纪念碑   夕照/依恋着碑顶/黯淡而又 玄机四伏的/琉璃瓦 把它长长的/黑铁般的身影 投入/急迫而来的/暮霭的屏帷   哦那时的你/并不知道 那些死于非命的/读书人 如今/就横躺在/这孤冷的/碑下 他们流尽了热血/却未听见 自由民主的/音息   哦在这个深秋/你想起家乡的 那座纪念碑   诗歌在如此悲怆的声情中逐渐吐露出愤懑。进入第二部分，少年人在作者的描述之中，逐渐从历史的纵深走出来，目睹到了文革时期中国的现实处境。唐代大诗人杜甫所面临的“世上疮痍”的历史惨状，仿佛穿越一般凸显在少年惊诧无比的视野中。但此时，少年人已经成长为一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他正站在竞选的演讲台上，以民主的视角审理这样的历史惨景：   你想起/芙蓉城/阳春三月 闹市街头/呻吟无告的 天府之国的/饥饿的农民 从那质朴愚钝的/瞳孔中 你窥见了/两千多年来 专制的累累罪孽   你想起/草堂边/锦江畔 数九隆冬/五七干校 冬水田里/全身心战栗的 当代中国的杜子美 从那佝偻瘦弱的/形体上 你洞悉了/强权施展的淫威   哦中国 固然有它/体面而辉煌的历史 但那尘封网结的/典籍中 却从未有过一寸/自由民主的地位   哦人民/固然赋有 忍辱负重的美誉/但那忠厚木讷的面孔上 却从未有舒展过/当家作主的笑眉   三竞选者的人类眼光和自由情怀   这就是一个青年大学生和一个竞选者的历史情怀；在诗人看来，一个不具备人道主义精神的竞选者，不是一个称职的合格的竞选者。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只要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蹂躏被践踏，那么，这个时期的普通民众也必将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对中国“体面而辉煌的历史”的重新审视，对“尘封网结的典籍”的诘问,显示出这个已经成熟的大学生，是具有民主理想和起码的人文素养的。 诗歌第四部分在人道主义和现代理性精神的指引之下，这个大学生已经不再是仅仅为了获得选票的竞选者，而是一个具有人类眼光和自由情怀的思想者。在作者的吟唱中，他显得是那样的豪迈、那样的无畏、那样的清醒：   正因为/地球载着我们 不停地旋转/我们年轻的灵魂 要获取的/不再是 一颗恒星的光辉   正因为/地球是一个/自由的天体 做为渴望自由的子民/我们的思想 就要无惧无畏地燃烧/要勇敢地去焚毁 专制神学的精神藩篱/用民主的火炬 引领我们/大步踏进 自由的疆域/真理的边陲   哦那个古旧/而凄壮的故事 永远不会/从我们年轻的 记忆中消褪   你争取选票的故事 以及我们/争取自由民主的故事 不再古旧/也不再凄美 庄严中充满荒诞/神圣中有些闹鬼   在这一部分，诗歌的旋律显得高亢而且充满历史的确信。这个大学生竞选者已经变幻为了高擎“民主的火炬”的形象。不是他在引领，是民主的火炬在引领我们所有的人“大步踏进自由的疆域/真理的边陲”。但是，具体到现实当中的这场选举，的确呈现出“庄严中充满荒诞/神圣中有些闹鬼”的历史奇观。这是理性精神透视的结果，是理想主义者应有的清醒品格的体现。是在否定的精神表情背后，潜伏着的那种着深刻的肯定精神的体现。诗歌最后一部分，这个清醒的思想者于激情昂扬中又重新回复到悲怆的审美基调上。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在之前的悲怆基调上重复，而是一种具有崇高审美格调和历史主义品质的升华了的悲怆：   未来世纪的公民啊/请你们 在我们的坟茔上/献上一支 凌雪怒放的/寒梅   未来世纪的青年啊 愿你们谈到民主和自由时 愿你们谈到选票和权利时 不再像/我们这代人一样 是那么的/饥渴迷茫 惶惑和悲愤   哦在这个/多事之秋 你勇敢地站在/竞选者的 演讲台上/把自己/也把所有的选民 塑造成了/一座座年轻的/纪念碑   将真挚热情的颂诗献给参加竞选的同学，以此激励和鼓舞他们继续努力去获得更多的选票，去夺取选举的最后胜利。当然，更加重要的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去歌颂民主选举、去普及民主常识、去推动民主的发展、去表达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对民主怀抱着的那份热切真挚的情感。从这样的意义来理解中两首诗歌，我们感到其意义已经完全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获得了某种历史的和文化的自觉意义。   四 献给学生竞选者黄云开的诗   第二首诗歌题名是：《你，一个野性孩童的民主狂想》，副标题是“献给美术系学生候选人黄云开”。这个黄云开在民主选举运动之前，在校园里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人物。有两件事具有“惊世骇俗”的影响，而这两件事都是他发起或者策划的：一是策动了美术系向校方要求增开人体素描课的“非常事件”，即所谓的“裸体模特儿事件”；二是组织策划了西师有史以来的首次“现代派绘画作品展”。民主选举活动一开始，他就以一张题为《全靠我们自己》的竞选宣言而震动西师校园。 这首诗的抒情基调已经不是悲怆，而是令人血脉喷张的悲壮了。尽管在诗歌的开头写有“使人清醒的悲怆”的字句，但是那势不可挡的悲壮气势却携带着民主的潮音漫涌而来，是那样的动人心魄：   头上的秋阳/荒谬地滑过/迷蒙的天庭 被浩劫蹂躏过久的大地 猛然掠过/使人清醒的悲怆   那浑黄突如其来的/民主的大潮 狂烈地摇撼着昨日/混沌而荒唐的思想   这时/在中国偏远的西南方 一个小小的/缺乏精神养料的/地方 你一个野性天真的孩童 你一个关于民主的狂想   用“一个野性天真的孩童”来形容和赞美这个完全不同于温文尔雅的陈敏的竞选者，可以说，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来自四川内江的黄云开的性格特征。当然，他除了野性，还有就是许多的大学生所不具备的社会经验和“江湖规则”。因为这样的性格特性，使他在整个的民主选举期间显得异样而精彩。如果说，陈敏和罗立为怀抱着的是“一个关于民主的理想”，那么，对黄云开内心世界的准确刻画就是怀抱着“一个关于民主的狂想”。他的演讲真的就如同“那突如其来的浑黄的”潮水，试图去“狂烈地摇撼着昨日/混沌而荒唐的思想”。也就是这个“后文革”时期散发着反民主、反文明、反文化血腥气息的所谓“思想”；它在校园里、在社会上还继续散发着它的“思想”的血腥气息。   此刻/你和你的几千个 年轻的大学生选民 站在令人莫名亢奋的/天穹下 向着未来/向着梦幻 高扬着/从“文革”血火中 涅槃而生的/希望 伸展着/从专制的磐石下 试图突围而出的 彩色的企念/异端的玄想   这首诗与第一首不同，一开始就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场感，具有一种现代派文学的荒诞氛围。同时也具有一种存在主义哲学的味道。黄云开长得“非常艺术”，其演讲风范“比较哲学”，而举止又显得“十分江湖”。这三种不同的格调混合在一起，颇使听众们十分激动、十分喜欢，然而又“不得要领”。因为这个著名的竞选者来自美术系，所以他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一个“彩色的企念”和“异端的玄想”。“ 莫名亢奋”用得很好，既准确生动地描述了竞选者的情状，也准确生动地描绘了台下选民的情状。   蓦地/你那奔放的思绪 逃离这块狭窄的/篮球场 坠入那无边的/痛楚与呼号 交织而成的/巨网   哦记住了 你镜片上闪动的 倔强无畏的毫光   演讲台上的黄云开被太阳晒得很黑。在如此宽大的篮球场的中央，站在被激动亢奋的学生选民包围的饭桌上，显得十分的瘦小。他情绪激昂地挥舞着，有一种试图突围的感觉，但又给人以一种在劫难逃的不祥之感。他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镜片上闪动的/倔强无畏的毫光”——这是完完全全的现场实录，绝不是艺术的夸张。   只因为/你惦念着 北中国/母亲苍老而迟滞的/形象 于是|在令人焦灼/的苦夏/你跻身在 盛满忧愤和叹息的/陈旧而肮脏的车厢 让那烟草和体味/混合而成的/古国风味 灌满你忧郁的/颅腔 和咕噜作响的/饥肠   那一年的暑假，也就是民主选举之前，他曾经独自到北方去“考察民情民风”。他还特地去寻访了当时刚刚被官方承认而“浮出水面”的“朦胧诗派”的领袖人物北岛和芒克。他说：“北岛和芒克，这两个人也不过如此。你只要和他们谈上半个小时，就归你说了。因为他们实在是说不了多少东西。到后来，我谈到存在主义，他们就完全对不上话了。”他还说：“北岛这些人，与我们这些底层子弟相比生活面太窄。他们的口号是‘跳出地球！’实在是可笑。唯一值得骄傲的是他们凭借身份优势能够读到‘外面的人’无法读到的一些东西，据此写作，如此而已！”   五他绝不是一个人在“啸吼”   用黄云开自己的话来说，在“考察”北方之前，他曾经在头一年的夏天独自“流窜”去了武汉。本来是去武汉大学参加全国十三所大学学生自办刊物《这一代》的“联谊会”，社会经验异常丰富的他，发现那里的气氛相当异常，因此没有进入会场。这一传奇的经历使得他更加坚定了革新社会现状，尤其是革新文学艺术现状的信念。他还特别谈到了北方的山川人物带给他的“变了形”的文化思考。关于这种思考的情状，诗歌当中是这样来激情描述的：   哦黄河/如此巨量的泥沙 翻滚淤积搅荡着 我们这个民族/与民主自由 相去甚远的/乌托邦悬想 你|左冲右突 却始终偏离/文明的世界潮流 你|恣肆泛滥 却始终找不到/历史进步的/方向   哦长城/你如此庞大而蜿蜒的身躯 你如此深刻而僵死的皱纹 曲折缠绕捆绑着/我们这个民族 千百年来/没有一丝活气 奴性与封闭/剿灭了那些 活泼旺盛的思想   你在故都挪动/沉重的步履 任风沙/恣肆撞击你那 经过十年锻打 黢黑而益加坚毅的/脸膛   你在皇城边垂下/伤感的沉思的头颅 任自由的风暴/在胸中翻卷酝酿   诗歌的这一部分抒情内容，是根据黄云开当时面对作者的讲述而描绘的北方游历情景，以及这个大学生竞选者在黄河、在长城、在故宫的高墙边的思考情状。诗歌当中揭示的这个大学生对以黄河、长城和故宫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明显要比后来的电视纪实片《河殇》早将近十年。一个八十年代初期的青年大学生，能够思考得如此的独异，如此的深沉，的确是不简单。不是诗歌作者抒写得深刻，而是这个年轻瘦小的内江人混合着三种不同的秉异的结果：   我们/我们/这一代人 从肉体到灵魂/饱经沧桑/历经蒙骗 在暴虐中如此/痛苦而艰难地生长 生长出/民主的芽尖 却敢于/却梦想/去撞塌那 僵死而愚顽的/那一堵堵 盛气凌人的高墙   哦记住了 你镜片上闪动的 倔强无畏的毫光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个又一个疯狂而野蛮的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熟悉各种各样的运动，唯独不熟悉的是任何一种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运作意义上的公民运动。诗歌吟唱到了这里，韵律显得悲慨而急促：   哦这时/还是在中国 只不过/挑战的场地 是在中国的西南方 一个惊雷炸响的校园 一块充满牧歌气息的 高等学堂   你一个无所畏惧的 年轻大学生/你和你的 同样年轻的几千个/选民 你们|勇敢地|亢奋地 站在玄机四伏的/这个篮球场 就像站在/好望角/如同哥伦布一样 去眺望那片/生机勃勃的/新大陆 向着未来的/自由的中国   此刻，诗歌的旋律和视角又回到了民主选举的现场。这个演讲现场的的确确是“玄机四伏”。因为，学校宣传部和保卫处的“同志们”正怀抱高度的“敌情观念”，格外机警、毫不懈怠地观察注视着这个瘦小的美术系学生，观察注视着这个“喜欢搞事”的不安份者；拍下他的形象，录下他的声音，让他进入档案、进入历史、进入不朽。此时此刻，演讲已经好长时间，他已经相当的疲惫，声音已经嘶哑，动作已经不怎么优雅。然而，有一点他非常明确，那就是他知道，他绝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他绝不是一个人在“啸吼”：   胸中激荡着/自由的潮音 脚下奔腾着/民主的激浪   你竞选者/你每一个选民 向着未来的中国/张开着 将创造真善美的 粗砺而变形的手掌   哦你竟然/仰天啸吼/“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歌的旋律/“让思想冲破牢笼” 这来自异国的榜样/你在演讲 你在苦诉/你在呼吁 你在自我解放   哦就在这一刻 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选民 都被你的真诚/所点燃 都被你的呼吁/所感召 汇聚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 激荡而奔放的/民主的海洋   就像王康在《民主的尝试》当中描述的那样，民主选举期间，“人们心里都有一团火。这是普罗米修斯的光明之火，这是对几千年专制魔王的愤激之火。正是这种无形的内心激情和潜在的精神能量排演了民主选举威武雄壮的风云。”因此，由选民和竞选者汇聚而成的这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的确是“激荡而奔放的/民主的海洋”；人们在广场上、在演讲的食堂、在图书馆前面的空地上悲壮地高唱《国际歌》，在喊出“全靠我们自己”的公民自信的同时，还喊出了“让思想冲破牢笼”的使命担当和伟大理想。每一个人的“胸中激荡着/自由的潮音”，每一个人的“脚下奔腾着/民主的激浪。”1980年，.此时此刻——跨过1957年的阴霾与劫难，西师大学生掀起了新一代公民运动的高潮；此时此刻“人们感受到时代的民主本质是何等鲜明！它是由远及近行将来到的春汛。君不见民主进程势如潮涌，变革图强的趋势不可逆转！”站在这篇献诗面前，黄云开分明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他是新一代大学生的代表，是真诚推动民主大潮滚滚向前的青年公民运动的化身。   六令人血脉贲张的“一二九纪念特刊”   《课间文学》第二期的出刊时间是在1980年11月16日。依然是以诗歌为主，另外还有时事评论、小品文和文艺简讯等等。由于原件丢失，所以这些文章的具体内容已经在记忆中模糊，只记得其中的一首诗，题目叫《花，开在夜的边缘》，内容是抒发对民主的向往，以及对其发展前景的担忧。诗歌当中的“花”这个意象指的是民主，它只能够悲壮而孤独地“开在夜的边缘”；“夜”这个意象指的是专制势力。毫无疑问，这是一首审美基调相当悲观、相当凄苦的校园诗歌。另外两首诗是抒写“文学社”成立的情景以及描述喜悦的心境的；时事评论依然是歌颂民主选举的。而文艺简讯则是记录文学社那段时间的活动内容的。 与此前的两期完全不同，《课间文学》从第三期起即以铁笔刻写、油印张贴的方式而面世。出刊日期是1980年12月9日，适逢“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45周年，因此这是一个纪念特刊。这期只出了两个版。第一版有三篇文章。打头的是杨政以笔名“蒋平”撰写的多少有些“社评”性质的纪念随笔：《中国的学生狂魂》。另外有两篇诗歌。一篇是署名“逸人”的《遥远的祭念——献给“一二九”四十五周年》，一篇是署名“上泽”的《它起锚了——给一二九》。 “蒋平”的文章充满一种“狂飙突进”的悲愤意蕴，但同时也不乏在赞美的基调之下，对古往今来的学生和学生运动进行理性的评析。文章写得既严肃，又传达出一定思考意趣。开篇即以说书人的口气感叹道：“自从中国开办起了公立学校，乱子就由此而出了。”紧接着文章特别提及了中国现代史上与学生运动有关的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第一个是六十年前的“五四”学生运动对现代中国文明转型的重要启动作用；第二个是四十五年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对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的强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第三个是二十三年前，即1957“百花社在北京大学点燃的现代民主的烽火”。 写到此，作者并没有停住思考的步伐，他联想到了另一种诡异的学生运动。即1966年爆发的、起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无数被席卷到运动中的学生就如同“温和的中子微粒”，他们“一旦被激怒，就迅速地冲撞牢固的核结构，造成地裂天崩、鬼哭神嚎”的文明毁灭效应。对这一些形形色色的学生运动进行深度剖析，作者“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共同点：他们的每一次追求最终都不能进行下去；他们希翼的理想，每一次都总是落空。”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奇妙的辩证法，可悲的圆周运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文章作了意蕴悠长的历史回顾：“也许是书生气，也许是太固守自身纯洁，也许是先天的精神软弱。在他们之前，宋有陈东，明有东林党人，纵使气壮山河，却难逃覆灭的命运。今天，残废的一代，又当如何呢？”杨政的文章就一如他的性格一样，在“狂飙突进”的声容后面，始终积蓄着深沉的悲愤，乃至深切的伤感。他与王康、张鲁文章当中的那种充满必胜信念的乐观情态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是纪念“一二九”，但明显让人感觉到，他的批判锋芒隐隐指向了权力管控之下的“今天的大学生”，尤其是民主选举期间的大学生群体。因此，他毫不留情地批评道：   大学生自身，本来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学生成分复杂，他们的素质是否都比其他的社会阶层纯洁，或者略高一筹呢？权欲、声誉、怯懦、轻狂，致命的粉末一撒，分化也就如同雪崩一般开始了。   尽管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狂魂在飞舞，新的力量会有的”——似乎对学生以“运动”的狂飙形式推动社会进步抱以乐观的情态，但是，通篇读来却给人一种“片面的深刻”和“乐观的绝望”之感。杨政被王康称为“百科全书”似的人物，不是说他涉猎广泛，记忆力超强，而是说他始终是一个以思想者的悲情面目阅世的人物。杨政后来一直不太明白。他说：“我在民主竞选和文学社中都不是头面人物，但他们坚持认为我是黑后台之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找到了一个答案：“应当承认，他们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中培养出来的嗅觉相当灵敏，而且，他们也不至于蠢到不调看我的档案……”而另一个答案就在诸如此类的文章当中。“狂魂在飞舞，新的力量会有的”——你指的“新的力量”具体是什么？在校方看来，你不是黑后台，又是什么？ 《遥远的祭念》这首诗很快就被“思想觉悟高”的同学写信给“有关方面”举报了。明明是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明明是反思和批判传统语境中的精神颓败和文化癫狂，却竟然作了偏执的意识形态读解。这首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暮归的子规鸟”和“古长城颓败的堞口”为诗歌意象，抒写“一二九”学生那种悲愤苍凉的民族主义情怀，那种杜鹃泣血般的悲剧精神力量：   暮归的子规鸟 孤立在古长城颓败的堞口   苍凉的悲声 猛撞着冰冷的铁青的天穹   燃烧的血迸出坚毅的嘴角 凝结成子夜的寒星   第二部分以“血色的黎明”、“ 浅薄的野草”和“天边一颗流星”为诗歌意象，继续在悲愤苍凉的时代基调之下，进行文化反思和传统批判。其中包含着对“一二九”运动的独特思考和情感触摸，是一种与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完全不同的审美姿态：   血色的黎明覆盖着 皇城的颓璧残垣   浅薄的野草萌动的芽尖 潜藏着对夜的依恋   天边一颗流星划出 雪亮的诅咒者的诗行   七举报者在诗歌中发现了“敌情”   《遥远的祭念》这首诗的第二部分，是举报者重点分析批判的内容，也是出现“敌情”的重要所在。因此作者被叫到学校有关部门去“要求说清楚”。当时，在学校宣传部办公室。那个五七年的“反右老手”、宣传部长邓全意气势汹汹地警告说：“别以为是我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告诉你们，是中文系的同学首先发现诗歌当中的问题的。”而且强调说：“是同学们分析出来的！这说明同学们的觉悟比我们高！”说完，他从档案柜里拿出七八封举报信甩在桌子上。自此，作者才知道，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同学，竟然是如此的厉害。 诗歌的这一部分内容以紫禁城为专制主义的象征，具体又以“古老的宫墙”和“天安门”为主要诗歌意象。历史记载十分明白，“一二九”运动就是以天安门广场为文明与野蛮搏战的主战场。当时的统治者完全背弃现代文明的规则，而悍然动用武力与抗议者“对话”。这在1949年之后的官方历史评述当中是一再被谴责和被批判的。诗中这样写道：   古老的宫墙涂着厚厚的 脂粉展示着猩红的吉祥   两千年专制的文明 妆扮着这矜持的荡妇 挑逗着全民族癫狂   天安门 一张暗红的大脸 溅满了战死者的血浆   描述那时的“天安门”是“一张暗红的大脸”，而且“溅满了战死者的血浆”，这难道不是官方历史教科书当中记载的历史事实吗？即使举报者们具有丰富的联想，联系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的那个血腥画面，那也不应该存在什么问题啊！在当时官方否定文革的出版物里面，特别是在官方隆重推出的《天安门诗抄》的解读文字里面，当时的天安门难道不是“溅满了战死者的血浆”吗？作者不仅联想能力有限，而且也比较缺乏历史预测能力。如果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与诗歌中的描述巧合，难道可以说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是作者这首诗引发的吗？难道可以说是这首诗具有巫师般的预测居心和预测能力吗？ 相比之下，“上泽”的《它起锚了——给一二九》虽然充满激情，但是无论是在诗歌的意象，还是在情感的把握方面，都显得比较妥帖，因此没有被举报者作为举报的对象。这首诗以航船起锚的意象，对“一二九”学生运动进行了热情的歌颂与评价。真挚饱满的情思，急促动人的心弦：   它起锚了，在那一天 锁链不斧子“铮”地砍断 自己的血，从圆圆的伤口中流出 又把自己的身躯轻轻浮起 动荡不息的海上，一具棺柩 封闭着一次死去的呐喊 永远漂泊，没有墓地 召唤生者永恒的记忆   这首诗弥漫着一种荒诞主义的气息，意象繁多、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气喘吁吁，跟不上趟。表达出作者被历史的断层所掩埋而拼命呼吸、竭力寻找精神出口与寻找灵魂方向的那样一种情状。作者还写道：   就这样，经过一种神圣的仪式 勇气受到一种尽心的洗涤 双脚紧蹭，与大地角斗 荒芜的野草握成一束 混合着喘息轰然倒下 断裂的草根有芬芳的气息   这一段比较好理解。也就是说，“一二九”是一个“神圣的仪式”，它使那个时代充满民族主义家国情怀的大学生的“勇气受到一种尽心的洗涤”；他们在“与大地角斗”，最后的结果，就如同杨政文章所书写的那种深沉的悲愤和深切的伤感一样，给人以“乐观的绝望”之感。诗歌最后是这样吟唱的：   它起锚了，在那一天 给每个港口送出深沉的问候 从此，它用自己环形的航路 录制一张密纹唱片   所谓“环形的航路”，可能就是杨政所指出的“奇妙的辩证法，可悲的圆周运动”。即始终在历史的怪圈当中打转。所谓“一张密纹唱片”，可能是指无法破解的历史谜团。“一二九”是以追求民族解放、民主自强，以及最终将国家引导到现代文明的方向，没有料到，历史却给当年这些被称为“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学生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第二版有一篇文章和四首诗。基本上都是围绕“一二九”这个纪念主题，抚今追昔，抒发学子的人文思绪、家国情怀。《你在哪里，一二九的幽灵》，作者是七九级的小杨子。文章认为，在我们这一代的灵魂当中，是不太容易找到“一二九”的幽灵的。作者很一些感到落寞：   在我们这一代的灵魂中，她发现了麻木自卑的荆棘，冷漠凝结的冰霜、沉沦颓唐的弦音。于是她发出了痛心的疑问：你在哪里，“一二九”的幽灵？！你在哪里，青春之歌的悲壮回声？！   然而，执着地寻找，使作者的思绪踏上了历史的行程。追溯那难忘的喷撒着血腥的祭日，之后，他突然发现：“今天，历史又把探询的目光停留在我们这一代身上。它没有完全失望。”因为它目睹了“血腥的光荣”和“伟大的罪孽”——就像舒婷诗歌中所诅咒的那样。那时，刚刚崭露头角，尚未被官方接纳的“朦胧诗人”舒婷，正遭遇到官方“正统理论家”和“正统诗人”气势汹汹的围攻。小杨子用“血腥的光荣”和“伟大的罪孽”来指控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特别是其中的那些重大事件和重大灾难，可以说是极为恰当，极为准确而深刻的。 文章的最后，作者坚信：“虽然四十五年逝去了”，但是“历史就像一个痴情的少女，忠实地守候着你的信念，等候你的回声。”这种最先是自我怀疑，然后是自我寻找，再然后是自我确信的抒情路径，在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当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刚二十出头，当然还显得比较幼稚，单纯，远不如一版作者的那种“老辣”和深沉。但是，他的那种寻找者的喊叫：“你在哪里，“一二九”的幽灵？！”，显然并不只是代表他自己。在当时的时代语境当中，纪念“一二九”，首先应该寻找到它的“幽灵”。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除此之外，还有两首诗歌，都是纪念“一二九”的。一首诗叫《葬土思曲》，另一首诗叫《雷火，你在今天》。相比之下，前一首写得要好一些。作者吐露了一个诗人面对“一二九”的死难者的复杂心情；他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忏悔”——“忏悔我的麻木/或是过分的闲逸”。作者说，他曾经目睹了“恶行的嘉勉”，所以“只想跪下”。并且痛苦地表示：   我不能死去时仍然含蓄着， ——为生时太多的昏睡； 要像你们那样—— 让后人在我的遗体上， 嗅出点做过人的味道。   诗歌作者署名“溪石”，也很年轻。显然，他是一个刚刚清醒过来的人道主义者。由于“生时太多的昏睡”，他诚挚地表示忏悔。但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真正做一回“人”。如果能够“要像你们那样——/让后人在我的遗体上/嗅出点做过人的味道。”这两句诗并非惊世骇俗，然而，给人的内心冲击力却是不可小觑的。尽管没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慷慨激昂，却具有“普通人文学”提倡的那种人本主义的审美和道义力量。另外，“午谷”的两首小诗也比较有意思。其中的一首只有短短的四句：   仿佛听到喧嚣而来的 澎湃不息的潮音   海鸟振羽投向久盼的 那个蔚蓝色的梦   这首小诗竟然也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审美力量——当时，文学社的朋友们都知道，这首诗是以审美的心曲，描述大学生民主选举的内心情态和理想梦幻的。   八 耐人寻味的“小小说专号”   1980年12月15日，《课间文学》推出第四期。这一期是“小小说专号”，一共刊发了五篇小说。第一版上处于头条位置的是主编彭光芒用笔名“彭筱娟”创作的《深夜，他在江畔》。这是根据前不久发生在校园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而叙写的。这个深夜出现在小说当中的青年人，其原型是学校政治系八零级的学生，十七岁的周某某。他家境贫寒，性格内向。仅仅因为他的近视眼镜遗失了，无法找回而投江自杀。编辑在评析这篇小说时这样写道：“作者采用淡淡的笔调写了这么个悲剧，看得出当中多少有些存在主义的气味。对小说中的那个可怜人物的悲剧选择，人们是否赞同，的确相当难说。也许是作者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解剖了人生，尤其是人与人关系的某些令人值得思索的东西。”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作者并没有正面回答。但是，这个经过“艺术加工”的悲剧故事，足以引发读者对学校管理者的“粗心大意”的思考。大家认为，如果这些管理者能够像严密监控学生的精神世界那样，去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生活情状，特别是他们当中一些人出现的异常变化，及时给予帮助或者干预，这样的存在主义气息就不会从校园弥漫到小说中去了。 第二版小说两篇。一篇是冉隆中用笔名“晓然”创作的《交叉点》。这是一个具有“唯美”情调和青春气息的校园故事，是一种关于不期而遇和默默寻找的“主题”叙事。描述一个大学男生在网球场偶遇一个女生，然后陷入“她一定会来的”期待和怅然有所失的心灵不安当中。小说写道：   她终于还是没有来。信心变成了沮丧。天黑了。梅雨下了半个月才开始放晴。球场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踩着绿苔，仿佛是来寻找失落的梦……她到哪里去了？他举头茫然四顾。生活中的这个交叉点消失了。是什么原因让他错过了呢？   恬淡而忧伤的意绪像暗香浮动月黄昏，让人多少有些惜花般的感动。这篇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描述了民主选举结束以后大学生们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的内心情状。编辑点评认为：“小说也许讲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生充满偶然，南辕北辙而遇，分道扬镳而去。聚散离合，颇有点像两条铁路的交叉点，X轴与Y轴的O坐标。一件日常生活当中屡见不鲜的小事，经过作者这么一写，居然如此的耐人寻味。不知大家读后，是否也会感到一丝惆怅，似梦非梦，惶惶然或者恍恍然，若有所思？”实际上，这篇小说写的是一种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的审美感受，的确没有多少“用世”的社会意义，属于“唯美主义”的小小实验。“普通人文学”应该写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人物与人性，唯美的主观感受，也是值得欢迎的。 但颇具戏剧性的是，许多大学生读者都认为，小说中的“交叉点”，是在暗喻我们这一代青年于不经意中“偶遇”民主，却又陷入“失之交臂”的怅然之中，以及重新开始苦苦寻觅的内心痛楚——曾经“交叉”，不幸失去，不断寻找，终等不来；永不死心，继续寻找…… 李丹联的小说《合拍》（原来的题目叫做《大会开始之前》。）也很有点意思。编辑认为，“揭示了人与歌唱机之间的关系与区别。这里面涉及到的热情、荣誉、责任，这些东西，它们到底有什么联系？”小说的笔调相当的灵动，相当的调皮，甚至相当的“鬼”，具有淡淡的“黑色幽默”的味道。是在讽刺挖苦外语系的乐队指挥吗？其实不是。与“晓然”的《交叉点》的创作意图比较相似，是以文学的审美的笔调描述校园生活中一些意义不大的趣事，特别是具有玩笑性质的那种。民主选举把大家搞得风风火火、紧紧张张，仿佛时时处处都在肩负使命、风雨兼程，其实不完全是那样。现在，选举结束了，人们需要放松放松，需要来点凡夫俗子的闲情逸致。如此而已。 第三版仍然是小小说两篇。不过“山民”的《遗失》，叙事中的确隐含着某种幽默的情调，但不是“黑色”的那种，而是具有淡淡的内心伤痛的那种“校园幽默”。编辑点评说，这写的是一个“梦幻般的故事”。的确让人难为情的。不过，这个难为情的“情”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凡俗之情，而是有着明显的政治内容的那种“情”——恐怕是一种介于崇高和伪崇高之间的那种“情”。小说中的这个“她”实在让人值得同情，自己心爱的手表不幸遗失了，令她如此的伤心，如此的魂不守舍，却又不敢公开表露；更加让人难堪的是，还要振作精神、调整好表情，按照组织的安排，到“学先进表彰会” 上去发言。而且发言的“主题内容”竟然是宣传介绍别人“拾金不昧”的先进事迹。编辑于是大发感慨说：“一块手表之所以能够在人心的天平上，超过某种精神的份量，就因为它是物质的。手腕上的表遗失了，那么，她心中的希望是否也一并遗失了呢？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我们这个国家不是时时处处强调“唯物主义”吗？为什么在凡俗的生活当中又把“精神”——谁都知道，这是一种与意识形态勾肩搭背的“精神”——强调得是如此的过火，如此的怪诞呢？小说中的“希望”是梦幻手表能够回归的那种“希望”吗？ 许多人或许不懂得，对于家境贫寒的学生来说，手表的遗失，可能会导致那些更为重要的东西的丧失。虽然，小说中的这个“她”没有像《深夜，他在江畔》中的那个“他”，因为眼镜的丢失，而导致前路的迷茫、人生的绝望。堪称不幸中的万幸。小说中写到：“她茫然抬起头来，目光越出窗户的玻璃。她遗失了手表，遗失了梦，遗失了希望……表呢？黑洞，永远不见阳光……”她神情沮丧，精神恍惚，走上讲台，她强作镇定“她知道自己应该讲什么。”言下之意，她当然还知道自己不应该讲什么。这实在是挺考验人的“活计”：内心被物质所煎熬，但是，表情却被“精神”所劫持。一桩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小痛苦，却道出了这个校园中小小的“普通人”的存在主义人生困境。 与此相比，“阿黑”的小小说《九同学传略》就的确没有玩什么存在主义的套路了。作者操的是传统的路数、鲁迅的那种路数，连小说当中那个人物的各种名堂，包括言行举止、内心世界等等，都是鲁迅一再刻画的那种性状。 事实上，“九同学”是有生活的原型的。小说中的“九同学”并不是九个同学，而是民主选举期间，有个七七级学生化名“九同学”虚构事实，表达自己对参加民主选举的一些偏颇的看法。对别人有看法这本身没什么不好，但是他的这种心态和手法是不对的。“九同学”认为，鲁迅笔下的阿Q“只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与知识分子无关，至少与我‘九同学’无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种种表现无不体现出阿Q精神。他对校园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抱以一种“超然”的冷漠态度。他在大学里生活，却总感到“水土不服”。他的口头禅是：“龟儿子，这个，老子看得多了！”他不仅对原有的官办学生会表示不满，而且对民选的学生会也同样表示不满。他对新旧学生会主席的评价都是一样的：“他还是学生会主席，龟儿，看样子都胎！”其“理论”是：“这个，我有经验，哪个出头我就反对哪个！”这样的“普通人典型”，堪称绝妙。这篇小说其实是一种善意的讽刺和提醒，不仅针对“九同学”，实际上，对许多人就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九一种批判者的乐观主义豪情   1980年12月25日，《课间文学》推出第五期。这一期一共三版。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刊发了王康以“低衢”笔名写的具有“社评”意味的文章：《即将过时的话》。 这是一篇类似于民国时期《大公报》“社评”那样的文章。其强调的思想基调和价值指向非常明确，那就是“批判”二字！文章认为，人类社会的任何一种历史进程，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和文明演进，其实质都是对对历史和现实的审理和评判。开篇即具有震撼人心、开启愚蒙的动人力量：“历史上没有哪一种伟大的文明不具有批判精神。批判，它是思想的思想。每一种进步，都必须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批判，是真理和知识的起点与终点。人，只有在对整个世界开始进行批判的时候，才不再是物类。伯罗奔尼撒山上一块石碑上刻着三个希腊字母“oxi”，英语“NO”，中文“不”，——批判。纳粹上校曾企图把它们抹掉，结果他们失败了。“不”——批判，这是人类特有的天赋，不可褫夺的权利。时代精神在本质上永远是批判的。怀疑一切，这使人类文明的火炬代代延续。” 必须说明的是，这篇文章不是作为文学来展示审美功能，而是以思想号角和民主鼓点的特殊意义，献给西师校园的民主选举运动，献给竞选者和所有的选民朋友们的。它要让人们知道，民主选举固然相当重要，但是，还有远比这个现实的功利更加重要的认知意义和思辩价值。 作者指出：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积极地勇敢地投入到民主选举当中，就是因为我们不仅具有“拥抱未来的热情”，而且首先是建立在“公正地清算过去”和“明确地面向未来”——这样的理性认识和审美理想的基点之上的。参加民主选举的这三代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分领教了“预支天国的光明而缴付了今生的幸福”的那种荒诞与残酷。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再同意用“昨天的概念”来“阐释今天的生活”。许多师生读到“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总是和过去拴在一起的酒精瓶”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们的呼吸是那么的急促，眼里隐隐含着悲愤的泪水。文章的第三段气势并未稍减，而是以更加急切、更加悲愤和更加迅猛的情态和理路一泻而下：   历史反复表明：生活中总有某些东西在消亡，但它们并不愿意离去，在腐朽日益加重的结局过程中变得顽固而凶残；生活中也总有新的东西在生长，这种生长也不容易。那些竭力阻挠进步摧残革新的人，如汪东兴之流，尽管手挥灵杖，口吐符咒，实际上并没一点理想。他们没有信仰，绝不忠于什么，除了个人的权力和欲望。因此，他们无法守住一个营垒作战；他们顽固，守旧，只是凭借权位和为了权位。这是最卑鄙的不义和不可宽恕的反动，也是完全可以战胜的。在辩证法看来，主要的，最有希望的是生长着的事物。《淮南子》中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故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若处竞争之世而行三代之法，比如已夏尤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 变革的真谛就在于使腐朽过时的东西让位于新事物。   在当代中国颇有些人生经历的人们，在这个学院颇有些人生体验的人们，读到这段文章时都感慨万端，甚至唏嘘不已：“历史反复表明：生活中总有某些东西在消亡，但它们并不愿意离去，在腐朽日益加重的结局过程中变得顽固而凶残；生活中也总有新的东西在生长，这种生长也不容易。如汪东兴之流，尽管手挥灵杖，口吐符咒，实际上并没一点理想。”事实上，“汪东兴之流”无处不在。这是一些完全没有任何理想信念和审美能力，而自认为“真理在握”有恃无恐的异类。“他们没有信仰，绝不忠于什么，除了个人的权利和欲望。因此，他们无法守住一个营垒作战；他们顽固，守旧，只是凭借权位和为了权位。”只要是精神正常、具有起码的良知和判断能力的人，都知道这篇文章中所痛斥的人是谁；都知道他们拼死要阻止和扼杀新生事物，他们疯狂反对和阻扰思想解放、革新改良是为了什么。他们哪里会去理会《淮南子》中的古训。在他们内心深处，惟有权力和欲望才是“王道”！ 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更能够引起以文学为“基本职守”的中文系师生的关注和感喟。某种意义上，它有力地补充了《普通人文学社宗旨》应该申明的重要内容：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时代中，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艺术总是富于批判意味的，对真理的追求总是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文学艺术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仲裁者、预言者，它总是持着批判的盾牌去清除历史的废墟，抚慰心灵的创痛，搜集失散的文明，召唤异化了的人性，并预告明天的进程。   真可谓是振聋发聩、开渠引流，正气凛然，摧古拉朽！文学艺术的前行发展，总是与批判结伴而行，就像思想的突破创新，必须凭借批判而开辟道路一样。“普通人”文学社倡导的“普通人文学”，不仅在文化血统上与批判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而且在精神品质上与批判意志难解难分。“普通人文学”的书写者必须明白自己只有“作为历史的记录者、仲裁者、预言者”，才能够忠于其职守、体现其价值；而“普通人文学”则必须是能够承担起“清除历史的废墟，抚慰心灵的创痛，搜集失散的文明，召唤异化了的人性，并预告明天的进程”的文学；这是一种全新的“持着批判的盾牌”去追求真理，永无止境的文学；这是一种在批判的历史主调引导下演奏出的自由华章；这是一种在批判的精神舞步旋转中绽开的民主之花。 文章最后以一种批判者的乐观主义豪情向这个学校，同时也向这个世界呼喊道：   为批判旧世界而付出的代价决不会白费，反对邪恶和专制，没有一样是枉然。因为，所有这一切，包括牺牲，都赋予未来一代以力量。批判者们的灾祸，是人类进步的祭礼，他们所承担和表达的，绝非个人的苦痛，而是一代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   读到这样的充满生命确信和历史确信的字句，有一种神圣的使徒似的自觉担当在灵魂中油然而生。今天，在我们这个学院里，在每一个投身民主选举的青年公民的目光和内心中，民主的方舟正在诞生、追问和希望正在诞生、真实的公民行为和文学事件正在诞生。就像西西弗斯为了消除上帝的影响，只有永不停息地滚动那块无望的石头一样——诞生，就是自觉地承受又一次全新的蒙难，又一次获得新生。 王康的这篇《即将过时的话》，在那些日子里不仅成为了年轻的民主尝试者热烈谈论的话题，而且也成为了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争相朗诵的“美文”和“范文”——他们在寝室里轻轻地朗诵，他们在教室里大声地朗诵，他们在操场上呼喊似的朗诵；他们热切地朗诵着文明的常识，他们动情地朗诵着思想者的职责，他们深沉地朗诵着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朗诵着憧憬、真挚、牺牲和必然新生的一切。   十别有用心的《1980年西师十大新闻》   第五期《课间文学》出刊时已经临近岁末，因此特地在第三版刊发了“蒋平”采写的《1980年西师十大新闻》，想不到竟然在校园内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些新闻之所以能够吸引师生们的热切关注，一是因为真实简练；二是因为内容重要实在；三是因为采写角度新颖别致；四是因为比较客观而且隐含讽刺和批判的锋芒。一句话，这样的新闻永远都不会出现在学校官方主办的《西师学生》《西南师范学院院报》之类的报纸上。这“十大新闻”按照重要程度依次排列应该是这样的：   一，陈敏黄云开罗立为等多名学生参与竞选北碚区人民代表；陈罗二人当选。 二，第十一届院学生会通过学生民主选举产生。 三，西南师范学院普通人文学社成立。 四，美术系学生在校园内葡萄架下举办现代派露天画展。 五，美术系因为裸体模特儿事件向院方请愿，最终得到院系官员同意；美术系在 “12.9”歌咏大会上进行怪异表演而引起全院注目。 六，物理系与外语系发生系际纠纷举行罢课。 七，西师举行建院30周年盛大纪念活动。 八，政治系80级17岁新生周建新，因近视眼镜在学生澡堂被盗而投江自杀。 九，历史系政治辅导员李波盗窃进口彩色电视机被抓获依法判刑。 十，学院男子排球队在川东地区大学生三好杯比赛中获得冠军。   这些新闻既让师生们出乎意料、大开眼界，又使他们喜出望外、捧腹大笑，几乎到了人人争读、口口相传的境地。《课间文学》的编写者们似乎过了一把“新闻自由”的干瘾。的确，这些新闻从采写到编发，根本就没有谁来“确定选题、布置采访、按需写作、送交审稿、签发备案”等等程序。就在大多数师生都为之叫好时，学校官方“有关部门”却认为刊发这些新闻是居心叵测、起意不良，感觉到这些新闻里面“隐藏有敌情”。 那么“敌情”到底在哪里呢？ 陈敏、罗立为两名大学生当选为碚区人民代表是“敌情”吗？须知，他们是严格按照中共指导修订的新《选举法》的规定和程序，被广大选民投票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啊！而且整个选举全程是在学校官方的严密注视和规定之下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啊！ 第十一届院学生会通过学生民主选举产生。难道这也是“敌情”？尽管学校官方对这种形式的选举内心相当不爽，但也是经过他们同意了的啊！ 西南师范学院“普通人”文学社成立和美术系学生会在校园内葡萄架下举办现代派露天画展。这两条新闻“敌情”的嫌疑最大。这是官方最为不爽，而深得大多数学生欢迎的两件事。许多年过去了，但是这两件事却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记忆中。我们不知道当年官方报纸上的哪条新闻被学生牢牢记在心里，甚至“陪伴”一生？ “十大新闻”中，“历史系政治辅导员李波盗窃进口彩色电视机被抓获依法判刑”，也比较引人关注。这条新闻的“亮点”不仅在于“进口彩色电视机”在当年是价格昂贵的稀有之物，而且在于这个“智商颇高”的盗贼的身份很不一般——他是“政治辅导员”啊！在那个年代是学校官方精挑细选“刨”出来留校的啊！没想到，他居然巧设迷局，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把公家的电视机偷走了。实际上，许多学生都明白，也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在那有一种政治氛围之下，在那有一种“精神传统”之下，被官方选拔留校当辅导员的人，虽然不能说都是坏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都是靠“突出政治”和“搞定领导”留下来的。李波事件被《课间文学》公然披露，让官方大光其火，很没有面子。 此外，“物理系与外语系发生系际纠纷举行罢课”，这一条也让官方十分不爽。高校学生罢课，在当局看来是十分了不得的非常事件，而不是大学生行使基本的公民权益的正当诉求。 政治系80级新生周建新因近视眼镜在学生澡堂被盗而投江自杀。这条新闻在学校官方看来，根本就没有任何新闻价值。周建新不幸自杀，他本人当然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学生在自杀之前应该有种种心理迹象反映出来。如果学校的管理者，特别是辅导员能够像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那样，去密切注视相关的“蛛丝马迹”，周建新的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 谈到密切注视学生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问题，还可以举出1979年发生在学校的“王小敏非常死亡事件”。该年9月开学不久，七七级学生王小敏受同学之邀，结伴到北温泉温塘峡一侧的嘉陵江边去野炊，因不谙水性被洪水冲走，不幸失踪。当时学校组织了近两百名学生沿着江两岸寻找，无果。这是值得称道的。令人不解的是，这名学生失踪以后，中文系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读书笔记当中，写有他学习马列原著时的大量心得体会，于是，未经家长许可，擅自将其中的一些内容摘录下来，送到有关方面，作为大学生思想问题的“现实案例”，刊发在内部发行的“大学生思想问题”的“情况简报”上。此举不仅荒唐滑稽，而且违反最起码的人性常理。人都不幸死去，还要从中去发现“敌情”，简直是匪夷所思，狂悖至极！ 事实上，与“发现敌情”有关的新闻，在1979年就有好几起。比如，因食堂的伙食质量太差而且不卫生，导致“伙食风潮”的发生，学生在“东方红图书馆”的墙上贴了许多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并无什么政治内容，无非是呼吁”民生改善”，有漫画，也有打油诗，当然也有合理化建议等等，官方派人一一拍照存档，作为“敌情”研究并且追查。记得当时有两首诗是追查的重点对象。其中一首以活剥《诗经》里面《伐檀篇》的幽默方式抒发对伙食质量的感怀，诗曰：   颤颤发寒兮， 置之桌之畔兮，菜汤涟漪； 不干不净兮，吃了不生病兮； 不咸不淡兮，吃了养身体兮； 彼学子兮，命如此苦兮； 彼学子兮，无可奈何兮！   另一首是“现代诗”，主要讽刺食堂引进的“馒头机”搅拌不匀，苏打粉放得过多，蒸出来的馒头形象难看，口感极差，俗称“黄疸肝炎馒头”。该诗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我赞赏人类的每一项发明，每一项发明都令人夸赞、令人振奋；不过，对发明馒头机的那个人，我要X他的先人！”这两首诗的作者被学校官方作为重点追查对象，一直紧追不舍，搞了两个多学期，最后不了了之。如此煞有介事，令人哭笑不得。 闹“伙食风潮”时，那些“闹事的学生”还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谈判委员会”，煞有介事地要和官方谈判。学校当局先是不予理睬，后来发现情况不妙。因为学生威胁：不解决问题就宣布罢课。于是赶忙同意“可以协商”。颇有意思的是，那些被学生推选出来的“谈判代表”在“赴会”之前商议“对策”，一些学生严肃地告诫“谈判代表”：你们这次与西师当官的谈判，必须像当年国共谈判那样做到“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后来，官方对此又大肆进行追查，务必抓出“幕后黑手”。此事也令人啼笑皆非。 再比如，1979年，全国上下掀起了跳舞的“狂潮”。西师学生也不甘寂寞，试图组织形形色色的舞会，但是，学校当局死个舅子就是不批准。于是，学生自行组织搞舞会，地点在学校网球场。舞会举办那天下午，官方如临大敌，召集各部门的人员，将网球场团团围住，又是劝阻，又是拍照；保卫科的大汉更是警惕万分，在场边游来荡去。空气异常紧张，同时让人感到非常搞笑。学生们戏谑道：“这些保卫科的大汉，平时擅长于在夹竹桃林子里面抓谈恋爱的学生情侣，可是，钻进学校里面偷东西的那些毛贼，他们一个都没有抓住过。现在，要抓跳舞的学生，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可惜，1979年，《课间文学》还没有出现，否则，以上这些新闻都一定会被列入当年的“十大新闻”刊登出来。 由此看来，这1980年的“十大新闻”当中的每一条，都给学校领导心里添堵。于是这“十大新闻”本身居然也成为了“新闻 ”。那段时间，官方忙不迭地四处查问“谁是蒋平？”当然，这个叫“蒋平”的学生的真实姓名，他们很快就查清楚了：此君不仅在这之前就已经在《课间文学》发表过《中国学生狂魂》，而且查“档案”得知，在没有入学以前，就已经在重庆解放碑的“民主墙”上张贴过许多“离经叛道”的时事评论文章了。 我们不妨将同期出刊的《西师学生》和《西南师范学院报》上面的新闻标题，与《课间文学》刊出的新闻标题进行比较，就可以判断出哪个更具有新闻价值，哪个更符合新闻报道的规律，哪个更能够吸引受众。哪个完全是在践踏新闻的基本规则，哪个是在乐此不疲地制造新闻泡沫：   我院刹三风树五风活动取得良好成效； 中文系七七级党支部带头做好事； 教育系开展“四大讲”培养新风尚； 学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张永清同志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我院千名新生载歌载舞迎接新的学习高潮； 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方敬寄语新生勇做四有新人； …… 这些所谓的“新闻报道”，可以说没有丝毫的新闻气息，只有意识形态宣传惯有虚矫习气。不仅内容空洞无物、行文八股遗风，而且语言死板生硬、态度盛气凌人。因此，把这样的“新闻”与《课间文学.》的新闻摆在一起让“读者市场”来挑选，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了。   十一最早反映“三农问题”的组诗   这一期的《课间文学》还发表了张楚的组诗《我从华蓥山归来》。可以说，这是“普通人”文学社最早反映“三农问题”的“批判现实主义”诗歌作品。虽然“三农问题”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十年以后，但是，我们的诗人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本的创作理念和基本的审美立场，敏锐地对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以及经过“农村改革”所凸显出的农村、<a href="https://baike.so.com/doc/5348118-5583568.html" target="_blank">农业</a>和农民这三大问题，并且对此进行了实事求是意义上的“审美化”揭示；将处于中国二元社会中的农村、<a href="https://baike.so.com/doc/5348118-5583568.html" target="_blank">农业</a>和农民的真实情状，形象化地反映了出来。通过这几首诗，我们会感觉到：在所谓的“现代化”的挤压之下，农村、<a href="https://baike.so.com/doc/5348118-5583568.html" target="_blank">农业</a>和农民的尴尬与无奈。可以说，处于农村境域中的“普通人”比近现代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的“普通人”，都更具有描述和审视的思想与文学意义。诗人在题记中悲怆地写道：“那片僵硬的土地，盛产苦涩的诗。”组诗由“窑工”、“眼睛”、“夕暮”和“古朴”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首是《窑工》，所谓“窑工”，也就是最早的“农民工”。他们的“艺术形象”是这样的：   从山的深邃的喉腔中爬出， 把冰冷的阳光搂在怀中；   蚯蚓般蠕动的活力， 白日下竟做了夜的囚徒；   俯身贪饮着窑沟的冰水， 两颗乌黑相撞的头颅；   缄默的生灵牵引着缄默的火， 山环里匍匐着另一种纤夫。   诗人是在华蓥山进行实地考察之后，才发现这个所谓的“红色老区”如今竟然是这样的一幅近乎原始的生存景象。在“镰刀割断旧世界，斧头砍出新乾坤”三十多年以后，农民却似“另一种纤夫”，匍匐在“当家作主”的窑坑当中，像“蚯蚓般蠕动”，“白日下竟做了夜的囚徒”！虽然“农村改革”闹得不亦乐乎，但是，“囚徒”的身份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第二首是《眼睛》，描述了那些在农忙之余，以原始的身份、原始的工具、原始的匍匐姿态和原始的意念，爬行在历史隧洞中的人们，他们那具有 “艺术审美”意味的眼睛，竟然是这样的一副景象：   一眼眼烧焦的干涸的深潭， 只裸露着单调苦涩的盐粒，   焦黄的睫毛歪倒在潭边， 疲惫在空间急速地旋转；   远古的旱象得以保存， 神志放逐在梦幻之间；   偶尔泛出一丝微弱的光亮， 是空洞在苦吟诗的片断。   当作家和诗人们普遍欢呼“第二次解放”，讴歌“恶梦醒来是早晨”的时候，华蓥山的农民们的生活处境，以及精神世界却没有根本的改观。他们的“苦吟”与挣扎比作家和诗人笔下的“虚构形象”更加令人惊心动魄。第三首是《夕暮》。那些“窑工”转眼之间又被打回了原形。几千年来，用如此原始的工具延续着生命。大山之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吼得震天动地，他们的“瞳孔”里面却“浮一个彷徨的夕暮”。那是“希望”吗？那是人的价值和尊严吗？   一柄锄作生命的橹， 执抝地把希望摆渡；   山脊上挑一个黯淡的残阳， 瞳孔里浮一个彷徨的夕暮；   叶子烟烧灼着莫名的凄楚， 土巴碗看守着饥渴的俘虏；   生与死在野地里和睦相处， 爱与恨在焦岩间彼此过渡。   三十多年前，农村经过“疾风暴雨”的“土地革命”之后，乡绅阶层被彻底铲除，地痞流氓大多成为了基层组织的权利者。在第四首《古朴》当中，他们的形象也是 “古朴”的。但是，这种“古朴”是愚昧、野蛮和令人恐惧的。“疾风暴雨”改变的岂止是自然生态，更加令人恐怖的却是人文生态的破坏：   树，光秃秃的是古朴， 路，瘦筋筋的是古朴；   山沟里的官僚主义者， 绝对的干精、顽强、驯服；   要跳沟，第一个扑向暗蓝的深谷， 要撞墙，第一个扬起偏狭的头颅；   七情六欲，都被山外的上级统一， 这里民风很纯，人心很古！   十二校园文学的新闻性和讽喻性   这一期的小说也很有意思。任之的《今天考哲学》，描写了一个“被生活的浪潮”席卷到大学校园成为“工农兵学员”的“幸运者”的一件趣事。这个留校之后担任了学校办公室的资料员的“女青年”，今天她是以一个“监考员”的特殊身份出现在考场。进入教室以后，她在充分行使“神圣的权力”的同时“感到一阵恶意的快乐”。想当初，她是在“废除资产阶级的考试制度”的“时代背景之下”进入大学的，如今，她发誓，要给那些一贯蔑视“工农兵学员”的“新时代大学生”一点颜色看看。小说充满“黑色幽默”式的轻喜剧意味。在某种程度上，刻画出了分别属于两个时代的“大学生”的精神分野与心理对立，但是并不脸谱化。 客观地讲，《课间文学》发表的以校园生活、校园人物为描写特色的小说，绝大多数都具有明显的新闻性特点，因此，完全可以称之为“新闻小说”。 蒋平的《最后的留影》也就是一篇这样的“新闻小说”。它反映的大学生自主进行学生会选举之后的一个戏剧性片断。原有的官办学生会主席落选了，新当选的自治学生会主席带领他的“委员们”，“勒令”原来的这个学生会主席交出办公室的钥匙来。短兵相接之际，双方“爆发”了观念的冲突。旧学生会主席对民主选举很不了然。他的那一番内心独白很有“时代特色”：“投票箱坚硬笨重，进口一条缝，出口像河马。这样的一个怪物，就叫民主？”他表示严重的不理解。他认为，凡事还是由领导指定最好。选什么选？完全是他妈的瞎胡闹！ 《课间文学》这一时期的小说，基本上集中在校园人物“写真”方面，与民主选举时期的“严肃性”与“谐剧性”颇为搭调；在笔调上又颇具杂文的风范。是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作品。即使是对校园中的保守人物进行刻画，也在反映“人性”的真实与复杂时，尽量避免脸谱化。虽然像投枪匕首，不过也充满着文学的温情。尤为可贵的是，那些小说，并不一味对新学生会歌功颂德，同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讽喻。小说《最后的留影》的结尾，当新学生会主席带领“阁员”志得意满地宣称：“好啦！诸位，如今该我们啦！该我们合影啦！”这个“典型”的场景，非常耐人寻味。它含蓄地告诫人们：如果以一种“夺权易主”的心态来“接管”学生会，那么，很难保证这些“新人”不会发生蜕变。没有谁可以逃脱“普通人文学”价值理念的审视目光。这种文学审视目光既充满人性的温情，同时又充满解剖与批判的冷峻。 以《课间文学》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校园写作，或多或少都具有这样的“新闻性”和“讽喻性”特征，也可以叫“严肃性”与“谐剧性”的融合。写校园人物或者校园事件，多多少少的有着这样的意味。在《我们的1979和1980》一文中，作者“宽二”以西师当年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的视角，活灵活现地回述了那时的情景与普遍性的心理特征：“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什么都不信邪。按照青年心理学或者青年行为学的说法,那个时代的青年往往‘逆反’，你越说碰不得的东西他越要去碰。不仅如此，还养成一个冒死犯难的德性，认为我们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在表达民主或者争取民主。这当然是很不错的，不过，有时候是把一些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服务部门之间、系与系之间的纠葛，习惯于作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和情感发挥。比如闹伙食，无非就是不可口、不卫生、品种单调、服务态度粗暴之类的问题，但每每演成风潮，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而且还选出‘谈判代表’去和膳食科那些个小官僚进行谈判。竟然有许多同学反复嘱咐‘谈判代表’：‘你们去谈判,要像当年国共谈判一样，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事实上，这些与民生有关的‘小事情’，多少还是与一个大学的民主管理水平，与大学生自治的程度有关。尽管有的人认为是小题大做、煞有介事，但是，通过这些“事件”，特别是如何把争取公民权益，反映公民诉求贯穿到当中，这方面的确体现了西师学生的“公共意识”和“公民精神”。“宽二”是当年校园文学的积极实践者，这些当年的“素材”本来想写成小说，新闻通讯或者短篇报告文学之类，由于《课间文学》和《普通人》杂志的被强行取缔，这些有趣的写作设想，就无法实现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后来的回忆文章当中，将当时轰动一时的校园“事件”及大学生的心理“秘密”刻画了出来：   那个时候，西师系际之间，也常常因一些碰撞纠葛，而发展成为著名的“校园事件”。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几乎都可以与“争民主”挂上钩。最著名的一次是中文系和音乐系之间爆发的“战争”，被称为“攻打巴黎圣母院事件”，前后闹了一个多星期。其奥妙就是：如果动手的一方中有“官家子弟”，那他们就是民主的对立面了。于是该系在这种矛盾冲突中必败无疑。具体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当时，我所在的中文系有一个四川盐亭籍“贫下中农子弟”王某，因在图书馆购书发生纠葛被音乐系的一位“干部子弟”痛打。这个打人的公子哥儿，其父不过是北碚区委副书记罢了。在中文系看来，音乐系平时娇柔造作好摆“艺术家”状，根本不是人多势众、能说会道的中文系的对手。单说“衙内”打 “贫下中农子弟”（如今叫“弱势群体”）的情节，那音乐系在道义上，即在我们对民主的理解上，他们就输了理。这事一连闹了好几天，声讨音乐系“衙内”打人的大字报和漫画贴得满墙都是。喜剧的是，那墙其实是一堵长长的臭哄哄的厕所墙，但我们却一本正经将它叫做“民主墙”。若干年后当然成了珍贵的记忆。那时，我们这些大学生却一致认为，民主就是要上墙,否则叫什么民主！不光如此，“攻打巴黎圣母院事件”的时候，中文系还有一大群人抬着浆糊桶雄赳赳杀上街去了。因为那 “衙内”的父亲就在那里做官。于是大街小巷很快刷满了声讨其父和其子的大标语，弄得那区委副书记非常难堪，所以音乐系焉有不败之理。那时，我们的确认为这是在为民主、为权益而斗争。像这样的情况还不少，如美术系为敦促校方“引进”裸体模特而罢课，为办“现代派画展”而与校方发生冲突的著名事件，当然，最具社会影响的一次，是西师西师联合重庆各艺术院系在沙坪公园举办“野草画展”等等等等，皆被看成是争民主，从争取艺术民主一直发展到争取校园自治……   正如王康在《论“黑色幽默”》当中指出的那样：“黑色幽默嘲讽不幸和痛苦造成的这种幽默是恐怖的喜剧。”但是，这种具有“恐怖喜剧”特色的“幽默”，对《课间文学》的创作者、编辑和读者来说，当时还仅仅是在纸面上体会到了，不过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将从他们生活的这个校园的现实中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了。 王康还揭示道：黑色幽默”这种东西“其对受害者来说，这样的喜剧就是痛苦的悲剧。所以有人认为‘黑色幽默’是当代的悲喜剧。按照传统的方法，喜剧的笑声一般是诱发嘲笑者的优越感，而‘黑色幽默’的笑声往往是自我嘲笑，它的美学功能介于悲剧和喜剧之间，它造成巨大的震动，使人对现实的荒谬疯狂得到认识，又引起笑声，使绝望的痛苦得到缓和，它既有悲剧的消沉意味，又有喜剧的矫正作用。”仿佛一夜之间，《课间文学》，连同它的作者、编者，还有读者，都会跌入西师校园荒诞的现实境地之中，把他们自己摆放在“悲剧和喜剧之间”，让自己全身心地“造成巨大的震动”进而“使人对现实的荒谬疯狂得到认识，又引起笑声，使绝望的痛苦得到缓和，它既有悲剧的消沉意味，又有喜剧的矫正作用。”所有这一切，很快就从理论的抽象回到现实的具象——毕业分配，最后的清算——我们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刻意要清算我们的那些人，统统都成为了“黑色幽默”的“文学人物”。谁也无法逃避历史的审查，谁也无权口含天宪、自命法官；谁能够笑到最后？真的还不能凭感觉妄下结论。 “悲剧的消沉意味”和“喜剧的矫正作用”，在毕业分配之际，都一下深刻在我们的经验当中，贯穿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