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实力”下的中美关系展望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当下世界经济的矛盾，是欧美“社会资本主义”与中国“极权资本主义”的矛盾，两种经济制度的矛盾，愈演愈烈。中国社会，通过30年改革，半只脚踏入经济上的半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另外半只脚，依然陷在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中。随着“全球化”不能惠及欧美国家的现状被彻底认识，中国“大出小进”的对外贸易将不能持续。随着经济对外开放、外资进入中国的式微，中国将逐渐走上资本与信息闭关锁国的道路。 传统极权主义加上半资本主义的新极权主义社会，不会是长久的选项。目前，中国面临两条出路：要么顺应普世价值，从极权主义的泥沼中拔出那半只脚，进入宪政民主社会，要么从半资本主义全面倒退，全面进入“超极权主义”社会。财富国家主义，有没有可能走出前苏联的极权主义体制，通过半资本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既取决于它的人民和领导人，也取决于它与资本主义世界的互动，同时，还取决于中美两国关系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2012年2月，中方在与美国首脑会晤时，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朱学勤在评论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认为这六字无语病，但因缺少一个“的”，易生歧义。究竟是“新型（的）大国关系”— “你”为大，“我”为大，以“大-大”为基，新建“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大国（的）关系”—你为“新”，我为“新”，寻立“新”基，建立“新-新关系”？我们姑从善意，取后解，但又发生第三个问题：这美国究竟“新”在哪里，不理解美国何以为“新”，中国能否与之建立“新型关系”？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由1997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和2011年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双边合作关系突变为单方面的关系。虽然中国说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实际上就是要平起平坐、平分秋色——这是一种挑战性提法。中方在多个国际场合重提此概念，美方均未回应。 中美关系在2016年美国大选后，已经从“新型大国合作关系”更趋向于“新型大国（的）对抗关系”。杨鲁军评价这种大国关系，是一种走向对抗的关系。敌视西方，仇视美国，更以不惜一战之蛮勇，将中美关系推向悬崖……中国重新陷于孤立和战略包围之中：一是有望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二是成为世界上周边国家中敌国最多的国家——美国更是将这些敌邻重重武装起来对付中国……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今日的国际环境是改开以来最严峻、最糟糕的——然而令无数国人困惑不解的是，这究竟是为啥呢？咋会变成这样？我们图个啥？难道真是想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吗？ 把中美关系视为对抗关系，源于中国对美国根深蒂固的误解。徐宁江认为：如果党国在地缘政治不做为，袖手旁观当看客，中国的周边环境应该是这样的: 五十年代不抗美援朝，北韩将被美国援助的李承晚吞并，三八线将直接北移至鸭绿江边; 65年中国若不出兵”抗美援越”南越的吴庭艳将在美军的支援下，占领北越，从而把战车和大炮直接抵进北仑界河; 在南海问题上，完全岡顾历史，使用双重标准判例。打着航海自由的晃子，航空母舰任意游戈，军机姿意挑衅。中国政府敢言不敢怒，中国军人敢怒不敢战。有良知，有头脑的中国人，难道不知道美利坚的“司马昭之心” ？！持以上这些观点的人，应该不少。中美对抗，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认知的基础。 中美关系在2017年发生根本性转折。但是，其根源在于2013年10月份的中国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这次的工作会议确立了中国外交方向的转变，国家外交战略从韬光养晦变为奋发勇为。2016年，南海争端，中国无视国际法，藐视国际仲裁，被视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南海吹沙造岛以及对“新岛屿”12海里主权的宣示，东海防空识别区，则进一步加深美国朝野对中国的军事扩张的警惕。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有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一带一路、2025中国制造，厉害了，我的国，试图用经济实力改变国际政治版图。无怪乎美国要从贸易和经济上下手，解决中美关系的冲突。 中美对抗关系的根源是经济上的冲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认为，“人们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即近年发展起来的体系对美国工人和制造业非常不公平。” 而且这个问题在目前的全球规则下无法得到解决，因为挑战来自中共。“他们采用庞大的规模协调一致的发展他们的经济，提供补贴，打造全国冠军，强迫技术转让，扭曲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这一切对世界贸易体系构成史无前例的威胁。”世贸组织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缺陷。目前全球面临一个挑战，比过去人们面临的要更加困难得多。 自由化和全球化这些年，原本期望着全球化能够使得专制者放弃专制而融入国际秩序环境，但其结果却正好相反，专制者利用对本国专制可以迅速积累天量资本的优势，重金搅乱自由市场环境和秩序，最终以资本大鳄的姿态，在全球化的遮羞布下推广其专制经验，令全球国家趋之若鹜。这就是全球化这几十年来发生的事实。 美国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作出承诺时，大家对其开放市场都有期待，但中国并没有兑现，结果，为此建立的这双边关係的框架也没（对解决问题）发挥作用。”“在市场自由化方面，中国没有以其应有的速度改革。全世界应该看到，如我指出的，当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提高了，你却有个非市场因素在分配资源。因此，越来越多的世界资源被中国共产党分配到它所选择的狭隘地方。这就需要世界对此作出反应。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我们需要新的程序，以使这个世界更好。” 这种观点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共识。美国前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把美中关系与美印关系进行对比，他说，“我们与中国、一个非民主社会的关系，绝不会与美国和印度所拥有的关系相同。”“中国与印度并肩发展，但并不负起多少责任，甚至有的时候会破坏国际规则，破坏原本正基于规则运行的国际秩序……”美印将进入“战略伙伴关系”新时代，“美国和印度两国的战略性交集日益增加，已经成为全球伙伴。” 在美国，把中美关系视为对抗关系的代表人物是纳瓦罗。2006年，纳瓦罗出书告诫美国企业界与中国经济往来的高度风险，2007年他在《解构中国价格》一书中称：中国产品价格由“补贴、低估汇率、假冒、盗版”形成。后来，他又陆续出版《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被中国杀死》和《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宣传“中国威胁论”。在《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中，纳瓦罗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全球经济霸权”。他建议“应该与中国进行直接的经济对抗，包括制裁和边境控制──必要情况下，以军事行动作为支援……” 2011年经济学家纳瓦罗与奥特瑞又出版《致命中国》。这是一本政经类书籍，英文原名： Death by China：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主要内容就是谈中国如何利用贸易优惠对美国以及全球造成威胁，号召全球对付中国龙。《致命中国》认为，中国“快速变成全球最厉害的刺客，不道德的中国企业家用致命的产品淹没世界市场，中国采取非法保护主义，掠夺美国的产业和工作机会。”中国优势来自八项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非法的贸易出口补贴；操纵人民币汇率；仿冒、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大规模环境破坏；忽视工人健康和安全标准；不合理的进口关税和配额；以掠夺性定价将外国竞争对手挤出关键资源市场，然后以垄断定价欺诈消费者；筑起贸易保护壁垒，阻碍外国竞争对手合法进入。 2012年，纳瓦罗以2011年出版的《致命中国》为蓝本，导演纪录片《被中国杀死》。该影片从五个角度讲解了美国如何被中国杀死：第一，中国通过血汗工厂和压迫劳工造成低廉的劳动力并抢走了美国高素质工人的饭碗；第二，中国正在污染全世界，并且最终将污染美国的环境；第三，劣质的中国制造正在残害美国消费者；第四，中国的专制体制正在挑战美国伟大光明正确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第五，中国的军事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挑战。 《致命中国》得到川普极高评价。他说，“清晰的论点，周密的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有远见地记述了全球主义对美国工人造成的伤害，并为复兴我们的中产阶级指明了一条路。”他还说，“《致命中国》说得很对，这部重要的纪录片用充分的事实、数据和洞察力，描述了我们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我强烈推荐大家观看”。2017年1月，川普成立“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贸易争端策略问题，主席是纳瓦罗。 纳瓦罗的逻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地球上“最高效的杀手”。中国企业不择手段，令世界市场充斥着致命产品。中国的非法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在一步步扼杀美国工业。纳瓦罗的解决之道是，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3%的高额关税。他的这个观点被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川普全盘接受。《纽约客》称纳瓦罗“是川普美中贸易构想的‘缪斯’”。彭博社说， “如果你想通过读一个人了解川普的中国观点，那就是纳瓦罗。” 另外一个不看好中国的美国学者是国际外交关系权威、哈佛大学教授是葛莱翰·阿里森（Graham Allison）。他花了5年时间，研究史上16次“大国崛起””事例，发现大多殊途同归，最后必然发生战争。在他的新书《注定一战：中美能不能逃出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他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字创造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新词。新强权的崛起对现存秩序产生结构性的压力(structural stress/pressure)，从而导致同老强权发生冲突。“凡有新兴势力崛起，当权者必会感到恐惧，无可避免发生战争。” 葛莱翰·阿里森的名言是，“当人类本质不变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中国及美国，继续按过去10年的发展方式推进，肯定会爆发战争。” 中美之间，在对世界形势的基本判断因为普世价值的迥然不同，往往针锋相对。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认为是因仰赖美军派出军舰巡逻，维持世界和平。而中国却把美国的行为，视为对中国崛起的挑衅。 阿里森的观点在2017年底获得更多的回应和认同。借助“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挑战现有的超级大国，战争常常会随之到来，《经济学人》封面文章《锐实力：中国影响力的新模式》用“锐实力”（Sharp Power）的概念分析中美关系。“锐实力”是由美国民主基金会（NED）于2017年初，针对中国和俄罗斯提出的概念。什么是“锐实力”？如果说“‘软实力’利用文化和价值观的诱导，来强化一个国家的实力，‘锐实力’帮助威权政权绑架和操纵国外的观点。” “锐实力”的三大表现为：颠覆政府、霸凌小国和施加压力。 川普上台后，推翻中美“战略伙伴”的说法。2017年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和俄国同时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过去几十年里，美国对华政策都是基于一种理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纳入战后国际秩序，将使中国实现自由化。但与美国的愿望相反，中国以牺牲别国主权为代价来扩张自己的实力。中国在世界上传播以腐败和内部监控为特征的政治体系，并且正在建设仅次于美国的强大军队。” 美国国会立法机构，也对中国的锐实力做出回应。2018年8月1日，美国参议院以87比10票通过了《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之前众议院以354比37票通过了该法案，展现美国两党对抗中共的决心。其中涉华条款将外交，经济，情报，执法和军事要素都纳入努力范围，包括但不限于（a）禁止五角大楼为孔子学院提供任何资助，（b）敦促与台湾建立更密切的防卫合作关系，（c）将中国排除在两年一度的美国领导的太平洋沿岸（RIMPAC）军事演习之外。众议院5月24日通过的5515号法案中有如下内容：“任何曾经或正在参与中国、北朝鲜、俄罗斯、伊朗的人才或专家招聘计划的个人，都不能享受这类资金”。经华人组织“80-20教育基金组织”（80-20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c.）的不懈努力，在最终版本中去除了惩罚性文字，改为“支持对国家安全学术研究人员的保护，使其免受不当影响和其他安全威胁。” 总体而言，该法案从意识形态到军事上反对中共治下的中国，说明美国社会已经完成了战略转向的总动员。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然而，中美两种政治制度，从根本上水火不容。任何承诺，都会在功利面前烟消云散。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在对外输出过剩产能的同时，对外展示中共治理模式，展示其“锐实力”。南海吹沙造岛上，并且以此改变12海里的国际海洋法规则，也是中国锐实力的展现。中国用海沙填出的岛屿，像世界宣示，它会在经济实力崛起后用军事实力体现极权主义的肌肉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