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踐踏宗教信仰自由超過納粹——評中共摧毀秋雨聖約教會的暴行

2018年12月11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呼籲世界各國保護、促進和尊重宗教自由。蓬佩奧將緬甸、中國、厄立特里亞、伊朗、朝鮮、巴基斯坦、蘇丹、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等十個列為《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特別關注的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的政府參與或容忍了那些“系統地、持續地而且過分地侵犯宗教自由的行為”，在這些國家，“人們僅僅因為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就不斷面臨騷擾、逮捕甚至死亡”。       蓬佩奧話音剛落，中共當局就對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發動了一場毀滅性的打擊：當天晚上，成都警方出動數百名警察，破門抓捕秋雨聖約教會的上百名會友，許多被捕者遭到了殘酷的毆打。兩天以後，据多個消息來源證實，王怡牧師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這個罪名是昔日“反革命罪”的升級版，被冠以此罪名的人，通常凶多吉少。另外還有多名教會成員被以各種罪名刑事拘留。中共當局用這種方法回應了美國及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的踐踏宗教信仰自由的批評意見，中共早已“不要臉”了，剩下的唯有“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傲慢與暴虐。       二零零六年，李柏光、王怡和我三名基督徒受邀到白宮與布什總統會談。布什總統對我們説：“從前我風聞中國有數百萬基督徒，今天我親自見到活生生的中國基督徒弟兄，希望這次會面讓你們離監獄遠一些。”然而，布什總統低估了中共政權的邪惡。幾年之後，他接見的這三名基督徒，一名被害死（劉曉波模式），一名被捕入獄，一名踏上流亡之路，沒有一個人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自由地敬拜上帝。我們三人的命運，堪稱當代中國宗教信仰自由狀況不斷惡化的縮影。       我對中共當局重拳打壓秋雨聖約教會的舉動早有預料。成都跟北京同在一個國家，同樣在中共的統治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成都不可能“網開一面”，秋雨不可能是“漏網之魚”。       此次事件，是近年來中共對單一教會的迫害最為劇烈、抓捕人數最多的一次，是中國的宗教迫害和人權倒退的又一個標誌性事件。對此一事件可從以下五個層面做出觀察、分析和評論。       第一個層面，就習近平掌權以來逼迫基督教會的政治運動而言，從美國副總統彭斯在演講中提及的幾個月前被關閉的北京最大的家庭教會錫安教會，到此次大量教牧同工和普通會友被抓捕、會堂被查封的秋雨聖約教會，中共每一次出手、以及用何種方式出手，都是精心策划、相當精準的“定點清除”行動。像錫安和秋雨這樣的教會，之所以成為中共的眼中釘、肉中刺，是因為它們都是極具活力的城市新興教會。此前的“家庭教會”、“地下教會”或“非官方教會“等概念，已不足以概括它們的特質。它們立足於中心城市，吸引中產階級社群，以基督信仰為中心，具有強大的內聚力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對城市新興教會的迫害，是中共迫害基督教的新的高峰。正如流亡美國的溫州教會牧師鄭樂國的評論：“近四年來，三個板塊的教會形態均受到打壓，打壓線路圖清晰可見：一是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浙江（特別是溫州地區）拆教堂和十字架；二是二零一八年河南大規模關閉教堂、聚會場所、清除教會標記物；三是針對城市家庭教會的打壓，特別是有影響力和公共性的家庭教會。”中共迫害基督教會，不是地方官員的“無心插柳”，而是中央的統一部署。若此次中共如願以償摧垮這批代表性的城市新興教會，則近二十年來中國蓬勃興起的、類似於西方教會史上的“大覺醒”浪潮有可能戛然而止，至少在相當一段時期內陷入低潮和停滯狀態。       第二個層面，就習近平政權對中國國內各個宗教信仰團體的迫害而論，對秋雨聖樂教會的打壓再次表明“喪鐘為每一種宗教信仰而鳴”。在這種無孔不入的暴政面前，不會有人是“幸運”的“倖存者”。中共進入了劉曉波所説的“精緻化維穩”階段，一方面“軟的可以更軟”——賦予完全建制化的漢傳佛教某些特權，只要對黨忠誠，酒肉和尚也可獲得重用；而對迷戀中國這個最大的“宗教市場”的天主教“左膠”教宗，中共則放下身段，拋出胡蘿蔔，使之成為一頭乖乖進入圈套的驢子。另一方面則是“硬的可以更硬”，對忠於達賴喇嘛的藏傳佛教群體、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人群體以及深受加爾文神學影響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城市新興教會，毫不留情地使出毛時代的專政手段。       中共宗教迫害、民族迫害，讓納粹甘拜下風，正如人權活動人士楊建利所説：“七十年前，納粹德國的暴行讓國際社會高度重視基本人權觀念、擁抱普世價值的原則，今天的中國呈現了同樣的威脅：單一和全能型的政黨、一個‘領袖’、對媒體的全面控制、對外侵略的野心、對不同意見的粗暴鎮壓、虛構外部的威脅和敵人、沙文主義和國際政策上的偽民族主義。……中共還發明了關押上百萬維族人（十分之一的維族人口）的‘再教育’集中營。這是一種與共產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1984奧威爾數位極權主義相結合的成熟的法西斯主義，即‘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中共當局出動警察，一夜之間抓捕上百名秋雨會友的手段，若此後向全國推廣，則與納粹德國的“水晶之夜”如出一轍。       第三個層面，此次中共打壓秋雨教會的方式，表明中共悍然取消了憲法中保障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與宗教信仰自由息息相關的其他基本人權。宗教信仰自由從來不是單一的、孤島式的自由與人權，它必然與新聞出版自由（比如，宗教團體有創辦自己的媒體的自由）、教育自由（比如，宗教團體有創辦學校和教育機構的自由）等緊密相連。如果宗教信仰自由週邊的這些自由和權利被剝奪、被取消，那麽宗教信仰自由就成了一棵沒有土壤的樹，漸漸走向枯萎。       在此次被抓捕的教會同工中，還有人被冠以“非法經營罪”和“非法出版罪”等其他罪名。同時，教會主辦的三個教育機構：華西人文學院（主要培育講師）、華西聖約神學院（主要培育牧者）、學堂（兒童教育機構）師生都受到衝擊，警察深夜闖入女生寢室，騷擾和毆打女生。中共當局的這些作法顯示，他們是一個全能型的極權主義政權（而不是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所説的“韌性威權”），他們不容許教會自行印刷福音資料，也不容許教會創辦教育機構，整個社會的每一個領域都必須在其直接管控之下——即便是人們的靈魂、思想和信仰，中共也要來踏上一腳。       第四個層面，取締秋雨教會，也是中共打擊公民社會的策略的一部分。教會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英美文明的傳統中，宗教改革五百年以來，教會既是憲政共和的政治制度的倡導者，也是資本主義倫理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催生者。可以說，沒有新教的教會就沒有西方的現代文明。因此，中共非常害怕教會帶領公民社會“脫亞入歐美”、“因真理，得自由”，即便教會不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中共也對教會充滿疑懼，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習近平政權在打壓教會的同時，也對NGO、維權律師群體等公民社會的活躍力量辣手摧折。比如，即便是區區幾個在校大學生申請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聲援宛如現代奴隸勞工的農民工，也遭到便衣警察的綁架，遭受“被失蹤”、“被休學”的厄運。在北京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時代，大學生可以相對自由地研究馬列主義；而在號稱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方針的共產黨統治下，馬列主義卻成為大學生研討和實踐的“禁區”，這是多麽有諷刺意味的歷史與現實！       第五個層面，中共對教會的打壓是全方位的、全球性的，不僅在中共政權的實際統治區內（包括中國本土和新納入中國統治的香港），更將黑手伸向海外華人教會。習近平掌權以來，大大加強對海外華人教會的滲透和掌控。幾乎所有海外華人的同鄉會、同學會、商會、協會以及中文報紙、雜誌、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等媒體，都有中共黑手介入。中共肆無忌憚地在這些群體和機構傳播其邪惡的“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壓製異見者，進而驅使相當數量的海外華人去竊取西方國家的情報和技術。       中共不滿足於打壓國內教會，更試圖讓海外華人教會對其言聽計從、畢恭畢敬。海外華人是中共滲透、特務猖獗的重災區。海外華人教會中的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絲毫不比在中國國內的教會多。在很多海外華人教會中，會友不能公開表達對中共的批評意見，甚至無人敢為國內教會被逼迫的弟兄姊妹禱告。公開聲援國內教會的海外著名牧師和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常常受到密集式的攻擊和抹黑。在很多海外華人教會，特務、五毛橫行霸道，將異議者的言論彙報給中國大使館，領取賞金；特務甚至還參與教會的財務管理，收集會友的財務資料，轉交給中國的情報部門。相當一部分海外華人教會不僅沒有遵行聖經的教導、成為世上的光和鹽，反倒成為中共如臂使指的傀儡。而西方各國的政府對此一國家安全的破口也未能引起重視。       從以上五個層面透視中共對秋雨教會的逼迫，可以看出這是中共打壓教會和整個公民社會的“大棋局”中的一個重要步驟。中共的所作所為證明它就是超越納粹德國的“邪惡帝國”。中共的外交部長和外交部發言人，還有什麽資格將“人權”這個詞語掛在嘴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