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二○○九年末，《財經》雜誌編輯部的解體，可以作為中國大陸媒體狀況的一個注腳。預計繼《財經》之後，在不長的時間內，剩下的寥寥幾家對宣傳管控尺度形成挑戰姿態的媒體將逐一被納入「主流」。《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將成為下一波管控的重點。最終，它們會形同廣東地方黨報《南方日報》的社會版，其被中宣部稱之為「隊伍壞了」的編輯、記者的結局，不會比《財經》編輯、記者的結局好。 </P> <P> 遠非外界想像或如胡舒立設想的是，出走《財經》的那些編輯記者企望接續《財經》事業的新故事可能永遠不會開始。也許不久，他們就會意識到，曾經的《財經》就是他們事業的頂點。更有可能的是，胡舒立的一干人馬將因為他們引以為傲的《財經》，而拿不到新刊物的准生證（刊號）。試想，那些掌握報刊生殺權力的人，哪個還會有那種擔當或者膽量！不管胡舒立的設想是什麼，在外人看來，胡舒立的出走，是其不滿現有內外管控措施的結果。那麼，出走辦新刊的目的，自然是承續原來《財經》的品質和風格，但恰是這些，為媒體主管機構所難容。除非管制機構真的需要更多的點綴來裝飾中國的「開放」，否則，希冀他們給胡舒立發放通行證，真比讓劊子手充任接生婆還要難。</P> <P> 《財經》多年的存在，其實早已超出了現有宣傳體制的容納範圍。在信息需求日增和媒體管束日嚴的緊張關係中，總是最活躍媒體的手腳先碰撞到限制的邊界。媒體與管制之間普遍的緊張關係，並沒有普遍地均分在所有媒體身上，而是集中在屈指可數的個別媒體身上，這就使得管控機構可以收起十指、握緊拳頭，集中敲打這幾家媒體。當個別媒體的挑戰姿態的示範效應大於其存在的「點綴」作用的時候，就是管控機構對其痛下殺手之時。</P> <P> 撇開胡舒立的團隊不談，即使是胡舒立本人能否在辦新刊不成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地到中山大學傳媒學院任職也仍是未定之數。以中宣部、中組部和教育部關於「嚴把大學教師入口關」的相關系列規定，胡舒立的「教書育人」資格是否成立，絕對不是那些「翹首以盼」的學生們所能決定的，箇中道理就像去年浙江大學法學院的學生們熱切盼望賀衛方南下一樣。胡舒立及其「理想主義」的編輯記者們，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被邊緣化──其所在的媒體被邊緣化，其發出的話語被邊緣化。</P> <P> 近二十年來，邊緣化，是除了「盯（死）、關（閉）、跟（蹤）」以外的破拆新聞界和新聞人職業操守的厲害招數。對「不聽招呼」的人，在媒體內部將其邊緣化；對「不聽招呼」的媒體，在整個新聞界將其邊緣化，並以此來加強「馬克思主義新聞隊伍建設」。在宣傳管控部門壟斷越來越多可分配資源的情況下，被邊緣化的人和媒體當然無緣置喙於當下中國那熱氣騰騰的利益大餐。</P> <P> 可以肯定的是，《財經》的解體，將為中宣部提供新的管控經驗和範例，而大陸的媒體管控程度，也將在十八大前達到新的高峰。當然，二十年來的經驗告訴人們，在媒體管控程度上，「沒有最高，只有更高」，只會「一波更比一波嚴」。<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