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這個月初在維也納大學參加了一個關於中國八十年代改革問題的研討會。獲邀的中方講演者中有不少是直接參與中國八十年代改革決策過程的政策研究人員或者實踐者，其中包括了八十年代初期聞名京城的「改革四君子」中的三人：黃江南、翁永曦、朱嘉明（當時排在四君子中最後一位的是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王岐山）、「傷痕文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孔捷生、理論家和參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方案設計的吳國光、首創利用現代社會學研究方式為中國的農村改革提供政策依據的白南風、世界經濟導報的副總編朱杏清等等。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六四」屠城之後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但是他們對於八十年代中國改革決策內幕的描述還是引起了與會者的濃厚興趣。</div><div><br /></div><div> 會議期間，也有不少西方的學者對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由於他們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觀察者而不是參與者，立場相對超然，所以有些看法比較客觀，他們提出的不少問題還是比較深刻的。例如有一位學者提出，人們非常稱道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變革，並稱之為中國全面改革的黃金時期，但是假如八十年代真的那麼好，為什麼這段改革的黃金期會以一場血腥的暴力鎮壓而終結？與此同時，會上一些西方學者在發言中也表現了不少對於中國政治民主發展問題的認識誤區，其中不少在西方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div><div><br /></div><div> <strong>民主基本特質對人類有普適性</strong></div><div><br /></div><div> 第一個認識誤區是認為民主的基本原則可以因國家不同而不同。有的學者對中國政府強調民主的「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特色」頗為認同。他們普遍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常識：民主作為一個基本的政治制度，它的一些本質的特徵是不應該因國而異的。這個本質就是政府的權力應該真正地由人民授予；而且人民有自由發表政見的權利；有通過定期的投票更換政府的權利等等。民主是人類針對自己本性所設計的一套「最不壞」的制度，其基本特質對全人類具有普適性。</div><div><br /></div><div> 數千年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歷史證明，古往今來，人性沒有本質的變化；無論是本性中那些優良的特性還是那些惡劣的特性都沒有發生變化。同時，人的本性也不因為膚色的不同、語言和文化的不同而不同，無論是哪個民族、哪個國家、或者在哪一種文化環境中，所有的人類善行和惡行不僅「神似」，而且「形似」。人類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地設計出一套能夠限制人類本性惡的一面、鼓勵善的一面的政治制度，這就是民主制度。能夠將權力者關進「籠子」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制約西方政客惡性的唯一方式，也是制約東方政客惡行的唯一方式。因此他們在本質上不應該有什麼不同。</div><div><br /></div><div> <strong>不是智商低下便是別有用心</strong></div><div><br /></div><div> 第二個認識誤區是，中國在民主化進程應該像西方國家的民主發展進程一樣經過數百年的長期演進，沒有捷徑可走。不錯，西方在探索民主政治的過程中走過了漫長的歲月。從代議制民主雛形出現，到實現不分財產多寡、不分性別、不分種族膚色的全民投票權，總共有數百年的歷史。人類為了爭取這些基本的政治權利，經歷了不少曲折，甚至出現過流血鬥爭。但是這不等於說中國應該重新去經過西方所經歷過的那些曲折。</div><div><br /></div><div> 一是過去對投票權的種種限制是不對的。不少對民主權利的限制，不僅現在看來是不對的，即使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是不對的。維護這些限制是當時的既得利益者們維護既得利益的一種表現。人們認識到這種限制的不合理性，經過長期鬥爭結束了不合理的限制，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國人去重複那些已經知道是不合理的東西。二是從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科學認識的過程看，任何一項新的發明和創造，在開始的時候都需要長期、艱難的探索，但是一旦取得成功，新的發明和新的制度的推廣和普及時間就會要短得多。這是人類進步的規律。人為地要求後來者重複發明者所走過的曲折道路，不是智商低下，便是別有用心。</div><div><br /></div><div> <strong>互相利用的「出口轉內銷」</strong></div><div><br /></div><div> 第三個認識誤區與改革的成本有關。現在有一個非常時髦的說法，蘇聯和東歐的劇烈式變革是一個失敗，而中國的漸進式變革是一個成功。切不論這裡「失敗」和「成功」的定義，產生不同的改革方式的背後的原因也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我在這裡想說的只是，那種認為快速的政治變革將使得中國付出巨大的成本的說法很值得推敲。這種「快速變革成本高昂論」的一個主要依據是，如果變革加快，既得利益者肯定會反對；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將會導致社會衝突；社會衝突則產生高成本。這種說法本身承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導致高成本。但是持這種看法的人不去指責造成高成本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去指責改變不合理利益格局的政治改革的訴求。如果要接受這個觀點，整個社會只好老老實實地聽任既得利益者的綁架，永遠不要去搞什麼改革了。</div><div><br /></div><div> 西方學者對於中國政治改革問題的認識誤區有多重原因，中國的歪曲宣傳常常使他們看不到事物的本質；而且他們在與中國學者的交流中，接觸到的基本上是那些受過西方教育，回國後便加入既得利益集團的「社會精英」。這些精英們能夠用西方學者所習慣的學術語言來維護中國的現存秩序，較容易被西方人接受；也有不少學者本身對西方資本主義長期持批判態度，他們對於任何能夠與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抗衡的東西都願意給予支持，這些人過去支持蘇聯的集權政權，現在則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由於中國政府慣於採用「出口轉內銷」的方式，有選擇地向中國民眾兜售外國人的觀點，所以西方學者的認識誤區很容易為反對民主政治的中國執政者所利用。</div><div><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