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一）

结束语:团结资产阶级 建设社会主义 本文摘要：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从“左”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后，忽视或有意不执行马克思关于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832 页）这句最重要的话，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失败的理论根源。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定制的那种政府垄断生产资料，名义上属于全民实际上人民没份的占有方式，是对《资本论》的误解或曲解。取消“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条，就割断了人民群众与国家资产的血肉联系，所谓“全民所有”就成了欺骗民众的空话。共产党不仅“代表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代表人民”握有全部财富。人民中原来有财产的被剥夺了，没有财产的依旧没有财产。无论怎样进行宣传鼓动，人民就是提不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来，国家陷入停滞衰退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执行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大政策。然而邓小平等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被“左派”指责搞了“修正主义”，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我们要绕开那些并非马克思主义传人的二三流的神殿，直接向马克思请教，向卓有成效地重建个人所有制、实现了共同富裕、消灭了三大差别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理直气壮地、光明正大地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正、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行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行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2002 年11 月中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中，提出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自提出“三个代表”以来，为防备“左派”攻击，宣传上刻意模糊化、空泛化，其深刻含义没有为广大人民所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新意是：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现阶段的先进生产力是民营经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代表他们的发展要求，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正确方面的继承（正是《共产党宣言》肯定了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对其错误的超越，是从根本上、从源头上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隐含着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包容、保护和重新定位。各级地方官员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敢于在本地区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由于“左”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不敢承认这是发展资本主义。年轻创业者陆诒章创办“上海资本家竞争力顾问有限公司”，因为违背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把“资本家”三个字上了企业名称，注册时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驳回。陆不服，向徐汇区人民法院状告工商局，工商局官员拿着《辞海》对簿公堂，论证“资本家”的非法性。法院一审判决维持被告决定。僵化的意识形态就是这样阻碍着中共的纲领路线与人民的沟通。本文要把在中国现阶段可会意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彻底敞开说一说。 资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生产力维持生产线按一定的数量和质量标准平衡地运转；先进生产力要打破旧的平衡，创造新的数量和质量标准，使生产上一个新的台阶。工人是生产力的代表，但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这是被生产力的发展史所证明了的。 十七世纪资本主义初期，反对一种织带子花边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 这种机器是在德国发明的，它能同时织四至六条花边；但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制了这项发明，并派人将发明者处死。1629 年，荷兰莱顿工场主采用了这种机器，引起花边工人暴动，迫使市政当局下令停止使用这种织机。荷兰国会还通过了禁用织机的法令。1676 年织机传入英国，也引起了织工骚动。1685 年2 月19 日，德皇颁布敕令，为了社会的稳定，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当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了一家风力锯木场被民众捣毁。1758 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十万名由它所造成的失业者焚毁了。五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发明的梳毛机和梳棉机。1779 年兰开夏的工人展开破坏机器的斗争参加者达8 万余人。19 世纪最初15 年，以英国诺丁汉的“卢德运动”为代表，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了大规模地破坏机器的运动。卢德是一个失业工人领袖，他带领自己的弟兄们疯狂地捣毁机器，直到政府武力镇压才遏制住这个破坏的狂潮。 青年恩格斯在考察了曼彻斯特纺织工业区之后，对科学技术的结晶—机器进入生产领域是持否定乃至反对态度的。他义愤地指出：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越大，工人失业的就越多。 因此，每一种都像商业危机一样给某一些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匮乏、贫穷和犯罪。（《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第180 页） 他举例做了细致地分析：由于头一个发明—一个工人摇动的珍妮纺纱机—的生产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纺车高五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纺机就要使五个纺工失业。生产力比珍妮纺纱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纵的水力纺纱机就剥夺了更多人的生计。自从许多纺纱工厂使用自动纺纱机以后，纺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乌有而由机器代替了。 恩格斯说，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进，费力的工作一天天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简单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纤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资要少一些，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来，尽管生产已经扩大，成年工却一天天地被从工业中被排挤出来，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甚至由于机器完全代替了人力，整个的劳动部门被取消了。资产阶级老爷们可以去问问曼彻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清道夫，去问那些在街上卖盐、卖火柴、卖橘卖鞋带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讨饭的人，问问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剥夺了工作的工人。在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机的普及推广，把八十万熟练工抛上街头。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大量的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 马克思把机器看做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 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一卷，第441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的就业，保持工人的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胎记。 据《资本论》记载：当时“英国五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二亿人，这当然不是说纺纱机排挤了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二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大量增加工人人口。”（《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一卷，第434 页）1870 年英国总人口是二千一百万，如果只靠人力纺车，不仅工人一个不会失业，加班加点一辈子也干不完；就是从国王到臣民都去摇纺车也干不完二亿人的活来。有了纺纱机，五万人能顶替二亿人，生产率提高了四千倍。英国的国民收入，十八世纪末叶是一亿二千万英镑，1870 年达到12 亿镑，增加了10 倍。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用机器代替工人，或者说机器排挤了工人，是普济天下苍生，推动历史发展的首善之事，正是先进生产力的不断地发展，逐渐地把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才为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着物质基础。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不是工人。在由机器和工人的辅助劳动合成的生产力中，工人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他们希望在生产劳动中维持现状，挣稳定的工资，过稳定的生活；害怕由于机器的改进或新机器的发明被迫改行甚至丢掉饭碗。工人们本能地仇恨新机器，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当新机器、新技术被普遍推广使用后，先进生产力就变成了普通生产力，更高级的新机器、新技术又在发明中。于是，工人们又去反对那些将要发明出来打乱他们甫告平静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更高级新机器和新技术。先进生产力是个相对的、变动的概念它永远同工人的既得利益处于对立地位，但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又寄托在生产力无限发展和社会财富总量的无限增加中。过去我们一直宣传工人阶级与大生产相联系，是最先进的阶级，理所当然的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资本家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俈。这是不正确，是既不符合历史，又脱离现实生活的。股份制使生产的规模可以无限地扩大，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和平演变，在保留私有制的条件下把资本家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了，经理或厂长成为企业的灵魂，但资本家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组织形式监督企业的营运和掌控企业的发展，这就避免了那种因“所有者缺位”所造成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浪费无人过问、亏损无人负责的国营企业弊病。在这种制度下，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否定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科学技术外化为各种不同用途的机器设备，“变成一种独立的劳动生产力”。（《 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一卷，第365 页）机器设备虽说是手工工具的进一步发展，但它同工人的关系与手工工场时期工具同工人的关系不同，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手工工场时期，工人是劳动劳动的主体，工具是工人身体的延伸，是起辅助作用的配角。 当然，机器设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人的发明创造，是科学家、工程师们艰苦劳动的结果，是这些科技人员赋予了机器设备“人”一般的生命，我们可以把越来越自动化的机器设备看作广义的机器人，所以机器设备也具有劳动者的意义，它是一种以化身形式存在的劳动者，机器设备本身是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先进生产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当科学技术已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来源，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不断扩大时，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就逐渐缩小范围直至完全不起作用了。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握的先进生产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和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生活水平。经济生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残酷争夺，可以是双赢的结局，使每个人都成为受益者，尽管受益的多少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普遍受益的同向分化。发达国家的劳资关系没有尖锐化，没有出现爆炸性局势，秘密就在这里。 科学技术人员的创造发明是先进生产力的源头活水，但停留在这一阶段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形不成现实的生产力。从前述花边织机的遭遇可知，要使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一件阻力重重的事情。最热心、最积极、甘冒风险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是受超额利润驱动的资本家，正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要打倒的资产阶级是把科研成果引入生产线的推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认识和承认这个结论十分重要，资本家在现代企业中处于主导的地位，既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的推广普及者。现代的一些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一些托拉斯，为了研制新产品，都设立专门研究机构，把引进新技术、新机器、新材料看做是企业的生命线。 新产品比起老产品来物美价廉，只有拿出新产品来，才能取得高于本行业平均利润的额外利润。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会在一定时期内给这个企业带来额外利润；但同行们很快就会起而效尤，使整个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普遍地提高起来，又把利润率扯平，进而使平均利润率下降。这时又有新企业拿出新产品来，追逐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额外利润。 社会生产力就这样在竞争中不断地提高。一百五十年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步，新产品目不暇接地涌现，社会财富无止境地增加，资本家或资产阶级都是首功。 社会分裂为富人和穷人是以生产不大发展、社会财富匮乏为基础的，它将被先进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消灭贫困的正确途径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先进生产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里面才能得到充分地发展。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曾经是共产党员，现在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他在2003 年8 月访华时接受《环球》杂志专访，谈到罗马尼亚与西欧的差距时讲了一个“痛苦的事实”：“在罗马尼亚当总统不如在德国当失业者，因为一个德国失业者每月的救济是2300 马克，罗马尼亚总统每月的工资是1250马克。”德国能给失业工人发放高于罗马尼亚总统工资的救济金，是因为没有按《共产党宣言》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在失业的情况下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解放的新的含义和新的道路。 共产党人反对了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并不是天生的罪人和坏蛋。他们是第三阶级等级中最勤劳、最能干、最精明、最优秀的一部分。他们的祖先是农奴，他们的父辈是城市市民。《共产党宣言》中说：“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正确地指出： “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大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方面又提出政治主张，为解放穷苦工人，必须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这个“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共产党宣言》的根本性错误，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成分。 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30 岁，恩格斯28 岁。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认识资本主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不能超越曼彻斯特资本主义这个原型给他们带来的历史局限性，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错误地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由此成为一种打着解放工人阶级的旗帜摧毁先进生产力的暴力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与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区别是：三大空想家是说服国王和政府采纳和实行他们理想社会的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数日益众多的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认为通过阶级斗争，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能改造社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想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运动。 恩格斯宣布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以此为题目写了一本小册子。但所谓的“科学”是手段的有效性，而不是目标的现实性，其目标中的空想成分，并没有改变。“科学社会主义”成了“暴力社会主义”，误导了包括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内的几代共产党人。这些伟大使徒们的错误就是把手段的有效性和目标的现实性混为一谈，把手段当作目标，把形式当作本质，殊不知夺取了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他们高扬“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消灭小农经济，自以为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而斗争，实际上恰恰是在阻碍和破坏生产力，消灭建立更高级社会的经济基础。 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手段的有效性实现了），先进生产力也随着被消灭了（目标的现实性幻灭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带给社会的是永远的贫穷落后，永远的票证经济。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共同经历。 从1945 年到1991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的45 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除美国外大家都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这45 年是两种制度和平竞赛的45 年。45 年的比较，谁优谁劣？谁代表先进生产力，谁阻碍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谁给普通民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物质利益，谁用大话和空话欺骗了民众？人民已做了结论，历史也已做了结论。 东西德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峙的前哨，马克思的子孙们仔细地、深入地、长期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社会主义制度首要的一条就是没收私营企业，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从1945 年开始，东德的企业主即资本家们即开始向西德逃亡。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开始认为让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走掉是件好事，可以净化社会，减少反对派，有利于党的统治，不仅没有制止，还给他们发了前往西德的通行证。到1961 年跑了270 多万人。后来发现，不仅资本家跑了，科学家、教授、医生等知识分子以及一些技术工人都往西方跑。这股逃亡浪潮愈演愈烈，直接威胁了东德的生存，于是修筑了“柏林墙”。 德国统一前夕，西德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东德的人均国民收入高四倍。西德的产值占两个德国全部产值的93%，东德带给大家庭的财富只占国家全部财富的的7%。统一后，联邦德国作为全德国的中央政府拨出巨额资金帮助东部同胞，对于帮助东部地区人民克服经济困难，加速经济结构的改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德统一社会党垮台后，该党政治局委员，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京特·沙博夫斯基对本党的失败有深沉的反思。（见《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他带着亡党亡国之痛说出了两个令共产党人“沮丧”的真理; 一是国有制不如私有制。在“国有制框架内”，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永远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说“社会主义是社会生产率更高的一种形式”是欺人之谈。国有制的优越性是理论家推导出来的，是虚幻的，例如理论家们最爱喋喋不休地宣讲：“工人在国营企业干活时当家作主，是为自己干活；在私营企业干活是为资本家做奴隶，是受压迫、受剥削。”德国工人的实际体验是，在东德国营工厂里当家作主，挣五百马克；到西德私营企业去受压迫、受剥削，挣二千马克。工人们“用脚投票”，逃往西德，宁可“受压迫、受剥削”去挣二千马克，也不留在东德“当家作主”。 二是社会必须要有资本家。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理是共产党人最不愿意接受、但又必须接受的，只要他们不想像德国统一社会党那样被人民和历史所抛弃。资本家是什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阶层。尼克松认为：“东欧45 年的共产主义‘和平’，甚至比西欧五年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管理阶层的摧残更加严重。东欧国家普遍缺乏使资本主义杠杆起作用的高级经理、会计师及其他专业人才。(尼克松：《新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 年版，第124-125 页)对资本家进行诋毁，把他们妖魔化，都赶到西方去，使东德发展经济时失去了依靠力量，失去了先进生产力的领头人。这是一种痛苦的反思。东德与西德相比，多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少了一个管理阶层，是东德经济搞不上去的根源，是东德亡党亡国的根源。 我们一直有一个自以为是的偏见：说是消灭私有制，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又如何呢？从1957 年到1978 年，我国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的20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制度性的经营不善，连年亏损，职工工资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5.7%，职工 的年平均工资从1957 年的582 元下降到1978 年的549 元。（刘仲藜主编：《奠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版第151 页） 日本是被我们视为“制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剥夺资产阶级，保留了私有制。 从1951 年到1973 年，日本30 人以上的企业职工工资提高了将近三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九倍。结果，剩余价值率从1955 年的314%提高到1970 年的443%，是一个劳资双赢的结局。（宋则行、樊亢主编《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24 页） 你要真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二十年内给工人提高三倍工资，就得团结资产阶级，保护私有制；私有制不仅和资产阶级利益攸关，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共损共荣的。 暴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虽然传播逾百年，纵横半个世界，但最终没有能够改造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而悄然淡出了历史舞台。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无论遭到多大的误解，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会被人类认同，人类就是这样不顾平等、正义的呼喊，脱离原始共产主义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个不能消灭的阶级，消灭了还得请回来。这是20 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留给后世最根本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