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结束语三）

走瑞典人的道路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打破由于极左理论长期灌输造成的干部队伍中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精神状态，邓小平派出许多高级干部出国考察，考察的地方主要是欧洲和美国。他非常重视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和经验。许多到过西北欧的高级干部不由击节三叹：“人家这才叫社会主义！” 英国是个什么国家？我们定型的认识是老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大获全胜，工党领袖艾德礼成为英国首相，他领导了一场民主社会主义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及社会服务性企业实行国有化，使经济领域中国有成分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入的五分之二由国家实行再分配；采取“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老年、伤残、失业、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中小学生享受免费教育。艾德礼说：工党政府正在英国建立一种优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叫做“民主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尊重英国工党领袖的自我陈述，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了。工党政府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家福利体制，对英国和欧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后来保守党执政并不改变工党的社会福利政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王震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王老有点眩晕，这是失业工人吗？他看到了什么呢？ 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50 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柯华：《在马克思的墓前》） 王震看后感慨良多。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队副总理都高。柯华大使告诉他：“我曾经问过一个清洁工人，他每周的收入约一百英镑；一个开电梯的工人，每周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按照当时英镑对人民币汇率1：5.91 概算，清洁工的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591 元，电梯工周工资相当于人民币886 元。 王震那时的每月工资不到400 元，周工资不到100 元，相当于英国一个清洁工周工资的六分之一，电梯工周工资的八分之一。中国的贫穷社会主义太相形见拙了。如果不是拿中国高官与英国工人相对比，而是两国百姓作对比，那差距就更大了。据专家计算，1978年中英两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是：1:42.3。（参见刘国平：《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175-176 页）就是说，英国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中国普通百姓的收入高42 倍。 据我国驻英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于日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时主管工业的王震副总理访问英国，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较全面考察，我参加了部分接待工作。访问后期有人问王副总理对英国有什么观感，王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王震对英国的评论在驻英使馆引起了震动，也促使大家更加关注英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状况。” 王震访英归来，成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 一位市委书记访问了瑞典，回来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消灭有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无产者；人家搞资本主义，是消灭无产者，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这位市委书记对“人家”搞的那一套，有些羡慕，又有些迷茫，为了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敢承认“人家”搞的是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瑞典正在推行《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试图让工人占有企业的股份，成为有产者，从所有制方面解决公平问题。《法案》规定：每年从资方超出五十万克朗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给本企业职工设立的基金会，再将资方为职工代缴的养老金增加1%，就能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成为股东，成为有产者。据《法案》的设计者麦德内尔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百分之十至十五，转移到职工名下的“雇员投资基金”可在25-30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随着“雇员投资基金”在企业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可以从经济制度上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私人资本构成，实现社会民主党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理想。通过“无声的革命”，工人阶级就掌握了企业的部分所有权。这并不是为争取选票糊弄工人阶级的甜言蜜语。1982 年社民党竞选胜利，社民党主席帕尔梅正是在台上执政的首相，而社民党在议会又是第一大党。所以，尽管资本家反对，1983 年10 月4 日以六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 年1 月1 日起开始实行。第一年提取十五亿二千四百万克朗，1985 年提取了十二亿三千一百万克朗，1986 年提取二十七亿一千万克朗，三年累计工人股份基金五十四亿六千五百万克朗。瑞典民主社会民主党实行“让大家都变成有产者”的政策是真的，他们把这一政策叫做“基金社会主义”。1991 年保守党等四党联合政府上台后取消了雇员投资基金，这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严重斗争；但这时候工人阶级已普遍成为本企业的股票持有人，尽管是小股东，在1994 年的大选中瑞典民主社会党以百分之四十五的得票率夺回执政地位。社民党上台后，没有再恢复雇员投资基金，推出科技福利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教育对于经济增长、劳动就业以及社会公平来说至关重要。为了纠正现存的社会不公平，公平的分配受教育的机会比事后再分配社会财富更有效。瑞典社民党不屈不挠地为工人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斗争。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三位国际领袖照片：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尊重他们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导师。第四位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布兰亭。 瑞典社会民主党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发展模式是科学理论。同所有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其能否成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2001 年11 月6 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1920 年，瑞典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 年下台。由于政治上存在优胜劣汰的民主选举机制，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由于自身“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的内在弊病而被自然“劣汰”了。民主政治机制能够保证及时纠正错误。 瑞典社民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关键，不是所有制，而是分配方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小股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就是说由政府（在工会监管下）通过税收把一部分企业利润分配给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别，建设福利型国家。这样一种认识成为他们的新的施政纲领，1932 年再次上台时，大得人心，既得到了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拥护，又得到了资本家的拥护，竟连续执政44 年！ 瑞典社会民主党以创新方式来解决企业的劳资矛盾问题。摒弃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国有化政策后，致力于劳资妥协。1936 年，工会联合会（LO）和雇主联合会（SAF）开始进行谈判，到1938 年双方签订了《萨尔茨耶巴登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程序、机构等等，对企业主的管理特权作了一些限制。协议规定双方代表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为期一至三年的协议，共同遵守。如果协议到期以前两个月内，双方中任何一方没有提出异议的话，就继续有效；如果一方提出异议，争执不下，达不成协议，就由政府指派一名调停人介入谈判，促成问题的解决。这个协议被认为是瑞典劳资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开辟了劳资协调合作的新时代，对以后瑞典社会关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76 年又通过了《劳动生活共决法》，废除雇主联合会章程的第32 款，就是原来由雇主单独决定问题，改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工会有权参与决定投资、生产战略等过去由资方单独决定的问题。其要点是：（1）企业主在决定对企业经营作出重大改变之前和决定雇员劳动条件以前，要和工会进行谈判，工会可以要求对任何其它问题，举行地方一级的谈判或中央一级的谈判，这种要求一经提出，企业主就应推迟作出决定或推迟决定的实施，直到谈判结束为止。（2）要求企业主将经济技术情报以及人事政策的指导原则，经常向工会通报。（3）工会有权查询帐目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有关文件。《劳动生活共决法》大大提高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 瑞典工人阶级队伍共有四百二十万二人，占总人口的一半。产业工人有三百万，体力劳动者百分之九十都参加了瑞典工会联合会；白领人员另外组织“中央职员组织”，有七十万人。瑞典的中央工会联合会是最大工会组织，有二十五个分会，二百五十万会员。 三十多年来，每次大选，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工人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它是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和坚强后盾。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在工人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二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出身产业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议员本身过去就是产业工人，这个比例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例都大。 瑞典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比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多四倍，瑞典的机械设备甚至高出十四倍，它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瑞典的工业企业92%都是私营的。国营企业的比重并不影响民主社会主义的性质。全部交通、能源、卫生、教育等公用事业，大部分采矿、炼钢、造船业，一个最大的银行，共同组成一个由每个部门行业参加的全国企业委员会，职工达一百四十万。社会民主党在教育、卫生、环保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不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而是由公共部门来管理。瑞典的学校全部是国立的，没有私营的，医院也没有私营的，教育卫生部门没有盈利任务。 瑞典的农业基础是十一万户家庭农场，所雇佣的农业工人只有一万二千人，主要的重担落在农场主机器家庭成员身上。瑞典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8%，而从事农业加工、储存和食品生产的人员则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多三倍。瑞典农产品自给绰绰有余。粮食、肉类、油类等有30-50%的剩余，出口给波罗的海国家。瑞典也有合作社组织，是为家庭农场服务的。每个农场主可以同时参加几个合作社，比如种子合作社、奶业合作社、林业合作社等等，社员自己推选领导机构。农民有自己的组织—瑞典农场主联合会。国家向农场主联合会协商农产品的价格、补贴、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国家和合作社之间签订经济合同。国家在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的利润或降低消费者的支出的时候，才对价格的形成进行干预。这时国家往往要从国家预算当中拿出数十亿克朗用来补贴。国家通过经济政策，扶持小农场主，“管束”大农场主。 2002 年瑞典人均GDP 为25400 美元。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一个瑞典公民，从出生到16 岁，一直享受政府给予的未成年补贴，生病享受医疗保险，上学从九年制的义务教育到高校都不用交学费，成年人就业后又纳入了社会保险体系，直到耄耋之年进入养老院，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瑞典是个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收入最高的10%国民与收入最低的60%国民，税前收入差距有的高达144 倍，政府这个平衡杠杆竟做到了税收后人的绝对平均差距是三倍。 目前产业工人的月工资是2000 美元。，教授的月工资是四千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积四十平方米，四分之三的家庭有汽车。瑞典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制，也就是收入越高，赋税越重；收入越低，赋税越轻，远远低于穷人所享受到的福利。瑞典的高赋税是一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制度，它保证了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有效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实现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瑞典是个最廉政的国家。据一位瑞典检察官说，三十二年没有一起官员贪污受贿案件。“透明国际”每年都按各国政府的廉洁程度进行一次大排行。在2002 年排行榜上，瑞典排在第五位，满分为十分，它得了九点三分。瑞典特别强调社会公正，其官员乃至首相绝不允许搞特权。首相住居民区，平时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没有国家配备的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平时除非履行国务不允许使用公车。整个社会和谐安宁，是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瑞典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社会福利制度以及阶级合作政策是独特而成功的。 英国学者库尔特·萨缪尔森曾这样评价瑞典：“人们常把瑞典看成异乎寻常的国度。因为她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发达的福利政策，劳动市场的安稳与和谐，和平政策，一致与妥协。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国家。”（《瑞典社会发展300 年》，第225-226 页）瑞典模式包括以下要点： A. 瑞典社会民主党恪守民主宪政，但依靠自己的政策正确和人民拥护，连选连任长期执政，主导社会进步，实现自己的纲领。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89 年，1917年大选后参加联合政府，1920 年单独执政。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通过竞选，一次一次地得到选民的认可，从1932 年到1976 年，曾连续执政44 年，短暂在野后又重新执政，把瑞典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公正、最廉洁、最稳定的国家。 B. 解决公平和效率这一对矛盾的瑞典经验是：生产资料必须私有化（这种私有化是以职工持股和全民持股与大股东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财富分配必须社会化，由政府和工会来掌管。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误区。在生产效率低下，社会财富递减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由于政府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三大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不平等，建立劳资双赢的和谐社会。 C.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自由、平等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团结的社会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行统治的反对者。”（2001 年11 月6 日威斯特罗斯代表大会通过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党纲） 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讲团结时不忘为工人和全社会谋福利，不允许资本家对社会进行统治；讲斗争时又不损害私有制，保护资本家的正当权益，保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前者保证相对公平，社会和谐；后者保证绝对效率，经济发展。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双赢的结局。这就是“瑞典模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唐刘禹锡：《陋室铭》）瑞典虽是小国，瑞典社会民主党虽是小党，但它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它的经验具有普世价值，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在民主宪政框架内，瑞典社民党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连选连任、长期执政的经验；在经济建设中把效率和公平统一起来，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的经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调动工人和企业家两个积极性，实现劳资双赢的经验；有效地防止特权阶层出现，杜绝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长期保持廉政的经验，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雏形。毛泽东于1940 年1 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政治上主张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经济上保护私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毛泽东这时已经有了新资本主义和老资本主义的概念。 他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新资本主义，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1944 年3 月22 日《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据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回忆：“1944 年8 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再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中国目的。因为他们这时相信：‘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谢伟思：《在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 年版，第260 页） 到“七大”时，毛泽东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路透社记者问，“自由民主党新中国”如何解说？毛泽东回答： “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7 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带有很严重的自由主义色彩，一下子就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中间势力吸引过来了，这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借鉴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路线，开辟了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2004 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私财产有制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标志着中国从此走上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由消灭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到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是因为经过反复和对比，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给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比消灭资产阶级大得多的物质利益。团结资产阶级，不是支持它“剥削”，而是把它作为经济管理层使用，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作出贡献。二十世纪末，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整体性失败、制度性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没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对资产阶级采取了错误的政策。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宪法中不称之为“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给民营企业家摘掉“剥削”的帽子。 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根本改变，对他们的社会属性的重新定位，是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和第四代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一定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最深刻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讲团结时不忘调节分配，为工人农民和整个社会谋利益；讲斗争时不忘保护私有制，以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中共在新时期处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企业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一切过“左”过右的政策均不能达到既发展生产又实现社会公平、既繁荣经济又改善人民生活这样两项目的。要把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使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和谐地、理性地进化过程，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中，在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实现同向分化，共同富裕。共同富裕 不是剥夺有产者，而是让工人、农民富起来，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工人农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这是政治长期稳定的关键，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出口总额在GDP 中只占20%，而GDP 中80%要由“内需”来消化。如果没有本国广大农村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大国能够在本国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所以中国对“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和平崛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这次修宪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相衔接，意义重大。过去纠“左”，每次都是在承认“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这次修宪，从根本上纠正了暴力社会主义的错误，回到了建国时的政治基础—和资产阶级合作。1950年6 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说： 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根据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修改宪法，是对《共同纲领》的继承和发展。这个继承和发展表现在： （1） 恢复我们建国的政治基础，承认和保护私有制，恢复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 （2） 承认民营企业家（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是暂时允许存在，若干年后就要被消灭的剥削阶级。 （3） 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民营企业代表新建的生产关系，对他们不再是利用、限制、改造，而是鼓励、支持、引导。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像今日欧洲那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文明、公正和谐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是服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遗教，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彻底脱离苏联模式，回归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重新评毛，此其时矣！ 建国以后，毛泽东最大的失误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急于实现建立大同社会的梦想。他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以宣传加暴力实施社会改造。《共产党宣言》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暴力社会主义模式。从1956 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1976 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二十年是民主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也是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草率形成、恶性发展和彻底崩溃的二十年。 1981 年6 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纠正毛泽东建国以后的错误，扭转中国的历史方向，使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有伟大功绩，起了历史作用的；但又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即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所遗留的“纠左“不彻底性。 1993 年1 月15 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外，还有邓小平、陈云、彭真、万里、薄一波、杨尚昆、王瑞林。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若干年后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一生功过，要作出科学、全面评价的讲话。当时江泽民在会上提出，对小平同志这一谈话纪要及其他同志的发言纪要，作为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议题存案。会上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邓小平坦诚地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议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的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这一代走后，做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这件事过去了十三年，党内外都有强烈的呼声，重新评毛的时机成熟了。 《决议》最大的后遗症是肯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给了它一个历史正统地位，从而使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背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原罪。从实施“包产到户”到把保护私有制写入宪法，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突破“三大改造”的框框进而完全否定它的历史。为了和《决议》保持一致，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都要“打左灯，向右拐”，步履蹒跚，邓小平和他的继承者们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攻击声中战战兢兢地领导着这个国家。 以《决议》为根据写出的《毛泽东传》，仍然肯定“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12 月版上卷第461 页）给回归“左”倾路线、推行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左派”看来只要你承认这个“空前的创举”，改革开放就是“背叛了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大大鼓舞和增强了他们推翻改革开放新政的信心。这像一把利剑悬在民营企业家头上。许多做大的民营企业家把总部移往香港或境外，表明他们的惶恐和疑虑，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近些年国内众多民企借道英属维尔京等国际避税地纷纷“外资化”，摇身变为境外企业后转而收购境内企业。整个面积仅154 平方公里的西印度群岛，已连续数年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内地第二大外资来源地，超过了美欧发达国家。 2005 年4 月16 日李成瑞等七十三名“左派”上书中央总书记，提出所谓《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建议》，采用拉胡捧毛贬邓批江的策略，分裂党，企图全面恢复毛泽东的极左理论和极左路线。配合这种要求，“左派”网站发表大量文章，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把那个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年代描绘成世外桃源。说改革开放把事情搞坏了，鼓吹回到毛时代去。 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在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心目中早已声名狼藉，彻底破产；现在最重要的要把毛泽东时代的真相告诉青年。 改革开放是对“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条极左路线的否定而不是对它的继承。划清这个界限改革开放路线才有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的历史正统地位。维护毛泽东的错误既不能加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不能给改革开放带来合法性。 从“三大改造”完成到拨乱反正前夕，消灭私有制的结果是整个国家、全国人民的绝对贫困化。这期间中国搞了20 年运动“抓革命，促生产”，每次运动都说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哪步田地呢？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多少呢？从吃的方面看，1956 年人均消费粮食408 斤（市斤，每市斤合半公斤），1976 年为380 斤，减少28斤；食用植物油1956 年人均消费5.13 斤，1976 年为3.19 斤，减少1.94 斤。从穿的方面看，1956 年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是29.17 尺(市尺，每市尺折合三分之一米)，1976 年为23.55 尺，减少5.62 尺。其中1968 年每人只发了9 尺布票。（《中国统计年鉴》，（1984 年）第477 页）从1957 年到1978 年二十年间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实际下降5.7%。职工的年平均工作从1957 年的582 元下降到1978 年的549 元。（《奠基》，刘仲藜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年版，第176 页）据国家农林部1973 年统计，有72 个县的粮食产量还停留在解放初期的水平；近一百万个生产队（约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每人年平均分配在40 元以下。这些队基本上没有现金分配。有的队甚至连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很困难。 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 年6 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 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 万多个生产队，只有百分之十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百分之六十七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60 元，40 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 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见1998 年4 月30 日《中国经济时报》）据比较准确的统计，三年大跃进安徽73 个县饿死633 万人，是全国饿死人比例最高的省份。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一千二百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 年12 月13 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 年12 月20 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 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5 万人以上，经济损失一万四千二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六千五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三十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 有人瞎起哄，罗列一些计划经济时代虚夸的国民经济发展数字为毛泽东时代粉饰。 判别制度优劣，政策好坏，一看人民生活的改善，二看发展速度。当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正是要在速度上超英赶美。赶超的结果是：195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 年跌落到2.5%。195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 倍，1960 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 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 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 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四千六百亿美元，到1980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三万六千八百亿美元。誇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历史宣告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彻底破产。 毛泽东想让国家和人民富起来，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经常提出“解放生产力”的口号，急切地想把生产搞上去，办法却是批判“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具体政策上跟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办法过不去，如反对“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割资本主义“尾巴”。连给工人发奖金，八级工资制他都反对。在经济领域中，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即人们追求多劳多得的发财致富的努力）是先进生产力的活的灵魂，灭了这个灵魂永远不会有先进生产力。要想富必须给这个批了多少年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正名。“掐尖灭富”（即不许有人先富起来）是暴力社会主义的死穴，是毛泽东领导经济失败的根源。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道”，决不改弦更张。可为什么按他的一套理论去发展生产，生产就是上不去呢？按《共产党宣言》去改造国家，越改造国家越穷，人民越苦呢？他至死也没有弄明白。这是一个想为人类做好事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悲剧。 奥地利学者哈耶克1944 年在他的成名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善意地提醒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当我们有意识地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追求目标的反面。”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想把人民带入天堂，却“不知不觉中”把人民送入了地狱。 当这位“大救星”死去，解散了人民公社，农民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小农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充分发挥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得救。摆脱了公社的桎捁，单干的农民实现了毛泽东费尽移山心力也没有达到的产量九千亿斤的梦想。1996 年粮食产量超过一万亿斤，棉花产量超过八千四百万担，至此中国的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已经由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而丰年有余，中国用占世界近10%的耕地，供养了占世界21%的人口，并自1997 年以后，每年农产品出口达50 亿美元。河南上蔡县在大跃进中饿死了四万人。在2006 年除夕之夜，这个县的杨集镇李桥村，一个只有七百多人口的普通村庄，村口竟然停放了四十多辆豪华轿车，而这些轿车的车主，全是富起来的外出务工村民。（据2006 年2 月5 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共和政府必须摆脱“替农民作主”、“为农民指路”的思维定势，不要总觉得比农民高明。只要把应有的权利和自由还给农民，他们自己会现在自己的发展道路，自己会创造自己的灿烂未来。 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毛泽东所主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空想社会主义，是暴力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迟滞了社会的发展，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是子孙万代应该牢牢记取得惨痛教训。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2004 年5 月26 日温家宝在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宣布，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1979 年到2003 年，国民生产总值有3624 亿元，增加到116900 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8.4 倍；同期，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 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所谓“小康水平”，中国的标准是（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 元（按1980 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 元相当于900 美元）；（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00 元；（3）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 元；（4）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 平方米；（5）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 平方米；（6）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5 克；（7）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 平方米；（8）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9）恩格尔系数（食品类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50%；（10）成人识字率85%；（11）人均预期寿命70 岁；（12）婴儿死亡率3.1%；（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11%；（14）电视普及率100%；（15）森林覆盖率15%；（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100%；（见2002 年11月18 日《人民日报》：《全面小康什么样？–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1979 年 至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1979 年的400 元上升到一万余元，增加了25 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979 年的150 元提高到2003 年的2800 元，增长近20 倍。1999 年，世界银行根据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将中国的级别从“低收入”国家提升到了“中低收入”国家。 这种魔幻似的生产力来自哪里？来自混合经济共同发展，主要来自民营经济，也就是改革开放前我们要想赶尽杀绝的那个资本主义经济。有人说今日之成就全赖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事实：1958 年大跃进发动9000 万人砍树炼钢，浪费23 亿人民币，炼了600 万吨海绵铁，凑足1070 万吨，圆了毛泽东的面子。到毛去世的1976年全国钢铁产量不超过2600 万吨，而2003 年全国钢产量已经达到2.2 亿吨，连续8 年世界第一，到底伟大的工业革命什么时候完成的还需要论证吗？！苏钢（苏南某国营钢厂）是一家大型国营钢厂，职工12000 人，总资产53 亿，永钢（全国十大民营企业之一江苏永钢集团）有职工2000 人，总资产15 亿。苏钢对国家贡献的利税不到永钢的一半。据调查，民营企业的生产率至少是国营企业的四倍以上。中国城乡人民1993 年告别票证经济时代。国内市场物价稳定，商品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我们走进百姓家庭看一看，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话、手机、电脑，哪一件是毛泽东时代完成的？毛的暴力社会主义阻碍了、阻滞了、滞缓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造就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2005 年6 月30 日，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问世。根据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结果，从三次产业划分的角度看，上规模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79%）和第三产业（20%），第一产业企业仅占1%。在第二产业中。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74%）和建筑业（3%）；在第三产业中，主要集中在商业、餐饮业、综合类和房地产业。蓝皮书预测，在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不断改善的前提下，未来5-10 年我国民营经济将会保持年均10 以上的增长速度，对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也将保持在60%以上；二是民营经济领域的工业增加值也将保持15%左右的增长速度；三是民营经济每年将吸纳1000 万左右的新增从业人员；四是民营经济的出口将保持30%的增长速度。民营经济已经取代传统国有经济成为出口的主力。 对农民最大的德政是减免农业税。农业税在历史上一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建国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渐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1950 年代41%下降到2004 年的不到1%。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05 年1 月17 日，已有22 个省市自治区全面停征农业税，预料明年全国将实现全面停征农业税。这种德政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可能做到的。安徽省来安县邵集乡松呈村67岁农民葛美和2005 年春节写的春联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25 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量20%以上来自中国。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说，目前中国粮食、棉花、油料、蔬菜、水果、肉类、禽蛋、水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中国的粮食年产量从三亿吨增长至五亿吨，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 据国家财政部提供的资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78 年的2.5 亿（只是继承毛泽东的公社化“遗产”）减少到2003 年的2900 万，25 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到3%左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2005 年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人类发展报告和世界发展指标说，中国成为全球消除贫困的成功范例。从2005 年春季开学开始，592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对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免除了杂费和课本费，并对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因贫困辍学的孩子又回到了课堂；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共同支持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到2005 年6 月底，在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641 个县（市、区）的2.25 亿农村人口中，已有76%的人自愿参加了这项制度，让更多的农民尝到了看病报销的甜头。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起来。能有这样的财力物力，实事求是地说，就是实行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团结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生产上了一个大台阶的结果。 据美国专家预测：“到了2030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大体达到美国和欧洲的水平。每个中国人的收入也许只有美国人收入的五分之一，但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会比现在有显著提高，上亿的中国人会在旅游、教育、文化和住房等方面感受到中国的变化。”（美国《财富》杂志2001 年5 月号《变化的中国》）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走苏联式道路，实行暴力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越搞越穷，失败了；走瑞典式的道路，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团结资产阶级，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成功表现在2003 年创造了高于1978 年33倍的劳动生产率（据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 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2003 年11 天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民主社会主义战胜暴力社会主义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做起的。在一定时期内对“左”的意识形态的挑战采取“不争论”的对策是正确的。发展是硬道理。许多事情是经济发展以后才能说清楚的。经过20 多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具备了说清楚的“硬道理”。胡锦涛及时地提出在意识形态上正本清源，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历史性任务。从马克思主义遗产中，扬弃暴力社会主义（即空想社会主义和封建社会主义）糟粕，提取民主社会主义精华，清理毛泽东思想，让新民主主义理论发扬光大，应成为这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核心部分。 废止了暴力社会主义路线和政策，不触动产生和维护这些路线和政策的极左理论是不行的，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变革。明确地、大张旗鼓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抛弃误导中国几十年，给国家带来贫穷、动乱和专制，至今仍否定改革开放的理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的“左”的教条。2005 年6 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他说： 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以人为本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精髓。在意识形态的改革中，要以胡锦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总纲，以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以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吸收社会民主党民主执政、廉洁执政和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治国经验，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从今以后，不再把任何人都名字列入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消除个人崇拜的遗风和影响，建立改革派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以承续马克思、恩格斯所建立的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源流，确立广告怕的历史正统地位，让国人耳目一新，让世界耳目一新。走了这一步，对于统一中华，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为中国腾飞创造最好的国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