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上篇谈了“绝望心理学”的部分现象，但忘了提及另一些更为本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再做补充。否则，有可能误导读者片面理解，以为一个小贩的自杀，在突尼斯能引发“茉莉花革命”，在中国也必然催发另一场其它什么革命。</div><div><br /></div><div>谁都知道：人命关天，人血不是水。中国俗话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说法。如果我们说自杀有某种警示作用，乃是基于对社会常理的判断。若非走投无路，痛苦（包括生理、心理各方面）与绝望到极点，一般人都不会轻生。因此，哪怕看到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人自杀，我们都会感到震惊，不由产生悲悯情怀。更不用说与日剧增的大量自杀、群体自杀、和同归于尽式的自杀了。</div><div><br /></div><div>前不久参加一场有关“圈地拆迁和维权抗争”的内部研讨会，有幸听到中央党校某教授的精彩发言。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再怎么强调保障人权，也不过是书生论证，对决策层的影响有限。真正迫使政府采取行动，维护产权的推动力量，是那些跳楼、上吊、跟官员同归于尽的农民工和拆迁户们。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比我们的呼吁更有力量。”</div><div><br /></div><div>由此看来，以死抗争，对推动社会的前进确有某种作用。只要民不畏死，前仆后继，死得够惨、够多，鲜血不会白流，总能惊动社会和政府，做出哪怕一丁点的让步或改良，无论社会如何烂污，或者官员如何死硬。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div><div><br /></div><div>另一方面，自杀的警世作用，其来源应该有多方面。不单单来自同情者的感叹唏嘘，麻木者的神经紧张，或者同胞们“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可怕联想，更应该来自施暴者本人及其家属的梦魇和恐惧。他们的恐惧的不仅出自良心谴责（如果还有良心的话）、道义审判（假如还有正义可言）或者死后下地狱的担心（万一有宗教信仰）；而是自杀者后继有人，死者的亲属、后代、朋辈，甚至路见不平者，说不定哪天找上门来，“该出手时就出手”，冤怨相报，讨还血债。正是这种普遍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也就是暴君们对“现世报”的高度紧张和无能为力，才能构成对极权暴政的有力震慑。</div><div><br /></div><div>当然有人会说，正是缺乏安全感，所以暴君们才会进一步加强镇压，让已经扑灭的民主之火，更没有死灰复燃的机会。但问题是，形势比人强，民主细菌的蔓延速度，和专制暴君的镇压强度，正在比赛当中。只要人心不死，民主抗争的火山喷发，总有接近和超越临界点的那一刻。前几天方励之教授还说，中国的民主还要等两百年。按他的说法，那非洲还要等三百年。可是话音未落，曙光已现。如今全球的目光，都被吸引到非洲。实事说明，也许我们大约不需要再等那么久了吧。</div><div><br /></div><div>从这层意义上，我还是赞成积极抗争，而不支持消极自杀。所谓积极抗争，就是坚持正义性、正当性、和策略性。一要敢做敢为，不当任人宰割的奴隶；二要有勇有谋，避免不必要的无谓牺牲；三要策略得当，众志成城，把“小我”变“大我”，走出恐惧，增强信心，随时准备迎接“茉莉花革命”的降临。</div><div><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