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人格尊嚴與道義職責

一         諾貝爾文學獎的設立，似乎將一個金蘋果高懸給全球從事寫作的人們，百年來不斷引起爭議乃至強烈不滿。文學獎評定，實非易事，它不同於和平獎評定（受獎者為人類道義和自由事業而顯示出的非凡的人格勇氣、犧牲精神、巨大貢獻是鐵的事實、無人能爭議），也不同於物理、化學、醫學等科學獎項評定，它缺乏一個明確的、可堪比較的客觀標準（諾貝爾遺囑規定將此獎授予“在文學領域裡創作出有理想性的、最卓越的作品的人”），它更多的是靠若干推薦者（往往並非文學批評家），靠文學翻譯（如果作者身屬非英語國度作家、使用英語法語德語之外的語言從事創作）。但是，這絕不意味著不能夠比較精審、比較合理、比較令人滿意地給作家評獎、令人感到獲獎者實至名歸。 二         諾貝爾文學獎的設置和評定，對世界總體文學的推動、地區文學的活躍和民族文學的發展，起到很大推動乃至激活作用。例如1982年度這一獎項對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G. Garcia Marquez)的小說《百年孤獨》（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的肯定、對其魔幻現實主義（Magic realism）藝術手法的欣賞，對拉丁美洲地區文學的藝術特質及其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從而豐富了文學的多元化和多樣性，激勵了文學思維的開拓和文學技巧的創新，促進了世界總體文學的發展。         1901年開獎以來，這一獎項曾授予多名重要作家諸如葉芝、羅曼羅蘭、奧尼爾、霍普特曼、托馬斯曼、蕭伯納、T.S.艾略特、卡繆、貝克特、索爾仁尼琴，哲學家伯格森、奧依肯（R.Eucken）、羅素、薩特（拒領此獎），史學家蒙森（T.Mommsen）等等。但是，由於各種原因，此獎未能授予那些具有世紀開創性和重大文學創新力或具有深刻文化洞察力和思想影響力的最卓越作家，諸如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普柔斯特（Marcel Proust）、卡夫卡（Franz Kafka）、D.H.勞倫斯、奧維爾（George Orwell）等人。從文學創造力、思想影響力和文學史地位等多種角度看，這些作家顯然遠遠超越那些以小說獲獎者。這不能不說是此獎的一個大缺憾。這亦透露評獎委員會在文學方面的眼光尚欠專業、品評遠非精審。評選出“最卓越的作品”，需要最卓越的文學評論家。那顯然不是由最卓越的文學批評家組成的評選委員會。         西方進入後現代或曰大眾文化時期，深刻思想和理性思辨似乎斂翼，貴族和平民之間界限已經消泯，高雅趣味和大眾口味亦失去明顯區別。取悅世俗、追逐時尚、迎合口味，成為許多藝人和寫手的趨鶩。整個世界由西向東一路披靡、在這種俗文化風潮中飄向無骨、失靈、萎靡、衰落。在這個時代，無品味就是品味，無調性就是調性。在這種風潮中，文學似乎亦身不由主，走向集體沒落。錢、權、慾交織在一起，庸俗、瘋狂、無恥混合成時代的喧囂與騷動。時代造就了一堆秕糠，在一批低俗者中選拔哪一位，似乎已無關緊要。自1989共產陣營崩潰、東西方冷戰結束二十三年來，諾貝爾文學獎面臨的正是這種每下愈況境地。它似乎目迷五色、難以分辨和選出真正有文學創造力、思想震撼力、美學動人力的作家和作品。馳騁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和中葉那批作家的活力、正直、膽氣、思考力、想像力已成日漸遙遠的清風遺韻。尼采式超人氣質、易卜生式“獨立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這種高度個性尊嚴和精神超拔力亦早已失落在芸芸眾人的渾渾噩噩中。與前代那些人格磊落、正氣浩大、博學多才、跨越多個文化領域的作家思想家哲學家相比，當今世界的這代作家直如一葉單薄蘆葦。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若想真正成為世界上最具文學和文化影響力的機構，若想真正起到振聾發聵、高揚理想、獎掖文學新品格、重視文學創造力、為世界文學開拓新視野這種引領人格向高、引領潮流向上、引領文學向遠的巨大文化作用，顯然需要反思眼下這種歷史和文化境地、聽取批評之聲、採取精審態度和超凡眼光，寧缺而勿濫，寧少而務精，以警戒文壇玩弄奇異、粗製濫造之風，庶幾可為此獎增添嚴肅性和權威性。          三         百年來，諾貝爾文學獎時常引起爭議或批評。究其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人們對此獎期望過高，誤以為是文學界最高權威機構對作家及其作品的評定；第二，評獎欠缺專業眼光，常使二流三流作家作品獲獎，而一流作家作品卻成壁下花。例如，創作甚豐、影響巨大的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契訶夫有生之年一再受到諾獎評定委員會忽視，而那些作品和聲望遠在其下的作家諸如法國詩人蘇里普魯東（R.Sully-Prudhomme）、西班牙劇作家艾契嘎銳（Jose Echegaray）、普羅旺斯詩人米斯特拉爾（F.Mistral）等人卻獲獎。         西方作家有東方文化背景、心靈與東方文化相通、作品以東方社會生活為主調、因此為西方讀者開拓了一個全新的文化視野，這樣的作家容易以異域情調而獲得重視，就像吃慣西餐者被領到中餐館大快朵頤。這種文化陌生感或曰異國情調，有助於獲得青睞。出生在印度的英國作家吉普林（R.Kipling）、在中國長大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之獲獎，就屬於此例。這類作家不是靠文學獨創力獲獎，而是靠文化陌生感或審美新鮮感獲獎。         亞洲和拉美國家的作家由於文化異質、哲學異趣、人生態度異於西方的功利慾念，亦容易以這種文化新鮮感獲得青睞。印度的泰戈爾那種禪思況味、輕靈柔情，日本的川端康成那種澄江如練、素雅無飾、簡潔如俳句的文字，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那種源於民俗文化魔力的奇異感悟揉合著粗獷的原生態式民生構成一幅雄奇畫卷（莫言小說由此獲得靈感），以各自的文化獨特性和美學獨創力而受到推舉。他們的作品，為諾貝爾獲獎系列增添了文化的豐富性和文學風格的多樣性。         冷戰時期東方專制政權下的作家獲獎，要靠舍生冒死、挑戰暴政的道義勇氣、因而贏得西方世界對其人格勇氣的激賞。前蘇聯作家帕斯傑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格一生》在自己的祖國不能出版、不得不在意大利出版、次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58），十二年後索爾仁尼琴亦獲獎（1970），皆屬於此例。他們獲得的，與其說是文學獎，不如說是人格、勇氣和道義獎。         今年，中國專制政權下的莫言獲獎。他的獲獎，有兩點令人關注，第一是關於作家的道義立場和人格問題，第二是他的作品是否具有獨創性和開拓性、是否最卓越。第二點是個比較簡單的問題，第一點是個重要的問題。他身處極其腐敗、極其墮落、極其黑暗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態環境，走的是一條俯首於強權的終南捷徑，迥異於前蘇聯作家為真誠、崇高的文學事業那種捨身冒死勇氣、道義人格態度、政治批判精神、勞改營苦役經歷；他身居官職、身在魏闕、安然獲得這個既令人愛得要瘋又令人恨得要死的世界性大獎。十二年前高行健獲獎時遭到全國宣傳機器的嚴密封鎖和政治謾罵，如今莫言獲獎卻幡然一變，舉國若狂、大為鼓譟，由謾罵此獎到崇拜此獎，活生生透露一群鄙俗政客的偏狹、庸陋、卑賤的性格。         嚴肅的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家不會以是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為評論作家、作品及其文學地位的標準。一百一十二年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其中有幾年輪空）獲得者中，雖然各有特色、各有成色，但是沒有一位像詹姆斯喬伊斯、普柔斯特、卡夫卡那樣具有改變文學景觀、開拓小說新路的巨大文學影響力。談論二十世紀文學，此三人是三峰並立、開拓文學現代性界碑，無人能夠繞過去。明白這一點，就會看透一切評獎和世俗榮譽皆與文學本身價值無關。 四         回顧百年來中國文學史，有助於人們重新認識和反思中國文學的精神性格和中國作家的道義職責。自五四新文學至1949，新文化精神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以古典文化為根底、以白話文為現代語言從事文學寫作，出現一批出色的小說家和詩人，諸如魯迅、郭沫若、老舍、茅盾、巴金、曹禺、沈從文、張愛玲等等，他們以自己的作品表達對社會的批判、對民族苦難的關切、對個性自由的嚮往、對人的命運的反思、對民族前途的憂慮。         自1949政權更迭以來，暴力和野蠻開始成為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兩大特點，中國文學經歷了六十年坎坷命運，正如這兩代中國人的苦難命運。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的中華民國傾覆於一夥暴民亂黨之手，全部自由一夜飄零。從此，中國古典文學的感時憂國、關懷蒼生的優良精神品格以及五四新文學的揭露現實、批判社會、反思國民性這些可貴的精神質素統統喪失。從此，作家、詩人、散文家、劇作家成了野蠻政權的吹鼓手，變成一群眼瞎耳聾、無視黑暗的食客，他們失去正直，遑論思想？         就二十世紀而言，中國小說界出現了幾位頗具思想特色和藝術成就的作家。以作品豐富、題材廣闊、思想深刻、機智幽默著稱的老舍（他的作品在文化批判的深刻、社會幅面的廣闊、作品氣勢的宏大等多方面皆遠遠超過魯迅小說），1930年初創作《子夜》時期的茅盾對中國社會的思考、對人性的關注、對官僚資本勢力戕害民族工業發展做的生動揭示，以淳樸、真誠、帶有蠻性的湘西鄉土文化為根基、思考中國文化前途、批判城市文明、感嘆現代社會中人格和勇氣之喪失的沈從文，以一系列劇作表現人性的複雜、道德和愛欲本能之衝突以及對自由的渴望的曹禺，前期以人的尊嚴和自由為小說主題、後期以道義反省為雜文主題的巴金，皆顯示作家對社會的責任、對人間道義的承擔、對民族苦難的關切。這些作家中的任何一位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都不會令人驚異或異議。         “文革”結束後，曾有短短幾年文學活躍期。應當指出，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當代文學已獲得創作自由，那不過是套在頭上的思想枷鎖稍稍寬鬆了一點而已。“四項基本原則”以及日益增長的多種不成文的禁忌（正如網絡敏感詞語呈幾何級數增長）依然束縛著以文學為事業的新一代作家的創作思維。可以寫丰乳肥臀，可以寫廢都淫欲，可以寫三百年前帝王將相瑣屑遺聞，卻不能面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墮落和黑暗，不能揭露當代中國政治的腐敗和野蠻，不能表現當代中國人的種種苦難和悲劇，這就是中國這代作家日日夜夜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現實和政治環境；特別是自1989天安門大屠殺後，中國民眾陷入精神上的急劇冷凍、巨大失望和心靈摧折中，中國政治急劇走向赤裸裸的野蠻、赤裸裸的腐敗、公開的權錢交易、毫無羞恥的道德淪喪和社會的全面墮落，這就是中國當代作家集體面對的嚴峻的人格考驗、道義考驗和文學挑戰。         令人遺憾，面對社會黑暗和民族悲劇，當代中國作家幾乎集體變成軟骨、受到招安，他們的文化素質、性格素質，遠遠比不上五四新文學那一代作家視為生命的獨立人格、自由精神、批判勇氣和道義立場。他們在編織各種無傷脾胃的俏皮故事，筆下軟軟的，調子俗俗的，文字乖乖的，性格圓圓的。這是中國百年來最無氣格、最缺文化、最乏格調、最求實利的一代文人。 五         莫言獲獎，中國知識界人士騰起一片反對之聲和嘲諷浪潮。這完全可以理解。莫言心中最清楚原因何在，正如他最清楚自己一向如何處世做官、拿捏立場、服從上級命令，他最清楚自己的文化缺陷、心靈缺陷、性格缺陷和作品缺陷。此外，他也明白去年參加柏林書展時採取的立場和行動是否道義，他很清楚今年自己就是民族罪人毛澤東那篇禍害中國文學藝術六十年之久的“延安講話”抄寫者中的一個，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山東故鄉人陳光誠挺身而出、為受迫害的農村育齡女性伸張人權而多年遭受國家政權殘酷迫害，他本人來自農村、多所經歷、很清楚中國大地六十年來發生了什麼悲劇，現在每天正在發生什麼，人民痛恨什麼、憤怒什麼、需要什麼、希望什麼。         置身於這樣一個沒有公平、沒有道義、沒有民主、沒有自由而唯有專制、野蠻、腐敗、虛偽的社會裡，他很清楚自己為什麼沒有勇氣自由地站在道義立場發言、為被侮辱被損害的民眾伸張正義，為什麼沒有膽量像帕斯傑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那樣在作品裡觸及社會的根本問題和每日發生在身邊的悲劇，為什麼沒有表現出一個作家的正直人格和道義精神。同樣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為什麼劉曉波被國家政權投入監獄、痛遭詆毀、銷聲匿跡，而他卻被國家宣傳機器捧上九天、榮耀非凡？這種地獄天堂如此懸殊的待遇本身已足夠說明問題，那是同一個民族、同一個政權下不同的人在文化素質、人格素質、道義立場和人生選擇諸問題上導致的不同命運，這個問題可以成為文化人反思的起點，可以成為一部大作品的主題。                每個人都身負對社會的職責，都應當以內心良知對待自己的職業。建築師應當以良知建築起一磚一瓦、一棟一樑，教師應當以良知教書育人，作家應當直面現實、以良知講出真話、寫出作品，知識分子應當以道義立場抨擊社會醜惡，政治家應當以正義立場發動政治改革、掃蕩社會邪惡。這是各行業者的基本職業道德。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那就違背職業道德、不配這一行業。作家無真話，那是自辱；作家講出一句真話，無須喝采，那是人的基本道德，何況身負知識人的名銜。         堅持良知、人格和道義立場，不僅是對一個普通人的基本要求，更是對一個作家、一個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沒有這一點，他就什麼都不是，筆下的一堆文字一錢不值。正是基於這種良知、人格和道義，法國作家左拉、普柔斯特、法郎士挺身而出，為一位遭受冤案、身陷囹圄的軍人伸張正義和人權，左拉發表著名的《我控訴》（J’Accuse）一文，譴責法國總參謀部，使德雷福斯案件得到全社會關注，最終冤獄得到平反，德雷福斯獲得自由。         中國歷來有“道德文章”之言，是強調做人有道義、文字有人格；道義若失，文章貶值。中國和西方歷來強調精神自由、人格獨立，這是知識分子立身處世的不二法門。依附權門，乃屬孬種；效勞暴政，純屬鷹犬；任人擺佈，實非好漢。正直磊落做人比挖空心思做小說更要緊，它使作家內心充滿人格尊嚴和磅礴大氣，而不至窘迫惶恐、自賤自辱。         羅曼羅蘭、法郎士、羅素、薩特這些獲獎作家皆以知識分子良知為人格根基，秉承社會道義原則，為社會正義而戰鬥，為世界和平而呼籲，積極投身社會變革運動，無人一顧政府施捨的地位、榮譽或寵幸；他們不僅有作品，而且有行動，他們不僅有性格，而且有人格，他們敢怒敢言敢抗爭。他們的寫作不是文字匠人變戲法，不是逃避現實的避難所，而是揭露殘酷現實、伸張社會道義、高揚人生理念的精神實踐。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這樣有人格、有膽氣、有道義、有成就的人，斯可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