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学术代替不了政治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在我的文章《画一个方的圆——论社会主义两党制》中，我曾总结中国道路的四次迷茫及三次走出迷茫的过程，并预测了走出第四次迷茫的方式。   　　这四次迷茫分别是毛泽东迷信、农村集体生产方式、市场计划姓社姓资以及眼下的宪政问题。走出迷茫的方式分别是重新定义“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切割；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社会主义两党制。   　　这之间，有一些规律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前三次走出迷茫的过程中，学术研究发挥了很小的作用。这是一个看上去十分诡异、然而仔细考虑却很自然的现象。   　　之所以达到让全党、全国深感迷茫的程度，是因为这种迷茫是一种整个集体陷入的认识误区。是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和眼下不容否认的现实之间形成了深深的矛盾。这种成见又是先前已经形成的广泛的理论共识。这种共识已经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指导地位。换言之，质疑这种定论已经成为学术理论研究的禁区！   　　这当然很荒谬。可是，这正是迷茫产生的原因。   　　开个玩笑。古时有人死了母亲，请一位秀才写一篇祭文。秀才拿出书来，照葫芦画瓢给他写了一篇。那人一看，却是一篇写给亡父的祭文，就提醒秀才写错了。秀才急了，辩解道：我是照圣人的著作写的，怎么会错！分明是你家死错人了罢！   　　是啊，与老百姓相比，圣人出错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但是，这圣人没写过祭母文，秀才又迷信圣人不知变通，于是产生了难道死错人这样的迷茫。小老百姓想不通，秀才想不通。——秀才哪里敢去怀疑圣人！   　　这四次迷茫，说白了，都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如果先前不是理论禁区，那现在就不会遇到这种迷茫。如果现在打破这种这种禁区，当然就会走出迷茫。——可是你要知道，所谓打破政治方面的学术理论禁区，本身不是一个学术行为而是一个政治行为。学术理论禁区本身就不是学术原因造成的。   　　这当然不是说没有学者怀疑甚至看破先前“定论”的问题。能人总是有的，民间有，体制内也有。但是所谓“大局”会使他们失声，直到这“大局”成为迷局。   　　谁来破局？是政治家而非学问家！   　　说白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窗户纸一戳就破，但因为那窗户纸上用御笔蘸朱砂写着“社会主义”四个大字，除了老大，别人没资格戳！   　　三次走出迷茫，靠的都是邓小平。   　　邓对意识形态概念既不感兴趣，也无这方面修养，不会像毛那样去写《矛盾论》《实践论》，但是他绝对说不出“分明是你家死错人了罢”这种屁话。——这类话毛打着“唯物辩证主义”的旗号说了不少。   　　邓不太关心理论问题。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没说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儿子那样的话。他重实际，远概念。正因为如此，他思想非常解放，是个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打开局面的人。至于后人总结所谓“邓小平理论”云云，恐怕离题甚远。   　　在邓心中，中国的核心利益高于任何主义或思想。这就好办。这就好办！   　　邓心里也瞧不起专门搞理论的。资料显示，没有什么人能通过理论研究去深刻影响他。那些概念堆砌语句深奥的长篇学术论文，闲人如我都不想看，邓这样的人，会感兴趣吗？！   　　对毛的切割，是通过党内讨论实现的。那不是学术讨论。对农村大集体的否定，那是通过省委书记们的“试验”推进的，没有进入理论界，反落得清静。对市场经济的肯定，则是通过“南巡”“一言九鼎”这种非常之人的非常之举实现的。一句顶一万句，信哉！   　　这些都是政治家出其不意又顺理成章的惊世杰作。   　　要想等学术界形成思想共识再搞突破，逻辑上就根本不成立，门儿都没有！   　　第二，这三次走出迷茫，都保留了意识形态的外壳。   　　第一次，与毛泽东进行了切割，但保留了“毛泽东思想”的名称和毛的照片；第二次，分田分地但使用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说法；第三次，干脆就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看，第四次，必须叫“社会主义两党制”。   　　这是政治家解决政治问题的风格。   　　这三次打破的禁区，确实非同小可，事关重大，阻力重重，关系到治理国家方式的重大调整，一步走错满盘皆输，所以必须得讲策略，控制局面，尽量减少社会震荡。当然，一旦突破，满盘皆活，迎来几十年的太平。第四次同样如此。邓是战争年代下最后决心的人物，他没有贻误战机。但是，毕竟他只能享年92岁。这已经是中国人的福气。   　　从第一次打破对领袖个人的迷信，到第二次、第三次打破对僵化经济制度的迷信，再到这第四次打破对落后政治制度的迷信，难度一次比一次大，但释放出来的正能量也一次比一次大。或者说，改革释放的红利越来越大。   　　非常之时，非常之举，要靠非常之人，非常伟大之人。良知，勇气，智慧，魄力，支持，信赖，一个也不能少。再拖几年，酱缸日甚，恐怕体制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人并放到那个合适的位置去了。   　　愿上帝保佑中国——再给中国这样一个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