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有朋友告诉我《议报》于2021年11月2日刊登了周义澄先生写的《桂林会议”精神污染“事件》https://yibaochina.com/archives/243716, 很抱歉以前我未曾看到。 作为桂林事件当事人，我为六位学者汇聚过来的意见统稿成文，并代表大家上台发言，所以找来仔细读了周文，发现其中存在记忆误差和失实之处。为对历史负责，特此撰文，以作勘误，并提供几许文中漏掉的细节。周文其他部分，内容生动详尽，有其填补空白之意义，我就不在此文中重复了。
1983年6月，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十来位已毕业和尚在就读的研究生与李继宗副系主任一起参加在桂林陆军学院举行的《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赴会前，六位博士生硕士生—陈奎德、谢遐龄、周义澄、俞吾金、安延明、吴晓明—准备在会上联合发言，对当时官方哲学的认识论教条提出系统批评。六人商定各自写1—3条自己的观点由我汇总并统稿成文。我花几天完成了七千多字的《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统稿后，请各位联署者以及李继宗先生过目，大家均无异议。出发前夕，因内容涉嫌 “异端” 大家仍在犹疑是否要发言。不过我仍把手写的草稿放进了旅行箱，以备万一之需。
到桂林后，大家众口一词，认为既然有话想说，何需临阵退缩? 既来之，则言之。
于是，6月8日上午，我代表六位上台做了题为《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即“桂林十条”，见附件）的发言。
其中有不少引动争议的词句，如：
“作为一个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一种历史形态，而不是几十年一贯制的教科书。”
“独断论的一元真理观业已为现代科学所抛弃。真理多元化是人类文明进展的基本前提。”
“现行认识论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科学发展的洪流，显得狭隘、陈旧和贫乏。
把历史和当代五彩缤纷的哲学学派简单地划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黑白二色，满足于绝对的二元对立，是认识论贫困化的根源。
机械唯物论的反映论，成了这种贫困化的基本特征。
从“抽象物质”到“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一新三段式，则是这种贫困化的基本模式。
…………
上述言论，现在读来也许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43年前马列毛教义笼罩中国刚开一丝缝隙时，其“离经叛道”的色彩不言而喻。
台上发言时，台下一片寂静，异于往常。发言完毕，人民大学的资深左派老教授肖前立即向我索要发言稿。我说仅是手写，恐怕看不清楚，但他执意拿回去并牺牲了午觉的时间仔细“审阅”。下午甫一开场，这位老先生就声色俱厉上阵，并率领一些左派，对我们攻伐圍剿。我们也当仁不让据理力争。众声喧哗，不亦快哉……。当时争鳴状况周义澄在文中已绘声绘色，兹不赘言。此事在桂林会议上其实是不了了之，会后大家即各自东西。但据传当时就有三条线直接打小报告直达中共宣传部等部门，称复旦研究生的桂林会议发言是系统反对马列主义的新动向云云。
过了四个月，中国政治空气陡变，1983年10月反精神污染运动铺天盖地压顶而来。对我们的桂林十条，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下达了一份内部文件至县团级，文中引用了发言中的“出轨”言论（如“真理多元论”等等），诉诸大批判。当年有一位在復旦就讀的上海某副市長女兒曾對我透露她曾看見過那份中宣部理论局文件，注意到作为发言者的我名字还被劃上紅圈，她说不知紅圈意味著什麼樣的懲罰？在此肃杀的高压氛围下，六人之中的陈奎德和谢遐龄两人被暂停（西方哲学史）博士学业，说是需要“接受马列主义再教育”云云。
在北京方面压力山大的境况下，复旦党委要我们把在桂林会议上的发言《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交去审视。大家同意让周义澄把我统稿的发言稿拿去修改，删去了一些比较犀利的语句，加了一些马列术语，随之上交了复旦校方。这就是周义澄文章的附录《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2.0版）的由来。也许因为年代久远致义澄兄记忆有误吧，其文末之附录，是桂林会议已结束了四个月之后的修正稿（2.0），而不是会议上我手书的并据以发言的原稿（1.0）（见附件）。原稿是肖前教授从我手中拿去并据以批判的、中宣部理论局摘录的，引发桂林事件轩然大波的文稿（1.0）。前不久在一个哲学学人群中见周文后，我发帖指出了这个回忆上的误差，周义澄兄亦回帖认可。参加桂林会议的朋友们大都健在（哀俞吾金兄英年早逝）且已取得共识。虽然（2.0版）对原版（1.0版）修改不算大，保持了大体框架，在精神上并无大异；但后者磨平了原稿的一些棱角，一些过于“离经叛道”的字句消失了，增加了几许”马克思主义……“等字样。统计下来，1.0版仅在2处提及马克思，2.0版却有16处。身处当年国家意识形态垄断一切的环境，人们不难掂量得出2 ：16这个比例的含义。诚如一位律师（亦是当年复旦同仁）所言，那是某种选择性让步之策。我自己虽然内心难受，但仍然同意如此提交。因为事关大家及李继宗先生的安全与学术前景。但事隔40多年后回溯历史，《桂林十条》各观点的深浅对错，自然是见仁见智；然而细节真相的精确，今天是时候应当尽量还原了。两文本的其他一些细微差异，恕不一一列举，大家可以对照。这里仅举结语一例：
2.0版的结语：马克思的旗帜，正在召唤着我们。
而1.0版的原结语是：让我们回到希腊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
如所周知，当年的黑云压城时日并不漫长，几个月后，中国的政治气氛和精神氛围再次翻转，“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渐行消散，桂林’肇事者‘们反而获得某种同情与尊重。桂林事件之后的餘波之一是1984年11月至1985年1月轰动 复旦校园的哲学系列演讲。这一组十五次演讲由哲学系包括桂林会议参加者在内的十几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发起，因为演讲者中一批人即将毕业，故称 告别演讲。 自己至今难于忘怀的是当我在该系列演讲致“闭幕词“结束后，复旦同学们那種狂飙突进式的汹涌热浪，令人回肠荡气。此外，桂林事件之后的餘波之二则是 1985年1月复旦大学青年理论工作者协会成立，我被推选為会長。
应当公平地说，自事件发生后，复旦哲学系承接北京的压力对我们是起了缓冲器作用的。校方的态度更是可圈可点。事后据校方有人告诉我，其实以谢希德校长为首的复旦校方暗中是尽力保护我们的，认为此事属于学术争论，不要像文革时期那样搞。这实际上是对中宣部意见的软抵制。虽然我没有看到书面材料，后来有接近校方的人告诉我，当时北京上层有些“左派”甚至扬言要撤销复旦哲学系。谢希德回应道，复旦就是取消化学系、物理系，也不会取消哲学系。要知道她本人就是留美回国的著名物理学家，如果此话为真，当名留青史。对此事有一点或可作旁证。复旦大学青年理论工作者协会创立不久，曾举办了一次会议，我曾邀请谢希德校长莅临，谢校长不仅欣然出席，而且还做了发言。
有鉴于此，我想，所有当年曾公开地或非公开地为我们这些当事人说过话的人，他们在黑暗时刻的仗义执言，将永远为历史所铭记。
周义澄先生在桂林事件业已经湮没几十年之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议报上发表《桂林会议”精神污染“事件》一文并写出了《1983年桂林会议—中国哲学界精神污染事件纪实》一书（我尚未读到），把被掩埋的历史出土于光天化日之下，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尽管因历史久远，某些回忆有所失误，特别是桂林十条的修改版与其原版的混淆，但只要落实了勘误并澄清了相关史实，仍然不失为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作品，我们与当年事件有关的人都应当感谢他的艰辛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