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   20世纪后半叶，中俄两个大国几乎同时开始了艰辛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从此执手相望，惺惺相惜。“俄罗斯惟一的选择就是做强国。”8年前，普京的这句话言犹在耳。如今，随着他行将离任，俄罗斯已然“中兴在望”。不过，俄罗斯的转型依然充斥着众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却正是转型的魅力所在。   作为曾经拥有相似的计划体制的国家，我们关注俄罗斯转型，关注普京时代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意义，关注俄罗斯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当然是希望以此对中国有所启迪。谁又能说，俄罗斯不是中国最好的参照？   希望关心大国转型的读者能从秦晖先生和金雁女士的文章中有所发现。   评价普京时代，很多人都会提到两条：经济高速发展，民主出现倒退。   但是这两条的背后都有太多的争议。“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民主倒退”是否实质性逆转，都值得研究。尽管普京的俄罗斯问题多多，尽管横向比较，按西方标准看，普京的“民主倒退”确实明显，然而普京改变了叶利钦以来的转轨方向吗？他真的表现出“苏维埃情结”、转向“新苏共”了吗？如果纵向，而不是横向比较，在专制传统悠久的俄罗斯，普京时代应该如何定位？   普京是“又一个斯大林”吗？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笔者认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评论明显是一厢情愿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普京“亲斯大林”的说法。普京为纪念卫国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而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曾经引起国内一些传媒的欢呼，说是普京崇敬斯大林了。其实，“英雄城市”石墩是个历史纪念标志，与城市的现名及现状无关。例如众所周知，列宁格勒剧变后已经改名，可是石墩上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并未改动，你不能以此否认该城现在叫圣彼得堡。“英雄城市”名单上的11个城市中，基辅、明斯克等6个都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今并不属于俄罗斯，难道石墩上有其名就意味着俄罗斯对它们还有主权？同样，石墩上的“斯大林格勒”并非今天的城市名，更与今天对斯大林的评价无关。   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早已载入史册，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史学著作也没有把它改称“伏尔加格勒战役”。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至今都有为纪念此战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广场、斯大林格勒地铁站等，这与“崇敬斯大林”了不相干。赫鲁晓夫当年推行“非斯大林化”不仅把城市的现名改了，连历史上命名“卫国战争英雄城市”时的名称也改了，这本身就很荒唐。这种否定一个人就要消除其一切历史痕迹的做法恰恰是旧时的传统，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而普京恢复“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历史名称只是恢复常识。而选择卫国战争逢十纪念日来做这件事，当然也有宣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的用意。但说是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敬那就不着边了。   因政治荣辱无常而频繁改地名，的确是沙俄－苏联专制文化传统的独特现象。尤其在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随着“大人物”的倏兴倏灭，不少城市都更名数次。最多的巴塔尔帕辛斯克市（今俄罗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首府切尔克斯克）甚至三年间四易其名，两个“名主”（苏利莫夫与叶若夫）先后上了断头台。以至于人们常说那时地图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变化。1990年代“剧变”后俄国出现了又一次改名风，这次虽然有过去的逻辑在起作用，毕竟理性多了。每次都经过当地的居民公决，结果并不一样，也不可能在长官意志下“一风吹”。如叶利钦时代虽然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经全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但该城周围的州仍然叫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叫列宁格勒车站。剧变后这十多年来，在联邦体制下左派虽然从未主持中央政府，但一些州政府早在叶利钦时期就有左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的，他们也曾恢复了一些剧变时废除的苏联时期地名，如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就恢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是列宁原姓）。唯独“斯大林格勒”，尽管从2002年起，左派占优势的伏尔加格勒州杜马几次提案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确反对。他说：“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正是由于普京的这种态度，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并没有恢复旧名。   不仅“斯大林格勒”，前苏联时期全国曾有三十多个城市以斯大林命名（斯大林、斯大林诺、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斯大林纳巴德等等），迄今也无一恢复。而如前所述，这些年左派“复名”的努力对其他人并不是毫无成效的。   当然，“斯大林城”虽未复名，普京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热”（尽管其热度往往被夸大）。除了少数左派真是基于斯大林主义，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国”、“秩序”和“保障”这三个方面对现实不满，因而出现“怀旧”。这并不奇怪。斯大林毕竟死去已半个多世纪，他的体制垮台也已十多年，人们对当下的困境总是比久远的苦难感受更多。俄罗斯古谚说：“死人都是好人”。如果忘掉秘密警察、大清洗、大饥荒、肃反、古拉格群岛，那个时代无疑有值得怀念之处。但是关键恰恰在于，由于俄国体制近十来年的根本改变，那些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回来了。在斯大林体制不复存在而且难以回复的情况下怀念那个已经死去不再可能专制的斯大林，怀念那个仅仅作为“大国”和“福利”象征的老人，这与仍存在斯大林体制的时代借斯大林崇拜来阻挠变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今天“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也许比叶利钦时代多，但投共产党票的人却显然比叶利钦时代更少，这两者都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当今俄国的条件下，对死人斯大林的怀念如果可以取代对活领袖的顶礼膜拜——目前的确有此苗头——那它甚至也许更有利于消除斯大林体制复归的可能。   民主“向右倒退” 普京时代的景象是“倒退”，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普京时代的真实氛围可以通过普京与当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这两年互相高调赞赏看出来。2006年以来，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过去叶利钦也要授予，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如今他却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授予。更有甚者，2007年普京还发动其各级公务员学习索尔仁尼琴的著述，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   不同背景的人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评价不一。国内有媒体说，最近连索尔仁尼琴都“忏悔”了，他曾斥责叶利钦的“西化”和怀念斯大林的“大国”。我没有见过这种言论，倒是见过他近期仍然严厉谴责极权时代。他在叶利钦时期也的确有过“今不如昔”之论。如果有人解读成叶利钦不如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错。然而索尔仁尼琴不会说叶利钦不如列宁，而斯大林不如沙皇倒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实上不光是索尔仁尼琴，我国媒体最近广为流传的一则俄罗斯民意调查就是如此。据说在这则民调中叶利钦得到的评价不如斯大林，但同时斯大林得到的评价远不如彼得大帝则被忽略了。其实，这些说法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今天如果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怀念斯大林”，那多半不是把他当作列宁的继承人，而是当作沙皇的继承人来“怀念”的。   去年在1917年革命90周年纪念中，引起争议的主要不是“十月革命”，而是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多年前写下的《二月革命反思录》作为“学习材料”广为印发给他的官员阅读，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与此相反，作为普京政府右翼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亚夫林斯基则反驳说：“二月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二月民主”的成果不幸被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掉了，但它在1990年代终于重现辉煌。看来在这场争论中索尔仁尼琴一方是主流，亚夫林斯基是非主流，而传统上对“二月”、“十月”都予以肯定的俄共声音却被这场争论淹没了。   显然，普京、尼科诺夫与索尔仁尼琴如今都不以“二月”为然，其理由恰恰在于：在他们看来正是“二月革命”打开了他们认为更为邪恶的“十月革命”这个潘多拉之盒。而这种看法其来久矣。早在1970年代，在当时同样反体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就发生了主张走西方式自由民主道路的萨哈罗夫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的激烈争论。后来索氏穷晚年二十多年精力写作多卷巨著《红轮》，就是要系统阐述他这种把苏联看作“西方来的（启蒙与革命）邪恶”，而要俄罗斯人在东正教中寻找救赎的主张。普京如今极力推荐的《二月革命反思录》就是这部巨著的提要。可见，所谓“索尔仁尼琴忏悔”纯属无稽之谈。几十年来索氏的这种思想只有不断深化，从来没有放弃。   而普京的很多行为逻辑都可以从这种思想中得到解释。事实上，如今西方强烈批评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倒退”，而俄共却指责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这两种说法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以今天西方人的立场看，近年来俄罗斯的民主的确“倒退”了，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而这在叶利钦时代实际上就已开始，普京时代无疑更为明显。所以俄共说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也没错。当然，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中的精明政客，普京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并不经常把“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他也有“主义”的话，类似于《红轮》的那种斯拉夫保守主义可能是其主要成分。   “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沿用了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毕竟都是“倒退”。早在20世纪初，沙俄总理大臣、著名改革家维特伯爵就指出：尽管当时“红帮”（左翼暴力组织）与“黑帮”（右翼暴力组织）势不两立，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则却极相像。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沙皇时代的“父爱专制”远不像斯大林鼓动“阶级斗争”的“专政”那么严酷，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拥护民主的人们毕竟不会满意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如果想的话又真能“倒退”到那种状态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就已经明显可见。且不说“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符号（国旗、国徽）来自沙俄，一些制度安排也有沙俄特点，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有异。本来在俄国历史上，沙皇的议会叫“杜马”（俄语原意为思考），共产党时期的议会叫苏维埃（俄语原意为协商），两者都出自古俄语。而从19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都是用源自西方的外来词“立宪会议”来称呼的。这种“用词”的不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17年“二月民主”时期临时政府颁示解散杜马，召开立宪会议。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以哀悼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剧变后，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自然不叫苏维埃，但也不叫立宪会议，而沿用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显然，这时的宪政法统，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共和民主临时政府，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今天仍沿用）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与当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有差距，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因此它与沙俄的杜马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图章”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有质的区别。我国学者曾指出：沙俄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法主动权，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而现在正相反：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总统虽强，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实现的责任内阁，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而1990年代以来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与总统经常对立，却从未被解散过。另一方面，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土地所有者1票等于企业主3票，等于农民15票，等于工人45票，苏联时期则反过来，工人1票等于农民6票，“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利的办法把第一、二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利，但那时还没有杜马，在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利）。总之，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今日俄罗斯会出现“新沙皇”吗？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到了普京时代，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十年以后，在社会趋于稳定、人们情绪趋于平和的条件下，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右”、“人造中左”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通过提高议会门槛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然而，“人造两党”之外，真正的反对党仍然拥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不平等的竞选毕竟也是竞选，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但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放报禁，而民营媒体再管制，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报人的事件，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控制“饭碗”、撤换记者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以至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反对党的宣传不多，但街头演讲、辩论、示威不断，竞争气氛仍然很浓，政权党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总之，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个案性的。当然，应该说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俄罗斯一向很保守。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如通过了叶利钦时代长期搁置的《土地法》，进一步放开地权、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尽管由于民主倒退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的”不公平色彩，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因此，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漫天要价”，为的是“就地还钱”？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普京的许多“倒退”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并不是一以贯之。普京第一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自由民主派的色彩浓厚，在尤科斯事件等问题上与普京闹翻而离去。现在他颇有声望，大有成为“非俄共反对派”的头号人物之势（这与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闹翻、鲁茨科伊跟叶利钦闹翻后作为反对派领袖崛起一样，都是无论沙俄还是苏联时期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本身就是政治自由有了相当发展的体现）。所谓倒退主要指他的第二任期。但是如今他即将卸任之际在“梅花三弄”之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起用梅德韦杰夫来接班。而后者在现今的普京团队中又是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人。早有人指出：普京在任期后半段做出的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国内的“倒退”和国际上的“反美”，很可能都有故意在下台前“漫天要价”，以便下任可以“就地还钱”的考虑，犹如我国一些王朝的精明君主晚年会故意示“猛”，而使继君能够以“宽”示德于天下。   这种揣测当然没有太多根据。但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关键在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虽然还任重道远前途坎坷，但迄至今日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普京已经表示他遵守宪法任期而不会改宪加冕，但又要继续从政而不会归隐山林，甚至将来还可能考虑“曲线复辟”梅开二度。然而任何一条途径都充满变数。当议长、当党魁等选择，在权衡利弊后已经被放弃了，现在看来他似乎愿意当总理。可是他这个强势总统自己造成（或强化）的俄罗斯政治规则是“强总统弱总理”、“荣誉归总统，倒霉归政府”、“总统弄权，总理担责”，这在他自己当总理后不会变成“请君入瓮”吗？   他选了更为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如果本来就是为的让他“就地还钱”，那普京就根本无所谓“倒退”。如果只是让他做傀儡而为自己“梅开二度”铺路，那风险就相当大：新总统要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怎么办？他能像对卡西亚诺夫那样挥之即去吗？在已有的规则下他这个总理要干好了，不会是为梅德韦杰夫增加威望和人气吗？如果干得不好，不会把自己总统任内积累的人气赔掉吗？当然，普京也可以修宪改规则，变成“强总理弱总统”，但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难道会比修宪延长任期更小吗？如果梅德韦杰夫具有与普京不同而且更为自由化的理念，同时在“强总统”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他又能压抑自己的理念而自觉给总理当傀儡，甚至甘愿向普京让人气、为普京背黑锅，这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即便他现在对普京有私下承诺，到时靠得住吗？   更直接的问题是：按剧变以来16年的惯例，俄罗斯总理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负责。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已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后劲不足，将面临一个大规模资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风险确实不小：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都按现有状态持续，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中止或弱化（这种可能性并不小），俄罗斯经济目前的乐观形势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特别是后一项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恐怕就要终结了。到时不但反对派会乘机打民主牌，连“自由派”总统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俄罗斯向何处去？   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混乱民主”远远没有上述各国如此之甚，混乱中民众对铁腕人物的渴望也不算典型，今天普京的“民主倒退”之所以远远达不到上述各国的地步，应该说主要并非由于普京个人的开明，而是他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就上述第一个特点而论，“民主倒退”的普京远远谈不上比沙俄、更不用说比斯大林更严酷。而第二个特点则意味着由俄共来重建“专政”应该说几无可能，这已经为今天俄国的现实所证明。事实上，今天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打“民主牌”的俄共将来即便会上台，恐怕也如东欧各国的左派政党一样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化为前提。至于由普京通过“民主向右倒退”来实现一种方向相反而程度更严酷的专制，那首先就意味着他会煽起一场反共歇斯底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相反：普京对俄共乃至对历史上的苏联如果说并不比叶利钦更友善，至少也更温和。作为“斯拉夫保守主义者”的普京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所谓“亲苏联”言论，与其说意味着他正在变成“新斯大林”，毋宁说意味着他不太可能成为“新沙皇”。   因此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就如他今天捧得很高的索尔仁尼琴虽然一贯批判“西化”，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制主义者（相反，他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不会因他近年来的“奇谈怪论”而消失）。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因此，俄罗斯民主“翻船”与实质性逆转的最大风险期还是在叶利钦的“混乱时代”，这个坎过去了，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