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五十年代的饥荒从个别地区向全国的蔓延过程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悲剧，当然也是多種因素長期積累之惡果。在编撰《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的四年中，我有幸认真地阅读了中共的内部资料和档案，发现1959-1962年的大饥荒有一个发展过程：从1950年代初就开始，由小到大、由个别地区到全国蔓延，最终酿成全国性灾难。这一灾难的起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政府于1953年开始在全国强制推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顾名思义便是国家统制了农民的全部粮食销售，由国家而不是由农民来决定他们必须交给国家多少公粮和余粮。如果政府有需要，农民会被迫将其全部收成销售给国家，而他们赖以存活的口粮，则要等到国家收集了公粮和他们的余粮以后再恩赐给他们，即所谓“返销粮”。这样，中国农民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悲剧命运也就此注定了：作为粮食生产者，竟与其产品（粮食）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而产出粮食的广大农村，竟成为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在中共党内最早提出“统购统销”方法的陈云，其实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也一直是非常犹豫不决的。他在1953年10月10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报告中还自问道：“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是不是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26万个乡，100万个自然村。如果10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10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致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然而，毛泽东却比陈云坚决得多。早在这一年的10月2日，毛就以战争指挥员的姿态决定“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付出粮的，一面是对付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他还为自己的决定找到了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他还宣称，“粮食征购”其实是“对农民的改造”。对此，邓小平说得更为明确，统购统销是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一次很大的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党和政府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本来，统购统销要征集的是农民的“餘糧”，而“餘糧”应当是交了公糧 (農業稅)并扣除了種籽、飼料、口糧等“留粮”之後剩餘下来的糧食。但事实上，农民能有多少“留粮”完全是由政府说了算。因为種籽、飼料等作为再生产之必需属于硬指标，政府难以随意裁减，因此“统购”的活指标实际上就变成了农民的口粮。换句话说，征购越多，农民的口粮就越少。但又因为征购越多，政府干部的功劳越大，各级党政府部门就必然用各种手段来压榨农民的口粮，以“超额完成”征购任务。1954年，就在统购统销政策开始实施的第二年，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承认：“(1954年)糧食生產計劃沒有完成，而糧食收購卻比原計劃多購了一百億斤，以至有些地方硬挖了農民的口糧”。在这样的情况下，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人为制造了饥荒和死亡：不少农民或因为口粮全部被争购而饿死，或在被逼交余粮的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或者，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公开反抗，则立即被作为“破坏统购统销”的“地主富农反动势力”，被公安机关逮捕枪决。在1953-1954年，第一轮的统购统销就充满了血腥味。虽然在公开报章如《人民日报》上从没有关于饿死人或“非正常死亡”的任何报道，但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中，这一年就有数十篇的相关报导。据海外学者丁抒初步统计，1953-1954年间就有数万农民在以“统购统销”为标志的“粮食战争”中“非正常死亡”。 众所周知，四川、山东、甘肃、安徽、贵州等省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中都是重灾区，饿死或“非正常死亡”的农民数以百万计。但认真阅读1950年代统购统销史料的读者还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地区同样是为党国发动的第一场“粮食战争”的重创之地，其区别不过是灾难的规模大小，这恰恰体现了从小雏形到大浩劫的恶性发展过程。例如，四川温江地区是富饶的产量区，但在大饥荒中饿死达百万人。自统购统销政策出台，那里便出现了中共建国以来的第一场饥荒。当老实的农民或被逼或自愿地把几乎全部余粮交给了统购统销工作组后，就突然被告知政府不会提供“返销粮”了。于是，浮病流行，饿孚遍地。农民因缺粮求救的所谓“闹粮事件”却被四川主要负责人李井泉等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的破坏活动”，116名“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和破坏分子”被中共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关、捕、杀。温江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下去调查吃惊地发现：“统购过头，农民缺粮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地富反革命煽动闹粮难以自圆其说。崇庆县羊马乡白庙村患肿病七十一人，６月１５日至７月３１日一个半月中死亡十八人，均为十五岁以下的小孩和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全村七十八户贫农，死亡五人；五十五户中农，死亡八人；十四户地主，死亡五人。从死亡比例看，地主最高，中农次之，贫农最低”。 这样的情形绝非孤例于温江。從1953年冬到1954年春，四川全省至少處决了512名“破壞統購統銷”的“反革命分子”。膽小怕事者惟有自殺，例如在開始實施統購統銷的一個多月裡，涪陵地區有17人自殺身亡。山東省萊陽專區平度縣十六區，在1954年2月25日到28日，“四天中，因幹部強迫農民賣糧而被毆打、綁吊、挨凍的有九十九人，其中打死一人，有四人因被打而自殺(一人自殺未遂)”。山東濟寧、德州、昌濰、泰安、章邱、泗水、臨沂、廣饒、蒼山等地在夏糧徵購工作中，“因幹部強迫命令自殺已死的計二十八人，自殺未遂的二十人。如滕縣四區區委組織委員朱惇華在夏徵夏購中誣稱中農李仲凱(工屬)破壞統購統銷，把李仲凱綁到鄉政府押起來……李仲凱吊死於鄉政府內。” 安徽在1953年年底就完成了徵購任務的八成,但却“已發現十五人自殺。其中盧江縣三個、望江縣三個、六安縣兩個、湖東、潛山、當塗、績溪、阜南、阜陽、滁縣各一個”。从1954年12月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到1955年1月28日止，又“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死人二十九名……从死人的原因来看：因统购统销宣传的不深不透，政策交待不清，并向群众胡说乱讲，甚至说些带威胁的话，而促使自杀的有十二人。因干部强迫命令，硬性的派任务，定产量定高了不予核减，甚至挟嫌报复等而促成自杀的有十三人。有些是余粮户，懂政策，但抗拒不卖，并企图破坏统购统销工作，经揭发、检举畏罪而自杀的有四人。” 又如，1954年6月30日，甘肅省民政廳長李培福和中共臨夏回族自治州委書記馬青年向省委報告臨夏專區發生的餓死人現象如下：         臨夏農村缺糧、斷炊、逃荒、餓倒、疾病現象很嚴重，癿藏橋頭鄉三百八十八戶中，餓倒在炕的有三十八戶，一百四十多人，有二十戶人餓得走路東搖西擺；石頭灣村十五戶中有十三戶已將牲畜賣光，賣地、典地的有九戶。……吹麻灘區吹麻濰鄉第一行政村一百五十二戶，逃荒的有三十八戶八十九人，出賣和死亡的大牲畜共五十多頭，病死七人；癿藏回族自治區吳家堡鄉今年死亡四十二人。東鄉、臨夏、永靖三地逃荒的有一千二百多戶，五千一百多人，從臨夏到和政的路上，有一天即有逃荒男女約四千人。        東鄉、永靖、臨夏縣不完全統計：今年一月份至五月份非正常死人共六十四個，其中有二十六個系因缺糧吃而餓死。臨夏縣多木寺鄉馬刀刀，五十七歲，因供應的糧食不夠吃，上山打柴餓死山上。癿藏馬土力賣家中無糧吃，去奔娘家，走到途中，因餓不能行動，懷抱嬰兒死在路旁。發生以上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當地幹部對去年歉收情況估計不足，在統購統銷工作中又發生嚴重偏差。統購時幹部為了超額完成任務，非餘糧戶也出賣了糧食。據中央民委馬杰同志反映，臨夏馬蓮灘關家村二十七戶，只有兩戶有餘糧，有些還是缺糧戶和應該救濟的戶，但在統購時除三戶外，都賣了糧。其次是在統銷中，有些地方嚴重地違犯了供應政策……特別是違背了以吃飽為原則的政策，層層控制，扣得太緊，臨夏縣五月份突然停止和推遲了二萬餘人的供應；供應者每天每人只有十兩至十二兩原糧，后來又壓縮為半斤至五、六兩。居家集、癿藏、吹麻灘三個區有十天無故停止供應，北塬區規定每鄉每天只供應二百五十斤原糧，馬集區規定每鄉每天只供應十八戶。有些地方并規定有牲畜、有勞力、統購時賣過糧的人等都一律不供給。        因为随着朝鲜战争几乎打成了平手，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袖们觉得他们有了和世界第一强国叫板的本钱。下一步，自然是要更为积极地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参与“冷战”，并积极准备在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实现世界革命的宏图大略。这一想法，在1953年9月毛和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的争论中表露无遗。当时梁提出工农之间待遇的差距太大，建议缩小。毛批评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由此可见，毛和中共领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对农民的口粮剥夺其实并非“仁政”；但在他们看来，这服从于他们坚信的打赢“世界大战”的革命需要，即“大仁政”。 从这一视角来审视毛泽东及中共在1953-1955年间大力掀起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热潮”，拨开“社会主义道路”等官方宣传的美好词藻，其本质不过是更有利于党国直接剥夺农民粮食的一种战略战术而已。因为合作化了，农民便失去了他们刚刚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于党国的基层细胞──合作社及其干部。这样，整个中国便完成了一种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普天之下皆為黨產”的轉變，粮食的统购统销自然就容易得多了。这一点，连中共的党史学家都看出来了：“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全国1.1亿户个体农民，被组织到了约100万个农业合作社。农村的粮食统购统销就不需要再直接与农民发生联系了，统购与统销都可以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进行。” 就这样，农民作为生产者，和他们生产的粮食完成了彻底的剥离，彻底地失去了对粮食的支配权。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从全国农村完成了合作化的1956年开始到1958年更为狂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之前，饿死人和非正常死亡的恶性事件就以相当规模地在全国各地发生，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中央绝密文件的记载，便有几十次之多。例如，廣西有过较大规模饿死人的“临桂事件”和“平乐事件”。1955年7月，“广西省桂林专区临桂县，由於粮食统销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在七月二日前，已饿死五百三十一人，身体浮肿的达六千人”。 1955年，在平樂縣，政府“普遍購了農民的口糧”，“平樂縣二塘區除交公糧、賣餘糧外，平均每人全年只有口糧253斤，個別鄉每人平均七、八十斤。”1956年春，沒飯吃的農民只能大批外逃。据内参资料反映：        平樂全區因災死亡的共1,095人(餓死的323人，與缺糧有關而死的772人)，因缺糧吃「代食品」致身體浮腫的5,885人，出賣妻子、改嫁的1,363人，逃荒的8,415人，賣家産渡荒的15,776户。死人以平樂、荔浦、富鐘、賀縣最多。 另，横縣因缺糧致死的434人，自殺的38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東西吃被打死的38人，賣妻子兒女的105人，逃荒的3,734人，患浮腫病的9,350人。地委書記楊林對嚴重餓死人的問題不但不正視，反説：我區災情不大，死人不要揹包袱。平樂縣民政科寫了一個災情報告，被縣委副書記批評為：上報災情，是想得獎賞麽？在一次會議上，曾有人反映下面有餓死人的現象，該縣縣委書記喬子久當着大家的面説：你們説餓死人，我問你破開肚子看了没有？裏面有没有大米？因此，災情越發展越嚴重，直到去年7月省委救災工作組下去後才得到制止。                 甘肃的情况更为糟糕。据该省财贸部的一个绝密统计资料《甘肃十六个县人口死亡、疾病、外流情况表》（1957年12月至1958年5月），通渭、武威、张掖、平凉等十六个县在5个月内共有44,454人因饿而患肿病，3,194死亡；加上其他非正常死亡6,439人，死亡人数已接近万人；此外，还有17,475人外出逃荒。另一份资料显示，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天水地区徽县全县外流人口达1185人，在少数缺粮和疾病严重的农业合作社，生产几乎陷入停滞。“据统计，从1958年1月至4月26日止，全县共死亡3139人，其中死于肿病1113人，黄瘦病327人，流行性感冒565人，其他疾病1134人。由于粮食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有的农民不满地说：‘共产党一切好，就是这回不给粮吃。使人信不过，想不通’。”          又如，云南曲靖专区也有过一个“陆良事件”，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的规模已近两万人。起因是1957年公粮征购过头，县委被迫给闹粮的农民放了一部分粮，结果被云南省委定为对“地主、富农和右派分子反扑”的“严重右倾”，县委第一书记遭到撤换。1958年初，同样的事情发生，新上任的县委书记便死也不肯再放粮。结果造成肿病流行，饿孚遍地。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仅陆良县就死了12,912人，占整个曲靖地区死亡人数19,072人的67%，全县人口的5.6%。         值得一提的是，在“陆良事件”之前，云南临沧县在1956年3-9月期间，也发生过因合作化后粮食高征购而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根据云南临沧地委的机密报告所述：“事件发生于三个区二十六个乡的范围内，共因饿致死的有110人（其中以四、五两区为严重，在两个区二十五个乡中共饿死108人）”。造成这一事件的主要原因是:         “三定”时执行政策有偏差，多购了农民粮食而供应又未及时跟上去……五区区长马文庆同志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因县委原分配给四区的任务，四区完不成，县委即两次口头上加给五区781，570斤），曾向县委提出“五区任务原已较重，这样要完成任务就不能执行口粮标准，要执行政策就不能完成任务”，县委书记董存忠同志对此意见并未加以认真考虑，而表示：“口粮标准不能压低，任务也要完成，如不执行口粮政策叫你负责。”由于县委对来自下面的意见不加以认真的分析，帮助下面解决困难，而是对下采取强制手段，形成了层层施展压力，致使农村中强迫命令现象严重，“逼”、“挤”“搜”、“斗”、“打”等违法乱纪的做法在在皆是，不仅对地富如此，对农民也如此。        到1958年10月，饿死人的恶性事件已经成为整个云南省的问题。中共云南省委的报告透露，“据最近核对的数字，至十月十日止，全省累计发病三十八万八千多人，死亡三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的占半数。” <div>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下列有意义的结论： 1）虽然诸多事件发生时间不一，但起因是一个，即国家对农民粮食的高征购； 2）人造饥荒波及的地域，在短短两年内，从临沧一个县的某几个区迅速扩展至陆良全县，乃至曲靖整个专区和整个云南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共对农民口粮剥夺的普遍性；3）饿死人数目急剧上升：1956年还只有108人，两年后至少达到了19,072人，剧增了近20倍之多！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从合作化到大跃进运动，中国农村正从一个深渊走向另一个更大的深渊。 </div><div> </div><div>注释：</div><div> </div><div>[1]<!–[endif]–>《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217页。</div><div><!–[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6-297页。<!–[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罗平汉，《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页。<!–[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邓子恢传》编写组“鄧子恢與農業合作化運動”，北京：《人物》杂志，1996年第4期，第22頁。<!–[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丁抒，“‘統購統銷’和‘非正常死亡’”（未刊稿）。<!–[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东夫，《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第32-37页。<!–[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参见1954年8月20日李井泉“關于幾個問題的講話”；以及1954年1月6日涪陵地委《關于糧食統購統銷工作初步總結報告》、《關于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中死人情况的報告》(彭水縣檔案館1-1-69、1-1-68卷)。这些史料，载淳世華，《糧食的歷史:彭水1959-1961》，香港：世界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本文来自淳世華先生赠送作者的电子文本，第17-26页。<!–[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山東省夏徵和糧食統購工作中發生的問題”，1954年9月13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安徽省糧食統購中發生十五人自殺事件”, 1954年1月11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安徽省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1955年2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甘肅省臨夏專區發生餓死人現象”, 1954年6月30日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 黄铭,“梁漱溟和毛泽东的冲突”，北京：《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第72页。<!–[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罗平汉，《票证年代：统购统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0页。<!–[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广西省临桂县饿死五百三十一人”，1955年7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劉遠修，“廣西省平樂專區和横縣大批餓死人的情况”,1957年4月16日新華社編《内部參考》。<!–[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该文件由原甘肃财贸部副部长张天珩提供，张因反对大跃进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11月18日。<!–[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云南临沧地委关于临沧县1956年死人情况的报告”，1957年7月22日。<!–[if !supportFootnotes]–>[1]<!–[endif]–>“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