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口上的红色帝国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政治地震，预兆着“王朝兴衰” 2013年北京的夏天，北戴河清凉的微风似乎让新君习近平踌躇满志。声名赫赫的薄熙来，已经被下旨“公审、判决”；被视为“同党”的前朝重臣，政法王周永康也已难逃“反贪”的魔咒；幸存的左派们意气颓唐,大势已去之后也陆续地改换门庭投靠新主；新疆、西藏的骚乱已被重手弹压；历来添乱的公知们被悄悄地“潜规则”，N次的“宪政请愿”也已烟消云散，宪政派们灰溜溜地回到各个学府中空发牢骚；网络大V们抓的抓、关的关，党国喉舌已再次被严加管控；军队中的“自己人”被有条不紊地安插到各个层级中“掺沙子”，虽然遭到前朝势力的顽强抵拒，但时间和权力会消融任何阻挠——乍看上去，党国的新中央集权是那么焕然一新，那样固若金汤。一时间，国内视乎已看不到能与新君习近平相抗衡的政治势力了。“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在这个红色帝国新独裁者的眼中，似乎已飘然而至、触手可及了。 只是自古以来大梦难圆。这个在“王朝兴衰周期率”诅咒之下的政权，腐朽已渗透到了它的骨子里，它的躯体遍布危机，帝国华丽的遮羞布下，满是能致它死地的痼疾和陷阱。深层的地壳之下，一股暗流正在躁动不安中积蓄着能量……    一年之前，由于确信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是“挟民意以令中央”，企图逼迫红色帝国的最高当局，修改指定接班的“祖宗家法”。因此，惹翻了中南海内的诸公。党国权力的核心层，深谙此道凶险乃变法作乱，必坏党国朝纲。寡头们在掂量了各自的保权、保命之厉害关系后，达成了暂时的妥协和交易，并不十分情愿地在危机平衡中，将王储习近平推上了大位。至于对付挑战者薄熙来，党国早就继承了两千年宫廷政治的厚黑大全，不外乎变打黑为黑打——诱逼王立军反水必致薄熙来于死地。暗箱操作中一张大网已悄然布下，但宫廷恶斗历来凶险，究竟鹿死谁手还尚难预料。   未曾想，幂幂中自有定数，一个英国人的出现，却改写了党国的历史。一向张狂的薄公子被戴了“绿帽”之后，却反被奴才栽赃要挟。情急之下，一个暴怒的巴掌，不光断送了此君通往中南海的黄粱大梦，也使历史搬动了通向一场巨变的道岔。东窗事发后，“打黑英雄”仓惶逃入美领馆，“一方诸侯”薄熙来锒铛入狱。由此引发的政治大地震，更使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蔓延到了党国的整个官场。随后，中国社会的各种危机，在中共政治黑幕不见硝烟的枪炮声中，也以骇人听闻的速度进一步加深，撕裂了这个社会本来已极度脆弱的华丽外衣。大戏落幕之后，最高当局不光在民间的威信扫地无遗，帝国的官场，也在这次政治大地震中精神错乱和分崩离析了。   太子习近平终于登上了大位，但帝国的前程又将如何呢？前不久，中共当局下达了“九号文件”，传达了习近平关于“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和打赢“意识形态争夺战”杀气腾腾的819内部讲话，展示了习上位之后的颟顸和骄狂。透过习的政治宣示，国人视乎看到了“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新帝诏书”，和红色帝国在血色黄昏中的“君上大权”。国内外的目光静默地审视着这些充满腐尸气味的字样，观察着红朝寡头们忙活终日的权力厮杀。对此，中国人内心的悲哀无以言表！效忠、清算、改革、新政，陈腐的世代接班，和太子党们的继位。换来的是海内外这样的评价：“新一轮改革”不过是“又一轮分赃”的开始。人们惊叹：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中国还在上演一出封建血统论的接班丑剧！这已经不是掌权者们的“击鼓传花”了，这是对十四亿中国人的公然嘲弄，和对中国人民主希望的公开宣战！   随着薄熙来案的尘埃落定，十八大3中全会之后时局的诡异变化，又成为了传媒最新的聚焦点，特别是曾权倾一时的周永康，近期在海外的媒体上疯传已被拿下，周氏党羽纷纷落网，国企巨头们被陆续双规。红朝中的各方都在望风、算计和应对，整个官场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一时间，前朝大员们蠢蠢欲动，中南海内剑拔弩张。对此，习近平频示军权立威，王岐山则高调反贪开铡，江、胡、曾各派势力动态诡异，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片乱象中，党国新一轮围绕着权力绞杀和财富分赃的大戏又将上演。   薄、王事件引发的中共政治大地震，已使帝国赖以统治的官场离心离德。这场远未结束的宫廷恶斗，佐证了笔者“亡共在共”——即专制亡于内的政治预言。不信，各位读者尽可耐心地静观周永康一案的后续发展。笔者断言：命数是躲不过去的，这是老大帝国自己招来的窝心一脚，必将踹得它气息奄奄。   一个帝国的崩溃，并非在于社会和个人陷于纵欲状态下的麻木不仁，而是发自于制度深层结构的溃烂——即统治集团核心层内部的裂变。这是专制王朝无法改变的宿命，所谓“王朝兴衰”周期率，其实是后人一种无可奈何地解读。一个建构在专制复辟沙滩上的“红色帝国”，逃脱的了这样的一种宿命吗？所谓“亡共在共”，真正揭示的是一个历史的规律——即专制亡于内，尽管它需要时间来慢慢地显露。100年前满清的灭亡，同样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过程。但它在僵卧不动的态势中没有坚持太久，外部列强的巨大压力；文明更替的巨大诱惑；维新共和的万众期待；随着武昌起义一声清脆的枪声，和突然袭来的内部崩坍，刹那间就结束了大清帝国在旧时代的踽踽独行。 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如今，这个红色帝国看似繁荣的表层背面，却已病入膏肓。透过深入观察社会底层民间积累的怨恨，和知识界精英们躁动的不满，以及官场中那些复杂的双面人心态，人们不难发现：地壳之下，正涌动着一股强大的、热气腾腾的、不可逆转的熔岩急待喷发，一场天崩地裂的变革正在到来。只是那些陶醉在物欲中的国人，还无法透过笼罩在天空中的雾霾，看清楚这场变革的真相；这是一场大革命的来临？还是一次大崩溃的开始？   二、维稳——中共对人民发动的战争 ——战争！以维稳名义的一场战争正在中国进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为人类最大的掠夺战场和“巴士底狱”。   失望、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由于民众困窘的生活和权贵们骄奢淫逸的极大反差，已使国人的忍耐达致极限。人民对现实的普遍不满，甚至打破了“六四”后那种集体麻木的常态。近十多年来，遍及全国的民众抗争呈大幅度增长，各种社会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动辄即引发大规模的骚乱。统治者疯狂暴虐的镇压，和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使得形势更加严峻。如今帝国的维稳经费早已超过了军费开支——没有人去想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共正在进行着一场对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是多么悲哀的一个现实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为人类最大的掠夺战场和“巴士底狱”。这不是什么“深化改革”可以掩盖的，更无法用国情和制度差异来搪塞。所谓：“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是什么样的屠夫逻辑！居然号称文明的现代人也可以见怪不怪和装聋作哑，中国人的命就这么卑贱吗？“六四枪响、变偷为抢”——贪婪的屠夫们，踏着天安门的血迹，终于发动了一场圈钱、圈地、圈山河的世纪掠夺！这是一场耗时已久、规模巨大的战争！这也是一场人类文明良知所不能容忍的战争！由于独裁者掌握着庞大的国家机器，人民在这场完全不对等的抗争中牺牲巨大。透过这场战争中血与泪的掠夺和杀戮，人们已不难从这场以“稳定压倒一切”的战争中，看出所谓“中国梦”的荒诞、无耻和血腥了；人们也终于在每年20万起的“群体事件”中，感觉到了地火奔腾的汹涌、和火山爆发前隐隐出现的各种征兆。 这种腾腾不息地、蠢蠢欲动地、隐含杀气的巨大历史转折，并非在一天之内忽然形成，而是一个沉默地、渐进地、越来越快的过程，是一种由不起眼的量变到耀眼喷发的质变过程。除了在中共强力维稳中被镇压的“刁民”和“暴民”之外，那些在帝国表面歌舞升平的统治下，看似没有政治企图只想发财的顺民、草民、屁民们；那些吃着皇粮靠着体制谋生的公务员、国企职工们；以及那些手里玩着各式新型智能手机、穿着时尚、追求享乐的云云大众，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虽然贫富有别，阶级各异，但几乎所有人都对现今政权丧失了最后的期待。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从地方各省市到中央机构内的大多数官员，也早就对这艘“红色帝国泰坦尼克号”丧失了信心，在转移了资产和家人后，狡猾地以“裸官”的精明，捞取着帝国的“最后一桶金”。帝国在火山口上取暖的那份麻木，随着习上位之后的“权力倾轧”和欲学太祖毛皇的“一统天下”，已开始摇动起来。习氏新贵集团利用反贪名义的频频整肃，使得党国既有的权力关系和分赃规则开始紊乱。这些已饱尝权力甜头和资本乐趣的各级官员们，骨子里都对这个妄图效仿毛泽东，却又根本扶不起的红卫兵“阿斗”心存贰意和憎恨。他们怀着某种夹杂着忧虑的幸灾乐祸，和居心叵测的恶意，心情复杂地观望、等待、甚至是企盼着“那个时刻”的到来。 自从这场以“稳定压倒一切”的战争发动以来，打破了红朝太祖毛皇驾崩之后，人民对“改革开放”的期盼。邓二世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小心翼翼；以“向钱看”、“不争论”为策略的愚民手段；和以“韬光养晦”对外的负屈忍辱，都在这场战争中回归到了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这场战争，揭开了“改革开放”旗号背后的血腥掠夺，和“挂羊头卖狗肉”、“打左灯向右转”的权贵资本主义狰狞面目，这个“红色帝国”终于还原了其独裁者的本质。 “六四”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是宣告这场以“稳定压倒一切”战争的开始，同时也宣告了国人对民主向往希望的破灭，如今这场战争已进行了二十五年，在“国在山河破”的末日狂欢中，屠夫们用战争中掠夺的财富开始了红色帝国的全球扩张。<div> </div><div>三、马克思预言失灵——全世界资本家联合了起来 六四镇压之后，在江泽民“反和平演变”高压维稳的政策下，中共统治每况愈下。加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苏联、东欧剧变的国际压力，中共被迫开始了历史拐弯，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再次向西方世界打开了大门。   国际资本集团灵敏的嗅觉，立刻闻出了其中的奥秘。于是乎，各国列强很快停止了“六四”后对中国的制裁，跨国公司争先恐后，一手持先进技术，一手揽“WTO”，视中国如待宰之肉，纷纷前来投资办厂。此时，已撕开“姓资姓社”遮羞布，贪欲大发的党国官员们，与这些穿西装的资本家相互勾结，持“深化改革、开放搞活”为招牌，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理由，在瓜分国有资产和掠夺民间财富的过程中，巧取豪夺，如鱼得水。   邓小平聪明地告诫党国的官员们，不要以“天朝”上国自居，要“韬光养晦”，以羁縻友邦的姿态，送钱圈地、招商引资、推出优惠政策，大家共同发财。并用开放股市房市和高额购买金融债券的方法，哄着这些在文明时代开口讲自由，闭口讲民主的“现代蛮夷”们，结成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在邓氏“新洋务运动”的门户洞开下，自由世界对此兴奋无比，陆续地让党国领袖们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以示褒扬，一时间，可谓“风光无限”。   让共产鼻祖马克思跌破眼镜的是——全世界无产者未能联合起来，全世界资本家倒是率先联合了起来。而且是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传人——红色资本家们联合了起来。   在红色帝国的“新洋务运动”中，全世界的资本家们心领神会：与一个大流氓打交道，总比和一百个小流氓打交道容易的多，更何况是一个腐败到骨子里的独裁政权。对于国际资本和西方国家的利益而言：自由、人权、民主固然重要——不过那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在西方人的潜意识中，面对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东方帝国，“黄祸”才是真正的威胁，意识形态已不重要。于是，在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国际资本财团与中共权贵集团（红色资本）通力合作，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就打造出来一个光怪陆离的中国。   马克思悲哀的是：在他死了100多年之后，他的徒孙们居然欺祖灭宗，和全世界资本家们结成了统一战线。但多少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对“资本”血腥本质的判断，却再次被深刻地证明：在中国权钱勾结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只要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的预言虽然已失灵了几次（如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总算在中共权贵身上验证了一回“资本的血腥面目”，看来左派们还不至于会太失望。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真实现状吧！   虽然今天的中国和毛时代相比，算是过上了“好日子”，对大多数人来说，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似乎已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尽管“弱势一族”依然存在，但在沿海城市的观感中，却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高铁和悬浮列车，俨然是一个发达国家的模样。中产阶级们已享有私人汽车、高档住宅、出国旅游和时尚名牌消费的生活方式。那些权钱结合的“先富一族”们更是过着天堂般的日子，享受着呼风唤雨的新贵荣耀和特权阶层的奢靡生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做起了“中国梦”，这些人不光指的是官员、商人、明星、大款，即使是寻常百姓家中也冒出了不少耀眼的人物，如芙蓉凤姐，还有旭日阳刚……   然而，在“好日子”的背后，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繁荣”，是靠着“吃祖宗饭”、“喝百姓血”和“断子孙路”得来的。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与“好日子”相伴的是血汗工厂、黑砖窑、血煤、癌症村、富士康18跳、强占土地和强制拆迁，以及权贵资本操纵下的泡沫楼市、泡沫股市、物价飞涨，更不用说“三鹿氰胺”了。如今中国人连吃什么都要提心吊胆，假酒、假药、毒大米、毒奶粉、猪肉、蔬菜、瓜果样样有毒。这些年来，新生儿畸形病例不断飘升，怪病、流行病（莎斯）层出不穷。与“好日子”相伴的还有：三无农民、城市盲流、失学儿童、房奴、性奴、童奴、蚁民、月光族（无住房者）、讨薪族（拿不到工钱者）和成千上万走投无路的访民和冤民们（官方则称之为刁民）。普通的中国人则被“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压得抬不起头来。以及承受着城管、工商、税务、警察、黑社会的欺压和敲诈。如今的中国，一切向钱看、向权看，甚至连社会安全最后的防线——司法也已腐烂到家，平民百姓投诉无门，上天无路、入地成灰（死了连墓地，甚至是骨灰盒也买不起）。   而昔时明媚的河流山川，在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中，早已面目全非。“中国模式”所造成的资源透支、环境灾难，使中华大地在酸雨毒气、污水干旱、沙尘雾霾和病毒瘟疫的肆虐摧残下，迅速地迈向了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可怕国度……   如今的中国，由于官场巨大的贪污腐败和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加上每年20万起的群体事件和民族地区的动乱，以及和周边地区国家因资源、主权所引发的国际冲突，使得党国要员们头痛欲裂。可屋漏偏遭连阴雨，在强行追逐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下，就业风险、金融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风险越积越多；经济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危机迫在眉睫。在危机和风险的相互交织下，帝国实际上已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了，稍有不慎，便会翻身落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新的发展模式——“重庆模式”，半路上杀了出来了。   让我们将视线拉回到2009年，中国即将发生一场政治大地震的前3年，地处西南的重庆，一个与邓小平“走资本主义道路”大相庭径的“社会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它的名字叫“唱红打黑”。以“五个重庆”、“公平正义”和“分好蛋糕”为标志的“均富”发展模式——即“重庆模式”，正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帝国的政治生态和经济领域中，赫然出现了两条道路的选择——即新崛起的“重庆模式”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开始挑战所谓的“广东模式”——“邓小平模式”。中国社会公开地暴露出两种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对抗，社会上也迅速地形成了以“左”、“右”来划分的不同的阵营，彼此之间展开了激烈地舆论争战。   撇开政治人物在其中的权力图谋，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地重大社会矛盾，在历史走到了转折点上的必然反映。“重庆模式”的推出，对这个红色帝国来说，是一种重大的“社会改良”举措（虽然只是在重庆，但影响是全国范围的），不亚于邓小平当年的“拨乱反正”，中国的改革似乎又要面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拐弯。当国内外正用一种惊讶、怀疑、恐惧、担心、认同、欣赏等矛盾的目光，观望着这些既令人兴奋，又令人不安的社会变化时，官方暧昧的姿态更加剧了民间认知的混乱，没有人会料到这是一场大变革即将拉开帷幕之前的序曲。   “重庆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的，它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不会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而消失。本质上，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即将总爆发的一个前奏，尽管“重庆模式”具有太多的戏剧性成分，以“唱红”为象征抬出了毛泽东当偶像，以“打黑”为手段严重侵犯人权。“重庆模式”在大范围解决了民生难题背后，不难和薄熙来的政治野心挂起钩来。但透过事态的表象，在深层次中，从薄熙来事件爆发之后民众的反映来看，却隐含了人民对公平正义社会的渴望，和对当今中国权贵寡头们的强烈不满；以及对这个专制政权的深深绝望。民意反响中，许多人同情薄熙来实际上是痛恨这个政权。左派们抬出毛泽东，只是人们打鬼借助的“钟馗”，没有一个人真的相信，他们是想回到毛的时代，薄熙来只是利用了这一点（虽然没有成功）。骨子里，红色帝国的新掌权者们内心清楚，欲保红色江山，只能走薄熙来的路，只是这个腐烂到根子上的政权已经走不回去了。此路不通之后，中国又将向何处去？清醒地观察家们却已看到：社会矛盾的火山口——更坏的还未到来！ 亚里士多德曾精辟地指出：社会动乱“都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鲁迅也说过：曾经阔绰的要复古，正在阔绰的要维持现状，尚未阔绰的则要革命。其实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两千年前孔夫子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这也清晰地印证了一个简朴的道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靠着“吃祖宗饭”、“喝百姓血”和“断子孙路”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让不到10%的人占有80%以上社会财富的“中国模式”终将完结。让少数权贵获利，全体国民来买单的“改革”见鬼去吧！有道是，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太平在民乐，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危在民怨！当帝国的权贵们喝着“带血的GDP”，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时，请不要忘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当汹涌的地火奔腾而出时，你们欠下人民的这笔血债迟早是要还的！   四、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奥林匹克”的诅咒   尽管习近平上台后，为中国划了“两个一百年”的大圈，为“中国梦”作了注解。国际社会中，也是一片鼓噪“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声浪。那么，就让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地用“第三只眼睛”——中外学者们的眼睛来看一看，这个红色帝国是真得会崛起？还是即将要走向崩溃？   2009年，在时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AS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的眼中，中国的京城以及“吸人眼球”的重庆，不仅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和不安，反而处处显示着欢快、悠闲，充满了机遇和希望。（注：此人有一大堆头衔，如：《泰晤士报》、《独立报》、《BBC》等英国媒体的专栏作家、编辑、节目主持人，因此甚受中共的追捧。）   为此，这位仁兄专门写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并在该书扉页的题记上，以充满诗意的热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万物升腾、兴衰更替，旧的列车正在慢慢驶出历史的轨道。这是一个经济、社会不断改写历史的国度，这是一片文化、思想繁盛的沃土，这是一个响彻寰宇的新模式厚积薄发的时代。”   “一切都在变得可能，世界发出了一声惊呼——当中国统治世界……” 在中共建政64周年前夕，英国的《金融时报》却在9月20日发表长篇评论，提出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还能在中国存活多久？文章并披露，即使在中共中央党校，这些党校教授都可以没有禁忌的讨论中共政权的崩溃，而不用害怕受到报复。   “当它崩溃的时候，我们计划怎么办？”   《金融时报》报道说，在北京西部，中共的顶级间谍学校和颐和园之间藏着一个地方，这里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可以公开辩论共产党的灭亡而不用害怕受到报复的地方。但是这块枝繁叶茂的地方不是美国资助的自由智库之家，也不是地下异议人士的密室，它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校园。是这个专制政权培养领导精英的学院。   中央党校建立于1933年，目的是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去的校长包括毛泽东本人，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了跟上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近年的课程做了根本上的修订。虽然学生们仍然学习资本论和邓小平理论，但是他们也被教授经济学、法律、宗教、军事和西方政治思想。中高级共产党干部不但阅读反腐败文件，还要上歌剧欣赏和外交礼仪课程。   一个更加显著的变化是它的新角色，在这里，没有什么是讨论的禁忌。一个要求不具名的党校教授说：“我刚刚跟一大群非常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官员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他们问我，你认为共产党将掌权多长时间？以及当它崩溃的时候，我们计划怎么办？老实说，这是中国每个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恐怕很难回答。”   事实上，自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和苏联解体之后，这是一个常年的问题。自从中共十年前向资本家敞开大门之后，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已被形容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会。   中共具备了所有灭亡的因素   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中共将挑战苏联（69年）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71年）的执政寿命。现代化理论认为，专制主义制度往往随着收入增加而民主化，制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加速这个过程，并且在长期快速增长之后的经济放缓，将使得这种转变更加可能。严重恶化的不平等加上高度腐败可以增添变革的动力。   所有这些因素现在存在于中国。一些政治理论家，包括一些中央党校内的人，认为中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很特殊，席卷阿拉伯的专制主义崩溃浪潮不会抵达中国的海岸。但是其他人，包括有影响的中国知识份子，杰出的西方汉学家，甚至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高级共产党官员，相信如今是共产主义时代的最后日子，共产党将被冲走，如果它不很快启动严肃的政治改革的话。   学者观点的转变：中共类似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垂死之日   着有“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的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他相信中国将遵循大多数其他国家的道路，可能通过逐渐自由化最终获得民主。但是如果这个没有发生，他说阿拉伯之春式的人民起义也有可能。   但批评者认为，共产党在应对其人民要求方面，花样不断翻新的过程比传统的专制主义制度更加灵敏。直到几年前，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项目主任David Shambaugh还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支持者。但是现在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并且相信，共产党处于下滑的状态，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王朝垂死的日子。   这些迹象包括一个空洞的、社会不相信的国家意识形态，极度的腐败，无法向公众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和普遍的公众不安全感和挫折感。其它迹象包括日益增加的社会和民族动荡，高层派系斗争，课重税并且所得大多数流入官员腰包，严重的和恶化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没有可靠的法治。   David Shambaugh说，人们对这个制度的信心有多么微弱的一个强大的指标是，中国富裕精英层在海外资产、海外银行账户和在西方大学学习的子女数目。   “这些个人已经准备好一声令下就起锚，一旦政治制度终结。但是他们将仍然留在中国，为了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攫取最后一分人民币。”他说。“他们的对冲行为真实地揭示了中国今天脆弱的稳定。”   《金融时报》采访了专门研究苏联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沈志华说，中共主席江泽民曾召集一些学者讨论苏联的倒台。认为是“戈尔巴乔夫背叛了革命。”江泽民告诉这群人，并要求他们认定这是导致苏联垮台的具体因素。习近平也曾经说，苏联崩溃的是因为：苏共中“尽无一人是男儿？”。   《金融时报》报导说，从大多数角度来衡量，共产主义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大多数财富集中在一个小的、政治上彼此关联的精英层手中。如果目前的经济放缓，演变成一个经济危机或触发广泛的失业，大多数分析家相信，政府将很快面临某种民众起义。84岁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经济改革的成功，但是大问题是，这种期待现在非常高。”   茅于轼预测，由于一个巨大的坏账积累和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在未来一到三年中国将面临 “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但是他认为这可能反过来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化。“我认为金融危机可能实际上对中国有好处，因为它可能迫使政府实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茅于轼说，“这是最好的情形，但是最坏的情况是一个暴力起义，跟随以长期的动荡和经济下滑，就像我们在埃及看到的那样。”   林培瑞则说。“目前的中国制度肯定将在某个时点崩溃——它可能是数月、数年或数十年，但是当它崩溃的时候，每个人都将说，当然，它注定要发生。”   奥林匹克诅咒   《金融时报》最后的提示是：有一个可爱的历史巧合是，没有一个专制政权，除了墨西哥，在主办现代奥运会之后能够继续维持十年。想一想1936年的柏林，1980年的莫斯科，1984年的萨拉热窝，和1988年的汉城。现在距离中共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五年。   在经过30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中国的增长模式开始呈强弩之末。许多党内外的人担心，通过试图使用老的镇压工具来压制越来越大的公众不满，新的政府可能有一天醒来时发现街头布满民众。</div><div> </div><div>五、革命往往是专制政权逼出来的   自辛亥革命以来，百年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视角，纵观历史的经验来看待当下的中国，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革命或是崩溃，其实并非是我们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必然选择。在中共“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中，中国确实闪现过许多机会，甚至包括一个最大的机会——实行宪政，走向民主。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成功，在统治阶级让度出部分公民权力，实行法治的前提下，有极大可能会软化国内大众改朝换代的决心，说不定可以驱散革命的风潮，挽狂澜于既倒。当政者如果能够抓住机会，中共政权或许能像台湾威权社会的和平转型那样，在这个东亚最大的国家中，保持住其实质上的历史连续性——转向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 然而，究竟是帝国的运气太坏？还是一个专制王朝必然的宿命？中国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没有出现奇迹。毛死后，邓小平登上了红朝权力的顶峰，中共政权开始了寡头执掌朝纲的时代。垂帘听政的邓二世，不仅仅是帝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还是红朝权力中枢真正的决策人物。在这位“总设计师”的阴影下，中共看似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不过是新时代的“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而已。红朝一时“船未坚、炮未利，不得不求助于“黑猫、白猫、港猫、台猫、洋猫”的资本主义，毛时代的“马列主义原教旨”皆成电光泡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未能让共产党人踌躇满志几天，即以饿死了几千万人而告终。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挫折，使得红朝上下对“共产主义”饱满的希望，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起沉入了冰冷的海水。   文革后，红朝内忧外患交剧的情势下，倘若中共当局陡然一变，上下同心，痛定思痛，朝着人类普世价值转向，或许能使这艘老旧的巨轮安全靠岸，更有可能驶入当今世界文明的港湾。可惜的是，在中共高层内部，没人能抓住这个曾经出现的历史机遇。帝国寡头们，虽然把“改革开放”，当做拯救中共这艘“红色巨轮”的救命稻草。但他们大多数人只是为了救党保权，不得不暂时地“韬光养晦”。红朝上上下下的官吏们，虽然个个高唱改革，其实是真戏假作，愚弄人民。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了贪污索贿、权钱交易、损公肥私和内外勾结，迅速地拉开了红朝制度性腐败的大幕。因此，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中共当局未能激使自身变成有效力的民主和法治化的政府，将老大帝国一蹴成为和平转型的“宪政国家”。结果，中共高层在他们觉得做出了非常痛苦的“让步”时候，却让中国人民心中对此充满了失望和愤懑。 其实，在不改变这样一个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党内改革派们再多的努力，也注定是徒劳的。曾几何时，胡耀邦、赵紫阳等维新派人士积极主张：党政分家，将国家导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一直强烈呼吁政治改革（党政=党国，分开=党是党，国是国，因此，触动了党国的根本利益）。但变法维新，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谈何容易！胡耀邦、赵紫阳，徒有党国第一把手的虚名，实质上只是粉饰帝国门面的维新大臣，仅凭救党、救国的“新思维”，就想与老迈而阴奸的邓小平和“八老干政”较劲，并未铤而走险之际，胜负已判。   如果人们能够洞察这个政权的本质，就知道“六四”大屠杀是注定要发生的，因为镇压是一个独裁政权必然的选择。“六四”大屠杀宣告了红朝中那些有良知的政治人物，在一个专制中国实行政治改良的失败。历史悲哀地划下了一个百年的轮回，只是当年的“戊戌变法”杀的是变法维新的“六君子”，而一百年后，屠杀的却是祖国明天的希望——那些真心热爱中国的青年。黄昏中，赵紫阳广场洒泪挥别“我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同学们，未来是你们……”的画面已成历史定格，留下的只是改革者末路的无奈与凄凉。天安门学子们热血喷流的汩汩声中，坦克和机枪奏响的轰鸣曲，象征了中国人追求民主希望的破灭，和预示了中国未来血色殷虹的命运。   眼看“六四”就到了第二十五年，“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的稳定”的屠夫咒语也早已过期。遥看中国，真实的景观迎面扑来。党争与权斗，民怨与维稳，镇压与反抗，掠夺与民生，发展与出路，革命与改良，变革与希望，无不交织着国人对现实社会的愤懑，对百年宪政梦想的追求与期盼。诺大的一个中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早已像一座岩浆汹涌、欲待喷发的火山。而统治者坐在火山口上取暖的那份麻木，和中南海对时局演变的失控与慌乱，概不预示着一场即将改变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来临。   虽然中国面临大变革来临的巨大压力，但中共这个政权会主动变革吗？如果不管天变，地变，民变，官变，中共就是不变。人们又该如何抉择呢？历史告诉我们，未来不外乎是两条路，中共主动改革或迎来革命。而笔者认为：变革，相对于改革或者革命来说，本应该是中国一个更恰当的选择。顾名思义，革即除旧，变即创新。光改不行，改需要来自统治者的自觉。所谓改革，无庸讳言，就是挥刀自宫，真正的改革者要有为苍生念，为国家计的治世品质，更要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而今日中共寡头要员中，哪一个有此之心，有此之志？今日中国之改革，实在是比革命还要难！而变就不同了，变是指社会内部外部自发的变化，特别是整个社会压力的释放。是由不得当权者的。革命，则是被逼到了极端，顾名思义，是和人命联系在一块，要流血的。自古只有“逼上梁山”，没有谁吃饱了饭就造反的，革命从来就是被逼出来的。故聪明如温家宝者，说出了实话，保名乎？保命乎！此公已经看到，大变革的来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因果、形势使然。不论它以什么样地面目出现，以和平的方式，还是流血的代价，这将完全取决于中共自身的选择，和因果法则的历史规律。   但历史的悲哀在于，中共是注定要被历史埋葬的，中国人也注定了：要么成为一个独裁政权的殉葬品，要么在革命的浪潮中迎来一个“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未来。在改革已死，民生维艰，官权暴虐，民怨沸腾的当下中国，人心浮动，社会动荡，有志之士，纷纷思起，革命的思潮隐隐涌现。近几年来，国内各大学府中的精英们蔓及各地，举办讲座，开辟论坛，针砭时弊，宣讲革命。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者们纷纷深入城乡，协助市民和农民维权。在每年近二十万起的群体事件中，处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当官方为了维稳，拼命压制和封锁消息之时，这些活跃的人权义工，却将事件的真相透过互联网，发往全国，传遍世界。此情此景，恰似辛亥革命之前，国情民心的百年轮回。在当局堵塞了所有的民意合法申述的管道，拒绝了所有要求变革的社会愿望时，这些遍及全国的民间抗争，实际上已成为革命来临的前奏。革命思潮，自然如野火一样迅速蔓延，这不是人为可以止息的，当局的压迫只会使人民革命的意愿越来越强！   日前，已有国内的革命志士发出了“北伐”呐喊：   余等将集众民之力，北上伐贼！蓝天不见，碧水不见，人心不见！ 食有毒，穿有毒，住不实！民之后代何能存矣！ 今高举国父旗帜：民主、民权、民生！北上伐贼！ 以吾等之热血，铸吾等后代之民生！ 北上！伐贼！   海外则有“革命党”遥相呼应，发出《民主革命檄文》：   檄文呼吁：“改革已死，革命当立，废除专制，再造共和！” 檄文指出：“当今中国“天怒人怨，天下苦共久矣。中共统治集团已成为中国境内各族被压迫人民之公敌。” 檄文号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左右，共担天下道义，并肩奋斗，救亡图存，在此宣誓吊民伐罪，共讨国贼。” 檄文宣告：“民主革命的洪流，一旦发动，必将以冲天之势，雷霆万钧之力，荡涤一切反自由、反民主、反人类之污泥浊水，创建自由、民主、法治和均富的新社会。” 这表明，海内、海外正在汇聚着一股革命的风潮，而且会越来越快的蔓延开来…… 当年，满清王公载泽面对革命思潮时曾哀叹：“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一语道破了革命发生的原因。   如今，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一文中也指出：“革命的每一步骤，都包含着百年的历史积怨和愤懑，革命群众没有退缩，而政府却没有根本对策，最后只能是全盘崩溃”。他还说：“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这是惨痛经验的总结。”   胡德平的讲话意在警示中共：“今天掌权不等于永远掌权。”而中共的新任常委王岐山，也特别向党内的高级官员们，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其用意不说自明。对此，人们不难发现：革命的危机意识，和预感革命来临的社会心态，已成为体制内外的共同话语。王岐山是想提醒中共吸取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教训，防范革命的发生。而胡德平明着是警告当局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实际是警告当局如不改革就会有“大革命”再发生。   不过帝国寡头们，特别是新君习近平，仍虚火十足的以“三个自信”给自己壮胆，以“中国梦”维持着党国在“火山口上烤火”的那份麻木。却不知坐待和拒绝变革，等来的只有革命。虽然中共的御用政治裱糊匠和油漆工们为帝国拼命涂抹新的油彩，但在残阳如血的红朝统治下，中国人已不再甘于忍受奴役了。就在中南海新贵们磨刀霍霍、呲牙咧嘴的对人民“亮剑”之际，人们已不难想到，一旦革命的枪声脆然响起，60多年的血色党旗，必将在亿万国人的唾弃之中应声而落…… 历史的吊诡是：其实，革命并不是革命家们所变的戏法，说声“革命啦”即会从天而降。而独裁者们愚蠢的是，对历史的经验视而不见，以为只要严酷镇压，革命就不会发生。但古今中外人类的历史表明：革命恰恰是统治者们逼出来的。而这种被逼迫出来的革命，没有人可以预见它的发生方式，也没有人可以预见它的动荡规模。   历史的悲剧是：革命目标，原本是可以用不流血的、深刻的宪政改革来实现的。在所谓“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中共领导人的保守僵化，以及中共大家族权贵集团的贪婪和反动，加上新君习近平的脑残和顽固，必将使得短跑的革命快速地追上改革的步伐。 历史的局限是：所有政治权力运作者，包括追求民主革命者，当然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预言家，无论他们的理念和信仰是多么的不可动摇，却都会有意无意地犯下错误。特别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如果顽固地抗拒历史潮流，犯下而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激起巨大的历史波澜，从而导致不可预见的后果。而革命往往是在历史的拐点处爆发，并在历史夹缝中繁衍出新的、让人战栗的枝杈。 让人无限叹惋的是，历史没有给中国一个平稳的变革机会，或者说机会曾经出现过，但当政者无视和拒绝了这种机会，而民间也无法驾驭这种机会。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从来都是被统治者逼出来的，革命之所以爆发，恰恰是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结果。   因为，一个社会的变革，它不只是来自于当权者们的主动作为。更多情况下，是来自于整个社会被压抑的巨大能量的爆发释放，就象核聚变反应一样，要想人为的控制，只能是统治者的痴人梦想。在改革已死的今天，中国的这场变革必然会导向革命，而这场新的民主革命，将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革，所有的革命，所有的造反，均不相同。因为，这场革命是中国人百年共和之路最后的临门一脚，在国人的心中，这一革命的目标已经确立，那就是再造共和，建立永远避免为权力和生存而撕杀的宪政民主国家。让社会公正，让人心安定，让江山无恙，让子孙安康，这将会是一次开中国万世之太平的革命。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