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align="center"> </div><div align="center">（一）制度的笼子</div>     我给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的公开信及附文后，20天过去，这个案子仍在原地踏步。但是有事情三件可以告予关心此案的朋友们：     一. 5月6日上午十点廿六分，我的律师夏楠给接受本案起诉状的谷法官电话，询问是否有了立案的决定。夏律师对谷法官说：如果你们就是立不了案，请给出不立案的决定书，我去找上级法院。谷法官回答：理解你的意思，会向上级汇报。不容夏律师再开口即挂断了电话。     二. 5月7日夏楠律师将刊于5月份《争鸣》的我的致三中院的公开信和附文影印件打印出寄给谷法官。我于北京时间5月19日早晨8点45分电话谷法官，电话无人接听，我留言，告知会再给他电话。9点15分再打，还是无人接听。9点55分再打，谷法官接听了电话，我通报姓名。谷法官说：看到了夏律师寄来的公开信和文章，您所写的与事实有些不符。比如：我没有说过您状告海关我们必须受理，我说的是您起诉海关属于三中院管辖范围。我也没有说7天之内应该答复您是否立案。不待我回应，立即又说：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争论这个，希望您再耐心等一下，我们还在研究。我说：您研究总要有个期限，不能就这么拖着，从我上次见您，又是一个多月了。如果不立案请告诉我，我好按法律规定向高院起诉。谷法官说：是这样，您这个案子情况比较复杂，我们确实需要时间研究。我说：好吧，我会再打电话询问。谷法官说：您不必打了，有了结果会告诉夏律师。我说：那您要是没有结果呢？就不打电话给夏律师了？就老这么拖着，总得有个期限吧？谷法官说：请您理解，一旦有了决定，我们会立即通知夏律师的。我说：好吧。那我就再等您们继续研究。     三. 5月9日，首都机场海关以盖有海关公章的传真方式，回复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京分社记者就“李南央状告海关案”进行采访的请求:“你社采访函已收到，对于首都机场海关对李南央携带违禁印刷品入境一案的处理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机场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首关缉违字[2013]994号）已经明确，没有进一步情况接受参访，感谢对海关工作的支持。”     也就是说，首都机场海关坚持认定《李锐口述往事》及另七册书刊为“违禁印刷品”，予以没收为正确裁决，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说的。而我对海关的处罚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尽管距离2014年1月14日——这一法定的（不管谷法官说没说过，《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了7天之限）、三中院必须回复我是否立案的日子已经过去125天，谷法官还是让“再耐心等一下”。     我致三中院的公开信和附文在《争鸣》刊出后，大陆有自己博客或微博网页的朋友发现，李锐和李南央是敏感词，有这两个词的公开信和附文根本挂不上网。有的朋友采取了点小措施，将文章上载到自己的网页，可是第二天早晨再看，已经被网警删了。有的朋友以为微信发出去的应该没有问题，一查，也没了踪影。习近平总书记挂帅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尽显效率和威风。     不过，我的状告海关扣书案现在是小事一桩了，这个月初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五君子”事件。徐友渔、浦志强、郝建、胡石根、刘荻因5月3日参加在郝建家开的 “2014•六四纪念研讨会”而被先后刑事拘留。从网上消息看，两位与浦志强相熟的媒体人士吴薇（前《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和辛健（日本经济新闻社驻重庆的中国籍新闻助理）被刑拘，浦志强代理律师之一的屈振红律师也被刑事拘留，正在营救“五君子”的律师是否还会有人进去呢？     记得父亲李锐秦城牢狱八年，1975年5月31日被释放回原劳改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继续过着半监禁的日子时，为自己自制了一幅挽联：“人间何处求公道，天下无人问是非。死不瞑目。”挽联写了三十九年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已经过世，第三代江泽民、第四代胡锦涛也已卸任，今天轮到第五代习近平掌权了，97岁的父亲依然健硕地活着，这幅挽联仍在待用！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以目前的情形看，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暂且不论这个局面有多么危险和荒诞，习近平放行《李锐口述历史》，习近平断然与第二代领导人“六•四”屠杀学生和平民的罪恶切割，对他只有百利而无一弊。为何不乐而为之呢？为什么非要跟自己父亲的老友李锐这么过不去?为什么非要跟本无干系的、党的第二代领导犯下的罪行捆绑到一起呢？     有位一心安度晚年，无心政治的老朋友写给我这样一段话：     “关于这场官司，看来是场持久战，这是国家现状决定的。……随着国门的打开，现代世界的影响，网络的发展，人们可以与政府打官司，可以在网络上表达不同的政治见解了，许多像我一样受压抑的人们精神解放了，中国进步了。      但是，政权的实质没有根本变化，一党执政。习近平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个进步，当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导致贪腐泛滥。‘关进笼子’，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但是，‘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本身是执政党下的制度，也就是‘关进笼子’的权力是防止地方的过大权力，个别人的过大权力，而提着笼子的人绝对是执政党，绝对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在国家政权、政府、司法之上。所以你的书被海关没收，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而在中国是会发生的。”     看后可谓醍醐灌顶。大陆网上曾经风靡过一篇“小布什‘笼子讲演’”，是一位国人的“代拟”，并不真是这位前任美国总统在哪里作过的讲演，这位牛仔总统作不出如此高深睿智的演说。这篇平民为总统杜撰的讲演中有一点比习近平提出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之说绝对高明。杜撰讲演的笼子（cage）前没有定语，笼子就是笼子，把当权者关进笼子内执政没商量。而习近平的笼子前有个定语“制度”，这个笼子便成了当权者编织的、提在自己手中为己所用的家伙什儿，被关进去的自然只会是那些违反了当权者制定的“制度”的平民和官僚的权力。我在上期《争鸣》刊出的公开信附文中说习近平的这句话跟毛泽东比“可谓进步长足”所显现出的觉悟，实在比我这位无心政治的老朋友低得太多。     习近平的地位不似胡耀邦和赵紫阳。胡赵虽然挂着党的总书记的头衔，实际上是邓小平手下的“管家”。他们在邓的影子里“干活儿”，深感一个人说了算的荒谬和对国家的危害，最后以思图改革、削弱了党的领导获罪邓而下台。习近平不同，江泽民不能对他颐指气使，胡锦涛没有恋战的欲望，他想干啥就干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是他“当今”的位置却来得有些不明不白——总书记不真是党员选的，国家主席更不是选民投出来的，他选择了坚持“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一说，以为如此，自己的第一把手位置便能够名正言顺。所以，李锐回顾自己追随共产党一生的经历和反思的文字，是绝对不可进入大陆的，因为书中叙述的历史事实会让读者看到：共产党其实从来就不伟大，行事很不光荣，且经常性地不正确。习近平在党和政府现有机构之外另设了几个机构，由自己一人统领，实际上将自己在国家安全、深化改革、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等方方面面制定的新制度凌驾于现有的宪法和法规之上，成为悬于公民和各级官员头顶的“制度的笼子”，谁不听我的话，就将谁关进这个笼子。“五君子”如是，薄熙来、周永康也不过如是。以为如此，“名正言顺”之后的“当今”位置便可坐稳。     如果还有人对习近平的以共产党中纪委的“双规”制度“拍苍蝇、打老虎”津津乐道，赞赏有加，以为他是在一步步地改革，是到了睁开眼睛看清事实的时候了。          朋友于2009年所拍中国最高法院大门。他的照片注释：中国最高法院门口的横幅上明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那哪是法院呀，是党的办事处。他们是无知呢，还是无耻呢，还是蛮横呢，还是三合一呢？那些“法官们”天天就走过这个横幅去上班。法制能指望他们吗？ <div align="center">（二）演戏还是庭辩？ </div> 2014年6月18日，刚要提笔起草第二篇跟进报道文章，收到夏楠律师的邮件，发来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通知书是那种统一格式，说收到了我的“诉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机场海关行政处罚一案的起诉材料，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我院予以受理。特此通知”（楷体为手写，其余为打字）落款日期二0一四年六月十八日。也就是说，我的“状告海关案”于6月18日在三中院正式立案。这一天，距三中院接受我起诉材料的日子——2014年1月7日整整162天，超过法定的7天答复期限155天。尽管如此，我和我的律师还是为跨出了这第一步而感到高兴。 三中院行政起诉庭接待人谷先生拖延立案答复的理由始终如一：“我们的领导还未作出决定。”很显然，现在领导终于有了决定。这155天令我和我的律师深感被所谓的人民法院玩于股掌的无奈，接待和接听我和我的律师电话的谷先生的日子也未必好过到哪里。每月一次会被当事人写进文章，在网络上传播，遭人鄙视，总不是件可资享受的事情。这个棘手的案子现在终于可以传到承办法官那儿去了，谷先生多半松了一口气吧？ 我的估计，三中院的领导终于作出“予以受理”的决定，一定是等到了“上面”对这个案子如何审理、如何判决的指令。接下来的事，承办法官只要按领导的既定方针演好庭审戏就可以了。因此，对于审判结果，我和我的律师不抱乐观态度。但这毕竟给了我和我的律师与被告——北京机场海关同台出场的机会。你演你的戏，我做我的庭辩，且看“法官”先生和海关法律代表的戏如何演: 允不允许媒体和普通大众旁听庭辩和审判，让不让我的律师在法庭上说完要说的话。 书刚刚被扣时，和后来在无望地等待三中院的立案与否的决定中，先后有一些朋友劝我找一找父亲的旧部或者在朝的关系，疏通海关，将书取回就算了。我曾经有过游移不定。但是在我的律师对海关的处罚通知提出行政复议后，不到两周，海关发出了连所扣书刊名都不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摆出一付“老子说的就是法”的蛮横嘴脸。此后，随着诉讼的原地踏步和时间的推移，我渐渐理清了思路：这次的扣书案，我必须坚定地穷尽法律程序而不追求结果——在这个案子的起诉过程中绝不去动用“上层资源”。那么多被扣过书的人，有多少人有“上层资源”可以利用？用“上层资源”，即使拿回书，又有什么意义？想到父亲李锐在他的《口述》中谈到我的爷爷李积芳，他和黄兴、宋教仁是好朋友，是第一批同盟会员，醉心于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实施宪政。我的父亲李锐追寻其父理想，青年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矢志不移而受尽磨难，晚年唯一忧心：“何时宪政大开张”？如今，我这李家第三代也已年过花甲，爷爷的宪政之梦在中国仍看不到实现的晨曦。如果我不甘心于这个现实，如果我愿意继续追寻爷爷和父亲的宪政之梦，我就不应该只是抱怨而无行动。有位朋友来信对我说：“公益诉讼很难打赢，据说在西方国家也是，因为对手往往是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可以左右法庭，在中国，这个利益集团常常又和政府有关联。特别是您这个具有政治内容的诉讼，直接碰触了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打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我很同意您所说，有时诉讼行动需要的是这个过程。公益诉讼的结果不以胜败论英雄，即便败诉，也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更多的朋友鼓励我：“坚持也是胜利！” 有件事很有趣，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对我说：你的爷爷根本不像中国人，倒是很像我们西方人。我的女儿怀孕后出现较严重贫血，一查，贫血的属性竟然是“地中海型”，一种欧洲人才会有的类型，而不是一般亚洲人的那类贫血。我姑姑曾经告诉我，我们老家湖南平江长寿街李姓家族的人，都是高鼻梁，深眼窝，躯干长，下肢短，脑袋大。典型的犹太人体型。据说犹太人无论分布在世界的哪一角落，都绝不改变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性，有自己的独立群体和互助。只有流入中国的一支被汉民族彻底同化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多么博大精深的文化，有过多么海纳百川的襟怀！何至于走到今日，居然连一位97岁的老人回忆自己一生经历的著作都不能相容呢？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消灭敌人的最高智慧是：化敌为友。坚决、彻底、毫不留情地消灭一切“敌人”，没有一个个人、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美国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她投入的以千亿计的资源和数千年轻的生命，历时两任总统的“反恐”战争，至今结果如何呢？美国人民自“911”后，对恐怖分子袭击的担忧减低了半分吗？ 我写过纪念李普伯伯的文章，追忆他生前对我说的那句振聋发聩之言：“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那是因为共产党一错再错，不思悔过，越错越大，比他们当年反对的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李普伯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要“打倒共产党”。我也曾经问过我的父亲：你不退党，还当共产党员，是不是因为你要靠党发给你的工资生活，要靠党给你的医疗待遇看病？父亲回答我： “不是，是因为留在党内还能够起点作用。”显然地，李锐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他所希望的是共产党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领导国家走上宪政的道路。我自己在公开的文章和私下与朋友的交谈中，明确表达的是：我所追求和努力的不是“打倒共产党”，只要共产党能够改变一党专制的作法，我拥护共产党执政。如果连李锐这样的、自己党内的民主派的一本回忆录都不能见容；如果连我这样温和、理性，从不参加和致力于什么运动的守法公民都不能兼容；共产党的第五代领导人还有朋友吗？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如今的情势已是如此复杂，靠了习主席一个人统领一连串的党、政机构之外的小组，连温和、理性如徐友渔，尊法、敬法如浦志强这样的人都要拘捕，化友为敌，这不是习主席的策略能不能成事儿的问题，而是如此下去，还能支撑多久呢？共产党亡了不要紧，若国家陷入混乱，如何得了! 毛泽东时代尚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这样的人站出来反对毛泽东的意见，党外还有章乃器、章伯钧和罗隆基这样的大右派，有所谓“反党”或“让共产党下台的野心”。邓小平时代还有赵紫阳不惜被囚禁至死，坚决反对动用军队对付学生和市民。自江泽民上台始，江、胡、习之权威远不如毛、邓，而在位当政的中共党内、党外众人之中，却再听不到黄钟大吕之声。共产党真是气数已尽！ 尽管如此，我还是期待着那个作出受理决定的“上面”有足够的智慧，不要把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办成又一场法庭戏，而是让承办法官不受干扰地、独立地公正断案；允许庭辩和审判向媒体开放、向关注此案的民众开放，让这个案子成为真正由法官审理、由审理人负责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下的、向尊重法制方向迈进的示范案例。以一人、一党的独断、专行是根本无法走出中国目前的困境的，只有倚仗法制的力量，倚仗媒体的力量，倚仗公民的理性，审理贪腐和一切违法的官员，走宪政之路治理国家，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