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主立宪制的界定及其短命性本质（上）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党主立宪制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虚位议会”制）政体的变种。作为独裁君主制与宪政民主制间的过渡状态，两者都具有本质的不稳定性和短命性。党主立宪制比二元君主制又多了至少三大严重不稳定因素：1）党主集团传承比君主血缘传承以及代议制民选的难度要大许多倍，前后任间的信任要薄弱许多倍，导致无休止的残酷权力斗争；2）君权神授的神话破产后，当权派内执政合法性缺失的党主贵族（少数）与实际操作社会管理职能的职业经理人（多数）之间难以调和的利益之争；3）党主制与立宪制存在无法调和的本质矛盾。其意识形态缺少起码的自洽性而无以服人，导致实践中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再加上党主制必然畏惧并打压社会监督，往往陷入用贪容贪，反贪杀贪，再用贪容贪的恶性循环。党主立宪制的不稳定性扎根于基因中，短命是必然的。出路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转型到民主代议制，为万世开太平。 【1】党主立宪制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虚位议会”制）的变种 党主立宪制这个名词虽早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由刘大生先生提出，其后有吴庸，章立凡，储建国等的讨论。但其界定相当含糊。其含义与本文所指有所不同。为行文简明，这里只做下列界定，而暂不讨论有关差异。 学界早有共识：君主立宪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又名有限君主制）分为两类，其一为虚君共和的“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君主只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基本不干政。这类国度现存较多，且表现出相当高的稳定性，如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另一类为虚位议会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常简称为二元君主制。 二元君主制特征是：君主立宪下，国家政权由君主和议会共同掌握，君主为国家权力中心，君主权力大于议会，各种主要法令都要经其签署，并且常有权委任首相和议员，某些国家还有君权神授色彩。在这种政体下，国家虽然制定了宪法、设立了议会，但君主仍然保持专制时代的权威，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于一身，是权力中心和最高的实际统治者。君主往往拥有全部执行权，政府对君主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 党主立宪制的基本构架与二元君主制非常相似，不过是以党主（个人或小集团）代替了血缘传承的君主。党主立宪制的主要特征是，党权大于民权，大于议会权，军队党派化而不是国家化，政府对党主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党主集立法、行政、司法、外交和军事大权于一身，是权力中心和最高的实际统治者。在此种政体下，宪法由党主钦定，是党主意志的反映。所谓党主权利受到宪法限制，只具有象征性意味。议会只是党主的咨询机构，甚至沦为橡皮图章。议会的所谓立法权只是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形式。党主不仅拥有否决议会立法的权力，而且还通过任命或指定议员控制议会。内阁或国务院不过是党主行使行政权的执行部门，首相或总理也由党主任命。 顺便说一下，与曾经广泛存在的绝对君主制不同，绝对党主制在实际政治制度中极为罕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时期和德国的纳粹党法西斯时期可以算是典型代表。但前者为时不到四年，后者大约十二年。 绝对党主制之所以罕见，根本原因在于－－政党本身就是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政治斗争过程中诞生的近代政治产物。因此，以政党形式追求独裁统治就存在着根本性的内在矛盾，实际是缘木求鱼。现代政党从十七世纪中叶一开始在英国产生，其起因就是君主制和共和制的政治原则分歧。十八世纪后半叶在法国产生，也同样是因为君主制和共和制之争。同期在美国产生则是因为关于宪法的争论分歧。再如，中共无论本质和表现都是以绝对党主制为其根本目标和宗旨。但是，只要还是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在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就必须打着民主的旗号。尽管是挂羊头卖狗肉，但民主的旗帜还不得不举在手里，民主的口号还不得不挂在嘴里，哪怕只是当作遮羞布。 众所周知的典型例证就是毛泽东对于宪法的态度。出于政治实用策略目的，抗日时期和日本投降之后毛泽东高举民主大旗，他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回答黄炎培寻找避免政权兴衰周期率办法时，他异常干脆地说：“我们找到了，民主”。 一旦夺取了政权，中共就迫不及待地想过河拆桥，走向绝对党主制乃至绝对君主制。朝鲜的金日成家族在这条路上走得最远。毛泽东没那么好命，一个儿子死了另一个疯了，私生子华国锋虽然被侥幸扶上台，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甚至根本不敢公开其血缘传承本质。要想像北朝鲜一样转向君主制的路已被堵死，只好退而求其次，力图搞绝对党主制。1955年中共政权的第一部宪法出来以后，毛泽东说宪法是制定出来了，执不执行还要看我们自己，国民党有宪法也被我们打跑了，如果为了执行宪法丢政权我们就是大傻瓜。所以说，党主制与立宪制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这也正是迄今为止中国为什么有宪法却无宪政的根本原因。 但是，民主的外衣一旦穿上，而且形成一种制度，且占据了民心制高点，可不是那么容易摆脱掉。哪怕是对于毛泽东这样的独裁狂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面说人话，掉头不认账；但白纸黑字在那里，制度框架在那里，要找到政治机会彻底摧毁宪法，人大，也仍然极为困难！弄不好就当了袁世凯！在其追求绝对党主制的同时，仍不能完全抛弃宪政外衣。说到底，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因此，除了“占山为王”时期，很少有连国会，“苏维埃”和“人大”都没有的绝对党主制国家级政府。据此，许多论者所谈的党主制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应界定为党主立宪制。 当然，在复杂残酷的现实政治中，有的独裁党主实际上就是独裁君主，甚至是反人类的暴君，例如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等。从这层意义上讲，称之为独裁君主制或绝对党主制是有理由的，毫无不妥。 但就政治学上的制度界定来说，只要那些独裁者还未能完全废除哪怕是作为橡皮图章而存在的议会或人大这类法理上的最高权力机构，笔者以为，在制度界定上还是称之为党主立宪制为妥。 【2】现实政治中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及其短命性表现 在欧洲近代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发展趋势，一是民族国家的发展和中央集权制的成立，二是相对自由民主的私有财产的确认。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方向同时进行过程中，公民社会和理性主义逐渐发展，接受政府以独立于营利事业原则外而执行社会管理职能。在较后才开始现代化的欧洲国家，为了扩张政府权力又同时吸纳社会上不同的思想的人士，一部分君主制国家在统一和独立的同时，编成了宪法成立议会，但和“虚君共和”相反，出于维护既得利益他们尽可能保持君主特权而试图选择“虚位议会”制度。 一般认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原型是16世纪末开始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成熟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当时拿破仑因战争需要而称帝，但又希望能保持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成果之产物。这种制度在十九世纪中欧洲得到一定推广，如德国和意大利。并受到一些仍然保持前启蒙时代的君权神授信仰的非欧洲社会喜爱，例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巴列维王朝时代的伊朗，中国清朝末年慈禧太后临死前及此后的摄政王载沣搞的君主立宪变法和皇族内阁。 有史以来，施行过二元君主制的国家并不多，而且多半是短命的。早期的二元君主制国度如波兰立陶宛联邦，在气数未尽的绝对君主制与初生的宪政民主制之间尚有一线回旋余地，其间依次沦为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附庸，直至最后被瓜分。但无论如何，总算步履瞒珊地走过了二百余年历史。随着绝对君主制日渐衰落，宪政民主制日益蓬勃，后来的二元君主制国度越来越短命。如1804年的拿破仑帝国11年，1871年后的德意志帝国49年，1889年后的大日本帝国56年，1908年后的大清帝国3年，以及1905年后的俄罗斯帝国12年。目前仍保留二元君主制的国家只有泰国，摩洛哥，约旦等少数国家。现在的北朝鲜，也正在转化为二元君主制。 二元君主制之所以短命，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过渡状态。正如秦永敏指出的，国家的最高权力，永远是个人和团队极力争夺的对象。迄今为止，最稳定的国家权力更替形式只有两种，一种是帝制时代家天下的长子继承制，一种是定期普选的宪政民主制，其他制度都无法长治久安，而帝制时代家天下的长子继承制也经常失灵，这种情况下权力更替也动辄血流成河，民主制度下，因为有了宪政，争夺才文明化。历史地看，国家最高权力的更替形式，就是从帝制时代家天下的长子继承制，向定期普选的宪政民主制过渡的过程，其他国家最高权力的更替形式通通不过是这种过渡的表现。 二元君主制之所以产生，是当绝对君主制为历史所淘汰在其走下历史舞台时，还存在一些历史的惰性，力求保存旧制度家天下本质。而新制度的建设者们出于降低制度重构的成本，被迫做出某些妥协。但与虚君共和那种主要限于名誉和生活保障的妥协不同，虚位议会制里，用掉了不可能妥协的根本政治权力做筹码！这就成为了权责不明的制度，带来了严重后遗症，导致君权与议会权力无休止的斗争。不断的内斗严重削弱了其执政能力，往往沦为了第三方的武装革命或政变的牺牲品，而丧失政权。如战时的日本和意大利或后来的伊朗等。所以现在仍然保持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较少，通常只是限于某些中东君主制国家，如卡塔尔、阿联酋等。近来泰国也沦为二元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总之，二元君主制与生俱来的基因缺陷和过渡阶段本质决定了其必然短命的宿命。 【3】现实政治中的党主立宪制国度 前苏联以及前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均为典型的党主立宪制国度。经过40－70年发展演变，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已脱离党主立宪制走向代议制民主共和政体。现存的党主立宪制国家只有新加坡，古巴，朝鲜，中国和越南。但新加坡有公开竞选的反对党，且近年来有向真正的代议制共和國转化的苗头。至于朝鲜，由于其坚持血缘传承，已逐步退回到二元君主立宪制或君主独裁制。另外在越南，党主立宪制已经摇摇欲坠，但接踵而来的是什么，尚未可知。 当代中国是最典型的党主立宪制国度。其人大政协都不是公民选举而来，也不能代表公民整体意志。所谓“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极端狂热的情况下，党主的一句话，就顶一万句，全国人民就得“传达不过夜，落实不漏人”，谁有异议，就“打到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千只脚，一万只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其政治实践与暴君的绝对君主独裁制毫无二致。至于党权大于民权，大于议会，军队党派化，是人皆知，不必再述。习近平政权随然口头接受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概念，但并未真正接受把党权关进宪政笼子里的政治伦理，仍然在维护权贵资本集团之党大于法的既得利益。在习近平所谓的改革元年里，或更准确地说，在千呼万唤未出来的习氏变法里，人们很难指望中共现政权会着手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不过，尽管绝大部分时间里，宪法只是一纸空文，人大政协只是橡皮图章。但至少在法律的白纸黑字层面，宪法还在那里，人大还在那里。刘少奇被非法打到时，他唯一能做的还是手握宪法抗议毛泽东对他的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尽管这种抗议在独裁强权面前毫无直接政治效果，但间接政治效果还是有的，即：没有人能否认，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违反了他自己主持制定的宪法，名不正，言不顺。刘少奇尽管作恶多端而且是力倡毛泽东个人迷信绝对党主的始作俑者，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在法律层面占据了一定道理。 事实上，只要制度型式还在，随着局势发展，迟早会有政治力量试图利用这种制度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这就是制度的力量，也是本人将刘大生先生所划分的“党主制”和“党主立宪制”合并为党主立宪制的主要理由。 例如：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前，5月下旬，赵紫阳为抵制军队戒严，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事件移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为此赵紫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电请在国外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回国。温家宝并未执行命令，而是按照党大于法的 “规矩”，将电报提交政治局常委会否决，从而为延缓万里回国和调集军队戒严起了关键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赵紫阳就是企图用议会对党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约束。当然，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由于老一代政治强人的存在，议会只是橡皮图章，在压倒性的绝对力量面前，他的这种努力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求无愧我心罢了。虽然按政治斗争结果而言做的是无用功，但从制度和法律含义上讲，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合法斗争，占有着程序正义的高地。 又如：1992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的举动，便被广泛质疑是党主集团江泽民、李鹏等人刻意要把三峡工程办成“铁案”，并动用橡皮图章，要人大为其背书。审议过程中，人大代表们普遍反映国务院提交议案中的可行与不可行理由严重不对称，并抱怨官方用种种手段干扰和影响人大代表的决策。1992年4月7日该议案终于进入表决程序，共有2633名人大代表参与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有25人。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三分之二左右（67%），是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尽管中国人大根本未经中国选民的授权，更代表不了中国公民的整体意志，但在现行体制下，它名义上还算是民意代表的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三峡工程的审议过程，反映出民权开始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党主的执政能力表示深刻质疑。只要人大还具有法律上的立法权，一有机会他们当然要向党主的立法权提出某种程度的挑战。 此后，在九龙治水的胡锦涛弱党主阶段，温家宝利用其控制行政权的总理身份多次发出与中常委正式决定不一致的声音，推崇普世价值，呼吁政治改革。而与此同时，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则以其人大委员长控制部分立法权的地位，在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大力强调反对普世价值，坚持“五不搞”：“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其效果就是党主内部的意见分歧利用二元制的权力架构渠道公开争议。 以上例证恰可表明，只要制度型式还在，随着局势发展，迟早会有政治力量试图利用这种制度推进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时，它们也表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下使用二元制的政体架构，其基因里深藏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不稳定的宿命。这也就是那些坚持一党独裁论者反复攻击宪政，高呼要“无法无天”的理由之一。 （下）【待续】 【4】党主立宪制的过渡性和短命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