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主立宪制的界定及其短命性本质（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党主立宪制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虚位议会”制）政体的变种。作为独裁君主制与宪政民主制间的过渡状态，两者都具有本质的不稳定性和短命性。党主立宪制比二元君主制又多了至少三大严重不稳定因素：1）党主集团传承比君主血缘传承以及代议制民选的难度要大许多倍，前后任间的信任要薄弱许多倍，导致无休止的残酷权力斗争；2）党主立宪制的意识形态系统缺乏起码的自洽性导致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社会裂变，失去民心，“只有屁股（利益立场）没有大脑（理性道德）”，不可能长治久安；3）党主立宪制必然导致纵容腐败－选择性反腐的恶性循环。事实证明：贪腐问题的根源不在官二代：而是党主立宪制度和红一代！党主立宪制的不稳定性扎根于基因中，短命是必然的。出路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转型到民主代议制，为万世开太平。 （上）【1】党主立宪制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虚位议会”制）的变种       【2】现实政治中的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及其短命性表现 <div>      【3】现实政治中的党主立宪制国度</div><div> </div>（下）【4】党主立宪制的过渡性和短命性本质 <div>二元君主立宪制具有两个天然的短命基因，其一，“虚位议会”制本身就是逆历史潮流对抗代议制民主的最后一道堤防，是皇权专制末世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过渡状态不可能长期存在。其二是政体架构权责不明，政出多门，导致内讧不断，极大地削弱其执政能力。故除早期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外，绝大部分二元君主制国家活不过60年。</div><div> </div>党主立宪制也具有上述两个天然的短命基因，同样是皇权专制末世的社会现象，同样是权责不明，政出多门。同时，近现代的政治历史告诉我们，与二元君主立宪制相比，党主立宪制又多了至少三重严重不稳定因素。 一）传承难产，动荡不休；老人干政，政出多门。 党主传承不像君主传承那样是完全的血缘传承；优先序列较清楚，多为先王指定争议相对较小。党主传承又不像代议制，不是民选授权，而是小集团内纵横俾阖，勾心斗角，暗箱操作。因此，党主的选择传承是个大麻烦，常常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局和许多偶然因素。 每次传承都轻则危机四伏，摇摇欲坠，例如斯大林到马林科夫到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重则风刀霜剑，纯属宫廷政变，例如胡耀邦到赵紫阳到江泽民；甚至于血雨腥风，引起社会大动荡，例如毛泽东到刘少奇到林彪到华国锋。每到传承交接班时，权力核心，外围官员乃至全国百姓都被卷进去选择站队，一朝天子一朝臣，站错了队就是家破人亡，祸及子孙，人亡政息。在君主制下，明君如康熙，尚可故意在传承前明贬暗保一批官员，以保护国士，避免其站队风险。但这只是治标，无法治本。而党主立宪制下，连这种治标的办法也不可行。不是党主派，便是反党集团。全靠官员们自谋生路，或冒险站队，或避风头求自保。 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为例，一次又一次地选，甚至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结果一次又一次地废和杀。他与刘少奇，还有相当部分是治国方针的矛盾，好歹能拿到桌面上来，忽悠群众；到了林彪，就得完全靠阴谋诡计，直到武装政变和相互暗杀；最后徒呼奈何，不得不回到隐形的血缘传承，起用其私生子一个压不住阵脚的华国锋。以毛泽东的老谋深算，早就反复强调“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怎么会搞成这样？根本问题在于：在党主立宪制度下，因为害怕秋后算账而不能民主选拔，任人唯贤；又不能明目张胆血缘传承，任人唯亲。结果只能是一团糟！ 这其中，林彪913事件给全中国人的思想冲击是最大的！头几天还是写入党章的法定接班人，天天都要全国人民祝他“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战功卓著的付统帅，毛泽东最好的学生，战友和几十年的追随者，转眼间成了被迫叛党叛国，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死敌！文化革命到底在干什么？你们中共中央到底在干什么？当时，笔者在坦克十三师部队农场学生连劳动，从师长政委到场长，战士，学生都被打蒙了，从根本上动摇了对这个制度和这个党的迷信。 到后来，571工程纪要发下来，其对毛泽东的批判是震聋发聩的，对毛泽东本人的形象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不管动机如何，这在客观上起到了揭开了文革内幕的启蒙作用，其潜在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见维基百科中文版）从此以后，毛泽东和伟光正的中共走下了神坛，党主立宪制的独裁专制本质渐渐为大众认清。   这一点，体制内的人们也不是完全看不见。例如，陈毅的儿子陈小鲁认为，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要来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共产党里面有专制的东西，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这个错误。他说，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体制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见：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103194544.html ） 随之而来的麻烦是，与二元君主制相比，缺少了血缘纽带的党主立宪制之前后任间的信任极为薄弱，导致老人干政，政出多门，政令不出中南海。每次交接班后，卸任党主必然想尽一切办法干政。这是政治声誉和肉体性命攸关的事，必然存在，无可奈何。胡锦涛的裸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化解一时一次；但不从党主立宪制这个制度上着手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太上皇，太太上皇不得不留一手，极力安插亲信。而新任党主为了立德立威，政令畅通，政权稳固，个人历史地位及身家性命，也不得不尽快夺得党政军大权。这就必然导致前后任之间矛盾多多，冲突不断，内耗极大。近年来的这类事情是人皆知，不必赘述。 要之，由于党主立宪制的几乎每一次传承都是难产，官场动荡，社会动荡；勾心斗角，杯葛不断，朝令夕改，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其生命力，向大众暴露了其执政合法性和传承机制存在根本性问题。这种扎根于制度中的病态基因，必然导致巨大的离心力，最终因残酷掠杀民众严重丧失民心而短命。 二）党主立宪制的意识形态系统缺乏起码的自洽性导致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社会裂变，失去民心，“只有屁股（利益立场）没有大脑（理性道德）”，不可能长治久安 本文上篇已经提到：政党本身就是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政治斗争过程中诞生的近代政治产物。因此，以政党形式追求独裁统治本来就是缘木求鱼。换言之，一党独大的党主制与立宪制存在无法调和的本质矛盾，这既是坚持独裁的极左派疯狂反对宪政的理由，也是党主立宪制的意识形态系统缺乏起码自洽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自洽性，俗称自圆其说，指理论系统内不存在悖论（既真又假的命题）。如绝对几何学加上第五公设就成为欧氏几何，或者加上第五公设的反命题就成为非欧几何，但决不能同时加上第五公设和反第五公设，那就失去了自洽性，逻辑推理无法进行，系统无法成立。 二元君主制的意识形态虽然本质上是谬论无法适应商业社会经济基础，但形式逻辑上尚能自圆其说，具有基本的自洽性；又夹带源远流长的君主制余威，故追随者仍多。党主立宪制则没有二元君主制那么好命。他们根本拿不出任何能够自圆其说也能够忽悠百姓的意识形态架构！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中国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沦丧，戾气充斥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共近几十年的“理论”发展，正是党主立宪制意识形态破产的典型例证。 正如体制内学者刘大生早于1989年指出的：中共现有的意识形态是“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一党制为前提的。如果真正严格依照现行宪法和法律办事，就意味着可以实行多党制。因为宪法规定了结社自由的原则（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公民由此可以自由组织政党；又因为选举法规定了各政党可以独立地推荐各级人大代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二十六条），由此各党就可以自由竞选。因此，改善党的领导意味着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又意味着可以实行多党制。实行多党制又意味着削弱共产党的领导，而削弱党的领导又违反了改善党的领导的初衷。这是一个严重的悖论。” 再看看这几十年来，中共提出的各项理论框架。 邓小平明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破产，又找不到理论办法来自圆其说，于是先来个白猫黑猫论，采取实用主义办法解决具体问题再说。后来，在实施经济体制改革，转向商业社会市场经济过程中，又招到左派右派两面夹攻，无以反驳，邓小平就干脆高悬免战牌来个“不争论”。继而搞个四项基本原则，讲不通理论就不讲理论了，只讲政治立场。事实上，四项原则中，自邓以来的党主集团早已抛弃了三条虽为谬论但略有理论含义的条款。他们自己心知肚明，全地球的人也看得清。党主们真正坚持的只有一条：坚持中共一党专政。而这一条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只有一党之私的顽固立场！这就是只有屁股没有大脑！没有大脑的屁股能长久坐江山？ 以党主的立场而论，邓小平的这一套虽然理论上无新意，纯属霸道，但作为过渡阶段的实用主义尚可支撑一时。至于江泽民发明并写入中国宪法的三个代表理论，则与马列毛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完全背道而驰，倒是与累遭中共批判的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全民党异曲同工。如果江是对的，马列毛就是错的；反之亦然。这就构成了典型的悖论，完全无法自圆其说！笔者认为，三个代表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中共不得不打着“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的旗号之同时，赶紧阉割掉马列毛的灵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万恶的资本主义”，不然无法配合实施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实践！从政治上说，这应该看作是个进步，毕竟抛弃了一些谬论，从逻辑上暗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破产！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认为三个代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无产阶级政党向精英执政党进行转型”（见于维基百科中文版）。问题在于，为了维护党主立宪制的既得利益，为了强调其执政来源的正当性合法性，他们不能，不敢，也不愿离弃这个已经破产的系统，还在马列毛理论中打转，到处补窟窿！这样，从理论系统而言，它完全失去了起码的自洽性，宣告了系统破产！而三个代表之说则成为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一小片半透明遮羞布！ 最后，也是最荒谬的“三个自信”–据传由流氓文人衣俊卿炮制（求证伪），得党主首肯并写入了中共十八大报告。首先，这已经不是意识形态系统，只是几条政治口号，也就是只有屁股没有大脑。其次，这是从三个代表的倒退，不过是为了维护党主立宪制和既得利益的无耻狡辩。如笔者在拙文“习氏变法水月镜花？难产夭折？”（见：http://www.rosechina.net/home/sfss/2014-08-26/2537.html ）中指出的：三个自信纯属自欺欺人，更以此堵死进入深水区从制度上进行改革的仅有航道！如果说，道路自信还勉强能列出几条似是而非争议不断的理由（如水分多多不可持续的GDP，断子绝孙式地牺牲环境加上掠夺民众民企换来的巨大财政规模等）；那么，理论自信，则一派臆语，有几个党员官员真信这一套？连自己也说不服，何况说服人！至于制度自信则更是无耻谎言。从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以降直至基层，弥漫着的贪渎腐败，难道不是从绝对权力的党本位官本位制度来？如果制度那么自信，为什么维稳经费会超过军费？为什么群体抗争日益频繁，达每年数万起？为什么中国民间始终酝酿着强烈的不满情绪？为什么贫富极度分化，特权腐败猖獗，阶层严重固化，执政暴力化，堪比黑社会？如果制度那么自信，为什么基尼系数会高达0.7而不得不惊呼“赶快收拾人心”，不然“亡党亡国”？ 综上所述，自称为宇宙终极真理却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不是神经错乱的话，就只能是为了利益而蓄意欺骗。拿这一套来忽悠官员百姓，根本行不通。由此造成的利益至上，信仰真空，为社会道德沦丧，崇拜欺诈，贪腐横行，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卖官鬻爵，和戾气弥漫打开了潘朵拉盒子。不难想见，依靠一套连自欺欺人也做不到的思想架构有可能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制度吗？ 中共的理论混乱，是所有党主立宪制国度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其他国家情况非常类似。读者可以浏览一下前苏联，现北朝鲜，越南等就不难得出结论：所有党主立宪制国家的意识形态系统都缺乏起码的自洽性导致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社会裂变，这就又种下了一个必然短命的基因。 三）党主立宪制必然导致纵容腐败－选择性反腐的恶性循环 君主立宪制中，君主的个人及家族利益通常得到较好保障，而且得以世代传承。很少见到君主带头鼓励贪腐的实例。 党主毕竟不是君主，未必有这种明定的世袭优待而要另行设法。为了维护一党独大的特权，党主们不仅要垄断和传承政治权力，也要垄断和传承经济权力。与此同时，理论破产，信仰缺失，制度腐朽，害怕舆论监督，执政合法性缺失。那么，专制政党还能靠什么维系政权呢？ 因此，这种基于一党之私的执政思路就必然走向纵容腐败及选择性反腐的恶性循环，必然走向纯粹靠利益和暴力维系一党专制的道路，即：暴力维稳，贪腐治国。 事实很清楚：贪腐问题的根源不在官二代：而是党主立宪制度和红一代！谓于不信，先请看党主集团核心们的自白： 据太子党代表人物孔丹泄露的“正如陈云同志所言，‘权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后代手中比较放心。’其实，陈云同志还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后代也要注意控制社会财富的命脉。’现在，有些‘红二代’也运用权力关系获得了财富，不过，这批财富掌握在‘红二代’手里，是稳固政权的力量。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见：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news/news.aspx?ID=N000040260 ） 如果说，陈云还有一层假公济私，公私兼顾的遮羞布，邓小平则更露骨地要把公产化为私产： “根据公开发表的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主张政府可以动用国库，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邓小平说：‘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企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与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使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來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香港信报》评论说，这就等于向高干子弟大开绿灯，放手让他们去敛财，让他们去瓜分已经变成共产党“私产”的所谓“国有资产”。 （见：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few-red-princeings-targeted-in-anti-corruption-campagin-20140910/2444657.html ） 正因为有了党主核心集团放手让红二代敛财的基本方针，才有了近三十年来无孔不入的贪腐狂潮。 作为基础研究，最好是有系统的数据资料供分析探讨。但问题是：（1）由于“中国特色”，中国官方的数据根本不可得！（2）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编制的世界各国贪污感知指数（CPI，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主要供商誉统计参考，也能大体比较不同社会制度下贪腐的严重程度。但，（i）由于这项指数来源于商务人士感知中的抽样调查，它只是一个“商业人士感知”指数，只能部分地反映商业贿赂情况。它难以挖掘和量化深层次的贪腐，如卖官鬻爵，权色交易，权钱交易，团伙犯罪等种种猫腻。对于“中国特色”的贪腐，这个指数不够用。（ii）由于该指数历史尚浅，早期数据不完整，只能供参考。尽管如此，该指数至少能告诉我们：党主立宪制国家在商业领域里的贪腐远比宪政民主制国家严重。（见：维基百科中文版，英文版） 既然现有资料多为具体个案，系统资料不可得，不得已求其次，这里只能根据相关政策，媒体反映的部分资料，重点解剖最关键的影响全局的实例，以中国为党主立宪制的典型做定性描叙。 1）大面积贪腐从党主邓小平家红二代开始 有了党主核心人物们的“创意”，红二代邓朴方邓质方立即带头实践。据世界日报，上世纪80至90年代，邓氏家族无论大小太子或公主、驸马，无不响应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成为中共最富裕的家族。长子邓朴方，1980年代初建立康华实业公司，是1989年学生激烈反对的「官倒」矛头、「六四」导火线之一，其后康华遭整顿，他却安然无事；长女邓林的丈夫吴建常，长期把持着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在香港拥总资产保守估计达数十亿港元的上市公司股权；三女儿邓榕的丈夫贺平，透过解放军军方的保利集团，从事军火交易、煤矿、房地产，生意做到全世界。次子邓质方（邓卓棣的父亲）则伙同北京首钢老大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嘉诚等，在香港搞了上市公司首长四方集团，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近十个城市大肆交易土地使用权，据称当年积累150亿美元的财富，占国家外汇近四分之一。 其后，周北方腐败案发，被判囚监禁，罪状包括动用首钢5000万美元，有消息指其实是为邓质方在澳门赌博填坑。香港「苹果日报」指邓质方一夜之间输掉1亿9000万元人民币，被「澳门王」之子、当年还未成为澳门特首的何厚铧连续「宴请」三天，直到周北方把钱打入法国后转往澳门的户头，邓质方才得以脱身回京。因涉周案被「双规」的邓质方，据称因其母找到江泽民寻死觅活旋即释放。（见：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3/05/201305050632.shtml#.VBWpT_k-Adg ） 2）下一代党主江泽民更肆无忌惮地把贪腐推向全党全军全国，成为治国方针！ 江泽民之前，中共无论“保皇派”或“造反派“，“保守派”或“改革派”，都有其政治纲领为标准。有邓家带头，上梁不正下梁歪，江泽民之后中共进入了无理念无底线时代，而江泽民建立权力基础的过程，更是在中共树起了一套新的权力模式，那就是放手腐败，共谋权力和利益。 据境内媒体报道，中共党史专家阮铭说“江泽民时代是中共最腐败的时期”。江泽民当政时，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三大家族被称为中共“三个代表”家族，它们带头贪腐、淫乱，并以纵容中共官员们贪腐来换取中共太子党及特权阶层的政治支持。（见：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news/ausdaily/20130612/03294633194.html ） 据海外媒体，党主江泽民号召“闷声发大财”，其长子江绵恒涉嫌严重贪腐，号称“中国第一贪”。（见：http://www.epochtimes.com/gb/13/6/1/n3884230.htm%E2%80%9C%E4%B8%AD%E5%9B%BD%E7%AC%AC%E4%B8%80%E8%B4%AA%E2%80%9D%E6%B1%9F%E7%BB%B5%E6%81%92%E8%B4%AA%E8%85%90%E5%86%85%E5%B9%95.html?p=all ） 据财经杂志披露，正统红二代，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子曾伟“收购”山东第一大企业鲁能集团，侵吞国有资产达700亿之多！2010年4月24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曾伟和妻子蒋梅，在2007-2008年，移民澳大利亚后，花费3240万澳币买下位于悉尼Point Piper区的豪宅Craig-y-Mor，该笔交易是澳大利亚房地产交易史上第三昂贵的豪宅交易。同时，这笔交易发生在鲁能产权转移案被曝光之后的2008年前后，外界称其有避祸出走嫌疑。（见：维基百科中文版，“曾伟”词条） 3）“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正是由于邓小平，陈云的倡导，江泽民的“贪腐治国”既定国策，各级党政军部门，国企乃至半官方的事业机构蜂拥而上，不仅是实施贪腐，更进一步黑社会化，形成大规模团伙作案，带坏了整个社会风气，腐蚀着全中国！ 周永康，徐才厚的团伙作案早已尽人皆知，不必赘述。最近，又揭露出央企高管集體出手一起分錢的重大丑闻： “央企腐敗案件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即多是‘共同犯罪’。由《法制日報》指導完成的《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顯示，國企犯罪高管平均每人貪腐3380萬元，光明集團前董事長馮永明一個人就貪了7.9億元。在共同犯罪問題上，根據調查期間的統計結果，至少有79例共同犯罪，也就是說，國企腐敗案近60%是窩案，涉及人數1266位。慾望有多大，手就伸得有多長。央企高管集體出手，共進共退，一起分錢，已經是央企腐敗案件的重要特徵。 2011年11月底，最早由地產輔業和4S渠道拓展而不斷爆出權力尋租弊案的一汽集團，開始置身於國家審計署的審計暴風眼。2012年6月1日，國家審計署向外界詳細披露了一汽集團數年財務收支審計所發現的具體問題。 2013年4月專案組的主要調查方向，鎖定在一汽大眾的違規問題，以及一汽集團房地產資金的去向上…此外，貪官們也常利用海外投資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將資金轉移境外。央企的高級主管還常利用海外投資的機會，使用以轉移企業資產高進低出或應收賬款方式將企業掏空，接著銷毀證據，漂白身分，或者是在國外採購時，透過黑箱作業取得巨額回扣後，直接轉入貪官或是子女在海外留學時開設銀行帳戶或不動產。” （见：http://www.mingjingnews.com/MIB/magazine/news.aspx?ID=M000001637 ） 至于铁道部门，四川省，山西省等的超大型集团犯罪，相关报道汗牛充栋，不必赘述。 由此可见，党主立宪制下，党主核心集团就是贪腐的总根子！与其赖官二代：更应该揭露红一代和党主制度！ 据报道，“2013年10月，在北京，为庆祝中共建国日而举办的太子党聚会上，胡木英透露，日前她与习近平作过一次近一个小时的谈话；谈话中她表达的思想要点如下： 1. 江泽民对于腐败极力纵容，甚至怂恿；胡锦涛对腐败闭目塞听，默许放纵。以致今天腐败已经发展到万民怨恨的程度。如果没有力挽狂澜的措施，“亡党、亡国”就不仅仅是一个警告，而会变成现实。 2….我们‘红二代’对红色政权的感情才最真挚，最深刻；我们‘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继承人。 3. 那些被叫作‘官二代’的家伙，多得像蝗虫，拼命啃食我们的‘红色政权’。就是他们不负政治责任的腐败搞得民怨沸腾。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退一步，就是前苏联命运那样的万丈深渊。甚至比前苏联还惨。‘红二代’必须形成一个共识，即要高举反腐败的大旗，进行清党，对败家子官员要大开杀戒。只有这样才能舒缓民怨，才能避免‘亡党、亡国’。” 胡木英，叶向真，周秉德，徐小岩，孔丹等红二代不得不承认，在中共执政下，贪官多得像蝗虫，搞得民怨沸腾，党国面临万丈深渊。但他们故意无视邓小平，陈云的政策导向，邓氏家族开贪腐之先河，江泽民曾庆红家族不择手段“发大财”的事实，为了掩盖党主和制度的罪责而抓替罪羊把贪腐根源全赖在官二代头上，这就明显是舍车马保将帅。尤其是胡木英，装作不知道自己有个身为红二代贪腐急先锋的亲哥哥胡石英，早在1980年就因咋骗罪被判刑一年半，还要侈谈什么家训，高举反腐败的大旗。令人啼笑皆非！（见维基百科中文版，胡石英词条） 红二代与管家之中，哪一方的贪腐更甚，并无确切数据。一般推测，由于管家人数众多，以贪腐官员的总数而言，他们当然占了多数。但就贪腐的根源来说，毫无疑问出于一党独大的专制制度和党主核心的国策导向。 4）党主立宪制条件下反腐的局限性和选择性 在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运动中，由于“红二代”是习近平的权力基础，48名副省部或以上级别官员应声落马，但当中无论官阶大小，甚至位高如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及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都是平民出身，迄今还没“红二代”涉贪受查。唯一以贪腐定罪的薄熙来，其实不过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这样的反腐无论多么声势浩大，只要不敢触及其制度根源，不敢追究红一代红二代，就有选择性反腐的嫌疑；就有假反贪之名行权斗之实的嫌疑；就可能继续陷于用贪反贪的恶性循环。如舆论界所指出的：習近平的反腐決心再大，大不過胡耀邦倒台的教訓；習近平反腐的真正掣肘，是他絕不想觸動的一黨專制。如此這般，習近平反腐當然走不遠！ 去年下半年，据港媒报导（求证伪），“中共江派常委张德江、张高丽提出《关于强化廉政建设制度化，特赦在限定时间内自首的经济领域违纪、违法公职人员的建议》特别提议案。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审议后表决中只有张德江、张高丽赞成。报导称，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内部提出“特免”、“特赦”动议案的张德江、张高丽等人的意见和根据是：腐败违纪、违法的情况远比所想像、所掌握的要严峻、复杂、恶化；党内外对反腐败工作及进展普遍产生畏难、悲观情绪。” （见：http://cn.epochtimes.com/gb/14/9/14/n4248622.htm ） 身为中常委的二张敢于提出这样的建议案，绝对有庞大势力的支持，绝对会有维稳（即维护党主立宪制的专制统治）的“高尚”借口。据此不难想见，一旦气候合适，为了维护现政权，贪腐治国的方针完全可能卷土重来！ 【结语】 由于党主立宪制有以上至少五个癌症基因，其短命性是与生俱来的宿命！ 怎么办？只有两条路：一是抛弃谬论，放弃党主立宪制，实行根本性政改，走向宪政民主，为万世开太平；二是坚持谬论，坚持党主立宪制，而绝对权力必然需要腐败来维系，这就只能走向贪腐治国，众叛亲离，民心丧尽，最终亡党！ 习近平称今年为改革元年，口头上表达了一些推行政治改革的愿望，但反对声浪也极高，如李克强所说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得多！笔者以为，一方面，听其言观其行，当局具体会怎么做，要等到中共四中全会后才能看出端倪。另一方面，习近平等的执政来源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断然放弃党主立宪制，他们能做的最多也不过是“习氏变法”。对此，拙文“习氏变法呼之欲出？”和“习氏变法水月镜花？”已有初步讨论，愿与各方共同探讨。（见：http://www.rosechina.net/home/sfss/2014-08-26/2537.html  和 http://www.rosechina.net/home/sfss/2014-08-12/2175.html ） （2014年8-9月，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