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存档：2015年1 月

陳佐洱的極左講話，相信已經成為梁振英政府青年與教育政策的指導思想。施政報告的其中一項青年政策，是透過非政府組織派錢給青年創業。這項既籠絡非政府組織又收買青年人的策略是否奏效，仍然未知，因為創業有極大風險，會有蝕盡身家的危機，派錢創業，隨時好心做壞事。

泛民提出諮詢是浪費時間，是否真正代表民意還可以推敲，但他們聲言的抵制，真能做得到？如果他們真的堅決抵制，應該從今天起，宣布拒絕回答記者提出有關政制改革的任何問題，拒絕出席任何可能討論跟政制改革有關的任何場合，不要嘴上說抵制，然後遮遮掩掩的不嫁又嫁，假裝聲討然後繼續爭取曝光機會，為區議會選舉做鋪墊。

從內地官民的言文以至肢體語言的表現，中國是「可與共患而難與處安」（范蠡對越王勾踐的評語，這衍化為今人所說的「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的成語）的強國，那從回歸初期內地官商來港取經至今天一副高高在上睥睨眾生，寫在臉上騎在港人頭上，多麼生動？另一方面，以內地的經濟制度，無論港商北上內地或在港做生意，只要有一定規模，很難避免不與官方搭上這樣那樣的關係，但從歷屆政府上台後的做法，當權者莫不「依法」在廉政藉口下清除貪官（排擠異己？），必有一批與落馬官員有直接間接關係的公私企業成為陪葬品，港商很易捲入這種因政治而起可能賠上財產甚至人身自由的商業危機中，這種風險是旨在牟利營生者所盡力避免的。正因為有這種種不可測的「行為」風險，港商藉直接或間接遷冊與政治保持安全距離的保障股東利益，不是正確的做法嗎？那些因為資產困於香港的公司而無法藉遷冊轉移財富的公司，則會以派高息變相落實分階段撤資！